“过密化”背景下华北小农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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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密化”背景下华北小农的行动逻辑

陈辉 文章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

摘要：本文首先以《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为主要背景资料，分析了华北小农棉花种植行为中的行动取向。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了黄宗智综合三种研究小农传统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自己小农行动逻辑分析的模型。

　　关键词：过密化；实体经济学；行动逻辑；经济理性

　　笔者在阅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的过程中，除了对华北农业“过密化”的理论重点理解消化外，还特别关注了在农业过密化的背景下华北小农的行动逻辑。所谓小农的行动逻辑，就是要考察小农在经济生活中的是如何行动的。下文首先以《华北》为背景资料，解读华北小农棉花种植行为的行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了黄宗智综合三种研究小农传统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自己的农民行动逻辑的考察模型。
　　一、从棉花种植说起
　　与粮食作物相比，棉花具有更高的收益，这就使一些小农为了追求收益而种植经济作物。下面就以棉花种植为例，试图在种植行为的分析中，阐释不同阶层小农的行动逻辑以及隐藏在行动逻辑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在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交代三个背景知识：（1）棉花种植需要较多的肥料和较多的劳动力投入。（2）棉花的生长对水利的要求比较高，既不能缺水，又不能经受水涝，所以不能在低地种植。（3）黄氏对农村阶层的划分大致采取了共产党在土改时期划分成分的标准，将华北农村分为四个阶层：经营地主，家庭式农场主，贫民和雇农。
　　20世纪初，受本土及世界市场的需求影响，棉花的单位面积收入要高于高梁的两倍。对于这种“有利可图”的生产选择，不同阶层的小农所给予的态度是不同的。
　　经营地主可以划出大片优质土地用于种植棉花，指望在秋季丰收时获得丰利，可以继续置办田地，稳固自己实力。家庭式农场主虽然也有对“暴利”的渴望，却不能向前者那样大胆，反而多了几分小心。因为如果遭遇天灾人祸而造成损失，自己就无法正常满足全家大量相对剩余劳动力的生计。但是由于家里有较多的人口，所以也有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土地的冲动，通过精耕细作，祈求丰收。所以说，家庭式农场主具有两面性。贫农的处境与家庭式农场主有些类似，即渴望通过一次棉花丰收而改变自己拮据的处境，又怕一次失利而血本无归，难以翻身。大多数贫农都采取了混种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在失去一茬棉花而滑入经济阶梯的底端，混种是一种安全策略，体现了小农自己“保命”的智慧。但部分小农也存有赌博的心态，将自己的土地全部用来种植棉花，以求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赌博心态”的背后隐藏的是小农家庭劳力过剩和处境悲惨的社会事实。
　　细读《华北》就可以品出，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着华北小农的棉花种植行为。
　　（一）殖民体系的确立使棉花的价格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即使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地区也间接的受到了世界经济的影响。这就在天灾人祸之外又增加了一些风险，打乱了农民的预期。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也被无形的拉入了市场浪潮中，偶尔没入水中，偶尔露出脑袋，命运处于动荡飘摇之中。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理性的小农就变成了斯科特笔下的道义小农，谋求安全第一的生活状态。就连经营地主也难逃这一法则。以董天望为例，其用一半的土地种植棉花，其余种植粮食作物，用于自己一家和4个长工的消费。为了抵御风险，实行了自给自足的办法，一只脚站在自然经济的河流中，谋求安全，另一只脚踩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谋求利润，其两面性特点鲜明。
　　（二）人口压力是影响小农生存逻辑的又一关键变量。
　　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种植棉花和种植高梁的收益几乎相等。因为棉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其他成本投入。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每人所占有的耕地面积从明初的15亩下降到了4亩。[1]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单位面积的收益，人们当然愿意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以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力资源，用不足的土地养活全家老小。
　　种植棉花的确提高了农民维持生计的能力，但是人口压力从另一个方面也影响着小农的命运。“一个家庭可以在一代由家庭式农作上升到经营式农作，但是只需要一次分家给两个以上的儿子，就会有再次回降为一个家庭式农场”[2]所以，经营农场主很难连续数代维持富农地位，境况的衰落的原因大多是“分家”。土地规模的减小意味着生产能力的降低，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在商品经济和人口压力下，其再次处于下降的漩涡中，难以抽身一跳。就这样，人口增长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分家制度而妨碍大规模农场的形成。小农再这种双重作用下，日益分化，一部分雇佣劳力的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一部分分化成出卖劳动力的贫农和雇农。[3]
　　（三）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同样对小农的分化起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家庭手工业使经济作物如棉花的大量种植成为可能，刺激了农业的商品化，也加快了小农的分化。另一方面部分少地的农民可以再耕作的闲暇时间从事手工生产，提供额外的收入，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从这个角度说，手工业商品化也缓冲了小农分化的历史进程。
　　（四）“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影响。
　　20世纪初的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社会后果是国家政权呈现出了“内卷化”的特征。国家政权渗入乡村的社会过程并没有生成国家权力对社会底层的超强控制和广泛动员，反而伴随着赢利型经济的泛滥。出于战争的需要和政治体制利益膨胀的后果，赢利经济拼命的提取乡土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国家政权成为了除人口压力外，蚕食小农家庭剩余的体制性力量。相反，国家却没有为乡村提供水利、社会安全的公共服务，使华北小农处于天灾人祸的威胁之中。
　　生态环境、人口压力，农业商品化、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和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共同影响着小农的命运。从农业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在这五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华北农村经济处于一个“过密化”的社会过程。“过密化”不断的生产出和再生产出分化的小农，农村同时处于一个小农分化的社会过程。除雇农外的每个阶层都存在着向上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向下流动的力量远远小于向下的拉力。对于佃农来说，一次天灾人祸就可以使自己失去来年租种土地的能力，而无奈的成为长工中的一员。总的说来，小农分化体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小农阶层内部的不稳定性，或称之为小农地位的流动性。
　　二、理性与道义：小农分化背后的争论
　　黄氏在《华北》开篇就梳理了学界研究小农的三种传统，分别为来自波拉尼的实体经济学视角、来自波普金的理性小农假设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剥削”的关注。
　　其中，波普金的理论思路来源于西奥多•舒尔茨对拉美小农的经验分析，认为农民经济行为背后充满了利润的算计，这一点不比资本主义企业家逊色。波拉尼则承袭了苏联蔡雅诺夫研究20世纪20年代俄国小农的理论传统。蔡雅诺夫作出资本主义利润计算方法在俄国家庭农场失灵的判断，指出小农的家庭式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波拉尼紧随其后，反对把功利主义的理性世界化，提倡用“实体经济学”取代波普金式的“形式经济学”，富于洞见的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是嵌于社会关系的，因而要把经济行为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分析。[4]
　　斯科特应用了波拉尼的观点，描述了处于村庄共同体与家庭共同张力之间的道义小农，并不厌其烦的阐述农民行为背后的道德意涵，从而引申出了农民关于社会权利、义务以及正义观念的“自我阐释”。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在小农与地主的阶级关系中去理解其处境，揭示出小农受剥削的一面，将剥削认定为一种社会事实来作为分析的起点，这就与斯科特的思想相区别。
　　黄氏在梳理研究小农的三种传统后指出：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要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一个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的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不同侧面。[5]黄氏采取了一种综合的策略，试图平息因为范式不同而引发的中国小农研究长时间的争论及其背后隐藏的悖论现象和认识危机。
　　本文认为，黄宗智在《华北》开篇中所提出的超越研究小农的三种学术传统的学术目标并没有很好的达成。理由有二：
　　其一，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本文认为黄宗智所列举的三种研究小农的传统并不在同一个层次，或者说，他们不能放在同一个层次进行评价。实体经济学强调的是在社会关系中分析经济行为，将经济行为放在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做社会制度过程式的分析。虽然斯科特研究中加入了了社会关系维度的分析，他同波普金和舒尔茨的理论应属于同一层次，都是对社会关系中农民经济行为取向问题的考察，只不过他更好的利用了波拉尼的方法罢了。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现象的分析，则是一个更为偏向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命题，与将农民作为经济行为中的主体并考察其行动取向的目标来说关联意义不大。从《华北》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第三种视角只是轻描淡写，对小农的行为取向分析则毫不吝惜笔墨。他一直提醒我们不能对小农的行为取向作简单化的理解，要关注小农所处的社会经济过程，具体分析。从这个角度说，黄的作品隐含着对小农取向的判断。是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还是二者的变体？《华北》一书也该隐含着由来已久的“斯科特―波普金问题”的回答，即对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之间争论的回应。
　　其二，笔者认为，黄宗智在《华北》中的分析并没有超越“实体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也不是将其所梳理的三种传统进行综合，而是恰恰采用了“实体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分析范式，对中国华北的乡村和小农作了经验的分析。用黄自己的话来说，“在一个由自然环境、人口和社会政治制度组成的连锁体系中追寻本区农业发展不充分的根源”。[6]这一点，从上文农民棉花种植行为的分析中也可清晰看到。黄虽然回避承认自己是个实体经济主义者，却正是利用了这个方法，深入中国华北乡村政治、文化、生态以及社会关系中，阐释了华北农村农业内卷化、社会分化和小农半无产化的社会历史进程。
　　如此说来，黄宗智解决的不是小农研究的范式选择或综合，而是走了波拉尼的学术路径对华北小农的行为取向作了解释学的阐释。
　　三、地位流变中的小农行动逻辑
　　黄宗智在书中提到：“我们还要区分不同阶层的小农，因为这些特性的混合成分和侧重点都随不同阶层的小农有所区别。”顺着黄的思路，结合上文分析得出的小农身份地位流变的特性，我们自然会发现，即使对同一户小农来说，我们也很难用一种“理性”或“道义”的词汇去描述。对小农行为取向的分析不仅要关注其社会分层，还应该从小农分化的社会过程出发，关注与小农地位流变相伴随的行为取向变化趋势。
　　小农经济行动的逻辑并不是取决于我们参照哪一种视角，而是要依据我们对其生存境况的把握。换句话说，小农本身的处境才是分析起行为取向的逻辑基础。用一个图示来表达这一想法。[7]
　　（其中，横轴代表小农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纵轴表示小农的行为取向，上半轴为敢于冒险的，下半轴为安全第一的，B点表示小农的生存基点，即基本的生存条件；D点表示死亡之点，即无法生存的情况。）
　　（一）在阴影区域，小农遵循着安全第一的法则，以自我和家庭的存续为根本目标，行为趋于保守。用托尼的话说，他们正处于水深齐颈的境地，稍有不慎，就一命呜呼了。
　　（二）在阴影的右侧，由于相对具有抵抗风险的能力，具有一定的追求利润的动机，也具有理性筹划的可能性，其行为富于冒险精神。
　　（三）在阴影区域的左侧，小农境遇已经十分糟糕，已经在死亡边缘徘徊。此时小农的行为更充满了冒险精神。只不过这不是如经营地主那样的利润算计，而是充满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连活命都成了问题，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或如米厂12号农户，将所有的土地种上棉花，通过祈求丰收以保命；或如吴思所讲的那样“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8]沦为土匪；或如陈胜、吴广那样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天问，揭竿而起，建立他们心中理想的天国。[9]
　　本节中之所以要提出理解小农行动的模型，是因为本文认为，向黄宗智那样将农民至于不同阶层理解其行动取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将农民行动逻辑简单化处理。“斯科特―波普金问题”的产生不在于各自的理论本身有问题，因为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说，每个理论本身都是闭合的逻辑体系，都能自圆其说。笔者认为，“斯科特―波普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社会行动本身的理解有误区。我们不能将社会行动理解为“手段――目的”的关系，认为手段是假定的，主体有了动机，自然会选择手段达成目标。这样就自然将行动本身简单化了，手段是先在的，行动也有了“应激性”的味道。上面这种思路忽略了行动本身的情境性。行动都是在一定背景下展开的。主体首先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判断，通过对自己处境的把握，选择适合自己行动模式。“经济理性”“互惠观念”都是作为背景知识进入主体的行动链条的，但二者在主体背景中存在的方式和比例是不同的，这就取决于主体本身的社会关系性质和主体本人的社会化程度。另外，“斯科特―波普金问题”的产生也与我们对“行动――结构”二者关系理解方式有关。如果陷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争论就无形中变成了“结构主义”者了。因为偏向任何一方都是以承认社会结构对主体行动有无限的强制力量为前提的。当主体谋求生存时，好像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面向市场经济，求助经济理性的法力，要么求助村庄传统互惠。如此说，主体何在呢？照这样推理，我们探讨小农行动逻辑就没有意义了。从这个角度说，对小农的行动要给予“实体经济学”和“实践社会学”式的理解，既要在广泛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下理解行动，考察小农的动机和行动过程，也要充分尊重小农的主体性，理解其在行动中怎样对目的和手段相对自主的取舍。
　　可以说，无视小农本身的处境而陷入“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斯科特―波普金问题”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进一步说，“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的争论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是虚构出来的分歧和对立。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自己的生态基础，斯科特道义经济理论的产生来源于东南亚缅甸、越南的社会现实。其在导论中就强调到：该地区是“小片土地，古老的耕作技术艺，变化莫测的气候，以及国家强征的徭役、贡金、贡品，每个村头都可以见到饥饿的幽灵，有时还发生饥荒。”[10]斯科特正是在这样的生态基础上和社会现实中，揭示了东南亚农民社会中许多奇特的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或曰道义经济和生存理性。而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的判断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洋彼岸的拉美经验，不是同根生，冲突与悖论又从何谈起？
　　或许就连斯科特、波普金和舒尔茨都不同意将各自的理论做如此广泛的迁移与比较。他们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理论只是区域经验的抽象和概括，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魔力。但许多研究中国小农的学者似乎没有这种学术自觉性，简单的“拿来”自然消化不良和水土不服，悖论的产生也不足为怪。从这个角度说，黄宗智的华北小农分析中的学术理路自然更胜一筹。
　　四、结语。
　　理解中国的小农就应该立足中国经验本身，对中国小农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深入考察，避免理论先行。对于在生存边缘徘徊的小农来说，斯科特道义与安全的考量自有可取之处，而对于那些人少地多的经营农场主来说，波普金理性小农的假定也当然有借鉴意义。问题在于，我们要时刻明确我们分析和研究的起点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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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过密化 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 经济与社会 剩余劳动力 华北 逻辑 行动 小农 过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