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维迎现象与张维迎学术的讨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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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自从</font>6<font face="宋体">月初<st1:personname productid="邹恒甫" w:st="on">邹恒甫</st1:personname>老师在其博客宣布自己被北大开除的事件之后，在学术界和媒体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好像比较普遍站在打抱不平一方，张维迎继</font>97<font face="宋体">年张林之争，</font>03<font face="宋体">年北大校改，</font>05<font face="宋体">年国企改革大讨论之后，又一次站在了浪尖上。</font>03<font face="宋体">年的争论促使他出版了《大学的逻辑》这本集子，</font>05<font face="宋体">年的时候媒体和学界关于他的“既得利益补偿论”（需要说明，对于学者发表的学术结论或者政策建议，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学者完整的学术思想来看，万不可断章取义，引起误解。）等学术观点进行讨论的结果是他出版了《竞争力和企业成长》《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等论文集，似乎是一种无声的辩护。这次争论到目前为止，张维迎只给出了八个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解释。我们不明白张维迎为什么没有回应，“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用在这里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多么的不适合，要知道，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由于当事人双方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由于事情发生在中国内地的最高学府，由于遭到解聘是知名大学的正教授，那么它就不再是一起简单的高校人事合同问题了，而是一件公共事件，这件事情对以后中国的教育界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老百姓拥有对这件事情的知情权。张维迎有必要站出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对群众和网友提出的主要疑问做出合理的解释，他有义务让老百姓以知情。但结果令我们感到遗憾，个中原委我们不得而知。一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就把我们打发了，这是不能让人理解和原谅的。个人认为至少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维迎是需要改进和修正的。而同时媒体和网络上对张维迎是骂声一片，争论的热点主要涉及到了张维迎的人品、学术和制度问题，公开批评张维迎的明显占了多数。<o:p></o:p></font></font></p>
<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st1:personname productid="邹恒甫" w:st="on">    邹恒甫</st1:personname>老师<st1:personname productid="和张维迎" w:st="on">和张维迎</st1:personname>老师都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st1:personname productid="邹恒甫" w:st="on">邹恒甫</st1:personname>老师，我原来在武汉念书的时候，一直对</font>IAS<font face="宋体"><st1:personname productid="和邹" w:st="on">和邹</st1:personname>老师崇拜有加，他主编出版的那几套丛书我一直珍爱有加，读三遍不为多，想想他在武汉大学对经济学教育的改革，用自己的钱替学生买资料、办教育；想想他培养的学生，<st1:personname productid="龚六堂" w:st="on">龚六堂</st1:personname>老师年纪轻轻就成了国内动态宏观的权威，</font>34<font face="宋体">岁的时候就评上了光<st1:personname productid="华的正" w:st="on">华的正</st1:personname>教授，<st1:personname productid="龚关" w:st="on">龚关</st1:personname>老师也成了<st1:personname productid="田国强" w:st="on">田国强</st1:personname>老师的好帮手，<st1:personname productid="林毅夫" w:st="on">林毅夫</st1:personname>老<st1:personname productid="师曾说邹" w:st="on">师曾说邹</st1:personname>老师是中国进行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第一人，也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同样，<st1:personname productid="张维迎" w:st="on">张维迎</st1:personname>老师很年轻20多岁的时候也在国内的经济学界崭露头角，有人曾评价他是中国经济学直觉最好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结论对ZF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他<st1:personname productid="和盛洪" w:st="on">和盛洪</st1:personname>老师97年合作在《改革》上发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实际上后来我们国家进行电信改革基本上就是沿他们的思路进行的。所以说两位老师都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佼佼者。<o:p></o:p></font></font></p>
<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关于他们之间非学术性的争论，社会各界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评论。为什么每次都是张维迎站在浪尖上，我想原因可能不在张维迎个人身上，他可能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靶子，群众反对的、抗议的应该不是他本人，而是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是对现行的某些制度的不满意。为什么大家选择的他呢？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管理学院光的院长、牛津大学诺奖获得者的博士，特别是对于有着浓厚诺奖情节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光环很耀眼，因为他的身份、他的位置，使他的一言一行对公众的影响比国内一般的经济学家大多了，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font></font></p>
<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可能因为他研究的领域，他研究的是企业理论，在我们国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客观上会把他推到浪尖上去，2004年7月，中国社科院陆学艺教授为组长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干部的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网络和纸质媒体纷纷以类似的标题来概括这份报告。人们很容易回想起2001年课题组出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时，提出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所引发的热烈争论。在工业化早期，在社会转轨过程中，社会中出现的官员特权，贪污腐败现象，劝钱交易现象，利益的重新划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加，就业、住房、看病、上学等尖锐的问题，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大家的不满，社会需要一个出气筒，需要一个民众发泄的对象，而张维迎适时的充当了这个角色，他研究的是企业理论，他发表了不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他对国企改革提出的建议被理解成是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私有化”，“MBO”，“富人的最后的宴会”，特别是郎咸平老师把这种思想传递给我们大家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愤慨；郎咸平老师的分析，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有理有据的，国有资产确实有廉价贱卖的现象，而且是相当严重，我们普通人的权益受到损失。对于这个问题我有2点看法：1为什么10年前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没有今天这么强烈呢？因为当时的企业的改制只涉及到存量问题，没有涉及到增量问题，在当时改革的过程中，体制内的人的收入没有减少，体制外的群体的收入在增加，当时的社会的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现在的改革中，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失，以上大学学生收费来看，96年以前上大学是基本上不收费，即使收，数量也很少，而且会以奖学金的形式反还给学生，80年代的大学生一个月基本上有20多块的补助，基本够一个月的生活费，我有一个同事，他93年上的本科，当时的一年的费用总共为630元，但国家和学校给的补助一个月有60块，12个月的补助加起来就够所交纳的费用，但是97年之后特别是2000年之后上学的费用激增，“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这自然让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矛盾和社会落差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同是大学生，为啥差别就这么大呢？2 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矛盾，是很现实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社会的稳定。这些矛盾的形成是长时间逐步积累的，有历史的原因，有制度和体制不合理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矛盾的化解也需要时间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不奢望包括张维迎在内的学者为我们开一剂良药，一夜之间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把问题产生的根源归到张维迎身上，认为是他张维迎一个人造成的。事实上，这些社会问题不可能是张维迎一个人造成的，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更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也许他的观点对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整个改革，他的影响肯定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他仅仅只是一个学者，他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除此以外的事情都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因此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强加到他身上是不合适也是不应该的。</font></font></p>
<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可能因为他的著作、学术观点和眼光的犀利，他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出版十年来，成为了国内最好的普及博弈论知识的教材，《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几乎是每个研究中国企业的学者都看过的，他的《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等论文也频频被他人引用，大家看看他著作的较高的引用率就更明白了；对于他的学术观点，举一个例子，“改革过程中，官员的损失是最大的”，  似乎是个伪命题。但是，如果我们否认了改革过程中官员的损失是最大的，否认了官员是社会改革最大的阻力，实际上是否认了“在当前的社会中官员是利益的最大既得者”这个命题。因为，如果官员的既得利益不是最大的，那怎么会出现改变这种利益分配方式，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呢？他们现在有，我们要拿掉他们不应该有的这部分利益，他们就损失了。实际上我们看见的事实使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在当前的社会中官员是利益的最大既得者”。举个例子，比如某官员A现在一个月拿2000元，某普通员工B拿200元，现在如果我们通过改革改变收入的分配方式：改革后A拿1000元，B拿500元，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改革过程中，官员的损失是最大的”呢？至于说这个利益有多大，A收入中的2000元其中有多少不合法、不合情，用“损失”这个词语是否准确等等问题，都不是最主要的。可以肯定的是A会阻绕改革的。也许有朋友说凭什么说A可以拿2000，B只能拿200？改革要反过来，A拿200，B拿2000。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嘛！前面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但它是既定事实；而后面的这种情况我想发生的概率很小，任何的改革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交易、博弈、妥协的结果。可能有朋友会反驳说，改革的过程中官员的收益没有减少啊，也许同企业家等社会群体相比，他们的收益相对的减少了，但是他们的实际收入的绝对值却是增加的，并且和社会弱势群体群体相比，他们的收入是超高的。这个问题是很普遍存在。本来改革的目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从一种理想的角度看，每个社会成员拿自己应该拿的，官员的收入应该减少。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减少呢？为什么理想的改革措施不能实行呢？这实际上是官员阻绕改革的结果，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减少，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利瓜分社会资源。如果没有这种阻绕，那他们的利益是会减少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观点和实际情况的偏离，个人觉得张维迎的，“改革过程中，官员的损失是最大的”的观点应该是指理想的改革推行成功 之后，官员的损失是最大的。这个理解在学术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操作上阻力太大，而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的张维迎，他提出的这种学术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结论要变成现实，难度太大太大。这也说明了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有着天然的区别。 </font></font><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再如<font face="宋体">“</font>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font face="宋体">”</font>  ，<font face="宋体">“</font>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font face="宋体">”</font> ，而这些话语让很多人恍若隔世，以为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但千真万确的是，这是发生在2004年的一场争论。上面这段接近“棍子”的讨伐文字让我们很难想象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识形态专家之口，而是出自张维迎这样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这样过于情绪化的带有文革遗风的话语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o:p></o:p></font></font></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font></font><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font></font><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font></font><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可能因为他的性格，张维迎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也是一个有着强烈责任心的人，更是一个精英意识过于浓厚的人，大家可以从他的演讲中去发现，“你们当中也许有人会去“卖猪肉”，但即便卖猪肉，那也是北大人在卖猪肉，一定与众不同！”、“但我必须向你们强调，北大是培养精英的大学，光华是培养精英的学院。这是历史赋予北大的使命，是中华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全人类进步事业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你们都能按照精英人才的标准要求自己，塑造自己”、“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北大人”、“光华人”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你们所在家庭的责任，对你们工作的机构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你们必须时时刻刻以精英标准要求自己，做个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从他的讲话中，从他在北大课堂上的授课，从他在一些论坛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出，他那种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精英意识是很浓厚的，治理国家是不是需要精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应该讨论的，老实说我没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张维迎过于浓厚的精英意识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漠视民意，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的那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无疑向我们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我们承认，学者、思想家看问题可能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但是历史已经无数次的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以也没有权利蔑视民意。老百姓的观点是朴素的，但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知道，这种精英意识不是张一个人特有的，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至于说这种性格和思维方式是好是坏，不是我们讨论的论题。</font></font></p>
<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我不是想为张维迎辩护，只是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因此在这里我不想把话题引往非学术性的讨论上，因为非学术性问题的讨论和它的评判标准远远比学术性问题的评判标准复杂，比如“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这个命题中涉及到了“合理”的价值判断，这就相当的复杂的，也超出了我的分析能力和学术视野。对一些非学术性的问题，对一些似乎是属于个人恩怨的事情，个人觉得我们当然需要了解和关注，但是不应该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因为这样的讨论无助于我们能力提升和视野的开阔，争论到最后，大多数的结果是50步笑100步，意义不大。同时我想进入本论坛的朋友大多数是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的，同时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font></font><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这两天看见论坛有朋友谈到张维迎的学术问题，也由于上面的原因。在这里我想把话题引向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的问题上来，而不是张维迎个人的品质问题。想同大家一起了<st1:personname productid="解张" w:st="on">解张</st1:personname>老师的学术观点，观点是否正确，我想每个朋友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这个帖子的定位是进行学术上的讨论，同时谈谈自己对批判问题的一点认识。<o:p></o:p></font></font></p>
<p><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    经济学是严谨的，逻辑性很强的科学。在经济学的世界里，需要的强极其明确的前提假设和环境刻化，需要的是极其严密的逻辑推理，需要的是对结论仔细的检验。经济学学术问题不等于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虽然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是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逐渐流行起来，我们要注意的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更多的是对经济学基础和前提假设的夯实和部分的修正，而不是彻底的加以否定。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思考，而不是</font>“<font face="宋体">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font>”<font face="宋体">。在讨论现实经济问题时，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它的约束条件，针对约束条件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建议，而不是情绪化、理想化的想当然，否则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可行性的或者可行的概率可能比较低。也许会有朋友指出实际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靠勇气而不是靠理性和智慧，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转移了话题，偏离了我们讨论的问题。</font>  <o:p></o:p></font></p>
<p><font size="3">       <font face="宋体">如果我们批判某个学者，那么批判者的批判出发点应该是被批判者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应该在他（她）的文章或者专著前提假设，变量确定，模型构造，逻辑推理，假设检验上多下功夫，找出他的缺陷，而不应该也不必要对他（她）的为人做一些漫无边际的评价（除非批判者真的有确凿证据并且了解被批判者），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甚至于很多人连被批判者的著作都没有认真研究过，思考过，对被批判者的学术观点断章取义的加以发挥，就和到人群中去了。事实上，退一步讲，即使某个学者的为人有问题，我们也不可以就直接推出这个学者的学术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学者自身的品行和他（她）的学术观点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批判者认为两者之间一定有必然联系，那实际上就是暗含着批判者认为这个学者得出学术结论的环境刻画和前提假设不严密，或者说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他（她）的著作本身，而不是这个学者个人本身。我们再退一步，即使被批判者的某个学术结论有问题，批判者也不可以得出被批判者所有的学术观点都是错误的结论。</font>  <o:p></o:p></font></p>
<p><font size="3">        <font face="宋体">同时选择性的上传了张老师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基本上可以代表他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希望和大家讨论共同进步。</font></font><o:p></o:p></p><br> 145361.rar (4.38 MB)

2007-8-11 02:49:00 上传

关于张维迎学术的讨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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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right"><font color="#000066">[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12 1:09:53编辑过]</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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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维迎现象 张维迎 国有企业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 企业的企业家 竞争力 学术界 博客 大学 张林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同意作者理性的态度:通过阅读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与理论.

不过,如下一段似乎怎么也读不懂啊:

"[举一个例子，“改革过程中，官员的损失是最大的”， 似乎是个伪命题。但是，如果我们否认了改革过程中官员的损失是最大的，否认了官员是社会改革最大的阻力，实际上是否认了“在当前的社会中官员是利益的最大既得者”这个命题。因为，如果官员的既得利益不是最大的，那怎么会出现改变这种利益分配方式，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呢？他们现在有，我们要拿掉他们不应该有的这部分利益，他们就损失了。实际上我们看见的事实使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在当前的社会中官员是利益的最大既得者”。]"

尤其是,您在下文又强调指出:

"[经济学是严谨的，逻辑性很强的科学。在经济学的世界里，需要的强极其明确的前提假设和环境刻化，需要的是极其严密的逻辑推理，需要的是对结论仔细的检验。]"

是不是我的逻辑我的思维出了问题呢?

有争论才有进步,一片和谐之声才是最应该受到批评的.

回复ficRD兄：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在修改原文的时候举了一个小例子，可能能说明问题。语言的逻辑有时候可能由于用语的原因，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我谈的是经济学学术。这个思想的来源实际上田国强老师在04年《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兄弟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田国强老师和钱颖一老师的文章来看看，钱老师的文章《理解现代经济学》是02年的，发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个人觉得比较经典。

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11 11:43:03编辑过]

我个人认为，学术做到极致就是做人，做人又是通过做学术反映出来的，张维迎是院长，是海龟，作为海龟，我们对他的学术评价就应该不同于土鳖，我们看他的学术水平就是看他在国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不是看他在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编了多少书？如果以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来衡量，就没有意义了。另外，如果张维迎出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他个人的全部功劳，找几个博士学生就可以了，再加上北大光华的牌子很好出书，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张的水平不要看他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要看他在国际上对经济理论作了多少贡献。

绉恒福虽然做得对，但它违反了一个原则，不应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另外，他在对策上也不如张维迎，张对他的抨击保持沉默。我们中国人对人的评价是做人做事要适可而止，邹恒甫确实对张劈头盖脸体无完肤的批评，这就让有中国人感到没有谦让之心，没有君子风度。

张拿得出手的也就那本博弈论教材了

和aaa_zhliang兄弟讨论：

1、“学术做到极致就是做人，做人又是通过做学术反映出来的”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呢？为什么说学术做到极致就是做人呢？能不能详细的帮我们分析分析呢？对于“做人又是通过做学术反映出来的”这个观点，个人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因为学者做人指的是他的人品、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是这个人和他人进行社会交往时候的一种表现；学术论文则是建立在前提假设，变量确定，模型构造，逻辑推理，假设检验一系列的环节基础上了。似乎不应该把一个人的人品和他的学术论文的环境刻画与前提假设等同起来。科学史上有很多科学家的人品有问题，但是他们仍然在科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能说某个学者的人品好，他的学术论文的环境刻画与前提假设就正确，相反，也不能因为某个学者的人品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就得出他的学术论文的环境刻画与前提假设是错误的结论。这是我在文章中已经强调的东西。另外，对于“做人”这个概念，也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价准则。

2、“张维迎是院长，是海龟，作为海龟，我们对他的学术评价就应该不同于土鳖，我们看他的学术水平就是看他在国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不是看他在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编了多少书？如果以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来衡量，就没有意义了。”这个观点似乎也不成立。因为“张维迎是院长”，张维迎的学术水平就一定是最高的吗？实际上光华里面学问做的不亚于张维迎的老师，有不少，论在国外期刊上发的文章，他比不过蔡洪滨老师和龚六堂老师；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他比不过厉以宁老师。做光华的院长，对学术水平肯定有一定的要求，这是这个职位内在决定的；但是对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院长的要求会有很多，而不仅仅是学术水平。院长是个行政职务，我们不能说某人是院长，某人的学问就必须是最棒的。所谓的海龟，应该是说某个学者在国外受过现代经济学的学术训练，而土鳖则是在国内受的经济学教育。从整体上看海龟的学术素养比土鳖高过了，在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上他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和熏陶不一样。但是如何评价海龟和土鳖呢？前年丁学良的观点在内地掀起一阵讨论。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讨论：在我们国家现阶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怎么去评价他们的工作？是以自己的学术观点被政府采纳还是以在AER、JPE RES上发的文章的数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很困难，经济学要的是行而上还是行而下呢？经济学是阳春白雪还是联系实际呢？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有很长时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上，就是抛开我们中国特殊的情况，在国际经济学界，经济学家也是分很多种类的，评价标准也不是单一的。所以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而经济学家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人要能对社会做出正的贡献，首先是成为学者，第二是传播了正确的理论，第三是这些理论被当局采纳，第四是采纳后形成政策，第五是政策从上到下确实被贯彻。这其中每个环节实现的概率是多少啊？我回答不了。吴敬琏老师他作为学者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吴敬琏老师能影响当局是因为他学术水平高吗？今天的学者，经济学水平比他高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不能有吴敬琏老师的影响？所以啊，学者对社会的贡献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3、“如果张维迎出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他个人的全部功劳，找几个博士学生就可以了，再加上北大光华的牌子很好出书，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结论需要得到证明，“找几个博士学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不能乱讲的啊，呵呵，这是学术腐败啊。退一步讲，我们假设它是成立的，但是张维迎文章在国内这么高的引用率恐怕就不是这些因素能左右的吧？相反，国内有很多和他 地位相当的经济学者啊，可是他们的引用率没有张维迎的高啊。

谢谢老兄，望指教。同时希望我们的讨论回到张维迎学术观点本身上来，也欢迎大家下载，我总共传了17篇论文。

以下是引用gch2003在2007-8-11 2:49:00的发言：

2004年7月，中国社科院陆学艺教授为组长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干部的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网络和纸质媒体纷纷以类似的标题来概括这份报告。人们很容易回想起2001年课题组出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时，提出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所引发的热烈争论。在工业化早期，在社会转轨过程中，社会中出现的官员特权，贪污腐败现象，劝钱交易现象，利益的重新划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加，就业、住房、看病、上学等尖锐的问题，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张维迎说，干部是利益最大受损者。而上述话，和其他的很多事情，都否定了张维迎的结论了。

张维迎说赎买，说腐败就是次优，好象赎买、腐败，就能造成既得利益最受损失似乎的，他鼓吹不赎买不腐败就只能是革命，但是结果呢，造成了什么？

张维迎还老是说理性，就好象他多么理性似乎的。

最聪明的，就是张维迎的不可思议的理性了。

以下是引用aaa_zhliang在2007-8-11 12:49:00的发言：

我个人认为，学术做到极致就是做人，做人又是通过做学术反映出来的，张维迎是院长，是海龟，作为海龟，我们对他的学术评价就应该不同于土鳖，我们看他的学术水平就是看他在国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不是看他在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编了多少书？如果以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来衡量，就没有意义了。另外，如果张维迎出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他个人的全部功劳，找几个博士学生就可以了，再加上北大光华的牌子很好出书，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张的水平不要看他国内发表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要看他在国际上对经济理论作了多少贡献。

绉恒福虽然做得对，但它违反了一个原则，不应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另外，他在对策上也不如张维迎，张对他的抨击保持沉默。我们中国人对人的评价是做人做事要适可而止，邹恒甫确实对张劈头盖脸体无完肤的批评，这就让有中国人感到没有谦让之心，没有君子风度。

>>学术做到极致就是做人，做人又是通过做学术反映出来的

人具有多面性,具有伪装性,谁能保证做学术好的,他私下的生活作风就正派?做人问题是个复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谁能24小时监视到邹的一举一动(除他自己),从而保证他就没做人问题?

>>我们对他的学术评价就应该不同于土鳖

按你的逻辑,没出过国学习的就是王八?你小子是欠揍?还是找打?收起你这副小人嘴脸,前面一句你还大谈做人,你就这样做的人呀?

>>找几个博士学生就可以了

别乱扣帽子,你又不是狗仔队,你怎么知道张的书就是找几个学生完成了的?

PS:再敢侮辱国内的同行和朋友,还要掐死你 (-:

都差不多,哪不过是狗咬狗,我不喜欢经济学家,我过去是经济学盲目崇拜者，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现在的企业家有几个是学经济的，世界上凡是把国家搞好的领导人都不是学经济的，经济学家当领导人国家的经济都崩溃，经济学是一个假学科，根本不存在，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我通不信，中国要搞好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学废止了，把经济学家叫叫去扫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