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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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1)中国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只能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铸造成熟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尚需缓以时日。

开拓性和不成熟性并存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特征。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社会经济“转轨”或“过渡”时期，并具有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而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只能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是成熟型或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2)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

因此，其一，不能受流行的单一说(生产关系一般)或三段论(所有制—人与人关系—按劳分配)的束缚；其二，不能把交换关系即社会交换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和社会主体形态(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排除在外，无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多元性而赋予社会经济五种形态理论唯一性。其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或“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3)基于时代所赋予的“两个并存”、“两个矛盾”特征，应从整体上和普遍联系中打通新体系与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在逻辑联系，这对于布局谋篇以及范畴的移植有方法论意义。

新体系从整体上打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依据不仅仅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更替并非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后一个社会有机体赖以产生的物质可能性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因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空地”上的：并且是基于时代所赋予的“两个并存”(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并存、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个矛盾”(国别经济的特殊性与世界经济的一般性、意识形态特殊性与商品经济同一性)的客观要求。因此，

——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心范畴、中介范畴、成果范畴、逻辑起点、逻辑终点等方面具有统一性、移植性或共有性，同时又允许一定的差异性。应该强调指出，要尊重某些共用范畴尤其“商品”、“资本”、“市场经济”、“产权”、“股份制”等范畴在不同制度之间的移植规律，即关于“保留”(几种生产方式共有的“物质内容”)一“剥离”(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一“嫁接”(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和通过实践“整合”的规律。

——鉴于研究对象的非成熟性，其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允许呈现“斯密现象”，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叙述方法为主)，内在观察方法与外在观察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内在观察方法为主)。

(4)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元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转轨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共有的逻辑起点。这一点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能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

(5)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6)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中介”范畴。其中，经济体制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又是处于具体层次上生产关系的发展形式。生产关系一基本经济制度一经济体制既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客体到主体的上升序列，也是稳定性逐步衰落的下降的序列，并且也是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连续序列。                        

“产权”范畴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生产关系表现形式、具体形式及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应该强调劳动力产权、人力资本产权以及兼顾物质财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的双重要素产权制度；并且要防止和消除双重异化即劳动力产权异化和行政权力异化即行政权力对利益的优先索取权。“产权人本化”或“产权社会化”是对社会主义具体经济制度定位的一种新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不能将劳动(者)的经济学倒退为一种偏袒资本、剥夺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学。

(7)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大胆借鉴“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优秀成果，注重研究萨缪尔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体系，尤应加强对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研究。

(8)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总体框架设计。有两种设计方案。第一种是基于狭义“打通”论的设计方案。所谓狭义上的“打通”，即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内在逻辑联系应该体现在：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心范畴、中介范畴、成果范畴、逻辑起点、逻辑终点等方面具有统一性、移植性或共有性，例如要尊重某些共用范畴尤其“商品”、“资本”、“市场经济”、“产权”、“股份制”等范畴在不同制度之间的移植规律。同时又允许一定的差异性，例如两种制度的差异，不能一概斥之为“两板块”僵化论。

第二种是基于广义“打通”论的设计方案。所谓广义上的“打通”即完全打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藩篱和意识形态约束，从形式到内容彻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精神。

但是，理论制作难度很大，同时，铸造这种成熟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中国28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只能提供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材料和逻辑构件。

【摘自《福建论坛》2006年第12期，4-7页，颜鹏飞                文，原题目为“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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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 自然经济 马克思 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