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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新自由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四次研讨会综述 景济元 2005年5月14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举行了主题为“抵制新自由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研讨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社联、南京市社科院、南京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南京第二机床厂等企业的企业家共30余人到会。这是该研究所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该所所长、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炳炎主持。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但是，这些年来，在经济学界，一些人却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价值，或明或暗地宣扬国际上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和推行私有化。有人只讲市场经济，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讲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讲维护民族经济利益；有人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同于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等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并加以贬低和否定；有人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等同于现代经济学，宣扬这种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的学者们认为，这些思想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瓦解作用，如果任其泛滥，势必误国误民，对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我们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才能真正贯彻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次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在这种共识中形成的。 一、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属于大是大非问题 到会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能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必须扬弃，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源配置方式必须转向市场经济方式，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的危害性就在于，它在市场化改革的遮掩下，企图扭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其主张得逞，我国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将付诸东流，苏东改革失败的悲剧将在中国重演。有的学者提出，谈我国的改革方向不宜只提“市场化”，而应当完整地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一般关系是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多元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将长期存在，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共同发展的关系，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因此，完整地表述改革的方向，突出社会主义显得格外重要。 如果认真地研究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文件，不难了解，党中央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都是完整地阐述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和教授在发言中，引证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来阐明这一点：在党的十四大至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中央都明确指出，改革“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所以，那种不讲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是违背我们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 南京财经大学陶用之教授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级目标是要让广大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要求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现在有人只讲公有制“要退”，别人讲了不同的看法，就给扣上“保守”“否定改革”的大帽字，这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蚀是应当理直气壮的。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征汉文副研究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坚持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指导。邓小平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是统一的，因为论述中的前三句话，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前提；后两句话，要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和前提。区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并不是要重走“左”的那种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老路，而是因为它们在经济性质上存在区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都要按市场经济的原则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但是它们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性质特点却不容忽视，公有制企业能做到的事，非公有制企业不一定能做到，有些事非公有制企业能做，公有制企业却不能去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承认不同经济成分的性质差别。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需要有差别政策，否则，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无法长期坚持。如果按照有的观点，把股份制经济、民营经济都说成是公有制经济，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早就成为公有制社会了？因此，弄清不同经济成分的所有制性质是不能含糊的。 二、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必须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是革命性的体制创新，而它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具有根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许多学者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很有必要结合改革实践的进程，持续深入地研究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把握其科学内涵，才能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改革的误导。 李炳炎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崭新的经济范畴，它包括三层涵义：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①]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代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化改革”，指的是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新自由主义与此是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不要任何计划，这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样做必将使改革走入歧途。从第三层涵义看，我们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证明了的真理。而新自由主义则要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任何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是在历史上经济上特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规定着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我国在主体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其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 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以评价刘国光教授和吴敬琏教授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观点上的分歧的方式，阐述了应当如何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刘国光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并提出，“这些年来，强调市场经济多了一些，强调社会主义少了一些。而在说及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多了一些，而强调它‘共同富裕’的本质少了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②]奚兆永教授赞同刘国光教授这些观点，他评价说，这些年来，一些地方领导和媒体，热中于搞“民营化”，发展私有经济，宣传各种“社会精英”的事迹，排“富人榜”，要扩大所谓“中产阶层”，似乎社会的财富都是他们创造的，而工人农民是他们养活的；他们对已经很高的还在继续上升的基尼系数，无动于衷，还想继续为少数人更快的富裕而努力，刘国光教授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是切中时弊的，其观点是深刻的。而吴敬琏教授表面上并不否认国家干预和政府的作用，但是他始终坚持一切问题包括腐败问题都是所谓“市场发育不够”造成的，始终反对所谓“干预权力过大”，而且追求一种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迷信市场万能。 奚兆永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确实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决不能把市场经济绝对化、理想化，搞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实际上，就是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也不否认需要有国家的干预。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写的《经济学》也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尽管19世纪的英国很接近于此）。”[③] 纯粹的理想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发的分散决策和事后调节的经济，除了会产生剥削和社会不平等外，还会带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优势，发挥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降低到最低限度。放着这样的优势不加利用，一味追求“纯粹”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 奚兆永教授提出，要深刻认识腐败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首先，在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价值，是货币，贪欲一下子膨胀起来，腐败所涉及的数额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相比，不可比拟地大大增加了。其次，把腐败等问题都归之于所谓“市场发育不良”和“政府干预过多”，是经不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得很成熟了，但是，腐败丑闻却从来没有断过。19世纪法国发生的“巴拿马运河丑闻”居然让前后三任内阁总理卷了进去；20世纪日本发生的“洛克希德丑闻”也把内阁总理卷了进去；刚刚进入21世纪，美国就爆发了“安然事件”！这些事实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以为市场经济本身就能解决腐败问题，是不是太天真了一些? 最后，要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腐败问题，不能一味地依赖西方经济学，包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而应该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刘国光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反对‘主流’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立场太重要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呢？如果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而是以西方国家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来指导，那还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是含糊不得的。 三、深刻认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误导 在研讨中，许多学者认为，应当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高度关注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引起的不良后果。 南京社科院唐启国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化、私有化、全球资本主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它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理论，不能把它视为揭示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理论，误认为可以用来指导改革。原苏联和东欧，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东南亚泰国实施新自由主义，都导致严重后果。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已经是过时的理论，决不能拿来指导我国的改革。 江苏省社科院沈立人研究员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近几年来出现的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现象： ——一曰私有化。虽然没有人敢打此旗号，更不会形诸笔墨，但是口述心领，却非少数；也有故弄玄虚，妄称民营化或非公有化。见诸行动，说法更多，如“公退民进”、“（公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市场）”等。主要是通过改制、转制，公然主张“卖光”，从集体到国有，从中小企业到大集团公司，从经济单位到学校、医院和其他事业。更多的是暗箱操作，限期完成。内行人称，这比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据说又是上了美国学者“颠覆”的当）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现遭喊停，只是“事后诸葛”的粉过。 ——二曰原始积累。表现在劳资关系上。世界历史，前期是彻头彻尾的雇佣劳动，伴随着超经济剥削；后期是经过斗争，劳资谈判并订合同，旨在缓和阶级矛盾，对工人有所让步。据说，我国处于前期，不能超越卡夫丁峡谷。因此，虽有《劳动法》和《企业法》，却没有贯彻执行和监督检查。最低工资线是虚设。加班加点普遍而偿付加班费的不到1/3（报载）；甚至如最近的“五一”黄金周加班，也不例外。社会保障，未能全覆盖，更不包括农民工。以致10年来，物价上涨多，工资上涨少，多数是未动，有的还下降。于是，有的地方出现“民工荒”。工会是有的，至少管福利，也多不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着眼于“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中央文件不这样说），职工怪话是“嫌贫爱富”，而部分学者肯定要有“原始积累”，无异于初生的资本主义。 ——三曰完全市场化。这是针对宏观调控而言，流行的说法和做法是“宏观调控是中央的事，地方政府管不着也犯不着”，“大家下，正好让我上，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经济过热从投资膨胀起，“投资饥饿症”久治不愈；具体途径表现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仍在愈演愈烈，新兴的是汽车、石化和钢铁；结果是物价稳步上涨，反正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特别是房价，听任房地产商炒作和某些媒体、学者助阵，地方政府在中央表态前显得暧昧，表态后显得无措。对谋财害命的假医假药也一样，媒体借广告谋利，政府视若无睹、出手无力，受害者投诉无门。 ——四曰全球化。世界舆论，批判占80%，赞成的20%是少数发达国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列，有人却附和后者。拉美有教训，我们有些人仍尾随。科学发展观有要求，但地方上却不响应。到处是片面追求招商引资和加工出口，只问“所在”，不问“所得”，把利润拱手让给外国人，满足于表面数字和为洋人打工。所谓“选资”，仍让位于来者不拒和多多益善，包括转移污染和能源多耗的重化工、造纸一类项目。也不敢与小小韩国比，不敢讲世界通行的“管理贸易”和“适当保护”。 沈立人研究员指出，产生上述自由主义倾向，来自经济科学的西化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淡化甚至边缘化。这从有关文件，在戴帽穿鞋外，不难找到蛛丝马迹。更深层的根源是有权者的火中取栗，涉及腐败，欲说且休！参加研讨会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误导，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四、公有制中小企业改革也不应淡化社会主义方向 新自由主义误导中国改革，十分明显的表现在，许多地方对公有制中小企业，采取了私有化的“改制”方式。到会学者们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政府推行“民营化”改制，主要方式是经理层收购（MBO）、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收购（完全收购或者控股收购），这在实质上就是私有化。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认为，对公有制中小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放开搞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淡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味推行“民营化”或私有化。不应忽视，正是在大力推行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的这段时间，产生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最近，报刊披露了某省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5.4倍，增加到2004年的10.7倍。[④] 不少领导同志面对这种现实，强调要采取措施，努力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但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已经面临改制造成的难题，因为靠一、两次再分配（所谓二次分配）的调节，来缩小收入差距，只能救“急”，不可能救“穷”；而要不断地依靠政府财政来解决由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消耗的财力又会大于“民营化”改制短期内所增加的税收。难题更在于，如果今后政府想不断地调节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势必要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难免受到私营企业主们的抵制，他们会抱怨，你们从企业利润中抽取更多的税收，会影响我们企业再生产的效率！可见，“民营化”造成的由“公”变“私”这种所有制的变更，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是长远起不良作用的因素，靠政府的二次分配调节只能治“表”，而不能治“本”。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因此，要真正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必须从所有制关系上扭转私有化的错误方向。 南京财经大学王云中教授也认为，用二次分配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做不到的，应当着眼于初次分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扩大就业，发展教育，才能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王云中教授从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具有内在联系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一刀切”似的私有化改制的危害性。他指出，企业私有化了，利润归少数人，广大职工的购买力必然下降，这将制约有购买力的社会需求的增长，必定制约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何干强教授进一步指出，对国有中小企业一刀切似的“民营化”改制，已经带来严重后果。“民营经济”是一个模糊并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概念，因此，应当停止使用这个含混概念，坚决扭转这种有损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民营化”改革思路。其一，在尚未私有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中，应当努力促进它们实现公有市场化。这就是说，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应当慎重选择有利于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结合的体制形式，尽可能推行在国有企业之间，或者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产权法人转让或者资本并购、重组。其二，在需要改变国有制性质的企业，也要依法规范化地进行，应尽可能根据职工群众意愿，通过劳动者出资购买国有资本，推行股份合作制、集体资本控股的股份制形式等非私有化改革方式，这对职工群众来说比私有化有利。其三，对于那些已经“改制的”的企业，则有必要按照有错就改的原则，组织“回头看”；当然，要从经济稳定发展的全局出发，统一思想，选择时机，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应制定有利于纠正失误的法律法规，采取适当的方式，对那些被私人非法占有的国有资本，逐步依法收回。这样，才能顺应民心，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五、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完善经济体制 与会学者们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应当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则是背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因而必须抵制和批判。 南京财经大学张圣兵副教授、博士认为，应当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主导和谐发展的“有形之手”，引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把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从政策操作层面引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框架之中，形成一个完善的“和谐运行机制”，与“市场竞争机制”相互对应和制约，以维系和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谐运行机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不能否认，市场竞争机制在充分激励经济主体，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以及其它诸多不和谐因素。因此，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与政策法规，制约自由市场经济的“盲动效应”，才能市场经济沿着和谐的机制顺利运行，进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当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呈现两极分化的势头；社会流动存在较强的排斥性障碍，劳工权益缺乏应有的经济保障；在“惟利是图”的畸形利益驱动下，假冒伪劣产品坑害顾客；煤炭企业矿难事故频频发生；这些不和谐的因素要求我们对自由市场机制进行深刻和全面的改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张圣兵副教授还认为，构建和谐运行的经济机制，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制度化理念，首先应当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劳动者的主创精神，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本质要求。二是必须注重经济运行的法制化建设。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各经济运行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在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下，必然需要一系列法制规范，界定各自的产权界限，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各自的经济活动在一个“利己不损人”的规则框架下展开，引导各界群众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解决所遇的利益矛盾，使整个社会朝着“帕累托最优”的目标和谐发展。三是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不同情弱者，而这些“眼泪”和“弱者”正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对此，必须构建与“竞争机制”相对应的“和谐机制”，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使两种机制成为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体相互对应、相辅相成。四是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要通过财政税收等经济调节手段，引导企业开发适合当今社会经济状况的各类产品满足社会主体消费者的需求；引导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增加产能的同时促进就业的增加；引导企业节约能源与原材料的消耗，促进循环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引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十分重要 许多学者认为，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误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十分重要的，就是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神，在经济学这个渗透意识形态的领域，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导经济改革实践。 南京机床厂党委书记、总经理胡亚平同志联系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过程，谈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私有化得以推行，与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缺乏对新自由主义的识别能力是有关系的。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把“政企分开”理解为政府可以卸去企业这个包袱；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认为，国有制在管理制度上不如私有制可以放开手脚；一些干部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度作为参照，以为企业中只有引入私人资本，才能称得上现代企业制度；一些职工把改革理解为取得高福利，也就不问姓“公”姓“私”，不关心企业私有化的后果，这些思想状况，就使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有了实施的基础，没有受到应有的阻挠，结果造成大批企业的私有化。可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来武装我们的干部和职工，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南京师范大学胡同恭教授指出，经济学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有两条原则必须坚持，第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生产关系。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是变化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的关系有丰富的内容值得研究。研究实际经济生活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有助于对改革进行正确的导向。第二，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运行和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都贯彻了唯物辩证法。在辩证法看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波浪识前进的，要处理好全面与重点的关系。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程极明研究员认为，要抵制新自由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要用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去引导人民。他建议要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何异同点。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剩余价值，什么是阶级。现在，有的观点只承认有阶层，而不提阶级，那么，又怎么解释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现在有没有资产阶级？当然有，这是客观存在。说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建设者，那么他们还有没有剥削的一面？这些都需要认真地回答。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不能否认有阶级的存在。要和谐，必须承认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这样，才能有根据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研究问题，决不能“唯上，唯书”，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这样研究才可能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05．6．29
[①] 参见李炳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5年第2期。 [②] 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③] 同上，第38页。 [④] “江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10.7倍”，《南京晨报》2005年4月27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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