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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35em]国企不是魔鬼，民企也不是天使
中国正处于改革时代。当然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化危为机，构筑中华长治久安的基石，才能圆中国梦，复兴中华。但中国已经走过30多年的历程了，如果我们能够直面现实，无需隐讳；那么就会发现：过往的改革未尽人愿，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绩可观，问题也一样沉重。人类的智慧大部份来自历史经验和教训。今后中国改革必须建基于总结、反思之上；应当慎思慎行，做好缜密的理论研究，汇聚十多亿国民的才智，智力先行。自古有言：以天下之视为视，故聪；以天下之听为听，故明。总之，中国事业兴衰成败，取决于得才用才。
国企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必是重头戏。至于怎样改？目前国内分歧很大。面对这样的局面，就不应该操之过急，必须深思而后动，先做好理论研究。众所周知，社会演进受路径依赖规律作用。此中原理正如俗语说的“船大难调头”的道理一样。因此，任何恶政不仅祸害当代，而且祸及几代人。决策者必须慎记此，不能凭一时所好，轻举莽为。不然造孽深重！笔者认为，在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之前，必须深入研究两大问题：企业的本质和资本的本质。为改革做足理论准备。
一、企业本质究竟是什么？
读者乍见这样的小标题，也许不以为然，觉得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值得现炒现买。实际上，此中有些问题一直被有意或无意误解误导了。君不见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民企优于国企。似乎国企是魔鬼，因此务必尽除之而后快；而民企是天使，正是那些经济学家千娇百宠的美人。的确需要认真研究，从根本上厘清这一问题，还原事实真相。
众所周知，在西方经济学中，企业被简约为以利润为因变量，而资本和劳动为自变量的函数。这样企业成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实体。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这被奉信为千古不变的宇宙真理。民企由于产权相对明晰，企业利润与经营者有更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更有理由认为民企更能追求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民企优于国企的逻辑所在。即其逻辑依据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任空臆造。
那么事实又怎样呢？实际上，企业首先是一个生产组织，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组织。就社会而言，企业是社会生产力的有机体。而在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一铁的现实被抽象掉了，企业的生产功能被简化于资本中的固定资本里面，即把生产技术、设备、机器等等统统内化于固定资本里面。通过这样的抽象之后，自然可以认为生产力可以通过市场购买了。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力是可以通过市场购买的。当然，就单个企业来说，此论的确没有大错。即在现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大部份的生产技术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当然一流的技术和创新创造力还是买来来。但就一个国家来说，社会生产力必须自生，至少核心技术必须自生。有人会反驳说，不是可以引进吗？中国当前的大部份生产技术不是引进来的吗？当然可以引进，但引进来的只能是二流、三流，被外国淘汰了的技术。可见单靠引进，只能应急，不是长久的治国方略。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创造一流技术，永远受制于人，不可能复兴！
现在我们从创新创造力上，来研究国企和民企熟优熟劣，恐怕不能简单下结论了。不能笼统地认为国企优于民企，同样也无从断言民企优于国企。因此现在我们可得出结论：国企不是魔鬼，民企也不是天使。那么为什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民企优于国企呢？显然他们被西方经济学过度简化抽象的理论愚弄了。所以有人说，中国经济学家所怀之术纰漏百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论实在不虚妄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社会创新创造力才是真正的大宝。显然构筑一个有效的激励社会创新创造的机制，便成了核心国策。众所周知，在西方经济学中，技术创新是经济体系自生的，因此便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了。但现实又究竟怎样呢？如果我们纵观当今世界，就能发现最具创新创造力的国家都在基督文化圈内，就知社会创新力不是经济体系自生的。实际上，社会创新创造力另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由于受本文主题所限，在此不能展开论述了。有兴趣的读者请阅读笔者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缺陷重重 》和《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两文。文中详尽揭示社会创新创造力的生成机理。（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
二、资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研究任何一种制度的兴衰、成败，必须研究两个重要变量：资本和权力。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亦萧何。资本和权力法力无边，渗透社会每个角落。它们既可为天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也可成为魔鬼，奴役人民，压迫剥削人民，甚至毁灭人类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和权力的两面性，不能顾彼失此，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但人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总喜欢从一极看世界，成了井底之蛙、瞎子摸象。如果以这样的认知来指导社会实践，后果不堪设想，必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缺失生殖力。历史的教训不谓不深刻。
过去我们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对资本的罪恶有深刻的认识，并深恶痛绝它，务必除之而后快，结果得不尝失。而现在精英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马克思，否定资本有负面作用；拜服在斯密的脚下，梦想着在资本作用下实现完美均衡。其实，斯密远远不如马克思。马克思揭示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都被历史证明了；而斯密的完美均衡却无从寻找。可见这些精英可能被名利迷失了心窍，完全失掉理性了。
现在我们分别对资本和权力的本质作具体的分析，先分析资本。显然，资本具有恶的一面，具体指资本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导致社会不公、堕落。此中的证据非常易于寻找。《教父》开篇首句写道：在巨大财富后面，都藏着罪恶。引述了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其实，《教父》通篇都叙述着或资本为恶，或资本勾结权力胡作非为的故事。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马克思的“资本家手中每块钱都沾满工人的血汗”。
然而，我国精英企图因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否定资本可能对工人剥削的现实。其实，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
当然，我们不必否认世界在不断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改良，和马克思时代相比，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有质的区别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纵观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这样既建立了劳资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平台，增强了劳工在这一博弈中的筹码，减弱了资本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并且工会组织在民主制度下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促使西方国家提高福利水平，从而从整体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不利地位。
不幸的是，虽然工人在西方享受高福利，被剥削程度大大降低了，但在其他国家依然如故，包括在我国。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很难说他们已获得了应得的权利。如果否定这一沉重的事实，就是昧着良心瞎说了。其实，资本为恶在我国令人触目惊心：在资本市场，资本在掠夺；在房地产市场，资本要把国人变成房奴。还有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和炒家对生活必需品的农副产品的炒作等问题，都表明资本在为恶。
现在我们又把眼光转向西方国家。虽然他们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大多数的服务领域，都能成功地笼住了资本。但在金融领域，资本依然如脱缰野马，难以制服，所以还在为恶。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就是金融资本。由于金融业存在超额利润，因此资本家和职工之间的博弈和其他职业不同，是一种合作博弈，即他们共同掠夺本国和世界人民，也即职工成了分赃人。所以此领域的工会不具备对资本约束的作用，并且成了强大的为金融资本服务的政治压力集团，为虎作伥。
现在我们来论述资本的另一方面属性：善的作用。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其实资本的逐利性既能为恶，也能为善。资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载体，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人类历史表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快速增长，社会由贫乏变丰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资本的逐利性还是创新创造的原动力。纵观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当代就有微软、苹果这样的伟大公司。
当然，发挥资本善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即社会已经没有租可寻了，或寻租的成本太高了；并且对工人剥削已经不可行了。也即在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下，要获得超额利润，创新创造成了唯一的途径。另外资本的主宰是人，人的本质二维性，也影响资本性质的二重性。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因此，在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度里，人们更加重视文化中或宗教中的人生价值，那么此时的资本就能更容易发挥善的作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批的儒商，就是有力的佐证。显然此中构筑了对资本的另一种约束，即道德约束。总之，必须笼住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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