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厉以宁先生最近在其《简政放权与培育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9期作者:厉以宁）一文中说：“从1991年至今已经24年了。中国的企业改革有了显著的成绩。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过产权的清晰和股份制改革，有些成为上市公司，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会议休息时同一些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国家参股的企业负责人交谈时，我却听到他们的牢骚或抱怨。他们说，改成股份制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好些年，除了引进了资金以外，企业依然没有摆脱受制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状态，什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都是空话，企业仍旧没有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这些话使我感到吃惊。不是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化没有任何效果，而是这只不过是当初建立股份制企业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更是成为上市公司时必须经过考核的一个指标。然而，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了，各种审查都合格了，为什么政企分开却一直未能实现?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照理说应有自主的投资决策权，开拓市场的决策权，以及生产和销售新产品的决策权，但为什么它们仍不得不服从主管部门的决策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股份制企业或者改制为上市公司，并不表明企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了。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干预和指令并未减少。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示，当初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研讨中，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牢固性的认识是不足的。根据那时的看法，我似乎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看得过于简单了。我当初以为，只要进行产权改革，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明确和产权清晰化，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后，就可以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并将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十足的市场主体，从而会实现“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 的目标。经过这些年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参与和深入调研，我认识到，产权明确和产权清晰化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关于“产权明晰”的呼声是极高的，进而在大陆经济学界形成了强大的“产权决定论”群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万能”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例如，被学界称之为的“吴市场”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呼声其实大多出自有官方背景的经济学人身上，这大概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一些思考。客观的讲，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为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临国家严重的经济形势，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在此之前，邓小平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思想上真理标准问题。在毛泽东常期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路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理论被高度政治化，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被禁止涉猎的。所以，即使是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也被固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尤其是大概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即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正是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以及“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的号召下，经济学家也只能“老骥伏枥”用于担档，来构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所以，资本主义的“产权”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基本要素便毫无争议的摆上“改革大餐”的桌面上来。现在有人有看法可以理解，但这毕竟是历史遗留的无奈，也怨不得学者“不才”。我的一个老师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他的老师中就有那个出了名的战犯石原莞尔。可是他本人自打49年鼎革之后就再也没有涉猎经济学领域，这是历史的一种不公平。其实在80年代后期，关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已经基本不再提它了。由此我们可以回味俄罗斯经济大学教授卡波夫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中国不是没有人看不出问题，而是不能讲。”在这一开放的时代，包括厉以宁先生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始终在不断的反思过去。问题只是在早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框架构建上，决策者还没完全有意识到理论的重要指导意义（也有历史和时间所限的原因）。所以才有今天厉以宁先生所说的“经过这些年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参与和深入调研，我认识到，产权明确和产权清晰化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其实，早在文革后期，就有人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进展滞后，西方学者要比我们的成果更多”的说法。从马克思韦伯、米塞斯、斯蒂克利茨以及那本在大陆很有名气的《国家竞争力 》实际上都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的学说以及中国改革的进程及经验和教训做了注释、补充或评估。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认真去关注和思考了。我们的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哪里来，这是关乎中国改革的大事，我们总不能永远“摸着石头过河”。厉以宁先生的：“我认识到”之反思，恰恰可以作为我们在经济理论探索的道路上如何尽早的醒悟并找准理论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我所说的“厉以宁的“醒悟”有似乎点晚”只是意在提醒目前大陆学者中存在的那种“死不认账”的思维固化而已。至少历先生的“醒悟”是一种可贵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我们只有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反思和醒悟才能正确的不断审视和把握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心的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是怎样“把饭吃到肚子里”的，而是关注为什么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及其本质原因。最近凤凰网有一篇文章值的经济学人看看，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莎车县委书记谈去极端化：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教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 ... wratingModule=1_9_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