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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流行的要素价值论、要素贡献论、要素产权论等分配理论都不足以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应从主体是否进行劳动这个角度研究所谓其他要素分配的问题，而这需要解决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关键问题，即管理劳动的二重性和两权分离后资本家作用的问题。
一．
目前理论界为了说明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比较流行的主要有要素价值论、要素贡献论、要素产权论等，也有部分学者将几种学说综合起来进行解释（白暴力、胡红安，2004）。
但这几种理论都具有局限性。要素价值论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性结论。要素贡献论认为物化要素在生产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贡献，因而应该分配价值。但是这种贡献实质上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贡献，是创造价值的基础和条件，而非创造价值上的贡献。要素产权论则认为要素参与分配价值是由要素产权决定的，同时否定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决定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分配制度决定分配形式，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实际上等于没有解释。这是因为，价值分配理论的目的是为现实的分配形式及其制度寻找理论依据、进行辩护的，而不是相反认为现实当中有这样的分配制度，就应该采用这样的分配形式。
二．
这几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围绕着要素来解释要素分配问题，关注要素价值、要素贡献、要素产权等等。但是，劳动价值论及其分配理论关注的是主体（人），是看主体在生产中有没有劳动，有没有创造价值，从而有没有价值分配的依据。所以，为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寻找要素分配依据，我们就要问，作为要素所有者的资本家在生产中是否存在劳动？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管理劳动，甚至马克思也承认这点。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除了他作为资本家的性质之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 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 而是一种和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等价物。”(马克思，1974)430 “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 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1975a) 550-551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肯定了资本家在生产过程进行的组织、指挥、监督、协调的管理劳动,和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但是，马克思又否定了这一点。马克思为此提出了两点理由。
首先，马克思指出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另一方面，......在一切以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1975b) 431-432因而，“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只要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因而，为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共有。”(马克思，1975b) 434 同时，“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马克思，1975c) 367-368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马克思，1975c) 368-369
其次，马克思发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趋势。而在这种趋势下，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人了。”(马克思，1975b) 435 “……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马克思，1975b) 436
这里，马克思认为，首先，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劳资的对抗关系，从而决定了管理劳动具有资本的剥削属性。进而，从管理方式来看，管理劳动必然是专制的，必然包含大量的监督劳动。其次，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两权分离后资本家在生产中作用消失了，不参与管理了，因而变成纯粹的剥削者了。这样，马克思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和趋势，强调了资本的剥削属性，忽略了资本家管理的生产属性，这样剩余价值就完全是资本剥削的产物了。
这种判断在马克思时代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种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了。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所以，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历史的发展，深入分析这两个问题。
三．
关于管理劳动的二重性，结合马克思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这要从时代的发展变化角度，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要分析劳资关系，第二，要分析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管理的方式。
首先，关于劳资关系，我们首先考察马克思时代的劳资状况。为此，我们引述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结合当时时代特点的分析。因为这在《资本论》当中并没有得到系统阐述，而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结合他那个时代具体现实，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说来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马克思，1979) 49 -50
这里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工人和资本家（包括土地所有者），因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而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处境截然不同，从而彼此力量不平衡，从而造成了剥削。具体来说，剥削又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生产地位上，资本家占有的资本是生产的基础，非常重要，而工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而只能被迫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其次，从生产制度来看，马克思时代在生产过程中既没有相应法律保障工人自身各种劳动权益，工人也缺乏相应的劳动维权意识，从而资本家在获得生产指挥权和管理权之后，可以任意支配工人劳动，延长劳动时间，漠视工人权利，剥削其创造的价值。第三，从劳动市场供求来看，资本处于垄断地位，而工人数量众多，工人之间的竞争又使得资本家可以进一步压低工资。
这里马克思认为，资本剥削劳动是直接由劳资力量不平衡及其对抗性所决定的，而这种对抗性和不平衡的根源又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里马克思结合现实的分析显然是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本相符合的，因而这个结论有其正确的一面。
但是，进一步从历史发展来看，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和马克思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一，从生产权益保障来看，马克思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权利意识有所觉醒，组建了和资本家谈判的工会组织，和资本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出台了劳工权益保护法，给工人以社会保障和福利，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第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从事科技、管理、高端服务等脑力劳动的工人越来越多，形成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获得良好的教育，所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所以工资很高。而同时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面对的市场供需状况则大大改善，其工资也越来越高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剥削和两极分化。
所以，解决剥削乃至两极分化问题，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增强工人力量，限制资本，改善劳资力量对比。这样，工人和资本家谈判过程中才会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另外，剥削和两极分化的解决长期要靠生产的发展。因为只有发展生产，体力劳动才可能减少（技术排斥的是体力劳动，而非脑力劳动），社会才需要更多的技术、管理等高端人才。工人也只有真正从事脑力劳动，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摆脱贫穷和被剥削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马克思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并没有十分成熟稳定的时代，劳资对立严重，而其理论鲜明的阶级性使得其必然要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维护工人利益，从而强调资本的剥削属性就是必然的了。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资力量不平衡得到了改善，因而其剥削属性降低了。
分析完劳资关系问题，我们再来分析管理劳动形式的问题。马克思时代由于劳资关系的对立性和力量不平衡，管理劳动采取的方式确实比较专制。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决定的。早期资本主义管理只是对车间生产制造进行管理，以监督劳动为主，并不注重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管理创新，因而管理内容比较简单，管理方式也比较简单粗暴，从而管理劳动的生产属性较弱。
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要，管理也越来越复杂，管理的内容也增加了市场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管理等方面，所以，现代管理的内容远非监督劳动这么简单，需要不断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表现在管理劳动的方式上，就是专制的管理方式在减少，管理的方式越来越人性化、民主化、科学化。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那种棍棒纪律,工业化时代的“泰勒制”、“福特制”等专制式的管理,已难以维持。管理者开始从现代管理理论，如“行为科学”、“人本管理”等当中寻找依据，“从人的行为本性中激发出动力”。他们在生产经营中通过工人“参加管理”等形式,增加管理的民主色彩,建立企业文化，在企业里营造一种“亲密关系”的氛围, 以此缓和劳资矛盾,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同时刺激工人的进取心和首创精神,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管理劳动的生产属性越来越强了。
从这种趋势来看，劳资关系除了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方面。资本家既要约束劳动者，也要激励劳动者。事实上，社会生产发展历史的总规律是生产的约束性不断降低，激励性不断提高，两者不断趋于动态平衡。此外，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生产当中，除了资本家对于工人劳动者的激励约束以外，还存在着市场对于资本家的激励和约束（表现为利润和风险），联合起来的工人对资本家也有约束作用。虽然这在马克思时代并不明显，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约束作用越来越加深。所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资对立关系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从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资力量不平衡和对立得到改善，管理劳动方式也日趋民主，从而我们可以说，管理劳动的剥削属性大大降低了。同时，管理劳动日趋复杂，其生产属性大大增强了。
四．
其次，我们来分析资本家在两权分离后对生产的作用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有其时代局限性，资本家在现代社会生产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处于生产管理的一线。但是，这些人没有或很少有公司股权，而在企业生产中权力却很大，那么他们的管理由谁来监督呢？怎样解决“委托-代理”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呢？显然这个监督劳动责任必须由资本的所有者来承担。他必须通过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职能机构行使对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
同时，当资本家退出企业一线直接管理后，仍然需要履行对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职能，而这职业化的管理人员无法完全作出，因为他们无法承担风险责任。所以，两权分离后，资本家仍然从事管理劳动，但这种劳动不是一般的管理劳动，而是高端的投资决策劳动，而此时企业管理人员则是这种决策的执行者。所以两权分离的过程实质上是劳动分工的过程。管理劳动进一步分解为职业经理的管理劳动和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劳动。而投资决策劳动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种劳动。
第一，企业重大投资的决策劳动，确定是否投资（或融资），投入什么领域，投资规模大小，同时要确定投资风险多大，利润预期等。资本投资的过程外在表现为资本的运动循环和积累，而本质上则是主体对于资本的决策、运作和管理。
第二，技术创新的决策劳动。技术在生产中作用越来越大，需要不断创新。但是技术创新却是有风险的。技术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开发本身的风险，即技术研发是否能达到原先设定的要求，技术是否先进和成熟。另一个是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传递过来的风险，即技术开发出来的新产品有没有销路。而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又需要协调考虑，需要在技术的成熟和先进之间做出选择。这些都是企业的所有者和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第三，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管理（包括管理创新）的决策劳动。这种重大决策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因为现代企业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而创新需要人才，进而需要吸引人才的发展创新环境、氛围和机制。此外，企业决策者还需要做出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决策，另外还有企业品牌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等等重大问题。
上述三种劳动中第二三种是企业内部决策，而第一种则是资本和市场投资决策。而随着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一部分资本家完全独立于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多元化股权投资，专业从事第一类投资决策劳动，比如巴菲特等人。他们较少参与企业的重大管理，但是却“用脚投票”。这种投资决策过程，和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投资一样，是对企业发展的一个激励约束过程，是资本优化配置过程，是资本运作管理过程，是市场“有形的手”，同时也是难以察觉的高级脑力劳动。
为什么需要这种劳动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发展也不平衡，也会随着市场和自身的发展而发生诸多变动，行业由盛到衰，企业由弱变强，所以需要不断改变资本的分配，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这样这种金融投资（包括银行的间接金融投资和个人或机构的直接金融投资）就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在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后，投资决策劳动和管理劳动也分离了，其各自创造的利润就分割为资本利息、红利和企业利润。所以，资本家获得利息或红利，不能看成完全剥削的收入，而是包含了投资决策价值。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后，资本家掌握了企业所有权，而实质上是掌握了企业的发展决策权，掌握了企业发展的最高管理权力。同时，所有者也承担着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收益，这也是其进行决策管理劳动的结果。所以，产权配置问题对于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如果企业没有所有者，或所有者没有或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决策权，那么必然会导致所有者虚置的问题。
进而从这个角度看，废除私有制并不是解决剥削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如果真的将生产资料分配给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而没有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其实，这里马克思最大的忽略就在这里。他忽略了生产工人的小生产局限性。这点，工人和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一致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自己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压迫太严重了。即使农民想获得土地，由于其生产意识的局限，也只是想获得少量自给自足的耕地，从而社会必然又倒退到个体小农经济时代了。同样，工人罢工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的压迫太重了，他们只是想改善自身生产环境，提高生产待遇。如果他们需要资本，也只会选择很少量的资本，从事个体小生产，而非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因为这种生产具有风险，需要良好的管理和商业头脑。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生产的发展眼光和意识，也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能力。
这样，资本家占有资本，有其历史必然性。他们首先有意愿去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也有能力（当然这种能力也是在生产实践中逐步提高的）去指挥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并且承担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最后获得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占有生产资料，不仅仅是获得所有权这么简单，而是要主动进行相应的投资决策、生产管理和风险承担。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马克思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产阶级，因而他对于工人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关注，对资产阶级的先进性也没太多重视。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从物化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看，物化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低位已经大大下降，并且，将越来越低。而知识、技术和管理等活化要素作用大大提高，并且出现资本化的趋势。
物化资本产权作用逐步弱化，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一部分知识工人、技术工人和管理工人甚至开始持有公司股票，开始获得资本利得收入。第二，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风险投资的开始出现，资本开始主动追逐知识、技术和管理人才，这样社会生产出现了以资本为生产发起的纽带到知识技术为纽带的发展趋势，从而物化资本作用进一步的弱化，知识技术的作用得到强化。另一方面，脑力劳动工人能够将自身的劳动能力、劳动经验、知识、技术、管理等自身劳动力的结晶转化为劳动力资本，从而获得资本收益。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的资本化过程。
反过来说，资本的范畴已经大大拓展了，并不仅仅局限于物化资本。所以，工人得到良好教育后，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脑力劳动者凭借自身知识、技术和管理，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吸引资本投资，从而成为真正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而不是无产阶级。知识才是最大的财产、财富。所以，资本的弱化和知识的资本化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劳资力量的不平衡。同时，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教育对于消除剥削的作用。
所以，资本家两权分离后仍然从事决策管理劳动，虽然它仍然具有两重性。当资本规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能利用自身垄断地位和市场供求，甚至是利用有杠杆效应的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商品或金融投机。虽然这也是劳动，但却是异化劳动，不具有生产性，完全背离了实体经济。所以，对此要注意节制和引导资本，以防止资本因垄断、自身实力较强而采取不正当竞争和投机，而获得剥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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