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很明显,影响劳动人口失业状况的因素有很多,而并不仅仅是资本积累这一个因素影响的结果。一般而言,这种失业状况要与劳动生产率、产品创新率或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相关。确切地说,劳动力失业状况将与产品创新率或资本增长率按相反方向变化,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率按相同方向变化。用数学公式表示就是:
我们现在假设几组不同的数值以着重就资本增长率(修正的产品创新率)和劳动生产率这二个变量来对失业率进行考察:
当J=0.05,L=0.015,M=0.05,N=0.05时,有J`≈0.0640;
当J=0.05,L=0.015,M=0.06,N=0.05时,有J`≈0.0551;
当J=0.05,L=0.015,M=0.07,N=0.05时,有J`≈0.0462;
当J=0.05,L=0.015,M=0.05,N=0.06时,有J`≈0.0729;
当J=0.05,L=0.015,M=0.05,N=0.07时,有J`≈0.0815;
当J=0.05,L=0.015,M≈0.1237,N=0.05时,有J`≈0。
我们可以看出,在劳动力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只要资本增长率的增长水平或修正的产品创新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失业率就会下降;而只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超过资本增长率的增长水平,失业率就会上升;而当资本增长率的增长水平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达到一定界限时,失业率即为零,如果资本增长率继续上升,则劳动力将发生不足。
一种极端的考虑是:
的变化不是同步的,就会发生失业或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我们由此要注意到,情况似乎是:只要产品创新的步伐不停止,经济发展就不会停止——这一点同样适合于任何生产方式;并且,只要这种产品创新率与劳动生产率相比处于一种积极的水平,那么,就能允许一定的劳动力增长水平——换言之,允许一定的人口增长水平——的存在,但是,我们显然无法想像——至少是今天无法想像——人口的无止境的增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最终没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的普遍发展,那么,人类经济的发展即财富增加迟早有一天会停滞不前。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那些尚未达到需求的相对自然界限的方面(人们所谓奢侈品的无限消费并不是同一种奢侈品的无限,而是种类的无限),如果人们能够提高生产率,则财富仍然可以继续增加,并这种生产率提高如果是劳动者的普遍提高,则贫富差距就会缩小。而随着这种满足的获得,财富增长的速度开始逐步减缓。但是,如果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均衡的,而仅仅由于或更多地是由于生产者方面的原因而提高,则贫富的差距一方面将会加大,一方面财富相对于前一种情况而将较快地趋于停止增长。
我们可以借用恩格尔函数来对之进行表示。设财富值为Q,x为生产率,则有Q=F(x),于是有F(x)=ax/(x+b)。
显然,如果仅仅是产品品种的增加,情况也是有所相似——但这是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即劳动力不再过剩之后,财富才会趋于停止增长。但我们可以看出,这时情况要好于前一种情况。这也就是说,人口总是要与生产率及创新水平相适应的。品种增加可以有助于就业水平,生产率提高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不足,而人口增加虽然可以弥补生产力不足以及有助于增加财富总量,但一般不会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许多时候情况恰恰相反。
就此,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对产品的需求最终实乃就是对劳动者才能的需求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首先把人们的这种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视为一种类金字塔型的(事实上我们说是一种鸭梨型的会更为恰当一些) ,处于最顶端的是才能最为突出者,从而也就是最为富裕者——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必然结论。现在,让我们再假设存在一种人类才能发展的极限,那么,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便是人们之间的需求强度都是处于相同水平的时期——换言之,也就是人们的才能抽象地趋于同等水平的时期。这个时候,按照劳动价值论(当然不仅仅是马克思的,而是一切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的人们的)的逻辑,人类将具有同等的富裕水平。显而易见,这一切只有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马克思很清楚,而它的持续不断的维持,同样要以私有制为其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一点,马克思忽视了。
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们说过M=I`是存在于投资决策与客观需要相符合的情况下。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比如投资超过了实际需要,也说是说当M>I`时,将会导致资本的过剩,当然,这时将可能同时出现人口的过剩。这种情况预示着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低于生产成本,甚至有些商品会卖不出去——这是危机的征兆或表现。显而易见,这时的这种M的增加不是一种有效的增加。换言之,只有当M=I`时,M的增加才是一种有效的增加。李嘉图显然不理解这一点,所以才说:“资本和人口怎么会同时过剩?这是用语矛盾。这就是一方面说有一项资本无法使用,因为其所有人找不到劳动者,一方面又说有人在失业中,因为没有人有资本去雇用他们。”[2]409而马尔萨斯却深刻地理解之,他说:“在我看来,不仅在理论上显得十分清楚而且被经验所普遍证实的是,远在取得生活资料的手段发生任何实际困难之前,由于节约习尚而增加得过于迅速的这种资本的使用,就可能遇到限制,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会常常遇到限制,结果是资本和人口可能同时、并且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同产品的有效需求对照下是过剩的。”[2]409
应当指出的是,凯恩斯干预主义的一部分内容,不过就是在产品创新率较低从而有效需求不足时的“强制”消费政策——我们知道,这脱胎于马尔萨斯。显然,这相当于提高了M,因为这里的M是针对实际进行有效生产的资本而言的。而显而易见的是,当产品品种生产不曾改变而仅仅是产量下降时,其实就意味着M的下降(注意M=I`。我们说过,可以对品种数进行价值抽象化考虑),这时,如果不是降低工资(此时一般同时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乃至劳动强度的下降),就是提高失业率。毫无疑问,这种“强制”消费政策不会长期有效,并且,与这种政策相对应的就是“强制”生产(如其它的一系列具体政策皆是为之服务的——萨伊);但是,生产什么呢?人们不可能无限度地消费道路和桥梁等。这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在一种较为恰当的范围内是有经济上的可行性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历史都已经提供(这样,萨伊定律和凯恩斯主义在这个范围内并非是不可调和的);但是,这种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性,就是个疑问了——尽管它本来就是为了迎合人性,否则,凯恩斯主义也不会在七十年代遭到挫折。就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政策乃至于政治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性,就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正确性从而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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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G]。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0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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