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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榜样！
美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榜样！——世界共产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决战（24）在《美国资本主义动向》中有一篇文章“美国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说：“像浪潮一样接踵而来的繁荣，伴随着越来越高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助长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找到新的力量的源泉，现存的弱点很容易加以克服。”主要的原因是：（1）新的工艺技术也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长期经济的发展。（2）对第三世界广泛的援助和投资，为新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市场。（3）政治上接受福利国家作为走向社会发展的必要说。（4）有一种能用来操纵资本主义经济以避免严重经济危机的“工具箱”可资利用。由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的和占支配地位的成员，用来说明它的成功的这套观点很容易推广而应用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的和可能的发展中去。当这些观点扩展并控制以后，它们就往往变成进一步思考和行动的不言而喻的假设（几乎是公理）。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它们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纲领和实践中去，进入了第三世界ZF的经济和政治规划中，甚至进入了社会主义世界某些部分的大胆的新的设想和计划中。该文是1965年发表的，但是47年过去了，这种美国资本主义的信念，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ZF的经济和政治的规划！向美国学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这不能不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悲剧！作者的反驳是：“美国经济工作的突出方面是，8%以上的劳动力失业和近10%的劳动力在军队服务或被雇佣来满足军事要求。换句话说，民用经济——私人资本、ZF和非利润设施——在其繁荣的最高峰时仅能利用82%的劳动力。”这个事实证明，在美国不仅有闲散劳动力，而且有多余的机器，有制造更多机器的能力和原料的充足的供应的条件下，是能够达到充分的就业的。但是美国经济和ZF并没有那么做。所以，上述信念是一种幻想的信念！1，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民用经济未能充分利用国家的经济资源，反映在资本投资的逐渐减少的作用上。这样，固定资本（生产者的耐久性设备和住宅建筑物）的总投资在1947年至1957年间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货物和劳务总产值）的10.3%。这一百分比在1958至1964年间下降到了8.6%。这很难说是一种被技术革新，更不用说是被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推进的经济的应有的情形。还要注意，近年来总投资的较大的百分比用于建设办公楼、商业中心、银行等等，而不是用于增加制造新产品或更多产品的生产设备。1957年，对工厂和设备的总开支只有28%用于商业（区别与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196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4%。这也不是全部情况。在最初的战后繁荣以后，为了扩大商品生产而投入的资本，大部分是用来满足军事需要的。尽管有巨额的军事需要，资本投资的相对重要性还是在降低。与此同时，有一个领域的资本投资的确显示了突出的发展，那就是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在1947年至1955年间以直接投资的形式从美国流出的资本总额是63亿美元。在1956至1964年间这个数目跃到158亿美元。2，依靠信用发展经济最初的战后繁荣时期，在私人市场经济中有真实的基础：一方面，需要建立资本投资货物储备、建筑住宅和制造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用设备），这些方面在多年的萧条中和战争中一直被忽视和恶化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在“新政”（罗斯福新政即国家调控经济）的战时经济控制下积累起来的大量储备，私人市场有为购买这些商品提供资金的能力。战后繁荣加强了。繁荣持续了一段时间，带来了在住宅建筑、资本投资和大量消费品生产方面的新高峰。但即使这种繁荣，也未能提供充分的就业。而且，资本投资的刺激，在1957年以后开始消失。1957年以后，在没有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繁荣的情况下，军事开支作为一种复苏力量走了进来。国防开支不断增长，从1957年的444亿美元上升到1963年和1964年每年568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不断增加。在这里危险不是债务本身。信用是一种帮助复杂的经济平稳运转的有用的财政工具；它对于不断扩大的经济结构特别有润滑作用。一个社会，如果生产性财富不断积累，并在此基础上经济能保持生产和投资的不断增长，那么信用能起到陪衬或辅助的作用。但是当一个半停滞的经济继续增加其债务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这种经济只有靠越来越大剂量的信用才能继续保持比较平稳地运行。其所以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是由于存在着双重的危险。第一，创设信用的银行制度中的弱点，更容易产生经济每况愈下的结果。第二，为了支持越来越大的债务，最终必须获得更多大得多的利润以便偿付债务及附加的利息。在半停滞的经济中，更大的利润不能来自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只能靠消减工资和薪金。在这种情形下潜在的困难是，挣工资和薪金的人需要不断地增加他们的收入，因为他们也是在花钱和靠着更多地使用信用来支撑经济。3，持续失业的根源美国近来经济发展的一切特殊刺激物——军费开支、对外投资和扩大债务——合在一起都未能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前进一步。4，贫困病长期经济繁荣的性质以及它的变化模式，充分反映在不断存在的大规模的贫困中。因为，尽管三十年代的“新政”进行了重要的改革，“福利国家”得到政治上的承认，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以及国内市场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是全国有不少于五分之二的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中，或生活在一种经济上被剥夺的状态中。那些相信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范围内消除贫困的人们，把贫困问题看做主要是社会福利问题。他们认为较好的学校教育、住宅、医疗照顾，更多的ZF开支来提供工作，就能消除贫困。他们所不理解的是，贫困本身是繁荣的产物。经济制度在运转时就形成贫民的后备军并从他得到好处。在迅速扩张时期和战争时期，社会中最大限度的人群可以用来从事工作和作战。在这种时候贫民的后备军可能减少，而当经济发展放慢，当技术革新排挤工人，以及当发生经济衰退的时候，这种后备军终于又被建立起来。而且，贫困的根子同经济制度的运转本身交织在一起，后者包括：工业的结构、分配方式和形成价格及利润的方法。作者最后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不是发展了，而是衰败了，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样板，而是走向灭亡的陷阱！劳动者201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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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New Micro
1论文标题China’sOutwardDirectInvestment:EvidencefromaNewMicroDataset2作者信息WeiLiaoKevinK.Tsui3出处和链接（比如，NBERworkingpaperNo.11000）http://www.hkimr.org/cms/upload/publication_app/pub_full_0_2_324_WP%20No.17_2012%20(Final).pdf4摘要MorethanseventypercentofChina’soutwarddirectinvestment(ODI),accordingtotheMinistryofCommercestatistics,isinvestedinHongKong,theBritishVirginIslands,andtheCaymanIslands.Usingauniquemicro-leveldatasetcollectedbytheHeritageFoundationthatdocumentsindividualODItransactions,wefirstshowthattheofficialstatisticsandtheHeritageFoundationmeasureofChina’sODIarecorrelatedonlyinthesampleofnon-haveneconomies,becausetheofficialstatisticstreattaxhavensasfinaldestinationsratherthantransitpoints.Onaverage,adollarincreaseintheHeritageFoundationmeasureofODIisassociatedwithlessthanafifteencentincreaseintheofficialODIamongthenon-haveneconomies,andthedownwardbiasisevenlargerforinvestmentinenergy.WealsodocumentthatthesharpincreaseintheofficialODItoHongKongcoincideswiththeriseintheHeritageFoundationmeasureofODItoOECDcountriessince2007.Finally,weshowthatsomeofthewell-documentedstylizedfactsaboutthepatternofChina’sODIareartifactsofthemismeasurementoftheofficialdata.Forinstance,contrarytopreviousfindings,wefindnoevidencethatChina’sODIisattractedtohostcountrieswithpoorgovernance,andthatneitherculturalproximitynorgeographicaldistanceisamajordeterminantofChina’sODI.Furthermore,theHeritageFoundationdatasuggestthattheresourceseekingmotiveofChina’sODIisatleastasstrongasthemarketseeking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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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从庚子赔款留美生到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庆祝建院10周年的日子里，有一位老人被介绍给了记者：他是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创办人之一，他是——— 虽已年过九旬，但张教授还是思路清晰，谈笑风生。回忆起哈佛的求学经历以及两度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往事，张培刚教授依然记忆犹新。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生 张培刚先生1913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随即被选送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1941年，张培刚成为全国16位考取清华庚款留美的学生之一，荣幸地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后又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在哈佛期间，他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在哈佛的求学，对张培刚教授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培刚先生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该校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并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张培刚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亚洲惟一获此殊荣的人。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评价：“我终于看到了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最高荣誉奖者的行列”。张教授的学生、经济学家董辅 这样评价：他在书中提出的农业国家工业化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的论点，比上世纪7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易斯至少早10年。 张教授1946年回国，出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初，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初，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他辞去优厚的职务和待遇，毅然回国，继续担任武大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校总务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底调华中工学院任“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务。 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张培刚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著作。该著作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该书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1951年被翻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一时在南美和东南亚各国成为热门书籍。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处于隔绝状态，再加上“文革”，他本人竟然对此毫无所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海外专家来华寻找张培刚，在武汉找到了这位几乎快销声匿迹的经济学界泰斗，才将此事告知他。 张教授回忆说：“1934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被选送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镇和农村，在此期间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村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论文。可以说，我对当时中国农村的情况已有相当了解，这对于我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很有裨益。在哈佛学习时，我参观过他们的工厂、农场、林场，还参观了他们的养鸡场，看到那里专业化的养鸡场非常现代化。我深深地感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达，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我同时也看到，美国社会虽然物质文明发达，但是贫富不均现象严重。我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利与弊都有所了解，开始思考如何在政府作用和市场经济之间寻找平衡。” 1989年他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为迷茫中的发展经济学指明了方向。1992年，他出版的《新发展经济学》实现了研究立场、对象、主题、方法的重大变革，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发展经济学实现新的突破和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哈佛大学有教授认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张培刚的要晚好些年。 一生最钟爱教书育人 张教授出生于军阀混战的年代，见证过国家和人民的积弱和贫困，再加上长期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他深深地感受到，美国之所以发达，关键在于重视人才和教育，一个国家要富强，关键是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于是将自己的毕生经历献给了他最钟爱的教育事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教授又以老牛奋蹄的精神重返经济学界，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1981年，正当改革开放初期，张培刚教授不顾年迈体弱，开始投入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在理工大学里开办文科艰难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经过17年的艰苦拼搏，1998年经济学院终于申请到博士点，张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这一年，他85岁。85岁的高龄成为博士生导师在我国大学真不多见。在一个工学院里，几乎从白手起家到成功申请到博士点，这其中浸透了张教授多少汗水和心血。如今，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建设已具规模，但张老对自己所作的贡献，却闭口不谈。其实，经济学院的老一辈教师都知道，正是像张培刚等几位老教授痴心不改，执著地呵护着这一学科，发展着这一学科，才使这一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发展壮大。 张培刚说：“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有今天，1998年能够申请到博士点，关键是靠人才。此前，在我们最困难时，得到母校武大经济系谭崇台教授等的支持和帮助，合作培养博士生人才，在学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面对的关键问题还是人才问题，要把握好如何造就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愈到晚年，张培刚先生对我国的现代化和教育事业的关注愈深。他说：“我国经济要发展，整个社会的风气要改善，在教育界要扭转急功近利和浅薄浮躁的学风。经济学要根据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要有历史观，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来发展。” 作为一位大学者，张培刚对如何培养优秀教师，同样忧心忡忡。他说：“现在一方面因为各种著作太多，我们不知道该看哪一本才好；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看哪一本书都一样，因为很多书都大同小异，东抄西抄，没有自己的观点。作为教师，特别是青年一代，不仅要重视基础理论，更要多做调查研究，多动脑筋思考，不能抄一点就是一篇文章，多抄点就是一本书，这样个人没有进步，学科没有发展，终究是不行的。”寥寥数语，体现了长者对青年教师的关爱和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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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The devil is in the shadow
1论文标题ThedevilisintheshadowDoinstitutionsaffectincomeandproductivityoronlyofficialincomeandofficialproductivity?2作者信息A.Dreher,P-G.Méon,F.Schneide3出处和链接（比如，NBERworkingpaperNo.11000）CEBWorkingPaperN°12/019May2012https://dipot.ulb.ac.be/dspace/bitstream/2013/118565/1/wp12019.pdf4摘要Thispaperasse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institutions,output,andproductivitywhenofficialoutputiscorrectedforthesizeoftheshadoweconomy.Ourresultsconfirmtheusualpositiveimpactofinstitutionalqualityonofficialoutput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anditsnegativeimpactonthesizeoftheundergroundeconomy.However,onceoutputiscorrectedfortheshadoweconomy,therelationshipbetweeninstitutionsandoutputbecomesweaker.Theimpactofinstitutionsontotal(“corrected”)factorproductivitybecomesinsignificant.Differencesincorrectedoutputmustthenbeattributedtodifferencesinfactorendowments.Theseresultssurviveseveraltestsforrobu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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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一）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一）——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19）现在已经广泛承认，传统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数是不适合于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和发展战略成败的唯一标准的。为什么大家这样看，在许多原因之中可以提出两点。第一，经历了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而且同时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代化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要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慢得多，而且比寻求现代化就业机会的人数增长率慢得多。第二，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往往伴之以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上许多阶层日益严重的相对贫困化（在某些情况下是绝对贫困化）。国民生产总值之被“废黜”，主要是由于它未能通过一国取得成功的任何措施来达到更充分的就业和更均衡的收入分配。这两种现象——日益增加的失业和日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是有联系的，情况是：收入水平低的（相对的和绝对的）主要是找不到现代化部门职业的人们，而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得利的则集中在那些就业的人们中间。公开失业的衡量数并不能满意地反映贫困问题，因为公开失业者一般日子还过得去，而真正的穷人是经不起失业的。但是，贫困也许可以给当地反映至少一部分“就业”问题，因为寻找现代化部门职业的人们为数过多的情况在完全无业者（公开失业）、部分无业者（工时不足）或生产率极低者（补充资源不足，或者因生活水平低下而造成生产率低下）身上得到反映。所以有人建议：消灭贫困和争取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至少应补充（如果不是取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一个目标。的确，旨在满足穷人基本需要并在适当时间之内实施这些改进措施的一套政策中，增长是经济政策的结果而不是目的。消灭贫困，平等分配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目标。第一个目标看来关系到某些社会部门的绝对收入水平；第二个目标显然关系到穷人的相对（而不是绝对）收入水平。第二个目标可以通过降低全社会的收入途径来达到（但对平均收入以上的人们降低最多）。这里，这两个目标看来是矛盾的，因为这种战略实际上会加深最贫困人民的绝对贫困。另外一种战略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而穷人的收入提高的最少，这种战略会有助于达到第一个目标，即消灭或减少贫困，但实际上会加剧第二个目标要解决的矛盾。所以，说明修改的战略应针对这两个目标中的那一个，是很重要的。赞成任一目标的论点，都是振振有词的。一方面，绝对贫困、营养不良、健康水平低下、住房条件恶劣，似乎都包括在不发达状况的主要祸害之内，因此，消除这种现象是发展所要解决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关心的是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在过于发达的社会中可能难以提出这样论点：提高平均收入水平事实上能使任何人的福利都改善那么多，可是在那些社会，人们确实强烈希望得到相对的改善，而且受惠的人确实提高了自身的福利。当然，从定义上说，相对改善不可能惠及所有的人。至少在有些人看来，平等是最重要的目的。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个人相对地位，而且关心他们所属的集团（阶级、地区或国家）的平等地位。在比较各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时，对该集团平均收入进行某种衡量是合适的。因此，在进行国际间的收入比较时，我们通常比较不同国家的按人口平均收入。现在，可能的情况是各集团间的收入更加平等而各集团内部的收入分配却比较不平等，反过来也是这样。更加特别的是，强调低收入国家内部更大平等的政策可能会扩大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只在缩小国际差距的政策却往往扩大国内的差距。修改了的目标分为：目标甲：消灭贫困；目标乙：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目标丙：加权增长；目标丁：加权常规增长。为实现各项目标的各项战略。战略是用来说明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但这个名词不仅指政策而且指这些政策要完成的目标。因此，目标不同以及提出的政策不同，战略也就不同。我们将保持战略的这个含义，用目标来说明目的，用规划来说明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系列政策。我们感兴趣的是官方决策者（ZF和公务人员）的目标。我们关心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决策者。因此只有他们能影响政策。决策者的目标可以以四种方式被过去的政策所改变：第一，由于过去事态发展的结果而使他们自身的利益有了改变，他们就可能改变自己的目标。例如经过实行一个时期的贸易保护政策之后，ZF成员可能对继续实行或加紧实行保护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第二，过去政策的结果可能使他们改变目标。例如，失业和贫困的增长使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应把消灭这种现象作为目标。第三，他们提出不同目标的权力可能改变，这或者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使得对政策的反对产生了变化，或者是由于出现了新技术。第四，决策者们的社会和政治组成——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目标——可能是由于过去规划的结果而有所改变。我们要讨论的战略分为以下几类：（1）高增长和“间接流下”；（2）激进的再分配；（3）渐进的再分配；（4）通过增长的再分配。高增长和间接流下的战略，大体说来就是五、六十年代所遵循的战略，旨在达到目标丁（具有常规加权的高增长）。这项战略并不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即：只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才是紧要的；而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1）消灭贫困的任务可以留给ZF通过把增长的成果进行再分配来加以解决；或者（2）在没有任何ZF干预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将通过间接流下的一套机制而自动地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把消灭贫困作为战略的时期中，对于消灭贫困方面的成就的不满足，说明这些假设是不正确的。很清楚，不能达到（1）——增长成果的再分配——，我们也许可以有点天真地认为是ZF意志的失败。（这里“意志”包括实行一项特定政策的愿望以及真正实施那项政策，如果愿望很明显的话。两者不能完全区分，因为愿望的实现是不能脱离其贯彻实施而加以估量的。）对照来看，不能实现假设（2）就根本不是意志的问题，而是未能详细说明增长的机制，以及错误地认为在经过一段短暂的时滞之后，迅速增长的效果将会广泛地至少按比例惠及所有的阶层和所有的收入水平。达不到假设（1），可能是由于相信假设（2）的有效性，即：ZF感到没有必要主动地进行再分配，因为它认为迅速增长过程中可以通过间接流下而自动消灭贫困。劳动者201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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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概论谭崇台PDG格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目录第一章导论第一节发展中国家第二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三节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演变第二章经济增长理论和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第一节经济增长理论第二节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第三章资本形成第一节资本匮乏对经济发展的障碍第二节促进资本形成的理论第三节资本形成的来源第四章人力资源第一节控制人口的重要性第二节人力资源的闲置第三节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第四节发展中国家教育存在的问题第五章人口流动第一节刘易斯模式第二节拉尼斯费模式第三节托达罗模式第六章工业化和农业进步第一节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第二节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第三节农业的进步第七章技术进步第一节技术进步概述第二节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第三节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革第四节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创新第五节技术差距与技术转移第八章经济发展中优先顺序的选择第一节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第二节部门发展优先顺序第三节地区发展优先顺序第四节收入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第九章对外贸易第一节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特点第二节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第三节从发展中国家国情看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第四节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第五节关税与外汇管理第六节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第十章外资利用第一节外资弥补国内储蓄的模式分析第二节外国援助第三节外国投资第四节对外债务问题第十一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一节税收政策第二节支出政策第三节货币政策第四节通货膨胀问题第十二章社会项目评估第一节项目评估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基础第二节项目评估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第三节项目评估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第十三章计划与市场第一节对市场机制缺陷的论证第二节对计划化缺陷的论证第三节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第十四章可持续发展第一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第二节可持续发展因素分析第三节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第十五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第一节经济进步和成就第二节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第三节经验与教训第四节经济全球化中的发展中国家第十六章发展经济学的展望第一节发展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衰落第二节发展经济学的光明前景[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101:04:5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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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
林毅夫：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2年06月15日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最佳产业结构，即所有的产业都符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这种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激励国内企业的投资选择与该国的竞争优势相一致 北京——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相当。但是从那以后，随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迅速统治世界，各国财富急速分化。近些年，即使是在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直到2000年，七大工业国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国和一些大型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人。 然而，尽管是在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能够以十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是世界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结构主义模式是主流的发展模式，目标是为了改变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与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通常，结构主义者会建议ZF采取进口替代策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称此为“发展经济学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获得了初始投资导向型的成功，紧随其后的是不断的危机和萧条。 从“发展思想”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这些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去理想化的市场体系，这些体系在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称此为“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充其量也就只引起了一点争议，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迷失的年代”。 鉴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双边捐助者和全球发展社区越来越关注该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项目，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又是为了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服务提供系统却不尽人意，所以焦点转移到促进该项目的绩效，埃斯特·迪弗洛等麻省理工学院贫穷行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率先对此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 我称其为“发展经济学2.5”.在北非的旧体制下，人们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是却没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没能给受过教育的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从北非的经历来看，这种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实现了动态增长和工业化的东亚及其他经济体，没有采取进口替代策略。相反，他们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同样地，毛里求斯、中国和越南没有施行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他们遵循一种双轨渐进的方法（但是各种管理指标却一直表现很差）。 在教育，卫生，缓解贫困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方面，两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都没有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设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项目。 如今，需要一个“发展经济学3.0”。我认为，从认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到促使其改变，这种转化如同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记住，亚当·斯密将其巨著称为《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同样，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之上，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研究。 迄今为止，“发展思想”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发达国家表现较好的方面（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在人道主义立场看来很重要但并未直接导致结构变化的方面（卫生和教育）。 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我提出，以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他们的禀赋）为基础，将焦点转向他们好的方面（他们的相对优势）。动态结构变化从那里开始，成功将孕育成功。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最佳产业结构，即所有的产业都符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这种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激励国内企业的投资选择与该国的竞争优势相一致。 如果整个国家的企业能这样做，那么该国的经济将会具有竞争力，资本将会迅速积累，禀赋结构将会改变，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将会转化，经济也会需要升级其产业结构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需要首位行动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资渠道的提升，以及其他各种变化，许多都超出了首位行动者的能力。ZF需要提供足够的鼓励措施，来激励首位行动者，而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必要的改进措施或协调私人公司在那些领域的投资。 很明显，结构改变具有创新性。发展中国家，通过复制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因此受益于自己的后发优势。基于成功国家的经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里有可能继续保持8%的年增长率(或更高)，在一代或两代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框架，促进私营企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受益于后发优势。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最近的著作是《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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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参考文献1 （来自姚洋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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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
北京——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相当。但是从那以后，随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迅速统治世界，各国财富急速分化。近些年，即使是在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直到2000年，七大工业国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国和一些大型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人。然而，尽管是在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能够以十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是世界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结构主义模式是主流的发展模式，目标是为了改变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与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通常，结构主义者会建议ZF采取进口替代策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称此为“发展经济学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获得了初始投资导向型的成功，紧随其后的是不断的危机和萧条。从“发展思想”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这些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去理想化的市场体系，这些体系在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称此为“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充其量也就只引起了一点争议，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迷失的年代”。鉴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双边捐助者和全球发展社区越来越关注该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项目，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又是为了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服务提供系统却不尽人意，所以焦点转移到促进该项目的绩效，埃斯特·迪弗洛等麻省理工学院贫穷行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率先对此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我称其为“发展经济学2.5”.在北非的旧体制下，人们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是却没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没能给受过教育的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从北非的经历来看，这种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实现了动态增长和工业化的东亚及其他经济体，没有采取进口替代策略。相反，他们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同样地，毛里求斯、中国和越南没有施行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他们遵循一种双轨渐进的方法（但是各种管理指标却一直表现很差）。在教育，卫生，缓解贫困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方面，两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都没有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设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项目。如今，需要一个“发展经济学3.0”。我认为，从认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到促使其改变，这种转化如同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记住，亚当·斯密将其巨著称为《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同样，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之上，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研究。迄今为止，“发展思想”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发达国家表现较好的方面（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在人道主义立场看来很重要但并未直接导致结构变化的方面（卫生和教育）。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我提出，以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他们的禀赋）为基础，将焦点转向他们好的方面（他们的相对优势）。动态结构变化从那里开始，成功将孕育成功。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最佳产业结构，即所有的产业都符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这种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激励国内企业的投资选择与该国的竞争优势相一致。如果整个国家的企业能这样做，那么该国的经济将会具有竞争力，资本将会迅速积累，禀赋结构将会改变，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将会转化，经济也会需要升级其产业结构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需要首位行动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资渠道的提升，以及其他各种变化，许多都超出了首位行动者的能力。ZF需要提供足够的鼓励措施，来激励首位行动者，而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必要的改进措施或协调私人公司在那些领域的投资。很明显，结构改变具有创新性。发展中国家，通过复制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因此受益于自己的后发优势。基于成功国家的经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里有可能继续保持8%的年增长率(或更高)，在一代或两代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框架，促进私营企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受益于后发优势。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最近的著作是《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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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二）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二）——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20）高增长总是要指望（至少在开始时）增加各种水平的收入，这显然是事实，因强调国民生产总值、高额储蓄率，以及迅速的增长率是值得重视的因素，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可是也有这样的事实（这是许多国家中的情形）：在某些时候，贫困和失业的增长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发生；大部分ZF对于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它们的政策还是主要去保护富人而敌视穷人。这表现在税收政策、公共开支、ZF管理和限制方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觉得似乎可以提出三种理由：第一，可能ZF缺乏有效地进行再分配的知识以及（或者）行政管理能力。确实，使农村地区穷人受益的公共开支计划，在管理上要比那些使城市上层分子收益的公共开支计划困难得多。同样地，税收制度一向是声名狼藉的，效率低下的。所以，这种论点可能有点道理，但也可能没有多大道理，因为各国ZF对于管理进口限制或投资特许等关系到保护特权分子的复杂问题时却似乎总是很有能力的。各国ZF在行政管理上的这方面弱点，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有效地执行政策的政治基础。再分配措施所反对的对象是上层分子，而掌管和执行这些措施的正是这些人；他们掌握行政机器，使之归于失败。第二，为了实现所追求的那种增长，可能非要产生不平等不可。部分地说，这就是老生产谈的刺激问题。这也是现代化技术的要求问题。现代化技术，从投入方面看，要求劳动力和原材料情况类似设计这种技术的发达经济社会的情况，即：高度熟练的人员比重很大，非技术工人的文化水平、工作效能很高和纪律观念很强。为了达到所要求的效率，工人们必须多少按照西方标准得到食、住和教育条件；他们需要有手表和自行车以便准时上班；他们的衣着必须整洁。这一切要求意味着公、私开支都必须更多地集中到现代工业的工人身上，如果他们高效能地转动的话。所以，收入（包括公共开支）的不平衡分配部分地属于使用现代化技术体系的必要条件。此外，用现代化技术生产的消费品也是为先进国家中那些消费者设计的，只适合于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情况的消费者。为了产生一个销售这类商品的市场，就需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现代化技术所要求的那种高水平技术很自然地造成熟练工人短缺，所以往往加剧了这些工人的雇佣来源不足；这些工人和更高水平的工人向先进国家迁移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了他们收入的上升趋势。因此产生的不平等可以部分地视为采用现代化技术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点是任何有关迅速增长的战略所固有的，如果没有其他有效能的技术的话。在发展中国家活动的跨国公司助长了这一过程。它们的产品之所以过分复杂和精密，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是在高收入、高储蓄的工业国家里发展起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是为这些国家服务的。但是这不是全部情况。寻找利润的公司应当并不难以发明价格低廉的、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并使之得到发展，以适于穷国低收入群众使用。但是跨国公司投资存在的理由是有关的公司对当地的现有对手或潜在对手要取得特殊的垄断利益或少数卖主垄断的利益。如果仿制很容易，这种利益就会很快消失，刺激也就没有了。但是，如果生产的是先进国家中跨国公司所特别掌握的复杂而常变的技术和产品的话，仿制的可能性就可以避免。所以，跨国公司的性质就决定其产品和生产方法对穷国的需要而言一定会过于复杂，从而往往加重了不平等。第三，ZF政策本身部分地决定于所遵循的战略以及发展的最终性质；政策并不是自行加到战略上去的。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自身就是直接和间接从高增长战略和上等阶层不断上升收入中得益的权贵分子的一部分。那些政策都是自行加强的。因此，例如，保护措施使得一些利益能不断继续而且扩大，而这些利益就要求这种政策继续下去。不平等往往造成一些加深不平等的政策；新富翁们取得了权力和影响，这种权力和影响于是就发挥作用来执行那些扩大他们权力和财富的政策并阻扰那些威胁他们的政策产生。ZF政策成了所遵循的战略的产物。存在着一个不断加强的循环：高增长导致采用西方技术，而西方技术往往（由于技术原因）产生不平等；那些从中得利的人们也就增加了权力并执行更多的加深不平等的政策和造成不平等的那种发展。因此，高增长政策往往不但产生不平等，而且建立起一些权力地位，使得很难依靠ZF的再分配政策来反对这些不平等，而且确有可能采用反平均主义政策。因此，假设（1）本身之无效导致了假设（2）之无效。间接流下的战略是一种追求目标丁（常规加权高增长）的战略，而结果也是旨在达到目标甲（消灭贫困），这是由于全社会提高了绝对收入，包括最贫困者的收入。这项战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到头来最贫困者在许多情况下得到的是收入增长中越来越小的部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高增长战略的技术要求必然导致（至少在开始阶段）越来越大的不平等（例如绿色革命）；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战略的政治结果时产生了一个新的富有阶层，其中绝大部分重要的决策人，他们实行的政策能保持（实际上能增加）他们的权利。这项战略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不平等和收入水平是同样紧要的，它在目标丁（常规高增长）中是不允许的。不平等造成就业困难，而不是绝对贫困。在一个社会里，他人越来越富有，贫困就更为严重——至少在心理上显然更为严重，在物质上也更为严重。这样收入相等于昨日商品价格，按今天的商品来计算，日子就难过了。例如，随着社会日益富有，私人小汽车取代了公共汽车，新公共汽车取代了旧公共汽车，罐头食品和精致的包装取代了口袋，因此穷人日子更不好过了，因为他们过去消费的产品买不到了，而取代它们的复杂精致的产品构成的这种变化驳斥了这种看法（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认为高增长有利于直接的收入再分配，不但对富人，而且对穷人。劳动者2012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