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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诱惑——戏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是你要是撒开脚丫能追上手电筒那条亮道道，人家看你就是扁的。这理论据说当年全天下只有10个人真懂，还不知道是哪10位大侠。 这马克思主义好象比老爱还要玄。全天下有资格懂的咱掰着指头数得出来：列宁还有一口气时只有列宁明白。列宁刚一蹬腿斯大林立马就懂了。姓毛的小子那胆子贼大，斯大林眼还没闭就敢说他也懂。那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眼见毛皇帝跳进长江还能浮起来，吓得赶紧检讨说没学好马列毛思想。等老毛一驾崩，他“总设计师”黄袍加身，冷不丁连“发展马克思主义”都会。 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就是谁当教主谁懂，谁有生杀之权谁懂的历史。 爱因斯坦那玩意儿10个人懂恐怕是够了。你马克思可是要“解放全人类”，要把肉体凡胎的七情六欲剔掉，改造成共产主义圣人。可你那学问弄得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连受过最严格逻辑思维训练的数学家都看不懂。你还想搞共产主义不想？ 你那理论要是人人都听得出岔子，或是大家都听得打呵欠，是你的责任而非听众的不是。很多网友说当年上马克思主义课实在是学不进去。不必惭愧，哥儿们，那正是马克思的错！ 好货无人识等于没好货。怀才不遇等于没才。深奥理论没人懂等于放屁！爱因斯坦除外. 对“你没弄懂”之类的劝告，在下完全没有必要做更多的解释。网友们自可判断。只有一句：“那皇上真是光腚的哎！”你要跟我解释说万岁爷那件新褂子要修完博士后才看得见，我保证洗耳恭听就是。也许是上帝的指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776这同一年，也就是马克思从娘胎落地的44年前，大西洋两岸几乎同时产生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不朽的两座丰碑：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前者从政治上宣告，人有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三项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什么是“追求幸福”权利呢？那不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吗？ 后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自私自利不仅是不可剥夺的人权，而且是一个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前提。亚当?斯密写道：（原文见第九节末） “（某一个个人）追求私利的动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一个与他的初衷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这个结果并不总是遗害于与他的动机无关的社会。通过对他自身利益的追求他常常造福于社会，而且比他有意识地去为社会牟利更有效。我从没听说那些为社会公益所做的交易能给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事实证明，亚当?斯密二又四分之一世记前的论断是何等的智慧。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物质文明，有哪一样是有人去学雷锋做出来的？我们用的电脑每18个月快一倍绝不是英特尔和IBM老板大公无私，中国满街iphone和galaxy也不是苹果和三星讲什么人道主义。这全是自私自利的辉煌结晶。有谁不同意？ 而倡导“大公无私”的一切经济实践，包括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通通都以失败告终或半死不活地等待输血。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 特蕾莎修女应该是大公无私而受人称道的。但那都不是经济行为。有网友笑话在下战风车：中国社会早就是自私自利横行了，还要你来教？既然那从来就是人的本质，何必还要提倡呢？看你真是没事找事！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正宗文化都把自私自利视为万恶之源，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我说这吓死我也，你离我远点行不行？ 由于我们对自私自利的恶见，我们无法正确地认识自私自利的双刃本质。中国宪法和文化至今不肯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保护私有生产资料。我们所压抑的是自私自利正面那一刃。而自私自利既然是人的本性，如果它不能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出现，必然从其极具破坏力的一刃发泄。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改变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现状的灵丹妙药绝对不是要人们大公无私。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为自私自利正名，树立私有财产包括私有生产资料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和文化基础。划定“自私自利但不可坑人”的规则界限。鼓励有谋公益之心者同时大谋私利，中国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为两个社会奠基。一个以诱导善用人的自私自利本性为依据，一个以改造人的私心杂念为前提。您说谁更有道理？ 比谁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人性原则：我自私自利碍着你什么了？我觉得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我的幸福梦想，惹了你哪一根神经？你非得改造我不可？你要建你的天堂你建去，何必跟我们这种俗人过不去？你一定要打我脑袋的主意我跟你拼命。 离我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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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郭冠清作者简介：郭冠清（1967-），男，河北邯郸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内容提要本文以科学的态度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德文版和英文版）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传统教科书上写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误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此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资本论》的逻辑正好是一个证明。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的结论。一、引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研究生产关系，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理论界存在严重的分歧（吴易风，1997；奚兆永，1998a,1998b；樊纲，1995b）。因为研究对象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的区别，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适合现代经济社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变得非常重要。在本文中，笔者以科学的态度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德文版和英文版）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或者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和相应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仅仅研究“生产关系”，也不完全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由此，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对象方面分离的误解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侧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注重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樊纲，1995b）的误解得到克服。从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经济学范式之争中陷于先天的劣势的局面将得到扭转。二、对《资本论》研究对象不同理解的评析自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了重新定义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了学术界时常被争论的焦点，原本并不模糊的定义变得模糊起来。列宁（1897）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继列宁之后，斯大林（1952）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作了类似的定义，他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②(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58)。毛泽东（1959）在批注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作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谈话［M］804)论述。这样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就已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每一本教科书都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孟捷，2000）。尽管许多学者在阅读《资本论》中译本时，看到马克思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这句话时也许会受到一点冲击，但是由于“先入为主”的思想的影响，结果又大都回到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中来。通过对上述影响我国近百年的观点追溯，不难发现③(这需要摘掉库恩的“有色眼镜”，用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结论。)，列宁在分析《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时，由于疏忽或别的原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在阐述《资本论》基本思想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容”④(洪远朋〈资本论〉难题探索［M］1985，11)，从这里可看出，列宁在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时，将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容释义后并进了第二部分，而忘记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规定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逻辑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归之为人与人的关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对象归之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樊纲（1995b）得出了“不同的经济理论着重研究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一特殊方面”的结论，而在人与自然关系变得愈来愈重要的现代社会，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范式之争中陷于先天的劣势（吴易风，1997）。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困境，许多学者作了有益的探讨。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中的关键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活力（如胡均（1997））；另一些学者试图从《资本论》中的实际研究内容出发，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已经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包含了进去（如程恩富、齐新宇（2001））。在此过程中，吴易风教授（1997）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的发表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吴教授通过对照《资本论》中研究对象的规定和简单的逻辑推导，批驳了将关键概念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广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三种常见的观点，并对产生混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指出“先入为主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和“先入为主的生产方式定义”是两个重要原因，而不熟悉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阐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是影响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阐述和对生产方式的重新定义，吴教授得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结论⑤(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M］1997)。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人与自然（或物）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人和人关系的社会交往活动--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二重性：一方面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吴易风，1997；樊纲，1995b）。只有在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被完全消除，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后（马克思，1883-1884），二者才能统一起来。吴易风教授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揭示物与物背后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如何增加财富，如何进行资源配置问题。吴教授的研究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使原本丰富的研究对象重新丰富起来，就此意义上讲，怎样评价吴教授的研究成果都不过分。不过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研究对象方面，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对吴教授的研究成果深入学习发现，仍有值得研究的课题。吴教授在回归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时，写道：“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哲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①(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M］1997)，但笔者认为，这句话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如果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同义语，那么，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那句话变成了“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这里存在逻辑错误；如果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同义语，加上交换关系，那么，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变成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这又与吴教授论证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不一致，存在新的逻辑困难。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同义语，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才是同义语，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1859）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9)，注意这里用的是“或”而不是“和”，用的是“财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对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同义语的论证，也可以参考恩格斯（1876-1878）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他写道：“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③(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既然“交换关系”不能当作“生产关系”的同义语省略，那么，是否吴教授的论证关键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存在问题呢？为此（当然主要是为了学习）笔者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1960年版），结果得出了与吴教授一样的结论（虽然在原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论证方法上有所不同。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笔者博士论文中“唯物史观重新解读”一节）（郭冠清，2001）。既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符合马克思的论证逻辑或基本思想，而马克思的叙述又不可能存在逻辑问题（否则，马克思在以后的版本中不可能不修改），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在吴易风教授（1997）、程恩富、齐新宇（2001）、孟捷（2000）、奚兆永（1998a、1998b）、胡钧（1997）、赵平（2001）等研究成果基础上，开辟新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解读，以便将吴教授开创的研究深入下去。三、研究对象的重新解读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将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并不是一个，而且对研究对象的关键范畴--生产方式的定义也不只是一个，这给理论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当然这也为研究带来了突破口。除了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定义外，马克思（1857-1858）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将研究对象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④(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83)恩格斯（1876-1878）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研究对象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①(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163)；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②(同①)。从上述定义中似乎能看出问题来，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都包含“生产”和“交换”范畴（马克思的定义指《资本论》中的定义），同时，研究对象绝不仅仅是生产关系。下边我们将《资本论》中的定义英文版原文摘录如下：InthisworkIhavetoexamine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andthe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correspondingtothatmode”（Mark,Karl,1967a）③(Marx,Karl（1867a）Capital（p.8）。)。在这里译文的关键是“the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在《资本论》（中文版）中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英文版看是不妥的，一方面“condition”常见的意思是“条件”、“情况”（如现代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和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没有“关系”的条目），另一方面按照惯例“生产关系”在英文中已有固定的用法，即“productiverelations”(WilliamandHoward,1997)或“therelationsofproduction”(WilliamandHoward,1994)，所以译成“生产和交换的条件”，而不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似乎更妥，何况与《反杜林论》中用的同一个词“condition”也译为“条件”呢？于是译文应改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再对照《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定义（指第二个定义）将发现二者是惊人的一致，笔者认为这绝非偶然。为了对照的方便，这里也将《反杜林论》中第二个定义的英文版原文摘录如下：Politicaleconomy,however,asthescienceoftheconditionsandformsunderwhichthevarioushumansocietieshaveproducedandexchangedandonthisbasishavedistributedtheirproductspoliticaleconomyinthiswidersensehasstilltobebroughtintobeings（Engels,Frederick,1876-1878a）④Engels,Fredrich（1876-1878a）的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25，p138)。在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的第一个表述中，我们得到“生产和交换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第二个表达：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⑤(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3)，我们进一步知道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与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生产与交换的形式”。如果把“生产与交换的条件和生产与交换的形式”的科学作为“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的更进一步描述（两个定义在同一本书，按前后顺序应如此），那么第二个定义就更恰当。再看一看《资本论》中我们已校对过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如果“生产和交换形式”与“生产方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二者除研究范围不同外其他都相同，即一个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一个是研究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不正是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吗？看来，过去由于翻译有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对象隔离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时，《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第二卷尚未出版，不可能不考虑《资本论》中的定义，而当时马克思还健在，如果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大的差别，恩格斯不可能不与马克思商量。现在问题是“生产和交换形式”与“生产方式”是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吗？下面将给出论证。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许多学者作了深入的探讨，但由于“先入为主”的影响，这种研究有多少科学意义是值得思考的。限于篇幅，下边我们仅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奚兆永教授（1998a,1998b）的研究为例，做一个简单分析。奚兆永教授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一文中从《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革命，市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①(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J］1998)得出生产方式“甚至把它和生产力看作是等值的概念，将其作为生产力的同义语互换使用”②(引自奚兆永（1998a）的《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一文。)；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以及“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③(Marx,Karl（1867a）Capital（p.8）)这两个地方原文作者认为该用生产力而用了生产方式，就得出了“在这两个地方，马克思都是‘生产方式代替了生产力’”④⑤⑥(Marx,Karl（1867a）Capital（p8）)的结论；接着奚文又认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等同性。奚文通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一句话“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⑤得出“在这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含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是很清楚的”。⑥这里且不说马克思（1847）《哲学的贫困》原著中译文是“、”而不是“，”，一方面从上面引文中“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同义互换并不成立，另一方面奚文不读原著上下文的态度是值得思考的。看一下《哲学的贫困》的原著就会得到，马克思这里的“生产方式”是指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是指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丝毫得不出奚文的结论。为了证明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奚文又引用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商品拜物教的一段话为佐证：“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⑦(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J］1998),奚文由此得出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划上了等号的结论，原因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之间用了一个‘即’字将二者等同起来”。⑧(同⑦)通过上下文可看出，这里的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而不是原文作者所论证的结果。毋需再进一步引用就可以看出奚文在该文中余下得出的结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含义相同，“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含义相同有多少科学含量。同样，奚兆永教授（1998b）在《对有关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其他几种观点的评论--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之二》一文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再评论，这里仅引用一个与“生产方式”有关的事例做一说明。奚文在评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⑨(同⑦)（吴易风（1997）在论证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时引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话）时，竟然在“反复阅读”中得出了这里的生产方式是“从生产力意义上理解的生产方式”，把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资料”，而且还加了一句“马克思通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划上了等号，把二者看作是等值的概念”，⑩(同⑦)这里可看出奚文逻辑的问题。按照奚文在两文中所作的分析，可以通过等量替换得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制度=生产关系……”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相等的结论，这里奚文的荒谬即可得出。从上面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探讨中，可看出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存在的明显误区。为了证明或反驳一个结论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去探索，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寻找对自己有力的论据。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是造成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长期负面影响的原因，也是每一种说法都是“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的根源。为了证明“生产和交换的形式”与“生产方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笔者没有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找论证，有两个考虑：一个是为了证明一个结论而去寻找论据的作法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有悖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符合笔者在引言中提出的“科学态度”；另一个是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讲的“生产方式”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给出完整的含义，这需要大量篇幅，同时如果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已经改变了说法，这种方法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笔者希望做的是认真研读原著，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这需要纵横比较，逻辑分析，甚至像本节所讲的对照原文等。笔者认为，对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是否同一回事或含义是否基本相同的问题，恩格斯（1876-1878）的《反杜林论》可以作为佐证。原因是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资本论》第一卷已出版，马克思尚健在，而且《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又是恩格斯在此后时间不久开始整理的，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定义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后，接着就对此作了阐述。他写道：“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①（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这里恩格斯首先对生产和交换两种不同职能作了界定，清除了生产决定交换，研究生产就包含交换思想。恩格斯在“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方式和方法”，②（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1)说明生产和交换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方式，这从另一个角度事实上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可以不把分配专列出来。在恩格斯作了第二个定义之后（事实上是第一定义更进一步表达），接着就作了阐述，“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③（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4)这里可看出，恩格斯将“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在互换使用，下面的话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④（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这里明显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互换。通读《反杜林论》发现，尽管有时恩格斯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产形式、交换形式使用上，要求并不严格，但可以得出“生产方式”和“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的结论。四、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研究通过对照英文版原文和理论分析，似乎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但是，事实上远非如此。一方面，英文版由艾威林博士，而不是马克思本人所译，有误译的可能，尽管恩格斯担任了校对工作；另一方面，中文版译成“关系”不可能是偶然的失误，必须作深入的探讨；此外，上文采用的是《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比较的方法，但是恩格斯思想是否与马克思思想一致并不能确定，生产方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为了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将《资本论》和《反杜林论》德文版有关部分摘录如下：WasichindiesemWerkzuerforschenhabe,istdie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unddieihrentsprechenden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ltnisse（Mark,Karl,1867b）(引自Marx,Karl（1867b）的DasKapital,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Band5,p12)DiepolitischeOekonomie,alsdieWissenschaftvondenBedingungenundFormen,unterdenendieverschiedenenmenschlichenGesellschaftenproduzirtundausgetauscht,undunterdenensichdemgemβjedesmaldieProduktevertheilthaben-diepolitischeOekonomieindieserAusdehnungsolljedocherstgeschaffenwerden（Engels,Frederick,1876-1878b）(引自Engels,Fredrich（1876-1878b）的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Band27，p.343)。在《资本论》德文中，与condition对应的是verhltnis。这个词既有condition意思，又有relation意思（参见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德汉词典》中的条目），而英文版选择了condition，中文版选择了relation（译为“关系”），从这里我们首先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再看《反杜林论》德文，与condition对应的是Bedingungen。这个词只有condition意思，没有relation意思（参见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德汉词典》中的条目），中文译文没有争议。现在问题是verhltnis哪一个译法（指中文和英文）遵循马克思的原意呢？通过反复对照中文、英文和德文版，我们发现恩格斯在英文校对上比较严谨，不是疏忽将verhltnis译成了condition，而至少是恩格斯的理解。他在和生产方式对应的只有生产的地方，译成relation，而在生产和交换同时存在的地方译成condition。如在《资本论》脚注中（中文版第99页，英文版第82页，德文版第49页），它将与“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应的英文译成eachspecialmodeofproductionandthesocialrelationscorrespondingtoit。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直接用Bedingungen，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误会吧。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的论述值得重视，他写道：“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①(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5、31参见英文版第5页。)，注意这里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和交换条件。另外，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的态度上非常认真，他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在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回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②(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5、31参见英文版第5页。)，他在研究对象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应该不会有意更改马克思的东西。综上所述，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译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对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不仅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逻辑上一致、与恩格斯的著作在逻辑上一致，而且也可能准确的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此，在下一节中将给出补充证明。对于生产方式的深入探讨，限于篇幅，留在以后的论文。五、对研究对象重新解读的补充证明和小结本文从英文版和德文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同一问题论述等入手重新解读了在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根据本文的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或者表述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和相应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是否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这是比逻辑推理更重要的事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对生产的形式和生产条件作了深入分析。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对于流通和交换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写道：“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的要素，或者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③(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749)，这说明研究流通过程和研究交换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对交换的形式和交换条件作了详细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把生产和交换作为互相联系又互相作用的整体去研究的。为了便于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研究生产时也研究交换（如第二章交换过程①(在英文版中第二章题目为exchange，译为“交换”较妥。)），不过是在生产的基础，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的交换；在第二卷在研究交换时也研究生产（如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研究中包含了对生产的进一步研究等），但是研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交换；在第三卷，马克思把第一卷、第二卷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卢森贝，1961）。从上述对《资本论》简单分析可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并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仅仅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是“研究各种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参考文献［1］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J］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中国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3］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洪远朋〈资本论〉难题探索［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5］卢森贝：资本论注释［M］第1卷、第2卷、第3卷，三联书店出版，1961［6］郭冠清企业制度演进大纲---个基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2［7］胡钧1997: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J］经济学家，1997，2［8］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M］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4［9］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J］教学与研究，20006［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3］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1867；第2卷,1883；第3卷，1894（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毛泽东1959：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82［15］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97-2［16］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N］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1985［17］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J］当代经济研究，1998，4［18］奚兆永对有关〈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其他几中观点的评论--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二［J］当代经济研究，1998，5［19］赵平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歧，经济学家，2001，2［20］Engels,Frederich,1876-1878a: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25,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Moscow,1987［21］Engels,Frederich,1876-1878b: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Sozialistischen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DietzVerlagBerlin,Band27,1988［22］Marx,Karl,1867a:Capital,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Moscow,1985［23］Marx,Karl,1867b:DasKapital,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Sozialistischen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DietzVerlagBerlin,Band5,1983［24］William,Dugger、Howard,Sherman,1994:“ComparisonofMarxismandInstitutionalism”,JournalofEconomicIssues28,1(Mar),pp101-128［25］William,Dugger、Howard,Sherman,1997:“InstitutionalistandMarxistTheoriesofEvolution”,JournalofEconomicIssues31,4(Dec),pp99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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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诱惑——戏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四）
铅笔是怎样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的矛盾。 用简单点的话说，看看您老的前后左右，千万个行业，亿万种产品，无数的老板。眼花缭乱了不是？这要没个总指挥，让你们各走各的道，人人都为自己打算盘，互相耍小聪明使绊子，这天下怎么能不乱套？ 或者反过来说，要是有个总设计师，把全天下的芸芸众生拧成一故绳，朝着一个为全社会造福的方向运气发功，这世界该有多美妙！ 如果您没工夫去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您多半会想，这马克思说得是有道理哎！ 马克思主义的诱人之处在于，它几乎处处符合我们的直觉，因而引发读者的原始冲动。而人的直觉和原始冲动常常是错误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自由选择》书中，用了一个“铅笔是怎样造出来的”例子，生动准确地说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之间，不但不是矛和盾，那简直是嫖客和“小姐”，缺一头都没法风流。 没有任何一个个人，能单独地从两只白手开始造出一只铅笔。不信您试试。 铅笔的木杆来自北加州或俄勒冈，伐木需要锯子、绳索、卡车等数不清的工具配件。这些工具来自无数人的千万种技能，牵涉到采矿、提炼、加工，制造成为油锯、利斧、绳索。就连那伐木人的那每一杯咖啡，都不知沾过多少只手。 这还仅仅是铅笔的木杆。那铅芯又经历了多少复杂工序，转过多少遍手，最终才装进铅笔的中心。您再想想铅笔头上那块橡皮…… 这每一支铅笔，没有千万人的直接间接的卷入能造出来吗？也请马克思信徒去算算，到底这支铅笔中有多少“劳动时间”。算得出来吗？ 而老马小马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千万人中没一个人是因为需要铅笔去干他那份活儿。绝大多数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根本就不关心也不知道他们的汗水最终会凝结成这支铅笔。他们只关心，也只需要关心他的辛劳值不值得月底的那份薪水。 而你我每次去买铅笔，无非是拿出工资之九牛一毛，换取千万人那无穷小量劳动的积累。 弗里德曼写道：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支铅笔居然造出来了。没人坐在中央办公厅向这千万人发号施令。没有宪兵监督这些从未发出的号令的执行。这千万人居住在四面八方，操着各种语言，信奉不同的宗教，或许还相互仇恨－－然而这些区别毫不影响他们相互协作并造出这支铅笔。这是为什么呢？亚当?斯密早在两百年前就给我们做出了答案。” 亚当?斯密理论跟马克思那嚼醋玄学不一般。其核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项愿打愿挨买卖如果能成交，必是因为双方都觉得有油水可捞。交易是“双赢”，不是“零和”。 这支铅笔的制造过程中牵涉了千万次交易。每项交易的双方关心的都只是他们的最大私利。而这些交易的价格，则指挥着整个经济的运作。 弗里德曼继续写道：“假设出于某种原因，铅笔的需求在不断增加。零售商将发现铅笔近来很俏手，于是向批发商订购更多的铅笔。而批发商再找到厂家。厂家则去订购更多的木料、石墨、铅、铜皮、橡胶，及所有原料和设备。为促使供应商生产更多的原料，厂家不得不提高竞价。高价将引诱供应商增聘工人以满足需求。为增聘工人，商家又不得不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这个过程就象水波一般扩散开去，向全世界传播一个信息：铅笔有一个更大的需求。更精确点说，每个人只需知道与他相关的某个产品的需求增加引起价格提高，而他并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亚当?斯密创造的奇迹。 毫无疑问，这是个“社会化”的大生产。这个生产根本就不需要“计划”。每个生产者只需要关注他的产品的价格和成本，并当价格和成本发生变化时作出及时的反应就结了。 这个生产商为什么要去提心掉胆地盯着价格变化，又要没事找事地去作出相应调整呢？显然这价格必须直接影响到他的利益而且他必须为私利去努力。私有制正是完美地做到这一点。 您说说看，这社会化生产和私有制哪来的矛盾？您也不难反过来想象一下，为什么全世界都办不好国营企业。 有马主义者指出：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在高速发展铅笔生产的意义。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资本主义最终使得铅笔“极大丰富”，必须用“计划”来限制生产并“按需分配”铅笔。而不是用计划经济来发展铅笔生产。 的确，当今的发达国家铅笔是极大丰富。要“按需分配”铅笔不是不可能。可这用得着计划吗？我们不妨去瞧瞧那“看不见的手”是怎样运作的。 由于铅笔的利润使得众多的投资者进入铅笔生产，最终导致市场饱和。注意，经济学上没有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只有价码不咋地。铅笔多了就得放血降价，减少订货。导致各级原料连锁杀价。这个价格信息迅速传遍商界。铅笔业股票狂泄而使得资本另谋高就。已经上了贼船的铅笔业者竞争加剧，必须开源节流，降低成本，寻找替代原料，起用新技术，解雇多余劳力并改善管理。如此等等。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铅笔商战中，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社会资源重新自动达到最优或较优分配。而消费者则是不断地得到更便宜，更精巧，更好用的铅笔。 如果您按马克思的思路，发一个计划，要所有企业减产，您能比那“看不见的手”干得好吗？ 马克思提出计划经济之时，肯定是没有去试试如何做“铅笔制造计划”。他要是稍为试一试就知道，彻底的计划经济是一个白日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陷阱就是，出于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价格来源于“平均劳动时间”而不是供求。因而马克思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价格在经济学中的真正意义：传播商业信息，提供商业诱导，和优化资源分配。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悖论。就象彭真委员长搞不清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一样，请问究竟是计划服从市场，还是市场服从计划？如果是计划服从市场，那您要计划个啥？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根本就不需要计划。您要是想要市场服从计划，别臭美了，您以为市场会听您的？ 当工人工资（价格）低廉而老板利润丰厚之时，越来越多的人便加入冒险家的行列成为老板，而小老板又企图变成大老板。为争夺现有熟练劳工，老板不得不提高出价。老板越多工人工资就越高，而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做买卖盼的就是顾客盈门。工人出卖劳动力的“顾客”是谁呢？还用问吗？当然是资本家啦！ 您要是打定主意当工人，您就应该想法子骗别人都去当老板。这道理是再明白不过了。 马克思给工人阶级开的药方可绝了：用暴力革命把老板们都干了，让全天下只剩一个“公有”老板。到那时，这老板出什么价您都得卖，您要不卖就没处卖，喝西北风去吧！来源：专制的诱惑——戏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_经济论坛_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138729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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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推荐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力作
马克思剥削与阶级的动态数理分析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郭迪娜邹薇助手:邹恒甫中文摘要经济增长、收入水平差异和社会公平问题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剥削、阶级差异的角度，就各国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动态历程、阶级斗争和收入水平差异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同时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社会中剥削和阶级问题的模型。本文中的模型以经济中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为框架，并从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供给方即工人阶级，需求方即资本家阶级）的研究入手，构造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而讨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关系及其在收入水平、财富积累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力市场剥削阶级收入差距AbstractInthispaper,wetrytocombinethetheoryofpoliticaleconomicsofMarxismpoliticaleconomicswiththetheoryofwesterneconomics.BasedonfundamentalsofMarxism,weconstructaneo-classicalmodeltostudytheexploitationandclassconflictproblems,whicharerampantinallthesocieties.Inthispaper,wechoosethecompetitivelabormarketineconomyastheframework,andstudythesupplysideandthedemandsideofthelabormarket(theworkerclassisthesupplysideandthecapitalistclassisthedemandside).Byconstructinganeo-classicalgeneralequilibriummodel,wefurtherdiscusstherelationshipandincomeandwealthdisparitybetweenthecapitalistclassandtheworkerclass.KeyWords:MarxianeconomicsCapitalistLaborExploitationClassIncomedisparityI．引言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源于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它们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两套不同的理论方法和体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的基石是剥削这个概念：利润的产生在于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剥夺剩余劳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如下阐述"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1]当工人工作的时间超过他们用他们的工资所买的物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时，就存在剥削。对于这种定义的剥削，马克思也有很好的解释"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值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的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这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马克思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是从何而来。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它作为一种生产成本核算理论，是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揭示出只有劳动力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劳动阶级，才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资产阶级是食利者、不劳而获者、寄生者、剥削者。这样，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通过革命暴力(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也可以通过股份制方式或其他和平方式)消灭使自己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社会条件，从而公正地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劳动成果。不过，这种理论逻辑严密的体系实质上是批判性和结构性的，其目的在于破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秘密，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由于它并不是现实的经济活动的操作指南，因而必然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显得不够实用、缺乏可操作性。同时，由于难以在现实中进行价值的分配，而且其"按劳分配"的原则似乎也排斥了资本、土地在生产中的必不可少的积极作用，因而留下了些缺憾，很容易因误解以致操作不当导致平均主义的消极后果。与之相对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即是效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的最大特点是从主观方面、心理方面确定商品的价值。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稀缺性及其如何效用最大化的学问。效用函数的引入结合各种现代数学工具的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准确地演绎或推导出你所需要的任何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可靠性颇为可疑，但这些研究成果确实对各种经济现象给出了一种解释，为分配系统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并且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确保了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因而得到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尝试将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结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工具和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当属森岛通夫（Morishima）。森岛通夫是一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研究。森岛通夫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比较，论述了二者的实际功能，指出不能用单一的经济理论概括所有的经济体系，认为应该用不同的模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森岛通夫建立的经济数学模型的特点在于其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现实现象，比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加复杂而贴近现实。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可以在不同企业之间自由的转移，同时生产能力每年以确定的速率下降；而森岛通夫的模型却可以得到资本自由转移条件下生产能力非均等下降的结论。在森岛通夫的著作[3]（1973）中，他提出了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即：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但是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约翰·罗默（JohnRoemer）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摧毁了一个思想狭隘领域：即认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虽然在80年代的时候，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作都集中于应用传统经济学里的数学工具，然而约翰·罗默的这本著作的特殊特点在于他更进一步的将马克思的分析和明确的瓦尔拉斯（WALASIAN）的框架综合为一个整体。他引用了传统的新古典的市场机制的特征，将理论表示为在服从初始禀赋的限制下，最大化个人的目标函数的竞争性的决定。在该书的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此外，作者找到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的解释剥削的一般性理论：封建主义剥削是与土地禀赋的不平等和强制性的生产关系相关的；资本主义剥削是与可让与的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的所有权的不平等相关的；而社会主义的剥削缘是与不可让与的资本或者技术的禀赋的不平等相关的。由于不存在自由交换，新古典的剥削与封建主义的剥削是等价的。可以看到他仅仅用所有权的关系来定义剥削，而不用提及劳动过程。此书的重要性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可，因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化，而罗默也被誉为"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二十世纪后半页的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许多经济学家Cole(1992,1995),Robson(1992),Fershtman&Weiss(1993),Bakshi&Chen(1996),以及Zou(1994,1995,1998)[4]，运用资本主义精神的模型来研究储蓄，增长以及资产定价等方面的问题。其中，邹恒甫更是运用'资本主义精神'对长期增长，储蓄行为以及社会阶级等方面的问题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在Zou（1994）里，他指出："在《新教的道德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中，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表明的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的动机并不仅仅是长期消费的最大化，而且也是一种源自财富自身增加的快乐。并且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方法也被亚当·斯密（AdamSmith）（1937），卡尔·马克思（KarlMarx）（197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971）所采用。…….财富带给人的不仅仅是消费，而且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威望。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成功。"同样，本文也基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思想来构造资本家阶级的效用函数，即用消费和资本同时来定义效用函数。现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新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的剥削和阶级理论。本文以经济中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为框架，并从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供给方即工人阶级，需求方即资本家阶级）的研究入手，建立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而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我们不从剥削与被剥削的角度来划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与约翰·罗默不同的是，我们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一样，也看作是社会中最大化自身效用的个体。而不是使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个体。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仅仅看作是社会中拥有不同类型的偏好的两个群体。在本文的第II部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的表述为依据，通过现代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来建模。在第III部分，我们采用现代数学中的动态优化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讨论各种经济参数对均衡点的影响，并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最后，在第IV部分中，根据第III部分中对两阶级定性的分析，可以得到两阶级的财富间的差距的变化趋势，从而揭示导致社会不公正的真正源泉。II．模型的建立1．基本假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阶级有如下的划分"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那边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6]在这里，我们的分析框架是劳动力市场，而土地所有者这个阶级即不提供劳动，也不需求劳动，仅仅是靠地租生活，所以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可以不考虑土地所有者这个阶级，只关注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因为土地所有者既影响劳动力市场，也不参与生产劳动，所以我们的这种考虑应该说是完全合理的。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而资本家也处于一个竞争的产业环境中，要与他们的同行进行无休无止的竞赛，为了赢得这场竞赛，资本家就必须努力积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对资本家对消费和积累的态度做了明确而生动的描述"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在剩余价值已定时，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它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而谁进行这种分割呢？时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因此，这时他的意志行为。…….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值了。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的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裕。…….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由不断增长的必要，……，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7]。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用效用函数（即是对意志行为的一种数学表达）对这一事实加以描述的话，资本家作为一个个体，其效用函数显然与一般的消费者存在极大的差异。除了消费之外，资本积累这个因素对资本家的效用似乎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是可以超过消费，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正如资本论中所说的"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8]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把资本积累作为一个参量引入资本家的效用函数，那么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是不是也应该把储蓄作为个体消费者的一种'资本积累'行为引入个体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和个体消费者的储蓄从本质上来讲是截然不同的。首先谈谈个体消费者的储蓄行为。对于每个消费者而言，他往往会把自己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当前消费，一部分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简言之，消费与储蓄只是消费者关于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一个权衡，是为了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和平滑消费路径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很显然，消费者进行储蓄的最终目的还是消费，因为只有消费可以增加他的效用水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消费者只能生存一期，他肯定会把所有的收入用于消费，而不会进行储蓄。但是，资本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收入会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作为资本被积累起来。尽管在马克思眼中这种积累只是执行他的社会职能而已，这种行为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而在我看来，资本家作为拥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他的行为受到自己的控制。这种资本积累是出于资本家自身的需要，而又远远超出了个人消费的需要。不难发现，许多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拥有数亿资本，按理来说可供他们奢华地享受几辈子，可是他们还是不断地努力积累财富，却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节省，消费得很少！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就是资本家的效用函数有别于个体消费者，除了消费之外，资本积累本身也可以给他们带来满足感和效用。与其说，资本家的本性是为利是图、贪得无厌，不如说，资本家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和效用函数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一生汲汲追求资本积累保证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如此一来，我们解释了新模型建立的第一个重要假设前提，即可以将积累的资本作为一个影响变量直接引入资本家的效用函数。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在考虑社会中的消费者的效用的时候，是不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进行区分，而是笼统的看成为社会中的消费者，使用相同形式的效用函数，即认为两种阶级的人的效用都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消费。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本质的不同，同时也掩饰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根据我们的设想，由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效用取决于不同的因素，所以有必要对两者的效用函数进行区分，分别用不同的函数形式进行表达。其中资本家阶级的效用取随后，第二个需要解释的假设是如何将资本家的自利行为和厂商的最大化利润行为统一起来。从18世纪的休谟开始，西方经济学就把人性、个人动机作为经济分析的哲学基础，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人类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从而将个人偏好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目的性行为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的起因。因此，社会经济的变迁来源于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人的自利性动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可以说，个人效用最大化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内在动力。然而，对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两大研究主体--消费者和厂商而言，虽然个体消费者的经济行为确实是用效用理论加以衡量的，但是对于厂商而言，效用就不存在了！厂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被引入市场，好像一开始就不具备一般的人格化特征，因为在分析厂商行为的时候，从未考虑过任何关于效用的表述，而是把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作为一种假设前提加以运用。我们不曾考虑过这种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内在动因。那么，这个内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厂商的拥有者就是资本家，资本家的个人意识操控着厂商的一切生产和经营行为，如果说资本家是为了增加自身效用而积累资本，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其为了积累资本而追求利润的外在行为表现了。这样一来，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可归结为资本家最大化其个人效用的行为。不仅如此，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为了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劳动者，因为只有这些自由的劳动者可以提供一种特殊属性的商品，即劳动力；同时，为了实现无限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资本家往往会要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供给。依据这个重要假设，资本家作为厂商的所有者，才是真正的劳动力需求方。与此同时，尽管社会中的消费者包括资本家和工人，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获取工资，而资本家本身不会从事生产劳动，因此，与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假设不同，这里只有一部分消费者而非全部向社会提供劳动力，即工人阶级是劳动力唯一的供给方。2．基本模型的构造在如上描述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市场中，均衡是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决策共同决定的。所以我们在第III部分中将分别考虑资本家阶级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以及工人阶级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最后对一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均衡作出分析。于单位劳动的边际产出，在这里我们假设工资是外生给定的是合理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明"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地生活资料地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1]，"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做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比较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供过于求，出现超额就业，还是供小于求，出现失业，抑或是正好出现供给与需求相等，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根据这一部分对模型建立的思想的详细阐述，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第III部分）中，通过对两个不同阶级的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的选定，对模型进行定性的分析。III.模型分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摘自《资本论》第一卷第593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摘自《资本论》第一卷第217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2]摘自《资本论》第一卷第227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3]Morishima,M.:Marx'sEconom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3[4]Heng-fuZou'Thespiritofcapitalism'andlong-rungrowthEuropea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1994)279-293Heng-fuZouThespiritofcapitalismandsavingsbehavior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Vol.28(1995)131-143Heng-fuZouThespiritofCapitalism,SocialStatus,Money,andAccumulationJournalofEconomicsVol.68(1998),No.3pp.219-233[5]'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Weber(1958)[6]摘自《资本论》第三卷第1001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7]摘自《资本论》第一卷第682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8]摘自《资本论》第一卷第686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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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量化讨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乎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代名词，其实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不乏数学推理，他本人也有解数学难题的爱好。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被无产阶级作为斗争的武器，它的阶级斗争学说反而凸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剑桥学派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农民工、低工资、消费不足的问题。由于利润过多地被老板拿走，消费不足，导致生产供给不能被消费需求吸收，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出现，也导致社会对立。任志强对穷人的侮辱以及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社会普遍的仇富心理，实际上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它有时会以流氓无产者的暴力行为的表现以释放，甚至会伤及无辜者，任志强的父亲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他的作为理念已与他的父辈完全相反，他父亲是理想主义者为穷人老革命，而他却走向了反面，不知道他是否是党员，如果是的话，他的行为已完全背离了他所宣誓的宗旨，建议他退党或有关支部开除他的党籍。这几天看了央视组织老板搞得慈善活动，资本家不总是血淋淋的，阶级需要调和，社会才有和谐的可能。有老师说美国有一批左派经济学家用数量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忘了名字，请哪位告诉我？其实马克思关注了人的效用函数，经济学不是冰冷的，它需要关注人的感觉，马克思做到了，在今天经济学需要从某些方面回归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斯大林的曲解的经济学，他研究的是社会公正与正义，所以它在18-19-20世纪赢得了人心，但它也被滥用，让它背负了罪名，和任何科学一样，它也有不足，比如它的阶级斗争学被攻击说是引起了2次世界大战。但问题是，在没有仁慈的资本家的时候，只有斗争，这是历史造成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西方就不会有强大的工会，就不会有劳资谈判机制以协调劳资矛盾...马克思用数量分析揭示了资本的秘密，经济危机的原因，今天仍然有道理，在西方仍然有追随者，遗憾的是国内的经济学数量研究几乎没有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又过多地偏重于制度经济学的思辨。马克思值得学习的地方是既有犀利的思辨又有严密的逻辑数量推理。现在主流经济学有些搞博弈论的关注些阶级问题，但不多....只是有感而发，拙思糙词，请各位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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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先了解马克思!
撰写者ErnestMandel卡尔•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是海因里希•马克思和亨里埃特•普雷斯堡之子。他的父亲是位律师,虽然出自一个古老的犹太教牧师家族，本人却不信教，十分赞赏启蒙运动。就在马克思出世前几年，他开始信奉新教，以摆脱强加在普鲁士犹太人身上的羁绊。马克思的母亲祖上是荷兰犹太人。生平与工作卡尔•马克思曾就读于特利尔市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后来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841年4月工15日，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在耶拿大学得到通过。1843年，他与普鲁士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冯•威斯特华伦（原文如此）男爵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上大学时学习的面很广，但主要围绕着哲学和宗教。他与那些追随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激进人士接触十分频繁，并和这个圈子里的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布鲁诺•鲍威尔成为好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于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他的影响极大。马克思原来打算在大学的教授哲学，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便转而从事新闻工作，一则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二则是为了维持生计。他在1842年5月成了《莱茵报》的编辑，这是一份科隆的激进报纸。他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兴趣却越来越强烈，而且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激进。一年后，该报遭普鲁士当局查封。之后，卡尔•马克思计划在巴黎创办一本名叫《德法年鉴》的杂志，这是为了躲避普鲁士政府的新闻检查，同时也为了能更加密切地联系和参与争取政治与社会解放的实际斗争。当时，法国是进行这些斗争的中心。他和妻子一起移居巴黎，并在那里与他的终身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邂逅相遇。马克思当时对黑格尔的哲学政治体系已采取批判的态度，其结果便是他第一部主要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问世。马克思在巴黎逗留期间，钻研了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并受到法国首都那些社会主义人士和工人阶级的深刻影响。他在1844年发表了《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之后，便真正成为共产主义者，即主张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由于普鲁士使馆的压力，马克思于1845年初被法国驱逐出境，移居布鲁塞尔。《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一书的脱稿，标志着他已明确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了。该书收有他与恩格斯合写的11篇《论费尔巴哈》的文章，但这些论文在他生前始终未能出版。这也导致了他与法国当时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之间的分歧和争论。马克思在他唯用一法语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此有所阐述。与此同时，他越来越积极地投身于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并开始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该同盟委托恩格斯和他共同起草纲领宣言，即《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草案。1848年革命刚开始，马克思就被逐出比利时。他先是去法国，1848年4月又转去科隆。1848年德国革命时期，他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出版《新莱茵报》，该报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普鲁士反革命得胜后，该报于1849年5月遭查禁，马克思也被驱逐出普鲁士，后来始终未能恢复他的公民地位。马克思便移居伦敦，直到逝世，这期间他只在别的国家短暂居住过。整整15年中，他致力于经济研究，陆续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和《资本论》第一卷（1867）。他花大量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所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政府的蓝皮书、英国国会议事录以及其他许多论述英国和世界社会经济状况的最新资料。除了阅读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外，他还了解科学技术、人种学和人类学，并且做了许多本摘记。然而，尽管他全心倾注在研究工作上，他却从未完全停止过实际的政治活动。他曾希望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高潮再起的形势下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他逐渐退出逃亡政治活动，但还是在1852年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严厉谴责了法国的反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文中对自己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也对1848——1852年间革命与反革命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结交了英国的工会领导人，使他们逐渐关注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政治。他所做的这些努力终于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即所谓的第一国际的成立（1864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协会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变成单纯的经济学家，除了因为他对政治兴趣并怀有革命热情，还由于他迫于物质生活的压力。与原先的期望相反，他从未能通过写科学著作挣到足够的钱来支付他本人以及人丁越来越多的全家的开支。他只得转而搞新闻工作以维持生活，而且在新闻工作方面他一开始就取得了一定的、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功，因为他在1851年夏成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欧记者。但是，他并未能因此而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这种合作关系10年之后也告终了。因此，在伦敦流亡的那些日子里，马克思经常处于物质极端贫乏和精神十分痛苦的状况之中。他爱妻子和孩子，却无法为他们提供最起码的正常生活条件。为此，他深感痛苦。索霍区霍乱猖獗，住房破旧，加上食品和医疗条件短缺，他的妻子和他本人的健康每况愈下，有几个孩子相继夭折，尤其是1855年大儿子埃德加的去世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七个孩子中只有三个女儿幸存下来，她们是詹尼、劳拉和埃琳娜。这三个女孩子都很有天赋，后来在国际劳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埃琳娜在英国、詹尼和劳拉在法国）（詹尼和劳拉分别与社会主义领导人朗盖和拉法格结了婚）。在这段漫长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的时期中，由于他的朋友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经济上和道义上所给予的支持，马克思活了下来。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赤诚之心一直是科学和政治学历史上真正友谊的杰出典范。马克思的境况后来开始好转，一方面因为他接受了母亲的遗产，另一方面是由于第一批独立的工作阶级政党（一方为拉萨尔的追随者，另一方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在德国发展起来，马克思的著作有了较大的市场，再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好几个欧洲国家开始产生影响。此外，恩格斯的经济状况也进一步改善，使他有可能更经常地资助马克思全家。1865——1871年间，马克思潜心研究经济并撰写《资本论》，同时不断地给予国际工人协会政治上更多的及时帮助，特别是他为巴黎公社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辩护（《法兰西内战》1871年）。他虽然为自己能再次参加一次真正的革命而感到满意，但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严重的分歧却感到担忧。这一分歧导致了与以米哈伊尔•巴枯宁为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裂。马克思没能写完《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这两卷在他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起初是否计划再增加两卷，对此尚有争议。他去世25年之后，卡尔•考茨基编辑了人们通常所指的《资本论》第四卷，收有马克思对其他经济学家所做的广泛的评论，题为《剩余价值论》。马克思在晚年尽管生活条件有所好转，但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资本论》第二、三两卷最终未能完成，可能主要是由于他的健康原因。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代表大会（1878年）所通过的纲领进行了抨击（《哥达纲领批判》），尽管如此，对于在他的祖国诞生了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对于社会主义组织能散布欧洲，对于他自己的思想能对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马克思还是为之感到振奋不已。马克思的夫人于1880年病倒并在翌年病逝，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时隔不久，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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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孟捷《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人概念的合理成分，从资本一般和竞争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与演化经济学家相似，马克思将不确定性引入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目标和行为模式的分析，提出应该超越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样的视角，在对人的行为模式的解释中接纳来自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以便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关键词经济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入利润最大化演化经济学制度多样性作者孟捷，1967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待经济人假设大体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力图彻底否定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定地位，把该假设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对立的；①另一些学者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承认马克思经济学也继承了源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②理论上的这种分歧，为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预留了空间。本文第一节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认为在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中存在着两面性，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的不同侧面。第二节分析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透过资本一般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做了基本规定。第三节通过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引发的争论，分析了竞争即“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并探讨了下面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如何从一个普遍的动机出发解释竞争中的不同行为。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追求剩余价值和追求利润，在意义上是不同的。第四节介绍了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利润最大化假设的批评，指出这一批评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这一节还扼要地讨论了马克思对不确定性的分析，以及在他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如何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目标和行为。第五节简略地评论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与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所可能有的指导意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研究受到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创新问题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04＆ZD008。①参见周新城《决不能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刘瑞《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②参见曾启贤《经济分析中的人》，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笔者的观点也可视为后一种。一、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谈起经济人概念滥觞于古典经济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功利主义时，曾这样评论了功利主义和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革命时期，即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最初两次斗争中，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出现了这种理论。当然，这种理论早已作为心照不宣的前提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它在重农学派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内容，因为重农学派最先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个体系。①古典经济学家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假定，是以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前提的，关于经济体系与经济人概念的关系，捷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西克曾做过如下深刻的评论：经济人的概念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经济人就是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人，作为系统的一个功能要素的人。这样的人必须具有开动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本质属性。……古典科学(指古典经济学——引者)赋予“经济人”若干基本特性，其中包括理性行为的利己主义等等。如果说古典科学中的“经济人”是一个抽象，那它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它的抽象性取决于系统，在系统之外，经济人才变成一个没有内容的抽象。②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也做了类似的评论，他说：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一个内在地自立的、自身封闭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只有按照在固有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设定的目的和确定的手段，才能进行现实的实践。‘经济人’这个术语的产生既绝非偶然，也绝非纯属误解；它恰当而具体地表达了人在社会化了的生产世界中的直接必然行为。”③经济人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最经典的表达。但是，斯密对经济人概念的规定，包含着下述两面性。一方面，作为《国富论》起点的利己心范畴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行为中得出的抽象。譬如，在《国富论》第二篇中说：每个人都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持久愿望，而通过节俭积贮并增加资本是实现这一改良的最适当手段。另一方面，利己心又被看作是抽象的人性，被定义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④恩格斯曾这样总结了体现在古典经济学家身上的两面性，他说：“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9页。②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3—65页。③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91—92页。④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15页。⑤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3—494页。斯密力图把利己心当作人类学的抽象概念来处理，是他的经济人思想中的庸俗成分。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赫希曼所指出的，“利己心”概念(self-interest)中的利益(interest)一词，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一开始并不限于指人的物质利益，在16世纪，这个词的意义“涵盖了人类的全部欲求”；16世纪以后，“利益一词的含义通过某种过程正在被狭义化为对物质经济利益的追求，这就是英语史和德语史的趋同点。”①斯密提出“利己心”概念，意味着赫希曼所指的上述词义改变过程的最终完成。斯密经济人思想中的矛盾，反映在其具体经济理论、特别是分配论中。正如日本学者大河内所看到的，“在‘利己心’表现在经济生活中的时候，它不是‘经济人’一般，也不是‘交换人’一般，而是土地所有者、工商业者，也是‘贫穷劳动者’”。②不同阶级的“利己心”在其利益上是互相对立的。例如，斯密在讨论工资的形成时这样说：“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立的契约。这两方的厉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还说：“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提。”③这表明，斯密在具体分析中事实上放弃了抽象的经济人概念，转而通过具体的经济关系来规定人的动机和行为。在我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中的不同侧面。马克思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概念中的合理成分，主张在特定经济关系下分析人的行为和目标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从某种先验的人性出发，推演出经济关系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曾指出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所含有的以下悖论：一方面，经济人是原子化的、非道德的个人，另一方面，经济人又不能采用强力和欺诈来实现个人利益。因此，表面上看来脱离了社会环境、原子式的经济人，事实上是以特定制度为前提而形成的概念，在这一制度下，他只能凭着绅士般的手段(即交易)来为自己谋取物质上的利益。格兰诺维特就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以下论点：“行动者并非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如原子般行为和决策的……相反，他们进行有目的的行动的尝试，是嵌于具体的、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④在我们看来，这些看法，和马克思的观点是近似的。____________________①赫希曼：《欲望与利益》，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7—32页。②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113、90页等。③《国富论》上卷，第60、90页。大河内尽管注意到斯密的这些观点，却不曾认识到斯密的经济人概念有两重性，力图为他的经济人思想的逻辑一致性辩护。④M．Granovetter，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v，1985，vol．91，no．3，pp．487—488．二、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二、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始终只把经济人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体总体中的人的行为的抽象(马克思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个提法)，他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只有在相应的生产关系得到阐明之后才能被规定。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反思下面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的叙述逻辑中，人，是在什么时候登场的?在《资本论》第一章，我们首先遇到的不是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的商品。商品不是一般的物，而是某种生产关系的结晶。人是在第二章，即“交换过程”里出现的。马克思在那里这样写道：“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①在商品交换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商品所有者被互相尊崇为平等的私有者。在人的身份被这样规定之前，马克思已经在第一章分析了使商品生产者作为平等的所有者来对待的价值关系。随着叙述的进一步发展，人的身份又获得了进一步的规定。在引入劳动力商品后，“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②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他所属阶级的代表，其行为和动机是由其一般存在条件，即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结构，马克思假定：(1)资本家的动机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2)积累是资本家特有的行为，积累的源泉仅仅来自剩余价值。他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③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④由此派生出马克思针对资本家的消费提出来的观点，“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⑤再来看看雇佣工人。由于积累只是资本的职能，与之对应，马克思假设雇佣工人没有储蓄。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解释，这一假设有如下合理性：第一，如果工人普遍进行储蓄，就会向资本家表明：工资普遍过高了，他们得到的工资超过了劳动力价值。也就是说，工人普遍储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例外情况。第二，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储蓄，在经济危机时期又会失去自己的存款。(对此还可以加上，工人在就业时期进行储蓄，失业时又会失去存款；在退休前进行储蓄，退休后又会失去存款)第三，工人储蓄的要求和雇佣劳动关系相矛盾，还体现在这一点上：工人的储蓄要变成资本，本身就要求劳动与资本相对立，“于是，在一个环节上被扬弃的对立又在另一个环节上重新建立起来。”工人的储蓄作为资本，增强了资本的力量，让资本从工人的储蓄中获取利润。“这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⑥正是基于这些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工人的储蓄抽象掉不予考虑。___________________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103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0页。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0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650、652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1页。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8、246页。马克思的上述假设在分析上有助于我们透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结构。由于有这种优点，卡莱茨基接过了马克思经济学里的这些假设，将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一些追随卡莱茨基传统的现代后凯恩斯主义者，如明斯基，还在工人不储蓄的假设外，增添了资本家的利润不用于消费支出这一“勇敢的”“极端行为假设”，以论证卡莱茨基的投资决定利润的观点。①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马克思那里，人并不限于是其阶级的代表。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一般”的考察规定了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而且还力图通过竞争即“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来做进一步的规定。倘若过度强调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如D．K．弗利②)，就会走向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称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oversocializedconceptions)，按照这种概念，“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机械的：一旦我们知道了个体的社会阶级或其在劳动市场的位置，其行为中的其他一切都自动可知”。③在以下各节里，我们不仅要讨论竞争给资本家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变化，还会论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H．P．Minsky，StabilizinganUnstableEconomy，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86，PP．144—147．②D．K．弗利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那里，“经济当事人基本上是他的阶级的代表，……这些当事人的个别行为本身只有在反映了其阶级的社会地位时，才具有重要性。……把许多个别工人或资本家加总，以得到相应的阶级行为的问题几乎不会出现．因为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是被严格地论证了的。”见D．K．Foley，TheStrangeHistoryoftheEconomicAgent，TheNewSchoolEconomicReviewt，2004，vol．1，no．1，P．3。③M．Granovetter，op．cit．，PP．483—487．三、竞争和企业的赢利能力三、竞争和企业的赢利能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和追逐利润这两个提法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在这一节，我们想发展一种观点，强调这两种提法在概念上的差异。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置盐定理(Okishiothrorem)和技术选择的标准而发生的一场争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置盐信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力图通过数学模型证明，资本家在采纳了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后，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错误的。谢克则指出，置盐的模型忽略了固定资本，因而没有区分两种衡量赢利能力(profitability)的尺度，一个是利润边际(profitmargin)，另一个是利润率(rateofprofit)。利润边际是利润和成本价格的比率，是一个流量对流量的比率；而利润率是利润和预付资本之比，是流量对存量的比率。如果考虑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利润边际就不同于利润率。竞争会强迫资本家采纳能带来较低成本价格的新生产方法。但在给定价格下，较低的成本价格会带来较高的利润边际。个别资本家采纳新技术后只是提高了过渡性的利润边际，而非提高了过渡性利润率(指新的平均利润率出现之前，个别资本因为采纳新技术而获得的利润率)。如果过渡性利润率比以前更低了，一旦新的生产方法占据统治地位，新的平均利润率也会降低。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④A．Shaikh，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NotesonDobb’STheoryofCrisis，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1978，vol．2，PP．233～251；A．Shaikh，MarxianCompetitionversusPerfectCompetition：FurtherCommentsontheS0—calledChoiceofTechnique，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1980，vol．4，pp．75—83．反对谢克的观点认为，由于资本家作为理性化经济人偏好更高的利润率，因此他们所能接受的新的生产方法，必须能提高过渡性利润率。在这种条件下，新的生产方法一旦被采纳，最终将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提高平均利润率。谢克指出，在决定选择哪种技术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竞争标准，另一个是最优化标准，只有前一个标准符合马克思的竞争概念，后一个标准体现了新古典完全竞争概念的影响。根据竞争标准，只要由新技术所降低的价格能够使企业支付包括利息在内的运行成本，企业就能采用这种新技术，并通过降低价格在市场上争夺销售份额，挤垮其他竞争者。谢克的观点适用于解释使用大量固定资本的经济，并且和经济史上的下述事实相契合。在19世纪末期，出现了铁路这样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的部门。对铁路部门的大量投资带来了生产能力的闲置，进而改变了竞争的形式。19世纪美国的铁路公司通过降价来增加运货业务，运输价格往往低得只能补偿运行成本，无法偿付固定资本的费用。①谢克的观点表明，赢利能力在竞争中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追求利润边际和追求利润率有时是矛盾的。由此派生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在一个普遍动机的基础上解释个别资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目标和行为呢?在我们看来，可以利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所做的区别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马克思讨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型。和剩余价值不同，利润是基于表面现象而形成的经验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②也就是说，它被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并且表现为资本家账簿里的数目字。另一方面，马克思把剩余价值规定为剩余劳动的物化，剩余劳动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支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劳动没有得到偿付。占有剩余价值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因此，这个概念所指涉的，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尽可能地扩大这种权力关系。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不同意义做出以上界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斯密提出了他的生产性劳动和资本积累的学说，他用资本所能支配的生产性劳动来衡量资本的增殖程度。斯密对生产性劳动的基本定义是与资本直接交换的劳动。如马克思所说：这一定义，“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这一区分，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③受一定量资本推动的生产性劳动，为原资本带来一个“增加值”。④这个增加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倘用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便形成资本积累。在斯密看来，生产性劳动是新增价值的源泉；在积累过程中，这一增加值又悉数用以推动或雇佣生产性劳动。在这里，斯密把生产性劳动当作资本价值增殖的衡量尺度来对待。⑤而且，他还把这样衡量的价值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参见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石磊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0—85页。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页。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页；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6页。④《国富论》上卷，第25页。⑤参见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8—69页。殖和资本家的利润动机做了比较和区别，认为资本家并不能认识到哪种行业年产物的增加值为最大。①斯密将资本悉数用于推动生产性劳动，丝毫没有考虑购买追加生产资料的问题，这很容易给人带来误解。不少人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解读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斯密这样做，是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严重短缺，劳动在当时是最便宜、最普遍的生产要素。这类解读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甚至似乎也见于马克思。②在我们看来，斯密有关资本积累的上述理论有如下特点，第一，这个理论并不是一个解释再生产过程的实证性理论。事实上，斯密只是想借助于这个理论把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劳动宣布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斯密才能在提出资本悉数用于推动劳动时，撇开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斯密在表达该理论时，还不断地与封建贵族用收入来购买仆役的非生产性劳动相对照，并对后一行为给予严厉的谴责，这也凸显出这一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点。第二，通过这个理论，资本积累被把握为一种以价值为主体的增殖过程。西斯蒙第曾经十分精彩地表达了斯密所提出的这个思想，他写道：如果一个农场主多出来的小麦“作为他所雇佣的生产工人的食粮”，“那末，这部分小麦的价值就变成永久的、逐渐增多而不会再消耗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资本。”资本作为价值“永运是一种形而上的、非物质的东西，永远掌握在同一个农场主手里，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同罢了。”③资本作为运动中的、永不消失的价值，事实上是不断得到再生产的、凌驾于劳动之上的社会权力。按照斯密的本意，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在理论上衡量了资本的增殖程度；这与利润或利润率那样的经验尺度是不同的。这个乍看起来难以理解的规定，若站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上是不难理解的。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衡量了一种社会权力，斯密在此从权力的扩大再生产角度规定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要以这个标准为参照，才是有意义的行为。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事实上把当事人的行为在特定社会存在中的客观意义与该行为的经验动机区分了开来，两者并不是必然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前者始终像参照系一样，对主观的经验动机起着校准的作用。换句话说，经验动机只是前者的表现形式，而行为的客观意义则可以成为理论上所假设的普遍动机。总之，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规定为尽可能地获取剩余价值，和把这一目的规定为体现在一个货币额上的利润、或者会计账簿中的数目字，是绝然不同的。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经验动机的理解上，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规定了这些当事人行为的客观意义。追求剩余价值，即谋求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作为一种处于特定社会存在中的行为的客观意义，被假设为普遍的动机，或支配行为的普遍准则，而实现某种水平的利润或利润率，则是外化的经验行为。如果采纳这样的诠释，对于谢克所碰到的问题，就可以求得如下解答：无论是追求更高的利润边际还是更高的利润率，都不违反获取剩余价值这个普遍的动机。而且，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即将看到的，在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行为的意义规定为获取剩余价值，使马克思得以把不确定性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的分析中去。____________________①《国富论》上卷，第344页。②马克思：“斯密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生产资本的量同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量等同起来。但这同他所了解的大工业实际上还只处在萌芽状态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I册，第269页。其实，马克思是从产业革命前夕资本有机构成很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指出了斯密错误之所以出现的社会经济根源。③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6页。四、利润最大化假设和不确定性：来自演化经济学的批评四、利润最大化假设和不确定性：来自演化经济学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动机，为此要求生产按照边际原理来进行。1939年，两位英国经济学家霍尔和希琪对38家企业进行了访问调查。调查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由于管理卓有成效，才被选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第一，企业并不企图获得最大利润；第二，企业也不使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原理，而是使用平均成本原则来确定价格，价格是在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固定成本之上再加上正常利润而形成的。此后，美国也有经济学家做了结果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促成了一场有关“边际主义的辩论”。①在一篇发表于1953年的论文里，米尔顿·弗里德曼借用生物学类比对新古典利润最大化假设做了一个经典的辩护。如他所说：不管明显地、直接地决定企业行为的因素是什么——习惯性的反应、随机性的机遇，或难于归类的一些东西——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一决定因素碰巧导致了与理性的、精明的收益最大化相吻合的行为，企业就会兴旺，并获得进一步扩张的资源；若非如此，企业就会失去资源，而且只有从外界引入新资源才能维持存在。这样一来，“自然选择”过程有助于证实这个假说(引者按：指最大化假设)——或者毋宁说在给定自然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接受该假说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即该假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生存的条件。②这就是说，不管企业在实际中是否追求最大化，经济演化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过程，为最大化假设奠定了基础：那些生存下来的企业“仿佛”(asif)是在进行最大化。理查德·纳尔逊和西德尼·温特这样的演化经济学家虽然也在经济分析中采纳了来自进化论的类比，但在他们看来，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包含着理论上的重大缺失。在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论文里，温特率先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分析。③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温特指出，弗里德曼事实上把企业表现出来的行为看成是随机产生的，但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假定一个碰巧实现最大化的企业在下一个时期仍会选择最大化；而且，这样的随机性还意味着，一个已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可能由于机缘巧合一变而成为利润最大化者。弗里德曼假定，演化过程会根据企业表现出来的行为对企业进行甄别，但他没有进一步对支配企业行为的规则进行分析。若要选择机制发生作用，就必须把基因型(支配行为的规则)对表现型(行为本身)区分开来，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约束作用。换句话说，要让选择生效，就必须有某种可继承的特质或基因，以便保证竞争所选择的最大化者的行为模式能存续一段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①相关介绍和评论，参见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胡代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页以下；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经济秩序》(三联书店，1998年)第188页以下。②参见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载《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09210页。译文根据弗里德曼原文有改动。③SidneyG．Winter，Economic“NaturalSelection”andtheTheoryoftheFirm，YaleEconomicEssays，1964，vol．4，PP．225—272．以下有关温特的内容还参考了G．M．Hodgson，EvolutionandInstitutions，Cheltenham，UK：EdwardElgar，1999，Ch．8。另见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二，弗里德曼的上述类比体现了19世纪生物学的“最适者生存”原则，也就是说，进化过程总是会选择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优越或更有效率的个体。然而，20世纪理论生物学的新进展事实上已经颠覆了这个原则。温特在其1964年的论文里指出，考虑到频率依赖效应、新迁入者的特性以及规模报酬作为初始条件的影响等原因，那些表现出最大化特征的企业，可能不会被经济演化过程选择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纳尔逊和温特后来一起发展了这样的思想①：企业是在各种惯例或常规(routine)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这些惯例会获得相对的持久性，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基因。在他们看来，惯例和由这些惯例派生的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像生物学里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关系。除了将惯例类比于基因，纳尔逊和温特还采用了“搜寻”(searching)概念以反映企业惯例中的变化。“搜寻”概念是生物进化论中“变异”概念的对应物。在他们看来，企业事先会确定一个有利可图的界限，如果有充足的盈利，他们就试图维持现行的惯例，根本不去“搜寻”。纳尔逊和温特采纳了西蒙的“令人满意的”原则：行为者试图达到一个给定的“抱负水平”而不是进行最优化。如果企业赢利率掉到这个水平之下，企业就会在逆境的压力下被迫考虑其他选择。他们会投资于研发，努力开发新技术，以图恢复利润率。显然，他们的这些思想考虑到了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不确定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进行最大化算计的可能性。除了凯恩斯、熊彼特、奈特等西方经济学家外，马克思也分析了不确定性问题，这一点似乎常常被人所忽略。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一处地方，马克思分析了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和价值革命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②在这里，用科西克的话说，资本积累表现为“一个由‘无意识主体’(价值)的运动构成的系统。……‘人们’戴着这个机构的官吏和代理人的面具出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和要素行动。”③科西克谈到了两种主体，一方面是无意识的主体，④即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是持有自己的“先见和打算”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后者是“嵌”于前一运动中的，其“先见和打算”要受到前者的约制。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非但不能确知将获得多少剩余价值或利润，甚至不能预料固定资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因价值革命而贬值。若着眼于此，一切和利润最大化有关的算计，不啻是要把房屋建立在流沙之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论》英文本(Penguin版)中，这里的“算计”一词被翻译为calculation。③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第137页。④“在G—W—G流通中，……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蛮成一个自动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5页。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把资本规定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在第二卷则把资本规定为“运动中的价值”。随着研究视角的这种变换，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规定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第二卷，借助于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这个概念，马克思又把不确定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有限理性引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的分析。①在第一卷，资本家“像害了相思病一样”贪恋剩余价值，这种表述初看起来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之间似乎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细究起来，这里有两点基本差别：第一，正如上一节里指出的，追求剩余价值指的是力图扩大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关系，这在经验上是不可以账本上的数目字来衡量的。第二，由于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受到价值革命的威胁，追求剩余价值的行为是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对个别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来说，最大化计算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在先前的著述中，我们曾着力指出，马克思借助于劳动价值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与目的、条件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参见孟捷《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五、制度多样性与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五、制度多样性与行为模式的多样性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的实验经济学据称也提出了不利于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结论。“最后通牒游戏”实验(theultimatumgame)是其中著名的一例。最近，几位美国研究者对这个实验做了进一步的推广，他们在15个文化差异巨大的社会中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处于不同社会的被实验者表现出很大的行为差异，而这些差异可以从制度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得到解释。②例如，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奥和格瑙人(AuandGnaupeople)，常常提出一半以上的分享动议。这样的动议在接受实验的美国学生那里几乎从没出现过。而在巴拉圭的阿切人(Achepeople)和印度尼西亚的拉马莱拉捕鲸者(Lamalerawhalehunters)那里，他们的分享动议常常近于平均数。为什么这些人群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表现会如此不同?几位学者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拉马莱拉捕鲸者需要大规模地集体捕猎，习惯于平等地分配所得。巴拉圭的阿切人打猎和采集获得食物后，在成员中平均分配所得到的食物。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奥和格瑙人在提出较高的分享动议时，是在寻求提高他们的地位，而拒绝动议的人则是在拒绝接受一个较低的地位，尽管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根据这几位学者的意见，一般的结论是：第一，在不同的集体中，标准的行为也是不同的，上述集体中的人有的表现得比欧美学生更慷慨，有的则更吝啬。第二，在这些集体中，并未发现新古典经济人的行为具有典型性。第三，不同集体间的行为差异反映了不同集体中的人在谋生方式上的差异。③上述结论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但这类实验及其结论却可能招致以下反批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概念就是个抽象，它撇掉了人的行为的其他社会特征，以利于经济分析。可是，参与上述实验的人却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实验参与者的行为中体现了某种公平价值观的影响，但这不足以驳倒经济人假设，因为这个假设涉及的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思想实验构造出来的抽象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参见JoeHenrich，RobertBoyd，SamuelBowles，ErnstFehr，andHerbertGintis，FoundationsofHumanReciprocity：EconomicExperimentsandEthnographicEvidenceinl5Small—sealeSDfieti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S．Bowles，RichardEdwards，FrankRoosevelt，UnderstandingCapitalism，Oxford：OUP2004，Ch·2。③引自S．Bowles，RichardEdwards，FrankRoosevelt，UnderstandingCapitalism，3rdedition．，Oxford：OUP2004，DD．40—41。在我们看来，这些意见还关涉到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一抽象的适用范围问题。和古典经济人概念一样，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也是一个抽象(即“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利用这个抽象，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可是，这类抽象都有某种可以称作“结构主义”的特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构件，执行着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所要求的功能。而这样一来，在这类抽象的基础上似乎就难以解释，第一，该系统本身的重大制度性变革；第二，制度的多样性以及相应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卢卡奇曾对第一个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在他眼中，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直是作为客体存在的。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工人一直听凭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摆布。这样的工人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一旦工人阶级经过外部灌输获得了阶级意识，将拒绝这样的客体地位，一变而成为历史的主体，起来结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统治。①在我们看来，卢卡奇在方法论上已经察觉到把人规定为经济关系的承担者所包含的局限性，并力图将实践的主体性又重新赋予工人阶级。最近，赵磊教授曾在一篇短文里探讨了马克思的人性观，他也提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人性观的本质是强调实践。他指出，第一，在马克思那里，人性是不能先于社会存在而给定的，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可以概括为“存在决定本质”。与之相对立，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则属于“本质决定存在”的本质主义观点。第二，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存在不仅是指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且最终还原为实践。“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人性，才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真谛。”他还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就此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性归结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赵磊教授在这篇短文里概括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在方法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看来，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规定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并没有涵盖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部本质特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决定论”的一面，即制度的一般特征决定了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人性归结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人性的这一维度推动着制度本身的改变。可以推想，从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中才可能产生出演化经济学所注重的“新事象”，即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制度的多样性。在分析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这一制度的多样性时，也许有必要超越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样的视角，在对人的行为模式的解释中接纳来自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在《资本论》序言里，马克思曾明确地表示，他所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对他而言，工业上先进的国家向落后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意见意味着，他在当时还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问题提上分析的议程，更谈不上考察制度多样性与人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尔贝尔、多尔、拉让尼克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推进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值得国内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和借鉴的。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另一方面是以德、日等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用法国作者阿尔贝尔的话说：“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②赵磊：《马克思对人性的把握最终归结为实践》，《光明日报》2006年7月8日。马克思的话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③对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义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来。”“它们互相对峙，形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①在这两类资本主义模式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企业目标和行为模式，“一方是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股东和短期利润优先之上；另一个是莱茵资本主义，优先考虑长期利益和首先把企业看做一种连接资本与劳动的共同体，是它的首要目标。”②在阿尔贝尔之后，多尔、拉让尼克等人更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问题。③他们指出，在当代英美模式中，看重的是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价值，利润率即资本的收益率被资本所有者或其代理人看作衡量企业绩效的关键尺度。根据这个尺度，劳动被看作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只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项目，越是压榨工人，生产成本越低，企业的绩效也越高。他们发现，和英美企业比较，日本企业在股票市场的价值和资本收益率方面表现平平，但是在诸如储蓄、增长率、世界市场的份额和就业等其他指标上，日本企业做得更好。多尔等人在理论上提倡用另一个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即企业的净增加值(netaddedvalue，或NAV)，来代替利润率。NAV等于总销售额减去购买和折旧。或者说，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减去为生产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在他们看来，和利润核算相比，这个指标能更好地反映企业职工的价值创造。按照他们的计算，欧洲大陆企业的人均NAV(生产率)高于英美企业。另一方面，英国企业付给持股人的收益占NAV的比率，比欧陆企业要高三到四倍。④通过对两种资本主义体制的细致比较，发现了不同体制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多尔在他的著作里这样写道：“这本书并不符合新古典主义教科书的标准，在这类教科书里写道的‘人性，仿佛到处都是一样的，经济‘规律’是从到处都一样的人类共同的最大理性行为中总结出来的。我的这本书是关于活生生的人的，家庭、学校、烟草广告、电视剧、政治家的演说和工作友谊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个体，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殊的国家共同体。而且，他们的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的结果也不同。”⑤多尔批评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但他的评论也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借鉴。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样的抽象是可以兼容的吗?是否为此需要发展一种更为具体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理论?笔者本人还无力勾勒出这一新理论的具体轮廓，但我们相信，要制定出这样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和新兴的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以汲取他们所提供的理论营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杨齐、海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17页。②阿尔贝尔，前揭书，第66页。③可参见RonaldDore，WilliamLazonickandMary0’Sullivan．VarietiesofCapitalismintheTwentiethCentury，OwJbrdReviezwofEconomicPolicy，vol．15，no．iv，1999；WilliamLazoniek，RonaldDore，HenkW．DeJong，TheCorporateTriangle，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1997；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④WilliamLazonicketal．，TheCorporateTriangle，PP．36—37，89f，95—96，98．⑤多尔：《股票瓷本丰义·福利资本丰义》中文版序言，李岩、李晓桦译，第2页。近年来，国内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理论探讨，常常是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认同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往往导向业主私有制崇拜和MBO(管理者收购)这样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反对盲目私有化的学者则强调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多样性与特定制度之间的联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说。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益于我们在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①程恩富教授的观点，和英国学者多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后者在谈到中国国企改革时指出，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展开有关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争论，这样的争论经常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以为真正的‘现代’商业公司的形式只有一种。”②在多尔以及拉让尼克等人的著作里，我们看到，基于抽象的人性而设想出来的制度安排，碰到了来自现实的制度多样性的挑战。经济当事人在行为、动机和信念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是与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和企业制度、甚至特定的文化相适应的。那种把私有化看作国企改革的万能钥匙的观点，既反映出对人性的偏狭理解，也没有扎根在坚实的经验土地上。这使我不由得想起，2006年初国内《商务周刊》杂志曾经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向丰田学习管理》，里面引用了日本米其林轮胎公司一位生产总监的观点。他发现，在中国推广丰田生产方式遭遇到困难，而这种困难来自于他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的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以我些许的经验为依据，是否可以假设中国人在引进精益生产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困难?丰田本身在中国就曾有过一段艰难历程，中国的员工在接受丰田的价值观方面感到不太容易，中国的个体原则和日本的集体原则不容易匹配。……丰田有一种无私奉献的意识，但同时有一种将团队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的意识。而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人具有相同的理性主义。……我有时感觉，精益生产的内容不太容易被中国公司和人员接受，因为精益生产的精神不太容易复制到中国的公司。③丰田生产方式的核心是企业对职工技能的长期投资，而这之所以可能，又取决于以终身雇佣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为一线员工参与企业的组织学习提供了支持，企业员工也乐于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展开合作、贡献其技能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不少人忽视了这一点，以为丰田生产方式就是零库存(JustInTime)、看板生产等等。这样一来，他们所看到和模仿的，就只是表面的管理实践，而不是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灵魂的制度基础。实际上，没有企业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整合，JIT和看板管理都是无法实施的。④《商务周刊》所引述的那位日本经理的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他在中国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种崇尚“个体原则”的“理性主义”，是传统集体主义价值式微的产物。在中国当前的学术语境中，要想驳倒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也许最后的困难是在这里。[本文责任编辑：钱永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第24、26页。这些观点，事实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就读道：“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4、265页。②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第3页。③《向丰田学习管理》，《商务周刊》2006年1月20日，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lD=1444。④参见拉让尼克、奥苏丽文《公司治理与产业发展》第四章“组织学习与国际竞争——日本制造取胜美国的根本法宝”(黄一义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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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强大会造成经济危机吗？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错误
生产力强大会造成经济危机吗？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错误黄焕金马克思在《#宣言》中这样说：“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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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特立独行的中国股市
新浪财经讯北京时间10月23日晚间消息，据《经济学人》，上个月全球股市暴跌时，有一国股市成为想象不到的避风港。9月底以来，欧美日股市暴跌了5-9%，而中国股市风平浪静。 中国股市经常表现得像赌场，转投A股寻求平安看起来像是离奇的策略。但是中国股市有一大特点：低相关性，这使它成为对冲其他市场风险的可能选择。就是说，世界其他地区的股市对中国的影响很小，反过来，中国股市也极少影响全球股市。 股市相关性我们来以月为基础观察它们的相关性，同时也把每个指数按当前汇率换成美元来消除货币影响。上证综指独立性凸显。 过去十年，上证综指与美国标普500相关性为弱正相关：0.37，即两者趋向于同向运动，但关联很弱。而同期标普500与泛欧绩优300的平均相关性达到了0.84，显示两指数实际上基本同步而行。...全文地址：https://bbs.pinggu.org/capitalvue-news-m_54491a11c41c96e3ae05b50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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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首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上的嘉言妙语
新语丝：首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上的嘉言妙语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和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首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07年4月14-15日在开封河南大学顺利举行，会上理论争锋激烈，妙语叠出。以下是若干学者精彩语录的汇编。郑红亮（《经济研究》副主编）：河南大学有一批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故此论坛首届定在河大。以后这个论坛办到哪儿，《经济研究》就走到哪儿，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将在半年年时间内拿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第一稿，然后将举行百名经济学家评论会，对这个初稿展开讨论。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般商品。李建平（福建师范大学校长）：要在反对寻章摘句的同时，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孟捷（中国人民大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之间，有一条难以填补的鸿沟。柳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西方经济学是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的，但迄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有缺陷的。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制度设计者。颜鹏飞（武汉大学）：不是舒尔茨首先提出穷人的经济学的概念，是西尼耳首先提出这个概念，西尼耳代表富人经济学向穷人经济学挑战。颜鹏飞（武汉大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第9稿实在上很糟糕。建议多搞三到五本政治经济学教材，都纳入马工程。李惠中（复旦大学）：他们都在谈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性，而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创新……马艳（上海财经大学）：看到许多专家和同学，我还是蛮羞涩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很富有的。自马克思以来，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很丰富，是一份盛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气质、有气魄，能与西方经济学沟通，并超越西方经济学。于金富：（河南大学）只要心中有希望，就永远有春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春天是永远会在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永远年轻的。我想在这里引用毛主席的咏梅词……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这种境界。最后，在会场争论中还出现了如下精彩对话——C教授：……有一个学生说我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反对马克思的能手。Y教授：所以说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未必，说你是骗子也未必。（满场大笑）--------------------------------------------------------------------------------上一篇文章:余斌和张忠任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通讯（续）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电话：010-62511177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