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版，不愧为论坛学术争端的前沿，充满火药味
好久没有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版，发现这里火药味太浓了。1、关于刘国光论文的争议延续如[转帖]胡景北要好好活着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86273-1-1.html2、为计划经济辩解，说到激动处，不由吐露脏话。如帖子凭什么说计划经济不行，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赶上了苏联吗？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86901-1-1.html&page=1发贴人为：社会微积分，2楼上。。。。。我看他妈妈的统统是一帮就会放马后屁的白痴们[谁有眼光有本事解体前就说三道四的说人家体制不行啊这才叫牛比呢]。。。。
-
经济学人:全球最大经济威胁来自欧洲
新浪财经讯北京时间10月23日晚间消息，据《经济学人》，全球经济状况总体不佳，美英还算不错，但日本苦苦挣扎，中国增速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埃博拉病毒又增添了新风险。但最大的经济威胁来自欧洲。 德国增长步履蹒跚，欧元区濒临陷入六年来第三次衰退。欧洲领导人浪费了两年的喘息期，这是靠德拉吉“...全文地址：https://bbs.pinggu.org/capitalvue-news-m_544923e7c41c96e3ae05b628.html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比较摘 要：面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为内容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比较，既要确认它们的方法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又要弄清二者之间存在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找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体系中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有价值的内容，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而这对于最终实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任务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方法比较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６ ０７－００３４－０４作者简介：乔榛（１９６４—），男，内蒙古乌盟人，黑龙江大学生产力研究中心研究员，辽宁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非难。不论是有意的沉默，还是恶意的诽谤、诋毁，都表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维护的基本价值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因此，在根本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学说。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对此，我选择从研究方法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是怎样对立的，是否还有一些可以借鉴的方面。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奠基性成果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提出了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的范式，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正是借助剩余价值理论，“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１，“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２。马克思的这种开创性贡献，不仅演化出一个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而且也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不少经济学家重视和肯定。熊彼特就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见解的完备性在每个细节上，都表现其正确，并明显地成为所有从事研究他的朋友和敌人领受智慧力的源泉。”３马克思经济学受到的这种尊重，不仅是因为它回答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自圆的剩余价值来源问题，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规律，而且即使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也可以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找到研究的雏形。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的这种超现实的品格，与他的研究方法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的革命性、超现实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的重大创新上，而且更由于它实现了方法论的变革。马克思在经济学史上的根本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而这一发现又离不开他的另一个伟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因此，马克思经济学首要的或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核心，进而体现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层关系上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具生命力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最一般的方法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全部，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还有一些属于具体层面上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就是作为分析方法和论述方法的具体形式，包括科学抽象的方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抽象的方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除了以上所述的一般方法论和具体的分析与论述方法外，在它的经济学研究中还贯穿着规范经济分析的方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就贯彻着制度分析，并且鲜明地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目标。而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中采用的公平和效率分析，又把规范分析定位在制度的层面上。（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自古典经济学开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更长的历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经历了不断的变迁。但是，能够贯彻始终的是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这既有理性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的深厚传统的原因，也有经济学产生于一个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背景。“自从经济理论被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４。不过，作为理性主义的具体形式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从最早的证实的理性主义到批判的理性主义再到理性主义的重构。与这种经济学理性主义演进相伴随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进行具体研究中采用的一些分析方法。与证实的理性主义相适应，西方主流经济学最早的理论研究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历史归纳法是对经济学知识或理论进行事实归纳加以证实的方法。抽象演绎法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导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是并列存在的，但是，斯密之后，特别是到了李嘉图，为把经济学建成像牛顿物理学一样更加“精确”的科学，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局限于演绎方法。而且，这成为一种传统贯穿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当然，在历史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那里，有过复活历史归纳法的努力，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倒是抽象演绎法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越来越完善的形式，即将理性数学化的倾向。斯密开辟的古典经济学把一只“无形之手”留给了后来的经济学家，而对这只“无形之手”的信念，推动着主流经济学家以数学工具证明有一个逻辑上一致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存在。而且，为了证明这种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存在，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化，以致于经济学家的数学知识越来越高深，达到令物理学家都羡慕的程度。与批判的理性主义相适应，西方主流经济学借用科学哲学的证伪主义，并把它引入了经济学领域。证伪主义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最初研究是把经济学看作是像所有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经验科学，并且提出要结束先验论的支配地位，根据可证伪性原则对经济学理论的每一点进行认真的经验检验。而进一步的研究使得这种基于证伪主义的结论受到主流经济家的批判。结果又形成了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弱化假设的现实性，而强调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决定了理论的“对”和“错”。简言之，“预言就是一切，假设并不重要”。这种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引发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方法论大论战，并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长期影响。与理性主义最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博弈分析方法，承担起改写经济学的重任。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原则规定的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个人的最优策略也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预期。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运用为主流经济学所认同的数量工具，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最优化行为提出根本性的挑战。因此，博弈论的方法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最受重视的方法。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异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都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立，又与它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方法论不同有很大关系。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运行加以研究，这种共同的研究“对象”又使得它们的研究方法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最根本区别是它们在方法论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具体地，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包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看待经济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不是永恒的、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取代，而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受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都不可能是长期稳定的，总免不了有所波动、有所曲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完全不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唯心主义历史观和理性主义世界观。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了一种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这种经济社会观说明的是一个犹如物理世界的演进的社会。在牛顿的世界里，宇宙是一个庞大的按精确的数学规律运转着的机械系统，是一个没有时间演变的确定性的世界，是一个严格合乎因果联系的，并由决定论支配的必然性的轨道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质点或一个粒子，如果运动的初始条件给定，那么它的未来的行为轨迹就可以准确地预测。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把这种经典物理学的方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从而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静止的、确定的看法。把这种方法论应用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永恒、稳定的结论。除了在方法论上的这种对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区别。不过，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立并不明显，因为，在形式上，它们有相似的地方。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抽象法是分析经济形式必须要采用的方法。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是非常复杂的，只有剔除经济形式中的非本质的、偶然的内容，才能揭示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势必需要抽象的方法。如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商品就是一个抽象的结果。而且这一结果是在收集各种经济形式的基础上，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而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进却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进程。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发展的顺序是逻辑演进的基础。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法同样被用来建构它们的理论体系。不过，这种抽象属于主观抽象。抽象的目的是寻找一个主观的、一般性的范畴。从这个范畴出发可以演绎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如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就是在这种演绎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主观地把经济社会看作是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不变系统。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以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演绎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都采用抽象的方法，但是抽象的基础和抽象演绎的过程并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在形式上相同的还有规范分析。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都具有阶级性。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公开自己的阶级性，声明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一种理论。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表面上声称自己是一般的理论，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的不同阶级性，决定了它们在各自运用规范分析时有着不同的取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评价不同社会形态的合理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５。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是有着深刻的客观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评价社会形态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被他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理性选择，而且也是最后的选择。它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形态，也是最理想的形态。很明显，这纯属一种主观的愿望，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观愿望。因此，这样的规范分析缺乏客观的基础，作为一种方法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还有一些值得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集中在最形式化的分析层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在追求其理论的逻辑缜密。为此，它们都把数学知识运用到经济学中以表述经济现象包含的数量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大量的数学方法的运用。马克思十分重视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马克思于１８７３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把这方面说得很清楚，他在信中写道：“你知道那些统计表，在表上，价格、贴现率等在一年内的变动是以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来表示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这些作为有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６在马克思的这个论点中，最为重要的不仅是关于利用数学方法从统计资料中引出经济规律这一思想，而且还有一条关于为引出经济规律需要充分检验过的原始材料的原理，也就是说，只有可靠的有科学根据的统计材料，才可以进行数学上的加工整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钟情有着更为长久的历史。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把数学抬到无可替代的位置。如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论证。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最为自豪的是，在阿罗—德布鲁体系中，数学论证的严密性似乎已超越物理学，从而使经济学成了一门可与物理学相媲美的“精密科学”。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态度来看，二者确有相同的取向。但必须清楚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运用数学方面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受制于数学发展的程度，也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数学极端化的倾向。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归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进行经济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随方法的本质化而趋于明显，相反，二者的相同处却随方法的形式化而增多。这表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关系时，并不能简单地判断为是完全对立的。实际上，二者在研究经济现象时都采用了一些相同的方法。这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面前，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有效的方法。三、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其成就离不开方法论上的创新。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采用过的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或方法论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要牢固地坚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中，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这个体系的“硬核”，围绕这个“硬核”，还有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用来针对具体的经济现象加以分析和解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要坚持它的方法论，但对于具体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调整或放弃，而且还可以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特别是在实证研究中越来越精确化的趋势、在分析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博弈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而这一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时着重的是规范分析，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理论时，仅仅规范分析已经显得不够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的要求越来越突出。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而这离开数学的运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记取的一个教训是，过去专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规律的分析，而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显得非常不足，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也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就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加以实证的分析。而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去一些发展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博弈分析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有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种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历史。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是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可以作为博弈分析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就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包含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些博弈关系。我们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必须考虑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可以借鉴的具体研究方法，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注释：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４２页。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７４页。３莫里斯·多布：《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第三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４肯尼斯·Ｊ·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２卷，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３页。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８３页。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８７页。
-
《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
《保卫资本论》的微博_微博http://weibo.com/1496263003/profile?topnav=1&wvr=6国学马克思主义吧_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f?kw=%B9%FA%D1%A7%C2%ED%BF%CB%CB%BC%D6%F7%D2%E5&fr=home《保卫资本论》在线阅读和讨论交流https://bbs.pinggu.org/thread-3975408-1-1.html【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rar_微盘下载【作者】林岗；张宇；【Author】LinGangZhangYu【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本文根据《资本论》的启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五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在经济分析中依循这五个命题,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hide][/hide]回复后方下载，感谢大家支持，以后必定奉献精品。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个概念的辨析
文章超长，有耐心者看：大道已经散去，是群小横行的时代，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现实主义时代论著中，尝试评价那些曾经创造中国一个个经济奇迹而甘愿丧失理论个体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着的理论形式，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成就，是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肯定他们就是肯定中国经济的昨天、今天，就能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辉煌灿烂的明天。本文结合新近出版的《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个案评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当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已经渐渐远去，在熙熙攘攘的现实主义环境中，理论家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反思。现在就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当我们把一切光环都小心翼翼的聚集在英雄头上，我们赢得了新世界；当我们把一切理性之光折射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上，我们建设了新世界；当我们面对现实主义的世俗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思想注定要孤独面对全世界。于是，我们成就了我们自己，虽然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脉动构成了我们精神和思想的灵魂和动力，但我们打造出了崭新的理论世界——属于个人的理性世界。解释和传播、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这就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悔的人生道路，生命因为充实而绽放着理性的光彩！现在，有了反思精神，在现实主义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他们成就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伟业，他们的理论注定要成为标志个性的理论，成为世俗社会经济生活的理性源泉。无论他们的反对者、还是他们的赞成者，都是他们理论的受影响者；无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必须从这里获得熟悉经济理性的力量；这就是反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历史使命。卫兴华先生的学术道路经历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代，对于学术的执着和陶醉，使他在耄至之年成为反思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只有我们把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再仅仅单纯地当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介绍，而是当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研究，才是真正扣准了反思时代的脉搏，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才懂得民族经济理性的真正自主与独立。卫兴华先生2005年出版的《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以下简称《文集》），就是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为我们解读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历程和理论创新，理解和确立他们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思想贡献，提供了一部有定力的理论成果，方便了我们评价工作的展开。这些成果在本质意义上说，就是现实主义社会中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值得指出的是，通常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实是个宽泛的称谓，本文具体划分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以《资本论》体系为代表的个人经济学说，现在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资本主义部分的主干内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制度创始人在内的经济学说，现在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资本主义部分的重要补充内容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以上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文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在本文中探讨），本文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仅仅是探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这个现实主义时代中国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一、引言：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生涯卫兴华先生1925年10月6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善文村。1920年代的世界是帝国主义争夺亚洲的时代，就像英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所大讲的“担负起白人的责任”进行世界范围内教化和殖民的时代[1]。1920年代的中国正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短命政府此起彼伏的时代。陈独秀1915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大声疾呼：“社会充满了老旧和腐败，找不到一点点有活力的新鲜空气来缓和我们在绝望中的窒息”[2]；时间过去了十年，国家依然如故。这一年，好不容易从社会主义中发现了中国前途的孙中山先生，却壮志未酬身先死。先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苦难时代，时代也注定了这个民族所有普通家庭的苦难，穷愁而没有前途是当时中国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现状。按照先生的说法“我是在母亲穷愁的眼泪和叹息中长大的。”[3]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大批最优秀、最杰出的炎黄儿女开始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在经过文化启蒙后的中学时代，先生就将自己的名字从寄托世俗愿望的“卫显贵”改为寄托理想主义情怀的“卫兴华”，表达了对民族、国家责任的担当。1940年代的中国是抗日救国和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张扬的时代。中国山西就处于共产党影响最直接的区域，风云际会，英才辈出。先生所在的山西省进山中学和先生组织参加的投枪社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在这里，先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成长为一位普通的青年共产党人，并以自己的进步行动和才华打动了美丽的官家小姐孟沚蘩，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从此，先生的人生道路和爱情道路双双经历了种种考验，并终成正果。从1950年读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开始，先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生，这一研究就是整整一生，直到头发被风霜染成白雪般的模样。依然与老伴踯躅偕行，依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旗奋勇前进！这本70万字的《文集》就是这种追求理想主义的执著精神之表现，如果加上同年出版的34万字的《卫兴华自选集》，这整整一百多万字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先生进入古稀之年后的近二十年的经济学成就，其中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作品。20世纪90年代是英雄主义已经烟消云散，理想主义已经支离破碎的年代，是市场经济物欲纵生、人心浮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臭”了的年代，是一切都表现出特别功利的现实主义时代。先生大道不弃，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地，孤独但并不失望、寂寥但并不失落。谁将声震人世必自长久缄默，这才有了这一百多万字的东西，这才彰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魅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个体经济理性成就，是现实主义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先生只是我们现在所要评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希望通过这样的评介，使我们对于一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独立经济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做出客观的评价和认同。这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与现代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是源自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在马克思的经典作品《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马克思的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种表述，成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起点。马克思论著中生产方式的多重含义，无疑增加了理解的分歧。尽管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机器化大工业工厂生产形态，但把生产方式传统地理解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无疑是对歧义丛生的生产方式所做出的最为准确的抽象概括。按照苏联教科书的经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被界定为社会生产关系。因为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显著差别，生产力之所以被忽略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接受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主义能够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社会生产关系这个研究对象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性质、本质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代表社会最活跃力量的生产力，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和说教化的发展倾向，甚至远离了生动、鲜活的社会具体经济现象。这是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取得更好发展的根本原因。直到现在，有学者还继续把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动摇的教条，这是极其狭隘的观点。考察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现实中完全应该有不同的界定，决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界定。如果我们关注西方经济学近200多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从萨伊到詹姆斯•穆勒、从马歇尔到萨缪尔逊，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注意吸收和借鉴这个历史经验。事实上，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现象的界定已经区别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包含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己的理解和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所坚持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只不过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界定而已；不幸的是这个界定在理想主义时代被中国经济学界接受并实际上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教条。卫兴华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基本上表现出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就是研究怎样准确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其次是认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现在则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文集》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收录的九篇文章有五篇探讨了研究对象的问题。其中《〈资本论〉究竟研究什么》基本上是在第一个层次上探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则是在第二个层次上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2002年发表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结构和学习的意义》则在反思中提出：“我们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一般地也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认为，在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应该注意马克思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统一与区别。……我们应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而不能仅仅限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5]这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内容。这种拓展最终反映在先生担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研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也要研究生产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6]这个研究对象的界定并不是完美无缺，也还没有被所有的教科书所接受。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传统界定一统天下的历史，这已经体现出中国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这种现代拓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区别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此基础上奠定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英雄主义时代提供了科学的批判武器，剩余价值理论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想主义时代，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理论难题，并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基本原理上的割裂。因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却有着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遗憾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离开市场、商品交换关系的现实基础。这形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不同理论体系结构，前者因为更多的是照搬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体系完美，但往往被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难免存在说教胜于知识传授的弊端；后者则因为难于在基础理论上实现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有效衔接而倍受指责，并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而陷入理论上东拉西扯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都严重的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在西方经济学工具化教育和分析方法传授的教育模式中受到挤压。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重头戏。卫兴华先生《文集》的第二部分所收录的八篇文章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标题就是“劳动价值论研究”。其中有四篇就是针对有些学者错解、曲解、误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战性成果。充分表明，如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源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在《劳动价值论需要创新与发展》一文中，先生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新。这就是要把劳动价值论不存在社会制度属性的观点作为研究的一般前提，提出拓展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指出“笔者认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劳动；社会公务劳动。这四类劳动都是社会所必要的、有益的劳动。”[7]对于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劳动、社会公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集中探讨的理论创新问题，这些有益的探索都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所忽略的，先生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这些意见和观点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但如何在统一的理论基础和逻辑上解决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难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的办法。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篇教育仍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现状。这呼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任何经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界定，所反映的正是理论界的不同声音和不同主张。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如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任其流变，甚至歪曲定义，则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制度就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道就可能葬送。以流行词汇“市场化”而言，苏联、东欧、拉美国家都是在“市场化”的口号下进行改革，但却没有一个在“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上取得成功，基本上都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栽了跟头。其根本原因就是把“市场化”当作了市场经济的教条，丧失了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和民族经济理性应有的自立，割断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妄图搞出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乌托邦，结果却陷入了“市场化”的经济烂泥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往往被简化成“市场化”改革，但有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笼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不是无原则、无条件，可以为所欲为的。现实主义时代最大的理论潮流就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尤其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先生不惜面对流俗的非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高度责任心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等基本范畴，尤其针对一些学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理论批驳。《文集》的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收录的十篇论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究竟怎样正确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再论究竟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不要混同几个不同的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等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等等概念的辨析，有力的批驳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其重要意义可以用先生所经常引用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老先生的一句话来加以评价：“不可把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否则就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糊里糊涂走上私有制市场经济道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人头掉了还不知道怎样掉的。”[8]社会主义经济等范畴是统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脚手架，是奠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离开了它们就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基础马克思的经济学以英雄主义的气魄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彻底的否定，宣布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到来，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造性理论成就。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展开了社会实践的过程，构造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在最短的时间成就了一个个贫穷国家迅速工业化的奇迹。凡是创造必有疏漏，凡是理想必有缺陷，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影响渐渐远去，现实主义时代的人们应该反思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就是要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实践和改革的探索使我们走到了现实主义的老路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论证公有制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论证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和改革道路。人们已经习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贯正确，怎么可以自我否定？事实上任何理论只有经得起否定之否定，才可能有创新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被浅薄的人嗤之以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颠扑不破才是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承担起了这个历史使命。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卫兴华先生也经历了这个痛苦的学术反思过程。《文集》第四部分的标题就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所收录的十二篇文章主要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基础。这个认识是从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基础，到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目标的逐步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锤炼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也在根本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之否定，这是人类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有坚持、有放弃，才有发展、有创新。这与现实主义时代那些拿来主义有天壤之别，与那些拾人牙慧、贩卖新自由主义以冒充市场经济权威的轻薄经济学家们更是有本质的差别。包括卫兴华先生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在用他们的理性和知识实现民族经济理性的自觉反思和知识积累，而那些轻薄经济学家们只不过贩卖西方经济学的的教条而已；前者在书写历史，后者已经热中于买办道路。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完善和学科建设现实主义时代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关，也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难关我们不再一一重复，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挑战重重。但历史机遇就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将不再仅仅是领导人或者领导集体的创新，大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个人理论创新将凸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性源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将在理论体系、学科建设、以及形成流派上实现最大的发展。先生《文集》的第五部分，标题是“经济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理论”，所收录的七篇文章也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完善和学科建设问题。其中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先生提出：“把握继承与坚持同发展与创新的关系”，系统阐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此的基本态度，有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坚持，才能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先生在《应该重视消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文中所评介的消费经济学正是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先生提出“把握‘源’与‘流’的一脉相通的关系”，精辟的指出：“既不能不懂马列，错解马列，却妄谈发展马列，更不能不读不懂马列，曲解马列，而肆意否定和批判马列，妄称是理论创新与发展。理论创新是‘流’，不能割断与‘源’的传承关系。”[9]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完善和学科建设上都是非常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对待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上，先生指出，要“把握好坚持与借鉴的关系”，“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10]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不足先生则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理论思考》、《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几点思考》等文章中都反映了实现理论创新的急迫心态。先生向来反对别人对他的过高评价，向来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事求是派，但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时，我们必须用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的理论贡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理论创新，这与个人的荣辱得失、名利态度无关。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生主题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注重社会分配公平和公平分配制度的设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突出特点，马克思主义所坚决捍卫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人权至上、抑制物权无原则泛滥的社会制度。物质社会财富的涌流应该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一些人享受、一些人受穷的理由。时下中国，有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但淡忘了人民利益，而且把一些人的贫穷、甚至下岗工人的失业，看作是一些人发财治富的条件，这完全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腔调。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施托尔希比他们说得更好，在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接济法时，他指出：“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简单、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高贵品性……”[11]这不就是现在社会中有些人所倾力宣扬的社会观念吗？面对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所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农民工、下岗职工正常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现实，卫兴华先生大声疾呼：“只要不是赞成分配不公，面对上述社会分配领域的严重不公平，就应该重视通过公平分配的措施解决问题。这应该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12]收入《文集》第六部分的九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标题就是“我国收入分配和利益关系问题”。研究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关注社会收入分配现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贯品质。但现实主义时代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是企图用资产阶级效率化的分配原则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先生在《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一些商榷意见》、《论建立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新体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剥削”观与我国现实》、《共产党人的富裕观》等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坚持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先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核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分配的制度体系，实现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共同福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穷人的经济学”，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在“穷人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面民生问题的杰出成果。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效率问题研究在现实主义时代，经济学中的效率问题被天然地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归结有什么不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解释，这就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资本家为了实现更大、更多的利润，从部门之间的竞争、行业间的竞争，一直发展到垄断组织的竞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效率大规模提高而人民可支付的社会需求有限之间矛盾的直接产物。但有人却因此宣扬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资源配置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学问；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更有利于解决效率的问题。这样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文集》第七个部分的标题是“生产力理论与发展理论”，所收录的文章主要探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以及中国实现经济好而快发展的具体理论问题。这些文章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效率”；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效率理论。把效率看作是市场的内在属性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人类自觉行为、实现经济效率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体制构想的杰出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生产力问题和发展理论的研究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效率问题的主要理论。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的基于效率的考虑。在没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卫兴华先生对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途径，并提出了“生产力多要素论”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生产力多要素论”带来了机制保障，但怎样在效率追求的过程中坚持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来人共同努力！九、结论：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往往被狭隘地理解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其量加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在学生中，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克思《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典范的经济学表现形式，除此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都做了些什么贡献，他们并不清楚。甚至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有的工作只不过是在没完没了的争论谁是谁非，没完没了的引经据典；但却裹足不前、没有值得称道的理论贡献。在有些人眼中，他们甚至还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西马”也比“中马”强是很多学界人士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忽略了在英雄主义时代，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谁是谁非的争论最终战胜了两半社会旧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客观评价和理论研究的完整体系，确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造道路，使新中国在实际上走了一条区别于唯一可以借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造之路。他们经济学的个人体系尽管没有得到凸现，但他们经济理论的合力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判断和理论体系，而且他们慷慨的把自己的理论创新贡献出来形成国家统一的经济指导思想。他们对于中国两半社会和整个中国历史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理论贡献，是现代任何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但在民族、国家需要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们心甘情愿做一个平凡的理论工作者。在火红的理想主义时代，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创造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从来就没有的奇迹，为一个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福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大量的成果都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但他们同样无怨无悔，引经据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阐发社会主义原理的真义，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体制和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奇迹。当无数现在时髦耀眼的个人学说和体系灰飞湮灭的时候，这一宏伟的集体经济学建构将成为人类不竭的理性源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集体奉献精神，一直持续到中国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确立。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实验经济学成就面前，我们的学者却被西方经济学中派别的、个人的、带有广告标签的理论所诱惑，在争名夺利中成为庸俗的、没有历史的、盲目教条的现实主义者，并且敢于无知的嘲笑他们的前辈：你们除了引经据典有什么学术贡献？却不知道他们所自以为是贡献的东西只不过是贩卖别人拙劣的东西而已。尽管他们用科学、规范这些东西进行积极的包装，但却从根本上无法掩饰他们经济思想的贫乏和个人名利至上的学术动机，这就是现实主义时代“独立”的新兴经济学家。大道已经散去，是群小横行的时代，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现实主义时代论著中，尝试评价那些曾经创造中国一个个经济奇迹而甘愿丧失理论个体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着的理论形式，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成就，是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肯定他们就是肯定中国经济的昨天、今天，就能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辉煌灿烂的明天。卫兴华先生仅仅是他们其中的一位，这样的评价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而是因为他们的群体——是新中国经济学自立的脊梁。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整体评价适合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学者是短视的学者，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走得长远的民族，一个没有自立思想基础的学科永远只能是别人思想的贩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完全具备了理论自立和思想自主的实践基础。在这个媚俗的现实主义时代，使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学生、学者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能够有自主的理性和反思的精神来面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斯愿足矣！参考文献：[1]RudyardKipling’sVerses.NewYork:Doubleday,1943,p321-323[2]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3][5][9][10]卫兴华：《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6页，第29页，第172页，第469页，第472页，[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6]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修订版的体系结构和理论构想》，《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7期[8]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11]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0页[12]卫兴华：《应重视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公平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12期作者张建君
-
分别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原理解释利润从哪里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润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也就从分析商品入手。价值商品一方面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能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物的有用性使其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此相等。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一位旧经济学家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个别的偶然的交换行为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的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剩余价值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T(商品)-M(货币)-T(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M-T-M，这就是说，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加叫作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会抵销，而这里说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持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某些人手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地出卖劳动力来说是自由的，从他们没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来说也是自由的，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无产者”。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展示了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为延长工作日(14-17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19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壮观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又提供了成千上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的事实。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
-
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真诚征文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定于2010年11月13-14日在成都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第四届学术论坛。本次论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为主题，向国内外学者征文。现将论坛征文启事告知如下：一、论坛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二、主要议题：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2、《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4、马克思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创新；5、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模式研究；7、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8、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9、其它相关论题；三、论坛形式：会议采取主题报告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形式；四、论坛地点：中国·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五、论坛征文要求及截止时间：1、投稿论文首页需提供论文题目、摘要（5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以及作者姓名、作者单位、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2、排版：请统一用A4纸打印。标题，宋体三号加粗，正文宋体小四1.5倍行距；文中表格、插图，务必保证准确光洁，不错位显示。3、凡来稿注明基金资助，请在首页脚注列出。4、应征论文一般不超过10000字，信封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请将论文在2010年9月25日前挂号寄至：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吴垠收（邮编610074）；并请同时将论文电子版（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fzcxluntan@163.com，在邮件标题上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和作者姓名。5、所有应征论文将由本次论坛组织专家进行审稿，确定参会入选论文。入选论文作者的会议邀请函于10月初寄发。六、联系方式：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74联系人：吴垠电话：13880838859（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0年7月
-
体制改革与利益协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分析
体制改革与利益协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分析周小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对利益关系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将劳动成果的分配溯源到生产条件的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实践者为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国富民强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当前，对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问题，从侧重问题的对立性向同一性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利益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在利益关系问题上，结合其时代社会制度特征都作出了历史而深刻的分析。本文以体制改革与利益协调为主题，并从理论演进分析的角度，较为全面而动态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以期能够为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从而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的科学理论解释与支持。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制度与经济利益关系的理论分析（一）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在继承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关系马克恩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商品二因素及决定商品二因素的劳动二重性出发，唯物历史与对立统一地分析了价值实体、价值量的决定、价值形式的发展与价值本质，并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价值与生产价格，从而科学地解答了李嘉图价值体系的两大矛盾，建立了科学而完整的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研究目的，以剩余价值论为中心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此体系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产权制度为分析背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历史考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并科学地阐明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物质利益关系上的矛盾与对立。从剩余价值生产来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资产阶级剥削、榨取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过程，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生产过程。更具体地说，马克思认为：(1)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既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具体的产权关系特征，也说明了流通过程的等价交换关系掩盖着生产过程的剥削关系。(2)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其重点是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也是劳动异化的过程；“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21.），其本质是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剥削过程。(3)剩余价值率是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剩余价值量与新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成正比例而与劳动力价值成反比例关系，为此，资本家一方面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基本方法强制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尽量多地提供剩余劳动，另一方面，设法降低劳动力价值以提高剥削程度。(4)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其基础是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以流通领域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原则掩盖了生产领域事实上的不平等。(5)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追加资本进行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在扩大规模上占有无酬劳动，在此过程中，促使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结果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不仅如此，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由此形成财富与贫困积累相并存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客观规律的存在，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矛盾和对立必然随着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日益加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规律的分析，既进一步从社会整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关系上的矛盾与对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次要阶级矛盾即工业资本家之间，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生息资本家、农业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等资产阶级内部在剩余价值分割方面的竞争与对立关系。马克思通过平均利润学说，说明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是职能资本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通过平均利润转化或分解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以及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分析，阐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和职能部门资本家与借贷资本家的关系，以及资本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剩余价值的瓜分还必须贯彻资本有偿让渡即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分配原则，如职能资本家是凭借资本使用权而获取企业主收入，而借贷资本家是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取利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取地租，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分割是各种财产所有权分割与斗争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辩证而历史地分析了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并指出分配关系从属于生产关系，这样，他将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溯源到生产条件的分配或社会生产方式。由此，马克思科学地得出政治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各大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或生产方式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二）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并通过以揭示人类各种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分析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则性地揭示了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两大理论基石上，一方面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并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唯物史观创立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以及向更高级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等三大阶段。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在社会经济形态下，物质生产力处于原始的和落后的状态，手工生产和原始技术是它的基本特征，由此决定社会经济的运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产品来源的扩大，以及剩余产品的占有，都必须借助于超经济的强制才能实现（注：马克思指出：“古代社会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7.）“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91.），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以赤裸裸的超经济强制形式而表现。此外，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辩证法和剩余价值论有机结合起来，分析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现象，如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垄断组织的形式，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与历史意义等。通过研究，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并认为，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无论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还是从它的使用上，都构成了向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基础。他们认为要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必须“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了除社会管理不适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40.）。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和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第一次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以及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作出了原则性的预见与设想。首先，他们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649.）。其基本特征，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是：提高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从而消灭剥削的物质基础与条件；按照社会需要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和调节社会生产，节约劳动时间，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首要经济规律；一切社会产品将按照共同协议进行直接分配，消除阶级差别和旧的社会分工等。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政治经济任务与利益矛盾处理的原则与方式将有所不同。(1)“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时期，政治上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必须废除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了完成这一政治经济任务，他们还原则性地提出了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流亡与叛乱分子财产、将信贷与全部运输业集中于国家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开的免费教育并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措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0.）。(2)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其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1.）”。这种痕迹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在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只能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原则，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与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3)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它的物质生产力极大增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旧的分工以及脑力、体力劳动对立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消费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2.）。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领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的主要思想观点列宁在领导原苏联人民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以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民富国强的思想观点。主要有：(1)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实践证明（注：起初，列宁想通过全民计算和监督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仅仅走工人监督的道路是不够的。）必须执行“剥夺剥夺者”的法令，通过国有化和国家垄断制等制度变革，才能使经济命脉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里。(2)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指出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这是“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也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注：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8、（第42卷）369.）。(3)“不劳动者不得食”与“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必须贯彻的两项基本原则。(4)商品货币关系既是巩固工农联盟、实现工农结合的经济纽带，又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列宁认为在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小商品生产大量存在，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还不可避免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这一中心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强调指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的先头部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注：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3.）。(5)合作社与合作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农民利益的结合点。合作化使“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82.）(6)创立经济核算制，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与有关社会主义商品、货币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经济核算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个人利益与经济核算（注：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9.）。斯大林在列宁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协调利益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展：主张要缩小“剪刀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注：斯大林文选（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02.），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协调利益关系的根本要求与基本途径；社会主义要有高级赢利形式，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考察个别的微观利益，而且要考察整体的宏观利益，不仅要考虑短期利益，而且要考虑长期利益。（二）中国四代领导集体关于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制改革与利益兼容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出发，在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建国初期有关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中，就社会主义过渡中如何正确处理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提出了不少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如为了实现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毛泽东提出必须认真、努力做好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失业人员的救济和就业工作，要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迁就主义倾向等。在土地改革工作上，强调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在工商业调整工作上，强调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93-396.）。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切实关心群众实际利益，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种利益关系，首先，毛泽东同志强调民富与国强是辩证统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的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要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漠视群众利益的形式多样的官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2.）。其次，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利益关系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作方针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以苏为鉴’，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经济工作来说，主要是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关系。在分配问题与利益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0.），并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5.）。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对于如何处理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观点。主要体现在：(1)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内涵与客观要求。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大力发展与解放生产力，这是实现利益兼容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将出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为此，必须按照正确原则妥善处理。邓小平认为，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5.）；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利益关系也有对立的一面，有时候可能产生冲突，为此，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承认和尊重个人的经济利益，又要提倡和实行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的改革取向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兼容的基本制度基础。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来大力发展并解放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所以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因此，在体制改革中“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中，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分离，强调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方式；另一方面，强调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此，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充分释放各个经济主体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与此同时，必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确保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3)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实行非均衡的体制改革与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是处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兼容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思与策略。邓小平主张实行由点到面、层层推进的非均衡式市场化体制改革，并实施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同时强调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有历史阶段性的，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所以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必须实现利益兼容和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问题，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7-278.）(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速度、比例、效益关系，依据“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促使利益兼容的基本原则与方针。邓小平同志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三条根本标准，这三条标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利益出发与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因此，它也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促使利益兼容的基本原则与方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十二大关系论”（注：即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与“三个代表”等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的第三大构思。第三大构思，首先，针对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与现代化起飞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通过哲学思维创新，提出了强调对立统一、对立面和谐结合、矛盾各方面综合协调等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方法；其次，依据全面、和谐、持续新发展现的客观要求，突出稳定、改革、发展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努力探索建立三者协调的机制，并把三者的协调一致作为把握大局的基本方针；最后，以“三个代表”作为政治基石，以体制改革作为系统动力，推动各种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全面调整，并提出以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大根本转变为主要契机，来统摄各种经济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全面转变与重构（注：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第16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应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并强调“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注：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1998.19-20.）。胡锦涛同志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角度，在2005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2)探寻对立面的和谐结合，构建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正确处理社会经济转型中各种根本利益关系与矛盾的新思路、新原则与新方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效益优先、新型可持续并能够实现天人和谐、社会与经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新发展观。要走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认为必须处理好发展中的四大关系，贯彻中国发展中的四大原则：其一是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问题，贯彻效益优先原则；其二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生态的关系问题，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其三是处理好三大产业的关系问题，贯彻结构优化原则；其四是处理好东中西部地区的关系问题，贯彻东中西协调发展原则。可以说这是正确处理社会经济转型中各种根本利益关系与矛盾的新思路、新原则与新方法。(3)系统地深化体制改革是正确处理经济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根本要求。(4)“三个代表”是实现体制改革中利益协调发展的政治基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升华。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应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而且应当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体制改革中，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促进不同利益主体协调发展的政治基石。 三、几点简要总结与结论1.关于制度变革或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的变革与调整的逻辑关系的理论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发展历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在利益关系问题上，都结合时代社会制度特征作出了历史而深刻的分析。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侧重于矛盾中的对立性角度，通过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继承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下各个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关系，揭示了体制变革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与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并通过以揭示人类各种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分析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特征作出了一些预见和设想，从而原则性地揭示了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与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3.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早期社会主义建设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要求，并结合制度革命或大变革的复杂形势和俄国当时的具体政治经济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系统的制度变革，来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民富国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4.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利益关系理论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利益兼容，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结合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性质与要求，探索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调整利益关系，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5.从侧重分析利益矛盾的对立性向侧重分析利益矛盾的同一性转变，与此同时，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与要求，从侧重分析如何通过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来协调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转变到侧重分析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利益兼容与协调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转换与特色。【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研究
-
(转帖)危机与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方向的问题危机与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孟捷多年以前，笔者曾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命题。近年来，又结合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提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也许是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综合。①2008年九月以来，经济危机逐步在全球蔓延。这场危机已被看作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最为深重的一次危机。国内一些学者基于这一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途和复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既有理论是否足以回答来自现实的问题？危机可能为现有的几种经济学范式带来些什么变化？新古典经济学能否继续维持其在近30年来不断强化的在经济学中一支独大的地位？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后，笔者曾收到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G.M.Hodgson）的一份群发邮件，其中再度尖锐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并问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方经济学能否就此摆脱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依赖，转而变得更具有现实相关性，更善于应对来自现实世界的问题。他参与建立了一个基金会（FEED），力图为经济学的变革提供尽可能的支持。②今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撰文公开抨击新自由主义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元凶，提出“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③可以说，在这场危机之后，理论经济学的版图上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甚至政治家普遍关切的问题。借着这个大的背景，本文拟就一些先前自己曾予论及的观点再做一点申论，并求教于大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从根本上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普及。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非在自身的范式内进行一些大的“手术”，否则不足以解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以及相关联的一些重大问题。近几年来，笔者通过参加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结识了不少新马克思主义派经济学家（笔者也把自己看作他们之中的一员）。这些“新马派”在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拒斥历史已经终结的谬论，另一方面也坚信发展某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在后一点上“新马派”不同于所谓的“新左派”）。这篇文章打算探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创造性转化需要解决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实现协调的可能性。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由无数人分散决策所带来的经济活动，能否产生某种秩序。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结论（即他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假设）被新古典经济学所继承，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批判。现代演化经济学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例如，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和卢桑对协调概念做了如下透彻的解释：“协调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存在着非均衡过程，以及非均衡过程为什么会受到约束；……为什么结构性的不稳定性持续地存在着，但又不会驱使整个系统朝向爆炸性毁灭。”另一方面：“存在着协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存在着和谐或均衡，不管均衡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其精确意义上指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持久的动态稳定性特征。”两位作者还写道：“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的协调过程的重要性，并把协调解释为各种基本趋势和反趋势——也就是冲突——的结果。”④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必然会产生危机。但是，处于经济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从周期性危机出发，直接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结论。相反，他提出了危机必然发生、又必然渡过的假设。我们强调这个观点是理论假设，因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卢卡奇，曾修正了这个假设，他提出，如果工人阶级在危机中不再愿意作为客体顺应经济规律支配的话，就有可能起而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假设似乎仍不失其适用性。准此而论，危机事实上承担了一种特殊的协调功能，即使得整个经济中已遭破坏的内在联系强制性地得到恢复。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就归结为两种力量的周期性的此消彼长，用马克思的话说：“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⑤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解读，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评价之间是有差别的。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曾经提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状态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不可能达成任何秩序，只能导致“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状态”，带来混乱和危机。这个观点日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不断被强化。到了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和斯大林那里，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将以何种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或总危机。迄今为止，在大学里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理论的影响。根据现有的几种经济理论范式，市场经济中无数行为者的分散决策分别带来了三种结果。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其结果是危机和崩溃；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结果则是趋向于静态均衡；演化经济学可谓居于前两者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彻底否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协调的可能性，就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开了方便之门。相对于前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演化经济学所主张的协调论，或许是更为可行的理论出路。在演化经济学家眼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成了推动技术创新的名副其实的发动机。回想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论断：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时代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类似的赞誉也适用于发展至今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创新及其引致的投资，是帮助资本积累克服其内在矛盾，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力量。数年前，笔者曾经专门就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强调一旦把产品创新引入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我们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才能繁盛起来。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卢森堡在强调资本积累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的时候，忽略了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资本可以通过这种内生空间的创造，周期性地克服它在运动中、在时间中遇到的界限。”⑥对创新的重视把我们引向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系统地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国内学者在过去30年间对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论述，往往集中在以下两个维度，一个是信息的维度，另一个是激励的维度。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据说能更好地解决协调所需的信息问题（这是哈耶克的著名观点，也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接纳）；其次，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据说能更好地解决激励问题（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喜欢研究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则研究了第三个维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在长期创新绩效上优于其他类型的制度，其背后的原因何在？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其晚年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深感悲观。他认为，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出现，集中了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并把创新变成了公司内的例行事物，使创新可以通过企业内的计划来安排。重要的是，他曾据此进一步推断：资本主义大公司的这个成就，为中央计划机关代替资本主义大公司对创新进行规划奠定了基础。显然，要想全面地论证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需要对熊彼特的上述观点提出一个有力的反驳。现代演化经济学家罗森伯格和纳尔逊等人指出：资本主义大公司内的创新并没有完全降低为例行的事物；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创新在其本质上是不能由一个中央计划机关通过命令来规划的；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其作用正在于为各种思想的经济实验提供了制度条件。⑦演化经济学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比较分析（譬如对前苏联和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所做的对比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观点。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可能提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问题。马克思当时的任务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这些规律是普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或迟或早都要隶属于这些规律。用《资本论》序言里的话来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样一来，就从理论上堵塞了探寻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能性。美国学者拉佐尼克曾从方法论上批评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他写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是以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度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马克思无法预见和比较十九世纪后期及其后不同国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状况，并从中提升出更深刻的理论。即使生产力都一样，当政治和文化背景不同的时候，生产关系也会不同。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成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因为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而这又会产生不同的劳动与报酬分配关系。”⑧在给俄国民粹派的回信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不能把他根据西欧经验而得出的规律无条件地应用于地球上的其他国度。但毋庸置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一直注重的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纵向分析，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的分析则显得异常贫弱。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内部的差别开始变成注意的焦点，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持久的制度上的差异。用法国作者阿尔贝尔的话说：“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来。”“它们互相对峙，形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⑨以阿尔贝尔、拉佐尼克、多尔等为代表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近十数年来发展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分析。⑩这些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因为我们一旦认可这种多样性，就等于宣布，各国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建设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这还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同，任何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嵌入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之中的。反之，如果我们否认上述多样性的存在及其意义，就意味着要接受唯一版本的市场经济，譬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种思维定式，被有的学者称为“制度拜物教”）。而在我们眼前蔓延的这场危机，从实践上粉碎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神话。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问题。随着全球变暖等问题的出现，这已经成为经济学面临的最急迫的理论挑战之一。70年代出现的石油危机，已经促使一些富于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资本积累所面临的生态约束，进而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理论前提上的局限。前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力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在观点上隶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宇野学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内力就提出，古典经济学当中包含着以下公理，概括地说就是：对于人类的需要和旨在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活动而言，自然本身所能提供的潜力是无限的，因而也是无价值的，对于人类来说自然不过是作为劳动对象发生作用的，只要加进劳动就能带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无限的财富。在他看来，这是古典经济学家无意中采纳的作为公理而存在的假设，而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假设。大内力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公理，可以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找到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假设，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地发展的；即使生产力的发展会因为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暂时受到阻碍，最终仍会突破束缚继续得到发展。在这样的逻辑中，马克思设想由于技术的发展，人类能够而且还将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中取出越来越多的财富即使用价值，而没有考虑到自然的这一潜力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自然力是无偿的，无需任何费用就能把它并入生产过程。(11)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也是一位重要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对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做了进一步拓展，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概念，也就是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着资本积累与生产的条件（包括生态条件）生产不足之间的矛盾。(12)近年来，包括奥康纳的著作在内的一些域外文献的引进，对国内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国内经济学界而言，从许涤新开始，就曾对生态经济问题展开了研究。近年来，该领域又吸引了一些新的研究者，研究主题也得到扩展和深化。譬如，张忠任等人最近探讨了生态资源价值论等基础性问题。(13)不过，由于进一步的研究很可能牵涉到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修正，今后的研究会更困难、更有挑战性。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刹那间照亮了都市各个角落的污秽和丑恶，我们眼前的这场危机也为更深入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嬗变洞开了一扇窗口。在新自由主义肆虐了数十年后，又一个大时代似乎就要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可谓是幸运的。危机的出现使许多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以及凯恩斯、明斯基等）的理论价值。的确，在解释危机这样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传统上的理论优势。近1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了不少文献，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其内在矛盾的驱使下必将步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现实的发展验证了他们的论断。(14)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上，还必须面对其他由时代提出的重要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这次所遭受的惨败并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失败。和苏东巨变刚刚发生时的情形相似，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一种新的理论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历史合法性（包括其局限性）的任务。单纯依靠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似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笔者深信，未来的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融合的原因。就此次危机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自己擅长的资本主义病理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借助于制度变革而自我扬弃的可能路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学会为摆脱危机开出自己的“药方”，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会扮演革命的助产士。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能与其他理论经济学在政策和社会影响力上一争短长。从互联网上，我们最近读到了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致总统奥巴马的一封信，其中呼吁进行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帮助摆脱危机。在此前的著作里，克鲁格曼曾把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如8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看作制度和规范变化的结果，而这些制度与规范变化的原因又根源于政治权力的变化。(15)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变革姿态的“主流经济学家”，在痛定思痛之后是如何偏离新古典方法而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的。遗憾的是，这种回归远非彻底，因为他并没有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的变化来分析政治权力的平衡被打破的原因。而且，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距今十余年前，克氏还曾撰文坚决地从理论上否认资本主义面临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所举示的理由——生产能力的增长会带来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增长会带来消费的增长——在我们看来无非是重弹萨伊定理的老调。(16)十余年后，他的观点戏剧般地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普通美国工人并没能收获生产率增长的果实；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使美国社会前进的步履蹒跚。这些观点上的变化表明，即便在一位诺奖得主的眼中，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个宛如不变的结晶体那样的僵死概念。相反，正如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总结的，资本主义在下述主要的关系上，分阶段地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些主要的关系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劳动与劳动的关系；以及**与经济的关系。在这场危机发生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将向哪个方向演变还是不确定的。但可确定的是，变革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注定将会发生。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身处大洋此岸的某些中国学者，今天还要自欺欺人地制造对市场经济概念的某种物神崇拜，就显得有点太不合时宜了。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说，我们搞了30年社会主义，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依然知之无多；30年后的今天，在这场全球危机产生后，对于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所有人——除了那些冥顽不灵的新古典主义者——大概都得来一番重新思考。回顾近四、五年来的发展，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呈现出了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现代化的特点。有作者尝试概括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近年来涌现的八大类型或流派，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海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笔者也被划归演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和流派的出现，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标志，它们就如报春的花讯，预示着中国经济学的更加生动的前景。注释：①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期。②参见http://www.geoffrey-hodgson.info/p1.htm.③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澳大利亚《月刊》杂志2月4日，《参考消息》2009年2月10日转载。④C.Freeman&F.Lou(2001),AsTimeGoesBy-FromIndustrialRevolutionto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p.120-121.中文本为弗里曼、卢桑：《光阴似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124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⑥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关于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问题的争论，参见高峰：《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⑦罗森伯格：《探寻黑箱》，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章；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⑧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⑨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第5页。⑩可参见Dore,Lazonick&O'Sullivan(1999),“Varietiesofcapitalisminthetwentiethcentury”,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15(4)；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11)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101、110～111等页。(12)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张忠任：《关于环境的价值与资源价格决定问题的理论探索》；马艳：《自然资源虚拟价值的现代释义》，均见《海派经济学》第22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14)譬如，可参见J.Crotty(2000),“Structuralcontradictionsoftheglobalneoliberalregime”,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32(3);P.A.O'hara(2003),“DeeprecessionandfinancialinstabilityoranewlongwaveofeconomicgrowthforU.S.capitalism?Aregulationschoolapproach”,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35(1);D.M.Kotz(2008),“Contradictionsofeconomicgrowthintheneo-liberalera:AccumulationandcrisisinthecontemporaryU.S.economy,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40(2).(15)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16)P.Krugman(1997),“Iscapitalismtooproductive?”,ForeignAffairs,Sep/Oct.(17)薛宇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经济纵横》2009年第1期。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吗这是广泛流行并根深蒂固的观点，实际上，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错误观点。原始社会公有制是否必然形成劳动产品的平均分配，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这一观点，被强加给马克思，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一部分。第一节正统的观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分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这种观点连同这本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我国建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一。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观点，一本曾出版一千二百万册的经济学教科书就这样指出：“在原始社会中，共同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产品的平均分配。因为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可供消费的劳动产品不多，如果不实行平均分配制度，必然使一部分原始公社成员饿死，使集体受到破坏，而当时人们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求得生存，因此原始公社成员是神圣地遵守平均分配原则的。”[2]“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实行简单的协作，劳动过程不存在社会分工，只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当时生产工具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氏族公社成员通过狩猎和采集所获得的产品非常稀少。为了保证每个公社成员能够生存下去，只能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人们生产的全部产品，除了用以维持自身的最低需要外，没有什么剩余。”[3]原始社会的人确实是实行过这种制度吗?平均分配制度真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唯一的和神圣的分配制度吗?那时的人们能不能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呢？他们有没有实行过不同于平均分配的其他分配制度哪？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是不是一种公正、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发挥最大的效益呢？第二节食物为什么不可能平均分配？要想彻底了解原始社会是否可以实行平均分配的制度，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进行一次比较详细的分析。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在一个原始公社中进行劳动产品的分配试验，看看平均分配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民以食为天”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无论是对谁来说，吃饭总是第一要紧的。原始社会中的人们自然不会例外，因此，我们首先对食物进行平均分配。假定有这样一个原始公社，有一百名成员。像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或最起码的需要，在该公社所处的自然条件（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下，以及他们的劳动条件（如主要从事采集或从事渔猎）下，假定该公社为了满足全体公社成员对食物的最勉强的需要，每天需要二百公斤食物，而该公社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也恰恰不多不少正好能够生产出二百公斤食物。食物总需求量应该是由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求量相加得到的结果，一般来说，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求量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既然如此，按照一般的理解，就应当按需分配。所谓平均分配，按照一般的理解，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就是每个参加分配的人都分得相等的数额。这一原则具体到这个原始公社，就是说一百名公社成员平均分配这二百公斤食物，每人都正好分得二公斤食物。教科书指出，如果平均分配的制度受到破坏，就会出现可悲的后果，假如有一位公社成员由于某种原因，从而得到了2.5公斤或更多些的食物，从而超过了“每人应得的份额”0.5公斤或更多，那么就会有另外一公社成员即只得到1.5公斤或更少食物的那个人就只好活活饿死。或者是出现另一种情况，其余的99个成员去平分197.5公斤的食物，那么公社集体就会受到削弱。原始社会作为一个处在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是由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孩子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原始公社可能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更多些的人，但是，我们不能想像可能存在过完全由女人，或完全由男人，或完全由孩子，或完全由老人组成的原始公社。实际上原始公社是由一些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体质强弱不同、身高体重不同，从事的活动也不完全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最明显的事实，至少就两个主要方面来讲，人们对于食物的需要量是不同的。首先，消化器官的情况是不同的，个体在不同发育阶段的胃容量有着明显的差别。一个新生儿的胃容积只有70毫升，一个6岁的孩子的胃大约可容纳600毫升。一个成年人的胃容量则有3公升，医学研究认为胃的正常容积为1—2升。虽然胃是人体内颇具弹性的器官，其肌肉系统具有显著的扩张性，能容纳较多的食物，因此机体无需过频进餐。并且胃窦有着强大的收缩功能，但是如果一次进食过量仍可能导致致命的急性胃扩张。因此，每个人对于食物的需要首先受到自已胃容量的限制。自然界亿万年的进化并没有为人类食物的平均分配准备相应的消化器官。个体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对于食物的需要量有着很大的差异，发育阶段的不同，是影响食物需要的重要因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由于身体迅速发育，同化作用旺盛，而需要较多的食物才能满足需求；而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由于器官功能的衰退和活动减少而相对需要较少的食物；即使在相同年龄的人们当中，个体之间发育上的差异也导致对食物需要量的不同。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劳动强度的不同。根据现代营养学的研究，成年男女从事极轻体力劳动时每日需要供给热量2200—2400佧，重体力劳动时需供给热量3400-3600佧，极重体力劳动时需供给热量4200佧。可以看出，极重体力劳动和极轻体力劳动相比，前者所需热量相当于后者的1.75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显著的。消耗的能量既然不同，那么需要补充的能量也应该是不同的，极轻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能量消耗的平均值约为3100佧，如果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极轻体力劳动者获得的能量超过了其所消耗能量的近50%之多，而极重体力劳动者获得的能量与其所消耗的能量相差25%，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实在是难以得出食物的平均分配满足了每一个原始公社成员最起码的需要这样一个结论。当然，这只是现代科学对现代人的研究结果，我们没有，也无法得到原始公社时人类生活的更为详细的资料，也许那个时代与今天有着我们考虑不到的差别存在。但是，我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今天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某些规律在若干万年以前也同样支配着人类的生活。在原始公社中，一定有一部分成员如青年男性的食物需要量是高于平均数的，而另一部分成员如儿童及部分老人的食物需要量则是低于平均数，自然，也会有一部分成员（但决不会是全部成员）的食物需要量恰好和平均数相等。所以没有理由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给食物需要量不同的人们每人相等数量的食物。如果不顾每个公社成员的实际的食物需要量，或者明知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要量不同而置之不理、一味坚持实行平均分配，那么，实际上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公社中需要1.75公斤食物的重体力劳动的社员只能分得平均份额1公斤食物而不能吃饱；而一个5岁的孩子每天只能消费0.5公斤食物却也分得了1公斤食物而无法吃掉。那么，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公社生活资料的获取者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而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另一部分成员，其中一部分成员，正是需要依赖主要劳动者提供食物才能生存的孩子及老人，都分得了超出自身需要量的食物而剩余。在这里看到，在食物总量能够满足社会的总的最低需要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原则的实行造成了怎样矛盾的现象：在亲密家庭般的公社中，一部分成员食物短缺，一部分人食物过剩，而本来是大家都可以吃饱饭的。第三节一切产品都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也这样谈到了原始社会的产品分配：“在原始社会，一切产品都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公社成员之间分配。由于生活资料很少，如不实行平均分配，就不能保证每个成员的生存。”平均分配“是原始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每个劳动集体所采集或生产的生活资料，乃至家庭和个人所采集、制造的产品，都必须交给公社，以便进行平均分配，这就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不过，个人日常生活用品如衣服、装饰品等，常是归个人占有。”[4]“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劳动中的互相合作的关系，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平均分配。由于共同劳动获得的生活资料很少，只有实行平均分配，才能保证原始人的共同生存。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中的互助合作和平均分配，是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5]从以上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不仅对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是持完全肯定态度，而且还有所发展，把平均分配的范围扩展到“一切产品”。那么，各种石器、独木舟、渔网、标枪、弓箭等生产工具，自然都在平均分配之例。那么，难道可以想像分给公社成员每人一只完全相同的独木舟，每人一张完全相同的渔网，或是每人分得完全相同的标枪和弓箭吗？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公社有足够的能力生产如此数量的独木舟、弓箭?如果不能，怎么进行平均分配？如果有能力生产出它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工具，又怎么能断言其生产力水平是极度端低下的呢？事实上，这些生产工具是属于公社集体所有，按需使用而不是平均分配使用的。百科全书也说：“生产工具一般是全氏族成员共有”[6]，在这里又否认了一切产品平均分配的论点，不过它对自己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毫不在意。第四节对礼品平均分配的分析为了证明原始公社实行过这一神圣原则，前苏联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人送给火地岛人（处于原始公社时期的一个部族）一块麻布，他们把它分成完全相等的小块以便各得一份。”[7]这个例子确实令人感动，用它作为原始公社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证明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应该注意到的，即：这块漂亮的麻布并不是火地岛人的劳动产品，不是他们采集到或制造出的，不是那“一切产品”中的一部分。而是别人送给的礼物。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火地岛人得到现代文明世界生产的麻布，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它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珍奇物品。在他们看来，这一礼物是送给整个公社的，虽然由酋长接受，但礼物并不属于酋长个人。在另一个例子中说，一原始部落的人们把别人送给的礼物----一块糖轮流放进每一个人的口中品尝，不错，这的确算是平均分配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是，这只能说明原始部落分配礼品的方式。把原始公社处理礼品的方法作为他们分配自己劳动产品的例证是不够妥当的，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另一个事实就是这块麻布，并不是微少的、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需要的食物或其他产品，不是那种不平均分配就会危及公社成员生命、削弱公社集体的产品，而完全是一种奢侈品。是否平均这块麻布，就其物质方面的需求来讲，是无关紧要的，是根本不会威胁到原始公社生存的。就其经济上的效用来讲，将这块麻布平均分成若干小块，似乎不能说使这块麻布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将本来可以做一个口袋、一件衣服或其他物件的麻布变得毫无用处。因此，就单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平均分配这块麻布也许是最不可取的。书中也指出火地岛人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才平均分配麻布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是的，这的确是一种长久的习惯，一种纯朴的风俗，但把这种习惯看作根源于几百万年以来氏族成员平等、民主的传统，而不是来自平均分配产品的习惯，似乎更有说服力，更符合事实。第五节共同分享不是平均分配有些学者认为，“共饥共食”是氏族社会中由于产品极端贫乏而采取的原始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的体现。他们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这种平均分配。引用了摩尔根对北美洲易洛魁氏族的记述；他们把玉蜀黍用叶子一束一束捆起，吊在个别的小房间里，当某一家的存粮吃完时，别家就以玉蜀黍按需要供给他，直到他能自给为止。这与独龙家庭公社各小户从小仓库“棒秋”轮流做饭，共同食用吃完一户的存粮，再轮吃第二户的习俗也是相同的。这都是原始平均主义分食的遗风。[8]在更多的材料中提到的则是“分享食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马尼拉南部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仍处于原始社会石器时代的塔沙代人。“他们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使用的工具极为简陋，只是些石制的刮削器、砍砸器、石斧、石槌和挖土棒、杵……，在他们中间，没有劳动分工，每个人尽力而为，分享食物。”另一份材料指出：波罗罗人完全靠男子协同狩猎，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猎物少了，大家都得挨饿；一旦打死了豹子，猎人们就互相邀请，共同来尝豹肉，并把豹皮和豹齿送到共同体中去分配。爱斯基摩人贮存的食物是公共财产，在分配的时候要考虑到全族的人，特别是病人和寡妇。他们熟悉自己的系谱，当狩猎者捕回野兽也是全体共享。”这种“分享”和“共享”在我们看来是按需分配而不是平均分配。把这两种情况说成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实在是有些太勉强了，何况，摩尔根的著作中也明明写得是按需要供给，这里事实上是按需分配。共同食用与平均食用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吃了4斤肉，一个吃了3斤，一个吃了1斤。可以说他们共同食用，或共同分享，但是不能说平均分享。不过初中课本上举了一个例子确实是很有意思的：“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是这样分配食物的，一大块肉，从第一人轮起，他割取能够入嘴的一部分，就把肉交给第二个人，这个人也同样割取一部分，如此轮下去，直到把肉吃完。喝汤也是每人喝一口就得把碗交给下一个人直到把汤喝完为止。”[9]在这里，一人一口，可以说是绝对的平均；每人割取自己的嘴能够容纳的肉，每人喝取自己的嘴能够容纳的汤。每人一口肉，每人一口汤，假定每人的口数相等，不过进入每人肚子里的肉和汤并不一样多，因为每个人的口腔容量是不相同的。如果没有轮完一圈，那么就有人少吃一口或少喝一口，那么绝对的、神圣的平均分配就被破坏了。如果每个人的口腔容量与自己的胃容量有着某种比例关系的话，这种分配又可以算得上绝妙的按需分配了。这可真是平均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结合的典范了。第六节按户平均和按人平均是根本不同的除了按人平均分配的制度，我们还看到一种按户平均分配的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用来作为原始社会平均分配的例证。“鄂温克人长期游猎在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一百多年以前还用弓箭和扎枪打猎。栅栏、驯鹿、桦树皮船、鱼具等生产资料，都归父系公社所有……。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决定了猎物必须按户平均分配，以免有人挨饿。那时，谁打着一只麇鹿，鹿肉就按家族公社的户数（共6户）平均分配。如心脏、肾脏割成6块，一户一块，脊骨分成8块，一户一块，余下的两块赏给猎获者。”[10]“无论谁打中的猎物，都是每户一份，即使打到一只鸡，也是有几户分成几份。”[11]十分明显，这种平均分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平均分配了，它已经违背了按人平均分配的原则。首先，按户进行平均分配，相对于按人平均分配来说，是有根本性质的不同的。而按户分配时，因为每户的人口不可能是相同的，因而每个人实际上分到的产品是不相同的。假如其中一户有三口人，而另一户有六口人，或者九口人，按户他们分得相等的麋鹿肉，但按人口平均则两户中每人分得的麋鹿肉相差一到二倍之多，这种按户平均分配实际上是对按人平均分配的否定。按户平均分配的方法，只有在每户中的人口相等，性别和年龄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以免有人挨饿的初衷。否则，只能是有人吃的饱，有人挨饿甚至饿得半死。那么所谓“必须按户平均分配，以免有人挨饿”的目的肯定不能实现。马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中曾多处提到过平均分配。他指出；‘在美洲大陆，北美的东达科塔人和巴西的博托多人处在相当远古的状态，东达科塔人在猎取水牛时，经常转移住地，他们的猎物不是私有财产，而是整个狩猎集团的共同财富，每人都获得相等的一份。他还指出在卡比尔人那里，家庭之父在临终时，通常都告诫自己的儿女要依旧住在一起，不要分家；在分家庭财产的时候，通常都遵循所分遗产一样的原则，除考虑亲等以外，也往往要考虑各人对家庭财产所添加的财物的多寡，只有在分配一年的储存谷物，橄榄油等等的时候，才遵守各个部分一律均等的原则。他在书中谈到了食物的分配，在人数众多的家庭里，每月分一次食物。只有肉类才是不定期分配的，常在买进和屠宰牲畜以后，将生肉分给家庭成员，在分配食物的时候，家庭之父都严格遵守各个成员一律均等的原则。此外他谈到了土地的平均分配，每隔一定时间，往往是间隔一年，把公社土地平均分配，这在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上乃是比较晚期的一种形式。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生活资料的平均分配，应当是在劳动所获得的食物比较丰裕，平均分配的食物能够满足公社中那些食量最大的一部分成员的需要，才是可行的。马卡瓦列夫斯基所提到的原始公社，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了。并且有了一定的储存。这时的公社，劳动产品已经不是仅仅勉强能够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而是有了相当的剩余产品。这里存在的平均分配，仍然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行为。而不是认为人们的需要量相等。。如果说，原始社会的人们确实进行过某些劳动产品的平均分配，那只不过是向我们表明，当时人们生产的这些劳动产品就其数量而言，是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劳动产品才能实行平均分配。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当一种劳动产品只能满足人们最迫切的需要，而人们对它的需求量又不相同时，社会对该产品就不能采取平均分配的方法第七节按需分配是原始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恩格斯在研究人类原始社会时曾经这样指出“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恩格斯的论述是足够清晰明白的。显然不能从其中得出最重要的劳动产品之一----生产工具是平均分配的结论，相反，生产工具是按需制造并按需使用的。在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对于食物的分配原则应该是使生产的食物最大可能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当食物在数量上仅能勉强满足全体成员最起码的需要时，公正合理地分配这些食物，以保证能够基本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最起码的或所谓最低的需要是特别重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食物而生存下来。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相适应的情况下，在一个没有奴役和压迫的社会中，对于食物的分配自然会采取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即按照每个社会成员对食物的不同需要量而给以相应的不同份额。需要2公斤的就分给他2公斤，需要2.75公斤的就分给他2.75公斤，需要0.5公斤食物的，就分给他0.5公斤。也就是说，按需分配才是原始社会正确的分配制度。唯一可能的事实是，我们的祖先不会完全采用平均分配的方法去分配微少的生活资料，所谓量体裁衣早已经是几千年来最起码的生活常识，而这一意识的产生和实践相信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开始关于原始社会的产品分配，马克思说：“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活和共同分配的原始社会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满足每个社员，每个生产者的社会需要。”[12]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共同分配就意味着是平均分配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不可能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平均分配一切劳动产品的原始社会。在那个已经永远消失了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平均分配，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比较符合事实的看法。[1]《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6页。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5月第一版。[2]《政治经济学》24页，蒋学模主编，1978年。[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28页，卫兴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2003年12月第8次印刷。[4]《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1188页。[5]《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1190页[6]《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1188页。[7]《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6页。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5月第一版。[8]《人类学研究》253页，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一版。[9]《思想政治》（全一册），7页。义务教育山东省三年制初级中学课本。山东省教学研究室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2003年4月第5次印刷。[10]《社会发展史》，65页，陶大镛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5次印刷。[11]《思想政治》（全一册），5页。义务教育山东省三年制初级中学课本。山东省教学研究室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2003年4月第5次印刷。[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4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