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张雷声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开始，到现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不能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它却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研究经济学，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发展。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曾打算专门研究世界范围的经济关系问题，虽未能如愿，但却奠定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与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变化相伴随的。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探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理论取向。政治经济学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历史前提的，并在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中凸显出来。尽管不能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他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特别是为日后研究这一主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但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却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思路、结构。尽管世界体系格局的演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世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扩展人们在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往往要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起源，从而要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源头。我认为，尽管不能把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它却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作了总体概括，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考察。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动力[1](P86)。反过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一条是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显著地反映在第二条道路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一种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世界性交往。它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P276)；它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中心”控制“外围”和“外围”依附于“中心”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殖民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原始积累”时期，发达国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地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采取殖民政策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即“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1](P768)。二是发达国家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侯，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P772)。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的程度是深重的，但是，这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1](P773)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仅说明了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他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扩展由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重要理论基础。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前一个变化表明：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前，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一个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正是因为马克思有了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者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2](P451)。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问题分析基础上所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广阔视野，从而也为人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上分析可见，正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使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发达国家生产关系的研究扩展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生产关系的研究，也正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发展的世界眼光。　　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关于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有无经济全球化理论分析的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意见分歧。我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论述经济全球化问题，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却为经济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分析的基础，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一些恢弘的构想和精湛的论述，却为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思路、结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中曾经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过构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最初的构想：第一，“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3](P45)。第二，“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异化劳动范畴出发，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推导出私有财产范畴，再借助这两个范畴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1857年下半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为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理论体系设计了“五篇结构计划”。这就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4](P46)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修改了“五篇结构计划”，公布了他的更为清晰的“六册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5](P31)。从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打算对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角度来划分的三个主要经济关系，即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分别作出详尽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问题，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然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家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国家对外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在内的世界市场问题。显然，马克思是打算在其中的第五册《对外贸易》和第六册《世界市场》中研究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当然，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部分，即《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一直认为，这些属于“基本原理”的内容，是他整个著作的最难论述的部分，也是他整个著作的“精髓”。这一部分论述清楚了，其余部分后人就可能较为容易作进一步的论述了。尽管如此，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文献中，特别是在他的卷帙浩繁经济学手稿中，还是留下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首先，关于国际分工问题的论述。国际分工是国际交换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国际分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标志着一国的社会分工超出了国界。国际分工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并随着资本、资本关系的国际化而日益向有利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发展。欧洲殖民者国家凭借其机器工业生产的优势，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掠夺，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打破了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而且还使它们卷入了国际交换，从而形成了欧洲殖民者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即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这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世界体系发展为以“发达”为“中心”、以“不发达”为“外围”的基本格局情况下，国际分工体系也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的状况。马克思也深刻揭露了国际分工的这一“灾难性”后果：“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6](P348)这种浸染着资本主义“灾难性”的国际分工，成为理解当今世界市场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性质及其后果的重要基础。但是，从历史上看，国际分工还是有着显著的进步意义，例如改变了国际交换中商品的构成，打破了生产的封建束缚，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恩格斯认为，国际分工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于：“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7](P361-362)其次，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与国际分工的发展相适应，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世界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世界市场，是指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所谓广义的世界市场，则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或总体。世界市场的产生是生产力及其交往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力量。马克思在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世界市场概念。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直接与资本的本性相联系。资本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使它对剩余劳动具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和不可遏止的扩张冲动，从而它会处于不断积累的运动之中。随着生产的日益扩大和资本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固，它必然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去寻求自身发展的市场。“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P46)。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必然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扩展到世界各地，资本的国际化一旦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就产生生产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必然是经济过程各个因素、各个环节的全面的国际化，直至各国经济活动的全面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经济关系也由此成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生产体系和世界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8](P278)但是，马克思也认为，世界市场的充分发展必然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展开了”，危机则是这一切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市场的整体存在，使得资本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自身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形式，而世界市场的整体存在已经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和危机的爆发并加深，必将促使人类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即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统一不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4](P178)。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二重性质的分析，从来就是建立合理的世界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全球化二重性质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问题的分析，更从来就是建立合理的世界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严格地说，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领域凸现的产物，但是，它的发展进程却是与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变化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这种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中发展的。我们已知，第一次科技革命在使生产力成百倍地提高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被囊括进资本主义世界。世界体系格局明显表现为，“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1](P276-277)。在这一世界体系格局下，马克思研究了世界历史，为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下半期，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生长成为金融资本，资本日益向世界范围扩张，经济日益国际化。世界体系格局发展为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发达国家与多数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对立。在这一世界体系格局形成中，马克思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列宁及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使世界体系格局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日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劳务、信息、金融、货币、技术等世界市场得到发展，产业资本的国际化也有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活动之中。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以“新殖民主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着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被引向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道；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大量被掳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日益呈现出外向性特点。世界体系格局进一步发展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的对立。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世界体系格局的新的变化中，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为研究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探讨最为突出的理论就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在对依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诠释中，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集中于德国经济学家安德列·岗德·弗兰克提出的“不发达的发展”和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的结构”。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试图说明，在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结构中，“宗主”剥削着“卫星”，致使“卫星”所产生的发展，不过是一种“不发达的发展”或“卫星式的发展”[9](P114)。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产生“不发达的发展”，原因并不在于体制的缺陷和资本的匮乏，而是发达的宗主国和不发达的卫星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及其他关系的发展[10](P92)。在“依附论”中，多斯·桑托斯的重要贡献就在于解释了依附概念，分析了新的依附结构形式。他把依附解释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11](P310)。这基本讲清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隶属关系，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多斯·桑托斯看来，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殖民地型依附和金融——工业型依附两种形式而言，现阶段的技术——工业型依附就是一种“新的依附结构”形式。这种依附形式在技术、原料等方面，在生产体系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既有方式存在问题，以及自身的发展存在弊端。“依附论”对新的世界体系格局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分析具有开拓性，为人们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不可否认，它的研究存在一些偏颇，但它却使人们进一步清醒认识到，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乃至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理论价值。“世界体系论”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世界整体发展的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时期的重要理论研究取向。这一理论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艾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如分界线、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等组成的社会体系。这些要素时而由于相互间的引力结为一体，时而又由于内部的竞争相互冲突而发生分裂。世界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推动的、可以自我调控的社会体系[12](P347)。他把世界体系看成是整体性的经济单位，有整体的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与变化必然要受到世界体系发展与变化规律的支配和制约。现今的世界体系格局具有“三元”性质是“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除了有“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外，还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这些国家既受到“中心”国家的控制，同时又可以部分地控制“边缘”国家。“半边缘”作为世界体系中的“第三范畴”，其政治意义在于它通过贸易可以使世界体系的经济趋于大体平衡，它通过矛盾调节可以缓解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它通过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层位变化起到“安全阀”作用。世界体系中“半边缘”国家的存在，说明了“世界体系论”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以整体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阐发。从世界历史出发，从世界体系出发，可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可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凸现以后的这10多年来，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本质、挑战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纪之交的新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全球化不是新事物，从资本主义产生的15世纪以来，全球化就一直在进行，只是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才大大加快。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向全球扩张，将摧毁一切民族国家的边界，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今天的全球化使这些都成为现实。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上，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我们今天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就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这是一种反动政策，其反动性就在于力图把今天的世界拉向倒退，把世界经济拉回到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时代。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实际上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是相当强的。必须要认识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具有的欺骗性。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统治时期都没有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在他们那里，国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成分，但是代表他们的西方经济学家却向前苏联、向发展中国家建议实行全面私有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问题上，一般涉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两个方面。就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而言，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政治维度，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两种空间的契合为基础的，这两种空间是：决定积累再生产的空间，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即中心民族国家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时采用的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13](P242-243)。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而言，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通过南北之间的两极分化表现出来；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公民权；它通过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金融市场的急剧波动，以及资本的无序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它所倡导的利润、市场决定一切，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破坏，由此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场所，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遭受巨大障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经济全球化起源、本质、挑战的论述，虽然观点零散、不成体系，虽然分析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论取向。【参考文献】[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　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A].查尔斯·维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0]　弗兰克.买办资产阶级：买办的发展[M].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11]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2]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学术出版社，1974.[13]　阿明.五十年足矣[A].全球化与世界[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原文出处】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05

《中国经济大讲堂》2005年版

龙永图：战略机遇期中国对外开放许嘉璐：十一五规划与社会均衡发展　成思危：自主创新与中国现代化温铁军：如何建设新农村厉以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胡鞍钢：中国如何开创新局面再上新台阶李强：十一五规划如何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徐冠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王一鸣：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谢伏瞻：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韩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夏斌：当前的货币形势和金融改革蒋正华：21世纪中国人口战略田力普：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板块，请用学术的态度对待批评

马经板块一直是人大的热板，可是总是有很多非学术问题引发了群体论战，本来实际上，经济学是个很简单也很单纯的概念，仅仅是学术，学术而已不是么？学术就得有学术的态度，也许有人问：什么是学术态度？媒体开道，网民开道，“民主”开道，整个一场政治争论？就是学术么？何必动用“学术”大驾？有人说“这大概就是学术上的质疑了”。按理说，你拿出你的证据，我摆出我的理论，大家一起争论一番，即便质疑的人最后被证明是毫无道理的，这种理性交流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学术质疑”被提上价值观和阶级的层面的时候，我就不知如何评论为好。也许在下可以弱弱地抗议一下：我相信那应该叫做“大鸣大放”。曾经有观点说“对于任何学术问题，都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起码的常识”。现在看来胡适先生的一家之言竟然成了“常识”，尽管我很愿意尊重，但在下不才，实在不懂何谓“大胆假设”。况且从假设到求证，仅仅是多种学术方法之一——有时还是很不靠谱的方法，如何便成了解决“任何学术问题”的“常识”？或许有人还会说，没有阶级立场就没有经济学，就没有了立足点，可是如果阶级可以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学术争论和观点从何谈起？所有学术问题大概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还要专业何用？如有意学术“质疑”，窃以为学学马克思先生的认真谨慎，不要“大胆假设”，无端浪费昂贵专业资源。如果您喜欢政治争论，请不要打着“学术”的招牌，找个政治论坛可以毫无顾忌，诸如天涯，猫扑等地方将是最好去处。窃更以为到此为止，断章取义，搬弄是非，混淆学术与政治，结果相当多的争论或无谓或被污染掺水，学术根本所剩无几，实乃误人子弟！学术争论，如果从诛心之论、质疑智商开始，便于学术无关。我相信此时最尊重的方式，就是“不予争论”。（以上谨代表个人观点，如有意见敬请公正，客观，谢谢，我们相互尊重！）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对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是最近较热门的话题，本人作为经济爱好者拜读前６章后就已经为我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感到担忧，虽然此书评论褒贬不一，但做为一个爱好者对世界经济事件的观察．以下几件事仍敢记忆犹新．１．９０年代初的南美经济危机．２亚洲金融风暴　特别是香港的汇率保卫战．３　韩国　记得大概是奥运会后，看新闻联播说韩国经济出了问题，不久后又播出了说韩国总统号召国民捐出自己的黄金及黄金饰品以应对危机．后来网上也议论了下，说韩国人很爱国，很团结，值得我们学习．当时我就不懂为什么要捐出黄金呢，要知道现在的黄金不知比当时高了多少倍．读了货币战争后，我突然似乎有些醒悟，这不都是国际金融家对他国财富的掠夺吗？＂剪羊毛＂１０年过去了，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只是个旁观者，并没有在理论上对这些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只是在金融的管理上提出了防范措施．但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不是几个措施就能控制的，因为对手可能经过了长期的准备是有备而来．列如香港的汇率保卫战　对手就经过长达１年多的准备．还有就是目前的楼市和股市热，明眼人都能看出有股资金在背后推波助谰．怎么应对，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光靠措施就能解决问题了，对手是用的阶层精英，通过政治　经济（游戏规则），舆论，长期的经营和准备，步步为营　避我就范，大有请君入瓮之势．而我们呢　政治上虽然国际上压力很大，我们是ZF的，经济上虽然规则是他们制定的，但主导权在我们这里，世界舆论似乎对我不利．我们不防也调动我们的知识界，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我对西方的特别是有些大师的理论持怀疑态度）有针对性的对货币战争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资本逐利性这一本质造成的经济动荡提出一个对应的理论上的系统，并将之完善到管理上甚至法律上,并以此为契机，为我们培养出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人民创造的财富能不能保护好经营好，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掘起，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生活，带领全人类走向文明．中国的历代帝王都希望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最后都没有保护好，这对社会财富是多大的浪费，对历史是多大的后退．共产党的17的其实已经给理论界和知识界提出了方向：要保护好人民的财产性收入．

国内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宗罪或者与其分道扬镳

一、理论失明和近视：对现实主义经济学的反动以及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批判现实主义（CR）是一个流派，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潮，现实主义的应用，将把一个世界的作分层理解，排除真正从实际经验，结构和机制，产生的事件或现象，从事件本身进行批判。CR是一个康德的二元论的方法，批判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其中有托尼·劳森和史蒂夫·罗伊·巴斯卡尔和弗利特伍德，从经验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它表明，巴斯卡尔的理念被其他作家的陆续发展，继承。康德反对混淆经验主义的缺陷很多，因此，基本上是不科学的。考虑到“系统辩证法”（布朗，2002年斯莱特和斯宾塞）的研究，再以开放式和封闭式系统以及开放度为参照物，马克思经济学本质是现实主义经济学。而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背叛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一种妥协，它包括文饰（合理化）、投射、替代、反向和表同。二、繁琐经院哲学仅以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研讨会专门研究“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例，有成反比、成正比和不确定学术三种，几乎国内的大小腕们均参与了。要是让社会底层在会场外面围观，两个字：饱撑。还不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茴香豆的写法有可能是一种真学问。三、虚假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恶习照虎画猫、玩弄辞藻、跟风、应景、去势、主动阉割均为中国特色的恶习，除过已仙逝的孟氧先生和尚在世高峰先生之外，我们扎马步练得如何？随便打开MEGA网站，我们会被打回原型的。四、未能意识到世界金融危机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危机对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兴灾乐祸并不可取，它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取而代之。相反，西方经济学解释力失效，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是五十笑一百步。有多少学者过英文版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了解新马克思主义，我本人是高度怀疑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将有更大风暴在等待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暴风雨来临时，高飞的是海燕，而不一定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五、远离宏观经济政策的玄学：真空中的“辩经”与象牙塔的胡说如果检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述宏观经济政策文献，大家会失望的。姑且不谈政策质量，就论数量，特别是产业经济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特殊的生产、生产方式、和经济生产结构以及微观与宏观资本结构都被舍去了，所以还不如去看藏传佛教喇嘛的辩经，娱乐性更强大。像用河蟹造句的都是象牙塔的胡说。六、对贫穷、剥削和持久性不平等的漠视就等同于右翼的冷酷无情《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不稳定》（荷兰外交部文案）、经济周期和阶级斗争（艾伦·伍兹和特德·格兰特）、《一个中国的社会结构、积累的资本主义：长波上升？》（菲利普张炳良奥哈拉）、《工人阶级的崛起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美籍学者李民琪）、《中国共产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完美的婚姻》（美籍学者杨瑞辉）、《剥夺式积累或中国的情况资本积累？》（“唐恩）、《当今中国的神话与现实》（胡安Chingo）、《中国的边缘：工人政治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奴役？》（斯巴达克（英语版）53号，1997年夏）、《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它是如何加剧了世界资本主义衰变》（第四国际月刊）和《中国持久的不平等》（美籍学者李民琪）等论文均为国外学者所写，我们看到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贫穷、剥削和持久性不平等的漠视就等同于右翼的冷酷无情，耻于与之为伍是人间正道。七、将马克思经济学单调化、可拆分化重温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错上加错的称谓，政治经济学才是一个相对正确的称谓。说其相对正确，是因为还应有社会的前提，故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考虑到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哲学、唯物基本序（马克思的时间序列）、超长时间分析（马克思的跨期分析）、动态分析、阶级分析（马克思的阶级博弈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范式。故而，不存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次，将马克思马歇尔化的做法是最新的堕落的经济学，马克思的学说是有机的整体系统，其恰恰是不可拆分的。我们看到马克思没有系统的危机理论，而是零散的见于著作中，这样的宏论黄钟大吕之作是没有必要多读一个字的。八、在战略层面的夜郎国和不知有邯郸学步的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我看到葡文让左翼来战略掌舵一文后我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国内复杂系统动力学和宏观演化经济学家陈平也有类似的文章之外，我没有见到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相关表述。尽管在现实中是技术官僚在掌控战略层面。但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毕竟是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夜郎国的子民。说道邯郸学步，他们并不是像相对接近的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默学步的，他们是向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步的，最后的下场是爬着回归何处？九、未能有效发展中国特色主流经济理论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平心而论，其解释力因该是最强的。我理解的科学发展观恰恰是对现实的一种颠倒的映射，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原则，即要把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社会主义要置于现实基础之上和社会主义是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等迄今为止依旧是有效的。我们如果重新阅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其结论部分，在科学发展观加上可持续字眼会得出结论，只有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才是科学的，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十、整体研究水准低劣《后全球经济政治危机中国的微妙转型》是国外马尼托巴大学2011的学生征文大赛中本科生LevelFeng提交的一篇论文，我看后水准相当好且不输于国内的教授水准；《价值理论的分析，生产和现代方法领域的劳资关系的重组》是克鲁达斯，乔纳森1991年提交答辩英国华威大学工商学院的博士论文。读完全文，他的水准在中国国内应该是博士导水准。最后，我们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全球的研究排名是在美欧、俄罗斯、日本和巴西之后，在非洲之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的一个重大缺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的一个重大缺陷：论坛上讨论了半天什么是按劳分配之类的，前提都是有东西可分配，然后才有是否剩余价值之类的划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东西可分的时候怎么办？如何按劳分配？在金融危机之下，有很多的企业倒闭，一群劳动者劳动了半天，实现了企业的重大亏损，资不抵债，不要说剩余价值，连生产资料都亏没了，但是我们要注意，此时劳动者仍然可以领到工资。那么，这种工资是按什么分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有劳动就要有回报，根本就不管企业是否盈利，基本上都是在企业盈利的基础上讨论劳动者如何被剥削，资本家如何实现剩余价值，仿佛企业从不会亏损似的。实际上，在企业亏损的状态下，是资本家的资本用作了发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来自于资本家的资本补贴，而不是来自于劳动，因为此时劳动起的是负作用，这一年不劳动，直接停产还亏得少呢，就如同2008年不炒股，在一旁观望就是一种胜利一样，有很多时候不是劳动越多就收获越多的，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里，是不存在资本的，因为资本都是公有的，所以应该按劳分配，即使有亏损，也是通过计划经济由全社会来承担，通过国家划拨资源来弥补。不过经过多年实践，这种不考虑企业盈亏的企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因此效率是不高的。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交流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落至此,也无话可说正是由于其高度的理论概括性和逻辑性使其成为了20世纪初比较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数百年来,始终没有发展,原因两个1.研究方法缺乏数学化,缺乏统一的讨论标准,研究角度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且几乎完全定性只能批判无法解决现实问题2.后继无人至少缺乏象西方经济学那样一流的大师人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落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可高度玩弄性和文字表述的可含糊不清性使人大经济学论坛出现了N多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感觉仗义执言翻译的功夫还是很到位有点真才实学其他之类连根本不入流都算不上纯粹是笑料通篇大论全部是抄袭经典著作文字迂腐不堪还猛喊口号还误导别人请问这样的文章有何实在价值?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可以定量的处理就拿最简单的商品价格需求弹性,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假定的情况下价格变动一定单位对于需求量的影响,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再怎么定量也不可能精确但是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方向按照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说法因为他们不懂数学所以西方经济学是伪科学定量的不对其实现实生活中无论你建立怎么样的模型都无法精确计算,但是可以无限逼近否则会陷入"不可知论"奉劝那些以写迂腐文字为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来说,要考虑写那些无聊文章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电费、电脑的折旧费用等等，不要再胡言乱语，你们这些文章是不可能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上正轨现在的关键与否不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弊端和西方经济学的弊端，因为二者的弊端早就被一流的经济学家讨论了关键是如何让他们进一步的贴近现实生活，运用于现实，是否可以放松一个假定来实现同样的结论这样才是研究经济学的方向！

【分享】“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前沿成果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六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数理分析研讨会”，于2012年9月22-2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日本岛根大学等70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王洪卫教授、东方毅拓展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杜汝波少将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既交流了看法，又达成了共识。　　一、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彻底粉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黄粱美梦，西方正统经济学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其中不乏来自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的批判之声。李捷教授在贺词中指出，中国社科院今年决定开办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五大全国性学术论坛，其目的在于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程恩富教授梳理了现今中国特色经济学已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例如：新的活劳动价值论、资源需要双约束论、利己利他新经济人论、公平效率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基础主导双重调节论、世界基本经济矛盾论、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系统论、生产力系统论、经济利益核心论、三型社会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共同富裕论、农村两次飞跃论、经济科学发展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论，等等，在我国社会科学界是很突出的。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性的三个命题：“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思想总体再现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再现客观辩证法”；“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不能割裂事物发展的三大运动形式即对立性、统一性和中介性，尤其不能忽视中介范畴、中介环节和中介运动”；“研究对象总体：生产力（永恒因素／领先因素）一中介范畴一生产关系（原生态生产关系／次生态生产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离不开从其他经济学流派吸收合理的元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沟通借鉴的分析框架，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是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多样性”分析，各国在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下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往往难以从理论上内洽地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合理引入“多样性”分析，可以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开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支撑。　　批判与借鉴并行不悖，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借非平衡物理学和复杂科学提供的理论工具，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外贸自动平衡神话、自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神话、有效市场和金融无套利机会的神话、噪声驱动宏观经济周期的神话、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自愿失业）的神话、利率政策宏观调节的神话、转型实验、金融危机和市场经济的内生不稳定性等进行了经验和历史的检验，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看不见的手”即“自稳定市场”的神话，不但没有经验证据，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武汉大学龙斧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显著的封闭系统特征，这种封闭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研究范畴的封闭、逻辑结构和基础结构封闭、研究方法和模式的封闭、研究任务、目的和意义的封闭，其约定论、还原论、理性论试图建立起一种“普适经济学”。而从一般系统理论、整体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看，新古典方法论自身存在逻辑性问题，即使配以现代计量方法，也常常在变量划分、关系设定与实践衡量中表现出合理性和可靠性问题。同时还认为理论的科学性基于方法论的科学性，后者是前者检验的必要机制，实践结果与理论预想目的一致性构成对方法论、理论科学性的又一必要检验机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不是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全面否定，也不是对其资本主义微观行为、现象、关系和规律性研究的全面否定，更不是对它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的全面否定。但是用新古典这种在自身存在严重方法论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中国社会发展有巨大差异性条件下产生的理论来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学构建是极端不合适和荒谬的。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偏好自涉、外生、同质、稳定基础上的偏好理论，运用“理性——个体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在解释现实世界的诸多现象时陷入了理论困惑和现实困境，也使主流经济学偏好理论在经历了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与现代经济学的显示偏好理论三大发展阶段之后走向了终结。主张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偏好演化基础，以“生产方式——人的本质——个体偏好”之间的内在逻辑为分析主线，探索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偏好引导与重塑，由此探索促进社会和谐、包容发展的微观基础。　　二、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刘国光教授指出，宪法已经对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对分配制度规定了按劳分配为主。这些规定就是为了节制私有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过度发展，使其不至于超过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地位，不被演变为私有化、两极分化和社会变质。只有认真、坚决、彻底贯彻宪法的这两条规定，我们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证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真正实现。南京财经大学的何干强教授认为，只有透过资本的物的形态（或资本的价值形态），用反映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形态的统计指标，才能直接反映出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关系，只有在第二、三产业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不低于50％，才能说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广东省委党校的郑志国对公有制占主体的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他指出，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所有制都在一定范围内涵盖资源性资产，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例外。我国宪法规定对各种自然资源实行公有制，有关专门法律对各种资源性资产的权属、开发、利用、保护等事项作了明确可行的规定，这说明我国公有制是严密而科学的制度体系。复旦大学的顾钰民教授根据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当代新的发展指出，现实中的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传统公有制和私有制具有不同的特征。公司制度的确立，为现代公有制和现代私有制的共同发展和融合发展提供了微观制度条件，同时也为在整个社会中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载体。现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发展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即选择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制为主体，这不仅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依据，更重要的由社会价值目标决定的。　　关于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的李济广教授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他指出，土地国有制不仅有利于均衡、顺利地发展生产力，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且最有利于生态平衡，最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所有制经济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必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的根源；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公有制还必然消灭生态剥削和生态福利的严重分配不均。集体经济作为部分人共同所有的私有制难以实现社会范围的共同富裕。中国社科院的侯为民副研究员则认为，合作制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新型合作制经济，需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基础，克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社会推动农业现代化，不能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应致力于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表明，汲取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的思想，发展新型合作经济，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当前我国财富与收入分配问题，程恩富教授认为，当前我国财富和收入分配贫富分化的问题凸显，必须高度重视和落实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目前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快速下降和私有制经济比重的大幅上升，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首因或根本原因。必须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振兴集体经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采用各种综合调节措施，以便制止贫富分化和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教授从收入不平等、人的发展和人的脆弱性三个维度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反贫困的制度基础，因此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便有了消除贫困的制度保障。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增长。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具备相互依赖性，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不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联系。而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周小亮教授认为，如何通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制度建设，着力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利益协调问题，以实现“民富优先”的发展战略，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必须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保障改善民生制度建设的框架体系及路径选择，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保障改善民生制度建设中有待求解的基本问题。王朝科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冒佩华副教授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现实指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仅体现最终分配格局是否合理，也体现着社会公平与否。他们从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决定理论和劳动力价值变动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包括分配主体、分配客体、分配尺度、社会制度对初次分配的规定性、制度安排对初次分配结构的约束等在内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应该与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力变化率、资本报酬变化率以及政府税收增长率的平均变化率同方向变化，并用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的政策主张。山东财经大学周宇副教授认为，在如何解决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上，继续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是不可取的。这种观点有三个方面的谬误：首先，是无视市场经济本身所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其次，存在着明显的“市场迷信”倾向；第三，提出的是因噎废食式的政策主张。在现阶段，“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化”才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正确道路。走这条道路，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的本质特征，把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着力点，通过扩大民生型内需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　　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问题　　关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河南财经学院杨承训教授对其形成的根源及对我国的启示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虚拟一泡沫经济”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的主要标志，具有阶段性特征。应当从发达市场经济矛盾、资本主义本国矛盾与国际垄断资本矛盾三个层面加以分析，其形成在战后经过了四个小的嬗变阶段。我们把握这一特征，应当把握时代脉搏，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恰如其分地运用虚拟经济，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清算其影响。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指出，当前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从社会管制和调控制中解脱出来，劳动力的金融化也像脱缰的野马不受约束。从目前来看，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向必须是制度的“深层修复”，这种修复包括：激励技术创新，保证实体经济的恢复；保护劳资关系的平衡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教育，避免劳动商品的“金融化”。这种制度的深层修复必须朝着尊重中下层群体利益的方向演进，促进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南京政治学院赵英杰从金融不稳定的新视角，结合海曼?明斯基关于资本主义金融不稳定性研究的基本方向，从资本主义金融不稳定的内生因素，金融不稳定发生的根源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金融不稳定的动态形成过程与实体经济周期间的关系及经济危机的解决方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金融不稳定思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曹永栋和王志民研究员则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一般化角度指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必然是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生产的扩大和资本价值增值的矛盾、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的矛盾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系列矛盾不可避免。最终，当技术进步停滞的那一刻，具体来说就是，当技术进步停滞引起工资提高，从而利润率和利润量同时下降的那一刻，经济危机便爆发了。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张凤超教授深入分析了资本霸权的空间特征。他指出，空间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从于资本的逻辑，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空间面貌，非对称交换关系下的资本全球化流动不断加剧空间结构关系的异化。资本霸权的新秩序侵占空间主权秩序，并引发一轮轮空间危机，空间重构是反对资本霸权的必经之路。南开大学孙寿涛就信息革命中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层级化分裂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信息革命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演变呈现出层级化特征，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层级区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中，所谓的非标准就业形式固然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实质上降低了工人的阶级地位，是以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　　关于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科院杨静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打破了民族国家自身积累、发展的路径，两者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进一步带来政治、人口、环境等一系列发展问题。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特征、职能以及各种危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王佳菲认为，当前以美元强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和不稳定性。在这一体系下，如同以往的中心一外围框架一样，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并进一步边缘化，因而它本身是一个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助于在多元货币间建立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以市场选择的方式对这些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形成约束。未来国际储备货币结构向多元化与集团化方向发展，这不但是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趋势，也是各国与区域经济集团政治、经济实力推动的必然结果。程恩富认为，当前人们逐渐认识到美元霸权的危害，加强了国家间和区域性的货币合作，而欧元的诞生又实现了主权国家货币在区域范围内的消亡。就此来看，实现更为广泛的货币合作，建立世界单一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的构想，需要提到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议事日程上。他从现行世界经济的矛盾分析出发，对创建“世元”的必要性、实现的可能性和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参加了《海派经济学》创刊1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已被评选进入南京大学CSSCI核心期刊），从过去10年发表的文章中评选出30篇优秀论文，其间编者、作者、读者欢聚一堂，回顾《海派经济学》过去10年不平凡岁月，共谋未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计。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究中心”也在会议期间正式挂牌成立，聘请了国内10多位知名学者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共同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贡献智慧。同时，由程恩富教授领衔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创新系列教材——《初级现代政治经济学》（第2版）、《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全部出齐，以及国内第一套《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丛书》也在会议期间与学者见面，并得到高度评价。　　（作者简介：王朝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朱奎，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新手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帖]昨夜再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猛然醒悟：马克思的问题不是出在是否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根本问题出在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论断！第53页第一段末，马克思引用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6页上的一句话：“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这说明马克思早已认识到“劳动时间”是商品（使用价值）相互交换的可比性的基础。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至少在潜意识里，马克思已经认为价值与劳动时间是等价的，或者就是一个东西。劳动时间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是人们用感觉器官可以感知的。什么是“抽象劳动”？个别劳动是人们可以感知的，“抽象劳动”人们能感知吗？“抽象劳动”不过是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思维概念。时间也是抽象的，但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生产衬衣耗费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水泥耗费的劳动时间，从时间角度来说是同质的，不需要去抽象。而生产衬衣耗费的个别劳动和生产水泥耗费的个别劳动，要经过抽象，才能在劳动的角度上同质。从可感知性、易理解性、便于使用的角度来看，“劳动时间”远比“抽象劳动”更适合作商品交换的可比性基础。再来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论断。首先声明，本人的专业不是经济学，更不是政治经济学，本人对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也没有进行过广泛地阅读。我只能通过所阅读的《资本论》结合本人的思考来推测马克思的思路。马克思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论断，为的是解决“懒人生产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一问题。第52页第二段，“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人们在思考商品（使用价值）的相互交换时，第一印象往往是：人们肯定会交换那些价值大的商品！对于这个根深蒂固的印象，看来马克思也概莫能外。的确，在现实中，懒人生产的商品与勤快人生产的同样商品相比，勤快人生产的商品更容易实现交换。在“人们肯定会交换那些价值大的商品”的前提下，懒人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肯定不能超过勤快人生产的同样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因此，为了使“劳动量大的商品价值大”的论断不致被懒人生产的商品推翻，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论断。有了这个论断，懒人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就不可能超过勤快人生产的同样的商品（使用价值）了，懒人生产的商品并不因为其耗费的劳动时间长而价值就多。但是，事实上，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追求的并不是那些价值大的商品，而是相反，即“在使用价值相同时，价值越低越好”！很明显，目标使用价值（即商品）的价值越低，可以换得的目标使用价值越多。设想一下，我们有10个馒头，想要交换衬衣。刚好有两个人有衬衣要交换馒头。这两个人拥有的衬衣，不论用料，还是款式、做工完全一样（即使用价值相同），只是一个人的衬衣是手工缝制的，另一个人的衬衣是用工厂机器缝制的。如果那个用手工缝制衬衣的人愿意用一件衬衣交换10个馒头，那个用工厂机器缝制衬衣的人最少愿意用两件衬衣换这10个馒头，因为他生产一件衬衣耗费的劳动时间比手工缝制衬衣的那个人短。我们用10个馒头交换那个人的衬衣就不言自明了。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论断，机器缝制的衬衣的价值肯定要低于手工缝制的衬衣。按照人们通常认为的“人们肯定会交换那些价值大的商品”思维定式，我们应该用10个馒头交换手工缝制的衬衣，但是，事实上，我们用10个馒头交换了价值低的机器缝制的衬衣。从总的价值来看，我们10个馒头所包含的价值在可见的时间内是不变的，因而我们交换来的衬衣的价值也就是不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交换手工缝制的衬衣还是交换机器缝制的衬衣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交换数量的差别，我们最终会在总价值不变的约束下选择数量多的，即价值低的机器缝制的衬衣。也就是说：“在进行商品交换时，对于相同的使用价值，人们会选择价值低的商品；对于相同的价值总量，人们会选择使用价值数量更多的商品。”由于对于相同的使用价值，人们在商品交换时会选择价值低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论断，即根本不需要为懒人生产的商品价值高而烦恼。对于生产同样的商品，懒人生产的商品价值就是比勤快人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高，因为他耗费的劳动时间更长。但是，价值高的商品并不意味着更容易实现商品交换。总结一下：1.“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可有可无的概念，如果一定要用，就请记住“价值”就是“劳动时间”的代名词，二者是一回事。2.劳动时间就是商品（使用价值）交换过程中，商品（使用价值）可比性的基础。3.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最大的错误。回复第一帖中的几个问题：1.当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庸俗经济学”）已经注意到了“效用”的问题，一些学者也在呼吁抛弃“效用”的概念（比如张五常）。现在西方经济学还保留“效用”概念，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说明商品交换基础的东西。如果用“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来代替“效用”，西方经济学解释商品交换又有哪些错误呢？2.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就像枪就是枪一样，并没有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只有使用它的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枪在反动派的手中就是镇压革命的武器，在革命者的手中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保证。经济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掌握在真正为普通人民服务的人的手中，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掌握在那些所谓的“精英”手中，就是为剥削者服务的。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可能而且应该与西方经济学融合，解决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4.数理化并不是经济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经济学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管理学才是研究对策、提供方案的科学。管理学需要数理化，而经济学的数理化绝对是歧途。当然，用数学工具辅助说明经济现象是有益的。但是，将社会经济现象强行贴附到数学公式上，绝对是经济学人的悲哀！[第一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都是人类社会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品经济部分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是完全一致。但，二者为什么形成了如此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呢？我认为主要是对两个问题的解释，产生了二者的差别：第一，商品交换数量的基础是什么？第二，企业利润分配规则是什么？只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就会融合在一起。这里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马克思认为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而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如何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没有解决。实际上，商品的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完全是一个没用的概念。决定商品交换数量关系的是生产该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和供求关系。你生产一件衬衣用10小时，如果你知道别人生产一斤大米用5小时，你肯定会要求用一件衬衣换两件大米，即使生产一件衬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5小时。当然，这个比例关系只是你的要求，交换能否实现还要看大米生产者是否愿意。而大米生产者是否愿意交换，一个是看他生产大米耗费的劳动时间，一个看是否有出价更高的衬衣生产者。如果有人愿意用一件衬衣换一斤大米，甚至用两件衬衣换一斤大米，那你想用一件衬衣换两斤大米就是痴心妄想了。当然，你也可能用一件衬衣换两斤大米，那是因为大米生产者中有用2个半小时生产一斤大米的。所有商品的同质的属性不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为人类劳动都是有差别，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只能出现在想象中，就像西方经济学主张的“效用”。所有商品的同质的属性是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时间。你生产衬衣耗费的1小时，与我生产水泥耗费的1小时，在时间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你生产衬衣耗费的1小时，既不会比我生产水泥耗费的1小时长，也不会比我生产水泥耗费的1小时短。时间，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同质的，是可比的。劳动时间长，劳动的量就多，商品的价值就大，这有意义吗？商品价值比来比去，比的不还是劳动时间吗？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下，即在地球上的低速运动环境下，是均匀流逝的，是不变的。不变的时间长度，提供了我们比较商品交换价值的基础。[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2514:20:09编辑过]

[讨论]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