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把以前的帖子整理一下,放到这里,因为大家对“天下一家”无暇顾及了。
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经告诫人们"在65岁以前去关注方法论问题是愚蠢的"。但是布坎南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注意研究方法论问题可能不会为你解决任何问题,但是至少会使你知道这是些什么问题。
斯蒂格勒的意思是说,我们基本功都不扎实,高深的武功是很难理解的,即使囫囵吞枣也是要出问题的。
布坎南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一定程度的通晓功夫心法之类的东西,是要走弯路的。
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尚且如此,我等凡人也只能在两者之间徘徊了。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回答:“经济学是什么”是最简单又最难回答的问题了。一般而言,什么样的回答,就决定了研究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是重要的。当罗宾斯在1932年出版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给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是一门研究选择的科学。”的时候,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就成了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当然了,在马克思哪里,经济学有他的定义,也有他的问题。因为不同“是”的取向,必然使马经与西经的问题存在差别,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这两种范式是不可通约的。
不可否认,这两种范式的相互影响,但具体的差异体现在哪里呢?
我本人认为,除了价值取向外,二者在方法论意义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影响了各自的问题的走向。在研读马经的时候,如果你对唯物辩证法不熟悉,是很难得心应手的。唯物辩证法对物质决定意义的追问,就决定了它对经济基础的情有独钟。这种种爱必然在内心的平等等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了谁剥削谁的问题,最终走向对现有上层建筑的反叛。马经似乎永远是马哲的实例。如果我们承认哲学与科学的区别的话,我更倾向与马经是一种具体的哲学,而不是一种科学。
西经则有些不同,它总是在努力使社会学成为科学。他们注重逻辑和数学,这就决定了他们是在模型意义上的学科,似乎离科学较近,哲学较远。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楼主的问题了。共同发展更像是个哲学问题,而效率更像一个科学问题。
如果要问二者的优劣,我只能说这是范式的不同而已。
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科学,马经就应该走近科学些;如果社会学还存有更多的哲学问题,西经就应该走近哲学些。
如果马经与西经者面临同样的经济问题,他们会有相同还是不同的解决办法呢?这个问题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