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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伯南克：美国经济衰退或于今年结束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十五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政府支持银行系统措施得力，美国经济衰退有望在今年年内结束。 伯南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中称：“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市场的情况正在好转。”“我们确实制定了计划，并正在付诸实施。我认为，我们能够让市场稳定下来，经济衰退可能在今年年底结束。” 伯南克在做出上述乐观预测的同时，亦强调振兴经济仍任重道远。他还指出，即使始于二00七年的衰退能在今年结束，美国的失业率仍将继续攀升。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二月美国失业率达百分之八点一，创下二十五年来的最高纪录。不少经济学家预测，失业率可能在年底升至百分之十。 身为联储主席，伯南克极少接受媒体专访。伯南克称，之所以在此时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因为这是美国的“非常时刻”。 美国总统奥巴马十四日在与巴西总统会晤时也强调美国经济前景乐观。白宫经济顾问克里斯娜·罗梅尔十五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只是暂时“陷入困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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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请问国内比较权威的经济学家有几位？
各位大虾，我是一位外行，喜欢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我经常看和听到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政府采用，并可以解决和解释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行为，并有好多位获诺培尔奖，我们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不知有哪几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在国内也是比较有权威的？我也经常看一些财经类的节目和报导，我看多数国内经济学家都是在国家经济现象后进行解释，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经济学架构模型，对未来的说法大致相同（和国家领导人说的差不多），也就是今年见底，明年开始复苏，等等，没有自己的理论支持。不知我的理解的看法对否？请教了，请大家给出一些说法？谢谢了。[此贴子已经被zhangibt于2009-4-1017:28: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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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龚刚（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理论）1月17日在线访谈
热烈欢迎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龚刚于2014年1月17日下午3点接受人大经济论坛的在线访谈活动。大家现在可以在下面就（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理论，宏观计量模型，随机动态优化，非线性动态系统,经济学的可计算方法回复提问。欢迎大家热烈提问。PS：的问题提问者会获得50论坛币的奖励VIP，不止是论坛币！！！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美国NewSchool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获honor）；国际学术杂志Metroeconomica（SSCIindexed，由BlackwellPress出版）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board）委员；《南开经济研究》执行主编。工作简历2013年9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筹建中），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11月–2014年1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1月–2007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2005年10月–2007年1月荷兰LeidenUniversity,客座讲座教授（PhilipsGuestProfessorinModernChineseEconomy）2004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研究顾问。1999年10月–德国Bielefeld大学实证宏观经济研究中心,ResearchAssociate(2002年以后为兼职)。1998年9月–1999年9月美国NewSchoolUniversity、NewYorkUniversity，部分时助理教授(AdjunctAssistantProfessor)。1997年6月–1998年7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所(由联合国资助)，高级经济学家(SeniorEconomist)。1995年9月–1996年12月美国纽约地区PolytechnicUniversity,PaceUniversity,BoroughofManhattanCommunityCollege,St.John’sUniversity,部分时教员(AdjunctFaculty)。1986年6月–1989年8月上海海事大学（原上海海运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学，非均衡经济学理论，宏观计量模型，随机动态优化，非线性动态系统，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可计算方法。学术著作龚刚（2013）：《人民币突围》，人民出版社。龚刚（2012）：《宏观经济学¾中国经济的视角（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Gong,Gang(2012):ContemporaryChineseEconomy,RoutledgePress.（该著是中国部以版权输出的形式走向世界的经济学学术著作，被选入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经典出版工程”）。龚刚（2008）：《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种声音》，高等教育出版社。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6):StochasticDynamicMacroeconomics:TheoryandEmpiricalEvidence,OxfordUniversityPress。Greiner,Alfred;Semmler,WilliandGong,Gang(2005):TheForcesofEconomicGrowth:ATimeSeriesPerspective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龚刚（2005）：《宏观经济学¾中国经济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主要学术期刊上的论文龚刚、高阳（2013）：理解商业周期——基于稳定与非稳定机制的视角，《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龚刚、黄春媛、张前程、陈维涛、赵亮亮（2013）：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论新阶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蔡昱、龚刚、张前程（2013）：以医师价值之回归革除“以药养医”——基于理论模型视角的论证，《南开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Gong,Gang(2013):GrowthandDevelopmentinHarrodianEconomy,withEvidencefromChina,Metroeconomica,Vol.64,73-102(SSCI)。龚刚、高坚、李炳念（2012）：储备型汇率制度：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之选择，《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4-17（该期首篇文章）。龚刚、杨光（2010）：从工能性收入分配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54-68。龚刚、杨光（2010）：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45-55。龚刚（2009）:回归哈罗德—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波动，《世界经济》,2009年第4期，27-37。龚刚、高坚、何学中（2008）：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经济的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25-36。龚刚（2008）：和谐社会与共享式增长—评林毅夫、庄巨中等所编《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1期，369-374。蔡昱、龚刚（2008）：亲亲不能相隐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亲亲相隐”于民间法的归隐，《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144-152。Chen,Pu;Gong,Gang;Rezai,Armon;Semmler,Willi(2008):ProductivityShocksintheShortandLongRun:AnIntertemporalModelandEstiamtion,InvestigaconEconomica,Vol.LXVII,39-61(SSCI).Gong,GangandLin,JustinYifu(2008):DeflationaryExpansion,anOvershootingPerspectivetotheRecentBusinessCyclesinChina,ChinaEconomicReview,Vol.19,1-17(SSCI)（该期首篇文章）.Gong,GangandGao,Jian(2008):MonetaryPolicyunderFixedExchangeRegime:aStudyontheFutureMonetaryPolicyinChina,FrontiersofEconomicsinChina,Vol.3(2),169-208.Semmler,Willi;Gong,Gang(2008):KeynesandModernMacroeconomics,METUStudiesinDevelopment,Vol.35,29-60.龚刚、高坚（2007）：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独立货币政策：未来中国货币政策管理机制之探讨，《金融研究》，第12期，35-54。龚刚（2007）；回归凯恩斯：写于《通论》发表70周年，《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20。（该期首篇文章）龚刚、陈琳（2007）：供给推动¾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财政政策，《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43-55。龚刚、林毅夫（2007）：过度反应¾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53-66。该文同时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龚刚（2006）：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基于宏观计量模型的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3-13。（该期首篇文章）Gong,Gang(2005):ModelingStabilizationPolicyinaFinanciallyUnstableEconomy,Metroeconomic,2005，Vol.56,281–304.Gong,Gang;Greiner,AlfredandSemmler,Willi(2004):TheUzawa-LucasModelwithoutScaleEffects:TheoryandEmpiricalEvidence,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2004,Vol.15,401–420.Gong,Gang;Greiner,AlfredandSemmler,Willi(2004):EndogenousGrowth:EstimatingtheRomerModelfortheU.S.andGermany,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04,Vol.66,147–164（SSCI）.Greiner,Alfred;Semmler,WilliandGong,Gang(2004):EstimatinganEndogenousGrowthModelwithPublicCapitalandGovernmentBorrowing,ComputationalEconomics,Vol.23,21–44(SSCI)龚刚(2004)：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检验与争议，《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3卷，5-22。（该期首篇文章）龚刚(2004)：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干部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增刊。Chiarella,Carl;Flaschel,Peter;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3):NonlinearPhillipsCurve,ComplexDynamicsandMonetaryPolicyinaKeynesianMacroModel,Chaos,SolutionsandFractals,Vol.18,613–634(SSCI)。Asada,Toichiro;Flaschel,Peter;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3):MonetaryPolicy,CurrencyUnionsandOpenEconomyMacrodynamics,BulletinoftheCzechEconometricSociety,2003,Vol.10,1–38.（该期首篇文章）龚刚，WilliSemmler(2003):非均衡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季刊》，第2卷，591-604。龚刚，聂晶(2003)：资源约束下的投资优化模型，《数理统计与管理》，2003年增刊，56-61。龚刚，聂晶(2003)：区域投资的优化选择与“马太”效应，《开发研究》，第五期，1-6。（该期首篇文章）龚刚(2003)：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及管理之初探，《华南金融研究》，第5期，1-3。（该期首篇文章）Flaschel,Peter;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2):AMacroeconometricStudyonMonetaryPolicyRule,GemanandEMU,Jahrbuchfu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Vol.53,1–31.（该期首篇文章）Gong,Gang;Greiner,AlfredandSemmler,Willi(2001):GrowthEffectsofFiscalPolicyandDebtSustainabilityintheEU,Empirica,Vol.28,3–19（该期首篇文章）Gong,Gang(2001):IrregularGrowthwithExcessCapacity,”Metroeconomic,Vol.52,428–448Flaschel,Peter;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1):AKeynesianEconometricFrameworkforStudyingMonetaryPolicyRules,”co-authoredwithPeterFlaschelandWilliSemmler,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Vol.46,101–136（SSCI）.Lettau,Martin;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1):StatisticalEstimationandMomentEvaluationofaStochasticGrowthModelwithAssetMarket,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Vol.44,85–103（SSCI）Semmler,WilliandGong,Gang(1996):EstimatingParametersinRealBusinessCycleModels,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Vol.30,301–325（SSCI）邓永恒，庄巨忠，曲林迟，龚刚，宋炳良(1989)：港口投资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上海海运学院学报》，第1期。龚刚(1986)：投资风险分析，《上海管理科学》，第1期。主要学术论文专集中的贡献（contributionstoeditedbooks）Gong,Gang(2006):EndogenousTechnicalChange:AnEvolutionfromProcessInnovationtoProductInnovation,inTimeandSpaceinEconomics,editedbyT.AsadaandT.Ishikawa,Tokyo:SpringerVerlag.Flaschel,Peter;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6)MonetaryPolicy,theLaborMarketandtheExchangeRegimes:AStudyoftheGermanEconomy,inMonetaryPolicyandUnemployment:U.S.,Euro-areaandJapan:ProceedingsfromtheConferenceinHonorofJamesTobin,editedbyWilliSemmler,NewYork:RoutledgeFlaschel,Peter;Gong,GangandSemmler,Willi(2003):AKeynesianbasedEconometricFrameworkforStudyingMonetaryPolicyRules,inModellingandControlofEconomicSystems:ProceedingsoftheIFACSymposiumonModellingandControlofEconomicSystems,editedbyReinhardNeck,Elsevier.Gong,Gang;Greiner,Alfred;Semmler,WilliandRubert,Jens(2001):EconomicGrowthintheU.S.andEuropean:theRoleofKnowledge,HumanCapitalandInventions,inEssaysonGrowth,LaborMarkets,andEuropeanIntegationinHonorofMichaelBolle,editedbyJurgenGabrielandMichaelNuegart,Leske+Budrich,Opladen,27–59.Gong,Gang;Greiner,AlfredandSemmler,Willi(2000):TragfahigkeitundWachstumseffektederFiskalpolitikinderEU,inStaatsschuldenamEnde?,editedbyReinhardNeckandRobertHalzmann,ManzscheVerlags,95–111.Semmler,WilliandGong,Gang(1997):ANumericalProceduretoEstimateRealBusinessCycleModelsUsingSimulatedAnnealing,inComputationalApproachestoEconomicProblems,editedbyHansAmman,BercRustemandAndyWhinston,Kluwer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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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一段国际经济现象
引用：“可以看到现在国际市场的资金流量，在爆发这次次贷危机之后引发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欧美发达国家央行都采取不同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尤其是美国采取购买3000亿2-10年期的国债、8500亿的机构债和企业债券，变相开启美元印钞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再加上日元、英镑、瑞士法郎也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随后加元和瑞典法郎也很可能会加入，假设09年二季度末三季度初欧元的利率再下降到0.5%，不排除欧元也会加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这样一来世界上主要的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都采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资金。由于投资和消费市场没有启动，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的资金就被商业金融机构窖藏，一旦出现窖藏，下半年或年底，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出现回暖格局，这些被窖藏的货币会迅速冲向市场，使得资产和资本的价格将会发生很大的预期变化。”我想问问，为什么世界经济会出现回暖格局？不太了解上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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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龚刚（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理论）1月17日在线访谈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美国NewSchool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获honor）；国际学术杂志Metroeconomica（SSCIindexed，由BlackwellPress出版）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board）委员；《南开经济研究》执行主编。工作简历2013年9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筹建中），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11月–2014年1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1月–2007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2005年10月–2007年1月荷兰LeidenUniversity,客座讲座教授（PhilipsGuestProfessorinModernChineseEconomy）2004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研究顾问。1999年10月–德国Bielefeld大学实证宏观经济研究中心,ResearchAssociate(2002年以后为兼职)。1998年9月–1999年9月美国NewSchoolUniversity、NewYorkUniversity，部分时助理教授(AdjunctAssistantProfessor)。1997年6月–1998年7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所(由联合国资助)，高级经济学家(SeniorEconomist)。1995年9月–1996年12月美国纽约地区PolytechnicUniversity,PaceUniversity,BoroughofManhattanCommunityCollege,St.John’sUniversity,部分时教员(AdjunctFaculty)。1986年6月–1989年8月上海海事大学（原上海海运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学，非均衡经济学理论，宏观计量模型，随机动态优化，非线性动态系统，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可计算方法。问答汇总Q1:坛友ibswjle：龚老师：您好！作为大国，我国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也曾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我国人口红利窗口是否已经关闭了呢？全面老龄化的社会距离我们还有多远？A1:首先，经济增长的主要目的是人均GDP的增长。因此，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讨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所谓的“人口红利”有一个清晰的经济学定义。尽管经济学家们会对“人口红利”一词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剩余劳动力。中国过去所存在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人均GDP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工资等较低，从而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进而有力地推动了出口。此外，廉价劳动力成本也会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等。毫无疑问，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其标志就是大量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或者说，以前的人口红利已不复存在。而这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挑战。如果说，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是建立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或人口红利）的基础上，则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意味着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关这一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我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上的文章。Q2:坛友steve6661363：老师你好！我是一个金融学本科生，上学期我的老师讲授宏观经济学时重点讲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经过老师的讲授之后还是不太懂，想听听您的理解。A2:经济发展显然是一个更为宽广的概念。当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时，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本身，同时也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如收入分配和环境等。Q3:坛友bear2013：首先感谢人大论坛邀请龚老师来指点江山，龚教授，请您笑纳几个初级的问题：1.关于宏观经济，国内生产成本日益增高，而美国却保持低通胀，从实际汇率来看，美元走强，外企赚取的利润翻番，但是名义汇率对我们的出口又不利，这种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荒谬局面，中国需要如何应对？2.国产的产品日益成本加剧，有碍于发展实体经济，固然我们的劳动力水平还很低，可那是靠我们低工资换来的，国家维持这种主流劳动力低收入的现状，有碍于安定，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极差。我们除了一些不利于外企跨国公司的改革外，是否还需要进行内部的经济道德素质提高，比如彻底改变这种到处欺骗人的局面？3.中国人多年来被迫低息借款给美国，而美国却在我们的市场赚取20%，在本土赚取10%的利润回报。这些令人愤慨的经济怪圈何时了？在医药行业，中国的药品也陆续被海外上了专利，大家濒临买不起药的一天不会很远了。我们似乎又在做同样的傻事，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养肥了那些靠我们生存的人。如果一个国家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彻底不看病了，是吧？4.以教授的工作背景，必然对欧洲有所了解，想听听教授这方面的见解。我国现在完全成了一个赚取利润的大市场，但是我们自己难道不会多限制一下吗？别把肥肉送给别人吃，似乎现在的人看到美国奸诈了，就转向欧洲，这不是还没出虎穴就想蹦入狮群吗？况且欧盟可是一堆沉睡的狮子，教训还少吗？为何不会提防着点？难怪网上说，今天欧洲美国人靠借我们的钱过日子，哪里还有明天帮助你的时候，连还钱都别想了。我们中国人也别赞扬自己储蓄的能力，现在年轻人都极其现实，谁还能存一辈子钱？不早早被骗光就不错了，所以最聪明的是花光。而贪官又把钱全运到海外存着，造成我国银行的空虚。连银行都没有保证的话，钱更是不确定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ZF一举制定政策，监管这些贪污腐化的大型国企，比如中石油，彻底吊销他们的各种灰色收入，我们是否应该号召全民都来监督啊？！不说彻底扭转我国的亏空局面，也至少维持着我们多活一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恕我够自私的，我只想能维持活下去！而已。谢谢老师的高明指点，学生们的生存命运全在大腕手里了。据说美国之所以应对迅速，是有高深的智库系统，这些智库可以预测十几年后并防止危机。想问问我们是否有自己的经济间谍系统？经济金融无非就是场赢输的较量，难道这么多年我们还不如当年周恩来总理做的好，在国民党安插些潜伏吗？太令人失望了。特别是大学里的教授，就在两年前，象人大这样的学校，居然必须亲美才算是符合时代潮流，这些人难道是学傻了吗？难道就不明白中国即将扮演的角色吗？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将来一个个都会是非常新兴的市场，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占领的问题。我们飙着美国这种朽木干嘛？想听听龚老师的高见！不胜感谢！谢谢论坛的辛勤耕耘！谢谢名家的负责态度！A3:您的问题很大，但确实很重要。满意的回答需要很大的篇幅。我建议您看一下我最近刚出版的书《人民币突围——走向强势货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相信会对您有所启发。简单地讲，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收入水平则处于低收入阶段。中国越过低收入阶段（或阶段）的过程相对容易，只需将剩余劳动力调动起来，而其方式就是大规模的投资，即使投资所形成的技术是粗放和劳动密集的。我曾经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定义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当中国进入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时，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劳动力成本将加速上升，收入水平提高，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此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所谓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绝非易事。首先，中国以前并不是没有技术进步，但大量的技术进步是靠引进的。过去三十年，中国依靠引进技术，承接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劳动密集型的底端部分——加工和组装。这一部分生产的附加值极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部分的分工如果中国不做，则必有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去做，因此，掌握整个产业链的跨国公司是不可能因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加工和组装”的收购价值。由此可见，在第二阶段，要使经济继续增长，必须摆脱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从底端的加工和组装向中端和高端的生产（核心）零部件和产品设计转移。而这样一种技术上的进步绝不可能通过引进来完成，必须是自主研发。这就是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不能在自主研发上有所突破，中国只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阶段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第二阶段，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则直接是现有的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不仅在技术上具有优势，同时在货币上也具有优势（或具有金融优势）。因此，总体而言，在第二阶段，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是对内要实现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对外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即所谓人民币突围）。一旦这一总体发展战略确定以后，中国未来所有的体制改革，经济政策和调控等将以此为中心，这是解决现阶段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Q4:坛友幸福路过：龚老师：您好！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经济以汽车、建筑、钢铁为三大支柱保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这与中国目前的情况很相似。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前房地产、汽车两大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当前的房地产、汽车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A4:这三大产业的发展也许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过程。然而，这决不是一种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战略。三大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可能永远依赖三大产业。事实上，就钢铁和建筑（特别是住房建筑）而言，我个人认为已经过剩。注意，在全球化背景下，所谓的产业结构不应只是指传统上的产业划分（如工业，农业，钢铁业等），而更重要的是指本国的生产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这是决定一个发展水平的最主要标准。事实上，中国许多被地方ZF所引以为豪的所谓高新技术产业（如生产苹果机等）仅仅是该产业分工链中的加工和组装，其所得的附加值低的可怜，因此，很难将此称之为高新技术产业。Q5:坛友错过末班车：向龚教授请教两个问题：，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增长性持何观点？是否同意林毅夫偏于乐观的观点？抑或会认为将出现下行的拐点？理由是什么？第二，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全盘西化，教材内容与国内经济现实脱节，学生毕业后倘若不从事研究，出到社会上仍然是两眼摸黑，和没有读过经济学的人并无多大差别，经济学教育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体现，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谢谢！A5:先回答个问题。首先，中国过去三十年属于超高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长率在10%左右，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2-3%左右。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得益于两大动力，一是剩余劳动力，第二是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然而，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将完成，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由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中国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动力已经减弱。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高增长，事实上，7%的增长速度仍然是高增长（远高于2-3%）。当然，要实现这种7%高增长，仍然需要技术进步（特别是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以前我比较悲观，认为中国的体制等不太可能为自主研发提供足够的动力，但最近有所改变。第二个问题，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举个例子。我写了一本书叫《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的视角》，2005年就已经出版，林毅夫老师写的序。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是从中国经济的视角探讨宏观经济学。但南开经济学院就不愿意将其列为教材，认为不合主流，他们更愿意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作为标准教材。（但事实上，即使是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本身有许多错误，我在我的《宏观经济学》中对此有过批评）。总而言之，现在的当权者，即不完全理解西方经济学，同时也没有理论自信。如何解决？我不知道，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Q6:坛友财大小学生：龚教授你好，我们都知道只有少数的发展中国家未经资本主义方式的资本积累发展到发达国家水平，那么中国会不会同大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滞胀呢？A6:所谓滞胀是指通货膨胀和低增长（或失业）并举。首先，如果中国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很难说是低增长。因此，如果说中国出现滞胀，那决不是西方那种滞胀，人们只是把其高增长和过去的平均10%相比。认为8%不到，就是低增长了。此外，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是相关联的，超出正常增长水平必然会产生通货膨胀。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正常增长率已不是过去的10%，而是7%左右（因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大规模存在，见前述我的回帖）。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出现“滞胀”（如果通货膨胀较高的话）。Q7:坛友rabbit610289：龚老师您好，我国目前处于产业转型阶段，就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来说，产业转型是否真正带来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外，生产效率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必然联系吗？A7:这还需看产业转型到底指的是什么？目前的一些提法（包括调结构等）本意不是很清楚。如果产业转型仅仅是指增加某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等，则确实不一定提高劳动生产力。例如，如果所增加的仍然是加工组装环节的高薪技术产业，则没有用。因此，我更愿意把产业转型（或调结构等）看出是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中从底端位置（加工组装）向高端（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位置的转移。这样一种转型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这并不容易，需要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等（见我在《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的文章）。生产效率和发展阶段当然是关联的。较高的发展阶段必然意味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进入发达国家，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Q8:坛友eviewsminitab：老师，你好。如何从外生和内生增长两个角度，解释结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A8:先要明确一些概念。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所谓外生增长理论是指那些没有对技术是如何进步做出解释的经济增长模型，如Solow（1956）模型等，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是指在原有外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对技术是如何进步做出了解释，如Lucass（1988）等。需要说明的是，外生增长理论并不是忽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是没有回答技术是如何进步的，从而简单地将其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关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的讨论，请见我前面的回帖。更详细的讨论请见我在《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的文章。Q9:坛友yeting2000：龚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们解答问题，我的问题是：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若仅从国际国内因素来讲，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国家，国内因素是经济波动特别是经济大起大落的主因。从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我国经济波动的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波动理论(主要是投资需求波动理论)。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既没有使经济增长率冲出10%而形成全局过热的局面，也没有使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而形成“硬着陆”的局面，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起大落，延长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目前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想请教您对于这一问题及现象的看法，谢谢！A9:您对中国经济的把握非常。中国的经济波动基本上是由投资驱动的（当然，外部因素如出口也很重要）。而解决经济下滑的措施仍然是投资。投资（特别是ZF主导下的投资）即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也是宏观调控的法宝。从目前来看，ZF的宏观调控的目标已经不那么向以前那样雄心勃勃，一定要让经济增长在8%或9%以上。以后会转向保7%（甚至保6%），同时还会考虑通货膨胀问题。当然如果经济有下跌到7%以下的可能，而通货膨胀又不高，则必然会出台出措施，而法宝可能仍然是投资。关键在于投向何处？首先，技术进步通常是通过投资实现的，新技术的推广需要投资。中国是否有大量的新技术存量需要投资来实现？第二，中国除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产业之外，是否还有可继续投资的产业？这是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法宝继续发挥作用的两个前提条件。Q10:坛友-7up℃.：老师您好。请问热炒的“互联网思维”会对传统大企业带来怎样的冲击？A10:肯定会有冲击，但到底是什么样冲击，没有研究过。这更看上去是微观和产业组织领域的问题。Q11:坛友charles2011：作为云财人，首先热烈欢迎龚刚老师来到云财！学生有个问题想问老师：为了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国家提出了渐进式退休政策。一方面，现在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去年600多万，今年近700万毕业生，大学生就业堪忧。另一方面，在岗员工延迟退休，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对于这一现象，您怎么看？A11:中国就业市场确实存在着一个怪象：一方面中低技能劳动力逐渐短缺，而高技能（如大学生）正在过剩。例如，一个经过简短培训后的挖土司机其工资要大于在大学工作的博士毕业生，这是一个新的剪刀差现象。但总体而言，剩余劳动力则是在逐渐消化，这也是有人最近提出延迟退休年龄的背景之一（当然养老金问题也是原因之一）。新剪刀差现象的出现是非常不利的，这将减少人们对教育的需求，长期内则将影响中国的人口素质。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即中国的生产方式是相对低端，从而无需对高技能着提出需求。解决之道仍然是转变解决增长方式，如结构转型等（见前文回帖的讨论）。Q12:坛友格物gewu：龚老师：您好！我理解的宏观经济模型：根据实际情况，用数学公式来模拟经济运行规律，根据模拟结果不断反馈回去修改、增添经济模型，以期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运行。请问龚老师我理解的对吗？经济运行真的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吗？A12:构建经济模型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一些经济现象和一些事实特征。理论上如果模型建的好，可以用于模拟经济运行，但这并不容易。Q13:坛友楚韵荆风：想请问龚老师：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目前到底有多严重？房价是否会降，或者准确地说在多长时间范围内房价会降？谢谢A13:这是一个热点问题，报纸上媒体上讨论太多了，我不敢去凑这份热闹。大体而言，房价是否会降？这需要预测ZF的行为，例如ZF会否推出房地产税，是否会开放资本市场等。我不是神仙。但不妨想一想ZF希望房价跌吗？老百姓（特别是有房的老百姓）希望房价跌吗？北京现在每户家庭平均有两套房，它们希望房价跌吗？总之，房价已绝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或政治经济学问题。严肃的经济学家们就别凑这份热闹了（实事上，我有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房价的，一笑！）Q14:坛友大仙儿9：老师您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大一学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开设经济学类的课程，我一直在自学经济学，我想请问一下；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GDP对衡量中国经济指标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罗伯特肯尼迪说它并不包括使我们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谢谢老师了A14:好像已经回答过这一问题。发展是更广泛的概念，这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环境等。因此，GDP很重要，但并不包括我们生活的全部，当前中国的雾霾就无法用GDP来衡量。Q15:坛友zhaojumping：龚老师您好，请问，您认为DSGE的发展前景如何，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如何判断其经济已经收敛于稳态？如果尚未收敛，是否可以使用DSGE？此外，最近不少DSGE论文将房地产市场考虑在内，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特殊性，房地产投资和房价的长期趋势似乎严重偏离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在这种情况，如何建模，希望您能给予指点。A15: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很重要。确实DSGE现在非常时髦，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前沿。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在做DSGE。但DSGE本身是有弱点的，一味地套用将会产生很大问题和误导。，模型结构形式是否符合中国经济的特点？个人认为，现有西方流行的DSGE不能不加甄别地搬到中国。第二，从技术上讲，几乎所有的DSGE模型的求解方式是针对一介条件进行loglinearizing。这种loglinearizing的方法甚至不需要对模型求其稳定状态，但事实上，由一介条件所表示的模型通常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性，从而有多个稳定状态。loglinearizing则回辟了这一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科学的。因此DSGE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针对一介条件的非线性表达式进行非线性动态系统分析（如分叉分析等）。我在《经济研究》2013年11期上作了这一尝试。第三，关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稳定状态变化等的处理方式，可参见我2013年在Metroeconomica所发表的文章。更多问题可以直接写信给我进行交流。Q16:坛友liaoqiumin：龚教授您好，我们都知道技术革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经济周期可能与技术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问题是：是否二战以来的经济周期都与技术创新有关，周期的波长如何划分？您是否了解相关的实证分析结果？对于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您的预测是何时会结束，是否会出现重大的技术创新？谢谢。A16:技术进步通常和经济增长有关，经济学研究中并不把它放入经济周期中去进行研究。但技术进步并不完全等同于创新。创新是将技术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去，技术研究的成果（如设计、图纸等）需要通过投资而实现。从这个角度上说，创新就是一项投资活动，而投资则和经济周期有关。我在《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专门讲了投资作为一种非稳定机制是如何在经济周期中发挥作用的。另美国现在已基本走出了2008年以来的危机。Q17:坛友zlqs1985：龚老师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向您提几个您领域中的几个我关心的问题首先向请教几个您与林毅夫教授发表在ChinaEconomicReview上的那篇中国经济“超调”的论文中的问题（1）在论文中，您推导出了经济中投资的behaviorfunction，可以表达为如下的形式https://pic.bbs.jg.com.cn/forum/201401/16/2249386h2uuffzf9ffq3f3.png您在文中认为Mu（t+1）可以作为一种投资的冲击。然而与一般的新古典模型中假定的技术冲击不同的是，我们似乎很难认定这种投资冲击的来源：在我看来它有可能来自于技术的变动，制度的变化，ZF政策的变化乃至于金融条件的改变，在这种条件下Mu（t+1）似乎很难像Mu（t+1）一样通过一个简单的AR(1)过程来建模，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在后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是否对这个变量做进一步的考察？（2）资本或者设备利用率这个概念在您这篇论文和您后续的论文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得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但是这个概念在企业的实际决策中到底发挥的什么样的作用，企业是否真的根据设备利用率决定自己的投资，为什么是这个变量而不是其他变量，是否有微观层面的研究或实证的结果支持，或者在凯恩斯主义的文献中有相关的论述。（3）您在这篇文章和与杨光老师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有关中国工资演变的论文中都假定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是具有弹性的，不能否认的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显著变化，帮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大量出现，这一假设存在的基础越来越成为疑问，在您看来这会对您一系列文章中的基本结论产生重大的影响吗？其次，关于您在动态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的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探索（1）与现有主流的DSGE模型不同的是，你的一系列研究似乎可以归结为“内生周期模型”，您所建立的模型确实能够模拟出经济周期的一些特征，但是现有的主流模型（由外生的技术冲击推动）似乎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经济环境到底是由那种模式推动的，您对您的模型的信心从何而来，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去识别我们经济中的周期到底由那种机制去推动？（2）当代的宏观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数理化，您曾经发表过文章批判过这种现象，但是似乎您的文章中也大量运用着数学。您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未来在什么地方？是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还是像sims所主张的，模型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应该更多的依靠数据，采用一种beyes主义的视角，各种模型（包括新古典、新凯恩斯、后凯恩斯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抑或您还有您自己的看法？在不久的将来会再次出现一次“卢卡斯革命”一样的宏观思想上的革命吗？（3）作为一位偏向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您对现在处于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建模策略有什么看法，他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A17:关于（1）。您说得对，这一冲击可能复杂，您所说的都有可能。很遗憾，我后续没有对这一冲击作进一步的研究。关于（2）：现实中，设备利用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美国就有这个统计指标，中国ZF也希望有这个统计指标，但很遗憾，经济学界对此并不重视，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我最近在微观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Cobb—Dauglass生产函数下对设备利用率进行了研究。我的学生也做了相应的计量检验，结果不错，但还没有发表。关于（3）：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不可能一直存在，我在Metroeconomica2013年的文章对此有过修正，不妨看一下，文章已上传。其次（1）：关于DSGE模型的问题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回帖上说了。您所说的外生技术冲击应该是RBC模型，这在经济学界已经被批评了。关于问题是用SolowResidue来衡量技术是极不负责任，目前的新凯恩斯DSGE没有用技术冲击。其次（2）：我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用数学模型，而是不加甄别地照搬外国的理论和模型把其运用到中国来。这是不负责任的！此外，我的批判是现在的杂志过分强调数学化。这体现在即使有很好创新思想的文章，如果不能用数学模型进行表达，就一定被拒。这也是不负责任的。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数理模型显然是提倡的，这就如同统计模型如VAR等一样。没有道理拒绝发展。当然，关键还在于模型是否“对”。其次（3）：新凯恩斯发展方向是对的，至少为我们解决了非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机制问题。但他本身仍有许多不足。例如，没有很好地处理好产量的决定过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投资决定的处理也过于简单，也没有引入债务。在技术上，DSGE本身也有问题（见前述回帖）等等。需要大家努力，一起去完善它。Q18:坛友区域经济爱好者：龚老师：您好！3个问题：1.产业生命周期问题，产业从发育-成熟-衰退的过程.2.结构转换问题，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经济增长阶段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3.供给，还是需求。我认为中国经济更应该从供给，而不是需求角度解决问题。这种观点你是否赞同？能否推荐一些研究这方面的重要学者？非常感谢您！A18:对于（1）和（2），我不是很清楚，想知道些什么？对于(3)，我同意您的观点，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媒体类文章，提出了ZF的宏观调控应注重供给管理（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相对应）。人民网上有。Q19:坛友xinbh：龚老师,请问如何看待中国的资源依赖和资源诅咒问题,在中国是否存在呢?A19:这一问题在中国肯定存在，而且很严重。Q20:坛友区域经济爱好者：龚老师：您好!中国经济目前可以说是滞涨，显然，ZF主导是重要的原因。如何评价ZF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此外，能否推荐一些ZF干预导致的结果方面的经典文献。祝好！A20:关于中国的滞胀问题，我前面的回帖中有过讨论。关于ZF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观点在《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有过阐述。Q21:坛友zlqs1985：您认为您的“稳定非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情况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导致模型框架的根本不同，还是只是对现有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改（如在预算约束上加上信贷约束）即可？A21:我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稳定与稳定机制理论都是适合的。就宏观模型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如是否劳动力供给无限等。我目前的模型（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并没有引入劳动力市场。以后当引入劳动力市场后将会看出不同。Q22:坛友gyqznufe：请问我们现目前离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化还有多远？A22:您说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吧。个人觉得还很远，甚至在推动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风险。为此，我提出了金砖货币的设想。有关讨论请参见我最近的书《人民币突围——走向强势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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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中国认为IMF应该加强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
中国央行(People'sBankofChina)行长周小川周六在20国集团(Groupof20)会议上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应该加强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尤其是那些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中国约有价值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分析师称，其中大部分都投资于美国国债。华盛顿的决策可能给中国的投资带来不利的影响，周小川的言论说明，中国普遍存在着对这种风险的担忧。周小川发表上述讲话前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对中国所持美国资产的安全性表示过担忧。中国财政部(FinanceMinistry)和中国央行的一份联合公告显示，周小川同时还表示，全世界应该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和那些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他还表示，20国集团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公告表示，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20国集团呼吁，应该建立一个稳定、公平、有序的金融体系，同时还应加强金融系统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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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反思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研究报告内容摘要】中国建国60年来，政府的工作首要目标始终是经济增长，不同阶段分别以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GNP和GDP作为考核各级政府业绩的核心指标，由此带来了国家的强盛。近15年来，中国在GDP目标导向的强国战略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这一强国战略使得中国的经济变得日益不平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且不断下滑，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这种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提出多重目标，如经济增长、人民富裕、社会公平等，但往往会忽视GDP目标与就业、公平、富裕以及其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乃至冲突；以投资推动的GDP增长已越来越难以缓解严峻的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压力了。韩国、日本的发展经验表明，扩内需、保民生与GDP的增长率的提升一般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我们必须提振内需来弥补外需不足的今天，是否仍应继续将GDP增长率作为考量各级政府的政绩核心指标，需要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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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
根据需要，国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和辽宁大学等13所院校建立了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 这些“基地”将按照“目标明确、改革领先、成果突出、师资优化、设备先进、教学优秀、质量一流”的要求，经过5－10年的建设和改革，逐步使其专业点达到以下目标： 具有符合时代要求和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协调发展并注重素质提高的各有特色的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 具有较完备的、水平先进的、适应培养优秀人才需要的教学实验室和其他办学条件； 拥有一支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高、结构优化、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 在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方面起带头、示范和辐射作用，具有现代化教育思想，先进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工作优秀，成果突出，成为本学科交流教学经验和教师进修、提高的基地。 教育质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持续稳定地为相关学科输送高质量的研究生生源；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经济学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建成我国高校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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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演变
财新专栏作家李拉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均发生了变化。欧美国家放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模式，强调了宏观审慎管理，正在探讨新宏观经济调控模式。 201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思路上有重大变化，围绕“增活力、稳预期、促转型”，创新宏观政策调控方式，努力提供可以预期的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应对各种经济问题的挑战，以适应深化改革的要求。 参照各国探讨新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理论和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探讨和解释现在中国宏观调控的创新理念与方式和形成的新经验，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专栏将围绕这一课题，争取每周出一篇短文，做一些理论解释和理论探讨。以下是本专栏第一篇文章，介绍中外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演变过程。 1960年代，受凯恩斯经济理论影响，欧美国家采用相机决策制定政策，用以平衡通货膨胀和失业。因缺乏政策规则对政策工具的约束，欧美国家普遍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 1977年，Kydland和Prescott提出政策时间不一致概念，认为最优控制模型并不能保证相机决策能实现原定最优政策目标，因为政策制定者有偏离原定最优计划的激励，故需政策规则约束政策制定者的行为。 1983年，Barro和Gordon把理性预期引入政策时间不一致概念中，提出了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概念。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分析央行的货币政策，得出了货币政策刺激产出无效的结论。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变革了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为19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央行实行以稳定物价为唯一目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1990年代以来，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配套，欧美国家央行逐渐用政策透明公开取代了传统的暗箱操作方法。2000年代后，预期管理理论问世。该理论建议实行稳定物价和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相机决策方法，但更强调央行权威、声誉、政策透明和政策规则对协调预期和提高政策效率的重要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弱点，凸显了金融监管的缺陷。为吸取此次危机的经验教训，各国央行开始改革宏观调控模式，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加强宏观金融监管，针对金融体系顺周期问题实施逆周期调节。 1978年来，中国政府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不断改革自己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做到了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过程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放弃了以计划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如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体制做了重大改革，放弃了指令性计划的政策工具，采用了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新政策工具，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是吸收国际上宏观调控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可以说，相机决策、政策时间不一致、政策规则、政策透明、两种通货膨胀目标制、预期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等理论反映了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进展。 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演变过程中，也吸收了这些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如在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稳定预期，在2009年提出预期管理，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强调宏观审慎管理。事实上，早在1989年3月，笔者的文章作为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印发中央财经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计划、财政、银行等部门）已提出要降低当时的通货膨胀预期。故中国政府是最早意识到要管理预期的政府。■ 作者为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文为其《中国新宏观调控的理论解释和理论探讨》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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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韩国对中国经济崛起表示不安
韩国周一对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表示担忧，并强调有必要率先行动起来，应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韩国企划财政部在八页的“参考材料”中称，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可能加剧两国之间的竞争，尤其在出口市场及能源外交领域。企划财政部在声明中说：“在拉丁美洲及亚洲等出口市场与中国的竞争预计将加剧，因中国最近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将可以使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韩国自然资源稀缺，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正是出口推动韩国从1950-53年朝鲜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最终成为全球第13大经济体。韩国媒体及政策制定者们均担忧出口市场可能输给中国，从而危及其追赶全球最发达经济体的努力。企划财政部称：“在‘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不断扩散的情况下，我国也需采取先发制人的对外经济政策。”“北京共识”常用来指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目前中国已是韩国最大贸易夥伴及主要投资目的地。据政府数据，韩国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2008年达到1,680亿美元，占其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在中国经营的韩企近两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