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数量经济学- 蒋中一 急！
大家好！我急需《数量经济学》-蒋中一，可是我的货币不够，没办法下载。谁有电子版的请先借给我用一下。不胜感激。QQ:214122127lieren707@hanmail.com
-
[从60个指标数据看懂宏观经济].洪功翔.高清文字版.pdf
【简介】:本书不是简单地对宏观经济指标与数据进行罗列，而是选择从经济总量指标、经济运行指标、宏观监控指标、宏观调整指标、对外经济指标、民生经济指标等六个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分类讲述，这样即便于读者集中阅读，也便于读者系统地掌握，并通过这些指标数据读懂宏观经济规律。【目录】:封面页1前折页2书名页4前言页5目录页7从经济总量指标数据透视宏观经济171.国内生产总值(GDP)19GDP——20世纪的伟大发现19什么是GDP?它是如何核算的?21GDP不是万能的23绿色GDP能取代GDP吗?242.经济增长率25经济增长之谜25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一回事吗?27什么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8“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还有多远?29不可逃脱的经济周期303.消费率、储蓄率32一对反向变化的“孪生兄弟”32“蜜蜂的寓言”的启示33如何让消费领跑中国经济增长344.外汇储备35什么是外汇储备?35外汇储备多多益善吗?36外汇储备不是国家财政收入38外汇储备保值升值考验我们的智慧395.社会总供给41什么是社会总供给?41供给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什么?42潜在总供给与实际总供给43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吗?446.社会总需求45什么决定社会总需求?45探解需求约束型经济增长48世界还需要凯恩斯吗?49需求法则与吉芬商品507.财政收入52ZF实力的基础52财政收入从何而来?53税率和逃不脱的拉弗曲线548.财政支出56从“市场失灵”说起5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哪个更有效?58颠倒的差别:预算赤字和赤字预算599.工业增加值60工业发展的指示器60高工业增加值背后的隐忧62高比重下的汗颜63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传递了什么信息?64强劲背后有隐忧吗?6611.全社会发电量(用电量)、货运量67经济冷暖的风向标67发(用)电量、货运量传递了什么信号?68从经济运行指标数据透视宏观经济711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73宏观经济变化能未卜先知吗?73读懂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74建立我国宏观经济“报警器”7513.通货膨胀(率)76不能忽视的经济热度——通货膨胀76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通货膨胀率78流动性过剩或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吗?79为什么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资产价格会坚挺?80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有哪些?81谁是通货膨胀受益人?82滞涨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现象8314.通货紧缩84经济衰退的幽灵——通货紧缩84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能一概而论吗?85如何踏出通货紧缩的泥潭861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88观察消费价格的指标之王——CPI88CPI上涨为何是长期趋势9016.生产者价格指数(PPI)92PPI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92探解核心PPI93透过价格传导规律解读PPI9417.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95RPI与CPI有什么关系?95宏观经济走向的缩影96RPI与百姓感觉不一致961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98调控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依据98投资拉动不应是长期模式9919.消费者信心指数102越来越受关注的指标102消费者信心源自何处?103债市投资人为什么欢迎偏低的数值?10420.采购经理指数(PMI)106从生产采购到宏观预测106PMI——国民经济可靠的先行指标107微观层面的宏观走向10821.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CPI)109经济运行大局的价格指数109为什么美元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呈反向?111大宗商品价格——制造业的梦魇112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与产能过剩11422.房地产价格指数115探解房价指数115房价高的是与非——还是无罪推论好11623.房地产景气指数119土地、资金、需求一个也少不了119房地产景气指数和房价无关120ZF为什么高度关注房地产景气指数?121从经济监控指标数据透视宏观经济12324.资本充足率(CAR)125为何要强调资本充足率?125资本充足率达标就可以高枕无忧吗?12625.金融杠杆率127以小搏大的比率127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杠杆12826.财政赤字占GDP比重130如何看懂财政赤字占GDP比重130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131赤字不都是洪水猛兽13227.单位GDP能源消耗系数133从GDP的代价说起133能源消耗弹性与能耗效率134如何避免“棘轮效应”13528.失业率136最敏感的指标——失业率136失业的类型有哪些?137解读奥肯法则13929.就业弹性系数140就业弹性系数越高越好吗?140如何脱离高增长高失业的怪圈14130.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42什么是三次产业?142清晰、直观的发展差距143灵验的配第克拉克定理14431.债务负担率145什么是债务负担率?145债务警戒线有用吗?147国家会破产吗?148从经济调控指标数据透视宏观经济15132.货币供应量153货币——经济的动力之源153货币供应量的M指标体系154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常用手段——公开市场业务15533.货币流通速度156“酒吧间啤酒消耗速度”——一个经典的比喻156货币流通速度的喜与忧15934.利率161决定“货币时间价值”的标准161利率对宏观经济有何影响?16235.基准利率164为什么要设定基准利率?164基准利率面面观16636.再贴现率167商业银行贴现、借款的代价167央行如何利用再贴现率稳定经济运行16837.法定准备金率169准备金率为什么要“法定”?169央行控制货币供给的利器170你的存款利率和准备金率成正比吗?17338.存贷比174存贷比越高越好吗?174存贷比与货币政策175未雨绸缪——拨备制度17639.授信额度177商业银行贷款的上限177从授信额度透视信用评级17840.股票价格指数180股市冷暖的动态指标180股市的两个风险是什么?181股市的稳定剂——股票指数期货18241.流通市值184在虚拟与现实中间蓄积——流通市值与总市值184如何从流通市值的变化中捕捉信息?18542.市盈率187一个发烫的股市名词187怎样看待市盈率和股市泡沫188理性看待A股市场市盈率18843.汇率190货币的国际价格——汇率190哪些因素影响汇率191升值与贬值,孰优孰劣?19344.美元指数(USDX)194美元指数的由来194美元独霸时代何时结束?195从对外经济指标数据透视宏观经济19745.外商直接投资(FDI)199FDI——宏观经济同步指标199外资一定是“香饽饽”吗?200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有迹可寻吗?20146.外债202外债中的三个核心指标202外债的安全范围有标准吗?204国际债务危机传导与“蝴蝶效应”20547.进出口额206“大进大出”的缺憾206事关重大的出口结构升级20848.贸易顺差或逆差209贸易顺差(逆差)反映出什么信息?209为什么我国存在大规模的贸易顺差?210贸易顺差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211贸易逆差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21349.出口退税率215从“间接税”到“零税率”215从出口退税变化看产业政策调整21750.外贸依存度218什么是外贸依存度?218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日本可信吗?220高外贸依存度是喜还是忧22151.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222什么是BDI指数?222判断经济趋向的先行指标223BDI指数与经济冷暖预测22452.商品期货价格指数(CRB)225CRB指数的由来225通货膨胀的指示器226...................[hide][/hide]
-
(新闻播报）奥巴马称经济好转，但时局依然艰难
周二，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其救市政策辩护，称经济有所起色，但时局依然艰难，“我们远未走出丛林。”在他这篇迄今最为全面的针对经济低迷的演讲中，奥巴马没有提出新的政策，但详细回顾了自己采取的救市措施，并反击了对他“不计後果”的批评。美国经济低迷已经延续16个月。“历史一再表明，如果国家不及早积极采取措施让信贷再次流通起来，危机将持续数年而不是数个月——国家将面临数年的增长缓慢，就业低迷，投资不振，这都会让这些国家付出比及早采取果断行动更高的代价。”奥巴马在演讲中表示：“毫无疑问的是，时局依然艰难。我们也远未走出丛林。但在我们站立之处，我们第一次开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演讲在乔治城大学进行，时长近45分钟。他称用于为银行注资、解冻信贷市场、稳定楼市、提振汽车行业的7,870亿美元救市计划“开始带来经济好转的迹象”。但他还警告称，今年对美国经济而言仍将是“困难的”一年。还将有更多人失去工作和房屋。白宫发言人吉布斯随後表示，政府预计“未来数月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将失业。”
-
观察宏观经济形势，主要看四个指标
如何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提醒大家注意两个要点: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其结构。什么叫宏观经济形势呢？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国民经济整体所处的态势，以及它下一步发展的趋势。宏观经济研究主要是研究总量问题的，比如说总供给、总需求。但是，总量问题绝不能离开结构问题。仅仅知道我们的国民经济总量达到多少，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了解它有哪些结构，由哪些方面构成。其次要了解衡量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看哪些最主要的指标。第一个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即通常说的GDP的增长。大家注意到，200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11.5％，就是经济的总量GDP增长了11.5％。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有“三驾马车”:一是投资，比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消费，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消费，比如居民消费、生产消费；三是出口。第二个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一般来说主要就看物价指数。通常国家要公布两个物价指数，一是社会物价的总水平，总水平就是社会零售商品的价格水平，它的面比较大；二是跟我们所有居民密切相关的价格指标，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什么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就是这些商品跟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从统计的角度来讲，要选若干种商品，比如说一百种、二百种跟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看它的价格是涨了还是降了。选了这些品种以后，不同的品种在居民的消费当中占的比重还不一样，要想客观地反映价格水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对这些产品价格的上升或者下降得有一个权重，就是占多大的比重。为什么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呢？归根结底，它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社会上投放的货币太多，也就是钱太多，物价可能就会上升，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反过来，如果社会上商品的流通需要的钱很多，我们投放的钱不够，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物价比较持续地下降，这就是通货紧缩。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些年，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既遇到了通货紧缩，也遇到了一些通货膨胀。三是失业率。大家注意到，最近几年党中央特别重视就业问题。重视民生、改善民生，首先就要保证每一个劳动者有工作。但是在任何社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ZF来安排工作，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大家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处于怎样的经济发展时期，都有一定的失业率，只是失业率有高有低。我们也公布失业率，比如说2006年是4.1％。按照国际标准，一般有两种失业率，一个叫登记失业率，一个叫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就是我失业了，我要向ZF去登记，去报告，希望领取失业救济金。还有的像欧洲一些国家，由ZF来进行调查，不管你来登记不来登记。这就是调查失业率。什么叫失业？就是在国家法定的能够劳动的年龄阶段，希望参加工作，但又找不到工作。四是国际收支。国家对外贸易的收和支，到底是逆差，还是顺差。我们总的政策叫做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略有结余。但在过去，特别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外汇储备很少，所以国家提出要“出口创汇”，鼓励大家出口，国家还给补贴，还有出口退税。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外汇，我们要向国际上买我们需要的东西，没有钱不行。现在我们的外汇很多了，多也有多的问题。就是说，外汇出口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最后表现为我们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的一个因素，不是所有的因素。所以，关于国际收支通常可以看到统计公报上讲，我们这一个阶段进出口总额多少，其中出口多少，进口多少，贸易顺差多少，或者说特定的情况下贸易逆差多少。与宏观经济相关的指标，主要是以上讲的四个方面。当然，我们看宏观经济形势，可能还要看一些指标，比如说国家的财税状况。再一个看金融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货币流通量，大家可能看到，有的时候可能公布M0增加了多少，M1增加了多少，M2增加了多少。什么意思呢？M0就是现金，就是社会上总的现金流通量。M1就是现金加上大家的活期存款，活期存款随时可以取，它的流通性比较强，这叫M1，叫狭义的货币流通量。如果把M1再加上我们定期的存款，再加上我们企业的存款，这就叫M2，叫广义的货币流通量。我们看货币投放的多了还是少了，就看M1特别是M2增长了多少。(周绍朋宣讲人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供稿，网址:www.xj71.com)
-
克鲁格曼谈中国信贷：经济“逆转”看起来太容易
当地时间4月13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外国记者中心同步举行的电视发布会上说，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刺激计划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但若因近来信贷猛增即判断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则过于草率。 “也许我是错的，但这一"逆转"看起来太容易。”克鲁格曼提醒，在出口急剧下滑的形势下，中国内需“补上”的速度如此之快，“实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克鲁格曼以自由贸易的新理论获得诺贝尔基金会肯定，成为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强调，美国经济下滑虽已减速，但很可能步入长期衰退，未来世界经济新增长点之谜未解。 他认为，几项经济指标好转无法支持美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的结论。 鉴于工厂库存量上升，美国经济今年下半年呈正增长并不奇怪，关键在于失业率何时掉头向下。 克鲁格曼以1931年的美国经济为例指出，当年美国的经济也曾有趋于稳定迹象，但最终仍被证明未能走出“大萧条”，“我们（眼下）仍然不知道"下一只靴子"会在什么时候落下，也许是商业房地产。”
-
转帖： 人民大学出身之四女侠掌舵外资银行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四女侠掌舵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清一色人大2014-02-1514:54:36证券时报 外资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是金融界无数从业人员的梦想。在男性主导的外资投行世界中，有四位中国女性特别引人瞩目，她们分别是高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崔历、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乔虹。她们常驻香港，掌舵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用在她们身上再恰当不过。这四位女经济学家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清一色的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美国知名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任职于著名的世界性金融机构，之后重返亚太区，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常驻。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她们在各种大型会议场合给大家的最深刻印象。睿智的头脑，干练的分析，流利的中英文表述，这些都让国际舞台上的投资者刮目相看，她们也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女性特有的魅力。崔历、汪涛和乔虹三个人经常都是短发，常健则是长发飘飘，加上精致的妆容，得体的装束，举手投足中散发出自信。 纵观她们四人的履历，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不少重合。瑞银的汪涛和高盛的崔历的职业生涯更接近，人大本科及美国博士毕业之后，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之后在香港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常健虽然没有在IMF工作过，但是在2001~2004年之间，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做经济顾问。 从时间上来讲，汪涛更早在IMF工作，任职高级经济学家，主要负责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问题，参与了基金与成员国项目谈判与磋商。崔历2000年至2008年在IMF担任中国市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侧重研究各国宏观政策分析，其中有三年时间担任专注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高级经济学家。 高盛的崔历和巴克莱的常健都曾在香港金管局工作过，崔历在香港金管局的两年任外事部主管，负责中国相关问题研究，如内地与香港金融一体化的政策问题等。常健2005年至2009年在香港金管局工作时偏重的领域是在外部经济和金融市场(中国事务)。乔虹则在外资投行拥有更多经验，斯坦福毕业后在高盛工作6年直接转投摩根士丹利。 外资投行的工作是繁忙且繁重的，用空中飞人来形容她们一点都不为过。她们不仅要经常往来于香港、北京、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市，飞往欧洲、美国做路演也是家常便饭。“但是她们都能将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协调得比较好。”曾和她们共同工作过的同事重阳投资总裁王庆这样评价，“取得现在的成绩，对她们来说也不容易，更证明了她们的实力。” 高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崔历。 崔历 亲和力十足的高盛女 熟悉外资投行的人都知道，高盛在业内以傲气出名，崔历身上却充满了亲和力。对于很多国内人而言，她还是比较新的面孔，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她并不是一个新人，从2012年7月加盟高盛以来，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不论是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还是刚成立的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都能频繁看到她的身影。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人听着很舒服；一袭深灰色的职业装，显得很专业。在高盛香港古色古香的深棕色中国风背景的办公室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她娓娓道来，有独到的见解。 虽然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国际化的职业生涯，但崔历十分低调，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四海为家”，祖籍一个地方，父母工作一个地方，读书一个地方，工作又全世界跑。 证券时报记者第一次约她，不巧她要赴北京开会，第二次如约采访，很顺利，而最感动的是，在半夜十二点都能收到她的邮件回复。 对于中国经济，崔历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情况呈现前低后高的局面，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7.8%，其中2013年表现稍差的出口、消费今年有希望好转，而扩张性的信贷刺激今年则会收窄，如果今年整体的宏观环境比较稳定，结构上的调整如预期，中国经济将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崔历指出，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国企、土地以及利率改革和财政改革都会稳步推进，国企改革试点从上海开始，思路比较明确，还是从增加竞争、给私有企业平等平台角度出发，而国有企业所有制将带来一定变化。 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 常健—— 外资投行界美女一枚 一头飘逸的长发，姣好的面容，外资投行“美女”级别的女经济学家非常健莫属，加上甜美的声音，让人眼前一亮。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过程中约了几次，但因为她要出国，所以并没有最后敲定。经过2周欧洲路演回来，她电话声音中难掩疲惫，仅一上午倒时差的时间，但还得在家里用手机接收来自中国GDP的数据。她坦言，“真的很忙”。 常健笑称，自己经常和其他投行的男性经济学家们辩论，虽然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和其他首席的讨论，也能碰出很多火花。 对于今年的中国宏观环境，常健认为，今年金融市场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应该像以前一样有政策过多的干预和支持，复杂的金融环境对央行来说将带来新的考验，而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的进展还是值得期待。综合去产能、控债务、降风险、调结构、推改革、减污染等目标，由投资放缓引发的经济增长压力下行，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7.2%。她认为，引导舆论和稳定市场预期比保持7.5%的增长更重要。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 汪涛—— 用心聆听的汪老师 瑞银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个子不高，但身上爆发的都是正能量，在北京、上海穿梭，在欧洲、美国旋转。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经常从飞机上一下来就回复邮件，查阅采访内容，甚至深夜回复，没有一点怠慢。 对于中国经济，汪涛认为，市场对于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在7.5%左右，瑞银的预期则略高于市场，达到了7.8%。尽管内需稍微差一点，但今年的出口环境变好，消费呈现稳中见好的趋势。相对于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会从1.7%上升至3%，而欧元区经济增长从-0.4%上升到1%，两个大的经济体增幅比去年增长一个多百分点，对整个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影响比较正面，而欧洲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两者相加占整个中国出口的附加价值一半以上，国际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改善，给中国出口有正面的拉动作用。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乔虹 乔虹—— 斯坦福毕业的北京女 和此前在高盛不同，从2011年加盟摩根士丹利以来，乔虹很难得出来开一次公开记者会，所以每年8月在香港的演讲，经常被记者“围攻”。在和身材高大的外国同事拍照时，外表瘦小的她会调皮地踮起脚尖，面带笑容。身体拥有强大的爆发力，从小就是绩优生的北京人，散发着“京式”精气神，回答问题思路清晰，不假思索。 有一次在中环地铁站遇到乔虹，证券时报记者抓住机会提出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她在拥挤的人群中非常细心地回答了所有提问。偶遇中的一次采访，在嘈杂的环境下能留步倾听，乔虹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国际经济学资料下载大全 免费分享了
学知网是个有5000G学习资料的下载网站,注册后可免费下载以下资料:[路径]经济管理-教程-国际经济学[文件]ch10开放条件下的Economicpolicy.ppt|ch2TheRicardianTradeModel.ppt|ch3Neoclassicaltradetheory1.2.ppt|ch4TheHeckscher-OhlinTradeModel.ppt|ch5Tradetheorycompetitiveadvantage.ppt|ch6internationaltradeeconogrowthandfactor.ppt|Ch7.Tradepoliciestariff.ppt|ch8.ppt|ch9汇率决定理论.ppt[地址]http://know.studown.cn/dirlist/10005/4e3c9a071f04ba31b2091606e535825a.htm?popid=belinda923[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1716:38:11编辑过]
-
许维鸿：中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变迁的意义
由于中国的股票市场缺少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为主体的机构买方投资经理，为了业绩最大化的排名要求，往往追求三到五个月的先行宏观趋势指标，以博取“经济周期和资产价格周期错位”的盈利机会。 为了迎合客户的需求，历史上成功的证券公司卖方宏观团队的研究于是集中于两条主线：第一，试图预测经济周期的拐点以及突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以博取资产价格逻辑突变所带来的“暴富”机会；第二，是在经济的正常周期变化中预测资本市场的资金面和投资者情绪，以博取资产价格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间关系的“差价”机会。 最先成功的体系是安信证券高善文为代表、在2005年前后、提出的“对商业银行新增贷款规模的跟踪，辅以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先行指标体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可以说是紧密扣住了周期行业投资扩张的节奏，也最适合预言A股指数的总体表现。 过去五年来，随着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虽然体制内本应担当的证券公司发展缓慢，但是以信托和债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渠道、以及民间融资体系快速发展，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让传统的A股宏观先行指标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以社科院金融所刘煜辉为代表提出的，以“社会融资总量跟踪为基础（图、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多增），辅以库存周期数据和发电量数据”的先行指标体系。 但是，随着2014年1月份CPI数据的公布，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已经开始出现通缩的信号，说明“后四万亿”时代的“去库存、去产能”已经波及到消费端，发电量增速和库存水平数据都在低谷徘徊，是否能够提前预测未来一年的周期拐点值得探讨。 另外，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先行指导性也要打个折扣，原因在于投资者对刚性支付的预期在降低，风险偏好开始要求融资总量的权重指数化，也就是区别对待不同风险偏好的利率价格及总量的对应关系。 通俗地说，影子银行的扩张规模和利率水平间的市场化，使得坏账率成为各方博弈的关键，从而要求机构投资者开始精耕细作资产负债表，不同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曲线形状，对解释和预测社会资金风险偏好的意义将更大。 其实，放在更大经济周期角度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更迭，是中国经济不断升级的结果。作为整个产业结构中最敏感的金融服务业，其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融资价格的市场化，都是基于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从第一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体，向后工业化经济体的过渡，宏观先行指标的体系最终也将与欧美发达国家看齐。 作者简介：许维鸿，和讯专栏作者。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高等商学院，获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就职于英国路透集团、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法国外贸银行集团巴黎总部。2008年回国后，加入国都证券，曾任研究所所长、宏观经济首席研究员。2012年加入西南证券(600369,股吧)，任研究与发展中心业务总监。
-
[求助]请教经济增长核算问题
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第三版（宏观部分）第691页有张“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表：年份产出增长（△y/y）1950-19603.51950-19603.5的产出增长是不是计算每年的△y/y，然后相加呢？因为找不到美国的数据，所以我试着这样逐年相加中国的数据，但得出的结果是1978-1988年，中国产出增长为1.5375。而在《经济研究》09年第1期第1篇文章里，作者计算的结果是10.03。请问到底要怎么计算这个产出增长率？因为要交作业，很急，所以请大虾们一定要指教小弟！小弟不胜感激！！！！！！[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2211:38:34编辑过]
-
曼昆：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宏观经济学家
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宏观经济学家（Mankiw,N.G.(2006),“TheMacroeconomistasScientistandEngineer”,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4),pp.29–46.）Mankiw胡怀国（粗译、整理，如需要原文请自行搜索）经济学家喜欢摆出科学家的姿态。我知道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样。当我给大学生上课时，我有意地将经济学领域描述为一门科学。我的物理系的同事也许觉得好笑，因为我们将他们作为表兄弟，但我们会很快提醒那些听众：经济学家构造理论，要用缜密的数学、收集个体和总体行为的大量数据、采用最为复杂的统计技术，来得到没有偏见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经验判断。当我在美国经济努力摆脱衰退时，用了两年时间在华盛顿作经济顾问后，我注意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作为一门科学产生的，而更象是一种工程学。上帝将宏观经济学带到人间，并不是为了提出和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况且，他带给的问题，并非合乎尺寸。他带给我们的问题，譬如1930年代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包括收入如此令人沮丧、失业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资本主义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本文描述了宏观经济学的简短历史，以及我们所学会的东西的演进过程。我的前提是，两类宏观经济学家的努力，促进了该领域的演进，此即那些将该领域理解为一种工程学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那些更愿意视之为一种科学的宏观经济学家。工程师首要的是解决问题。相反，科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重点，在这两种动机之间随着时间而变化。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家是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后来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家则对发展分析工具、建立理论原理更感兴趣。然而，这些工具和原理，在寻找得以应用的方式方面，则非常慢。随着宏观经济学的演进，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是生产性的、有时不是。宏观经济学在科学和工程之间的重大的分离，应该是我们所有这些在该领域工作的人面对的令人惭愧的事实。为了避免任何歧义，在故事开始时我应该指出，我所讲的事情并不好一个孩子和坏蛋的故事。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都不能认为在道义上高人一等。这个故事同样也不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头脑简单的水暖工的故事。通常，科学教授在解决工程问题时，并不比工程教授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做得更好。不论在哪一个领域，尖端问题很少成为问题，智力挑战也是一样。正如这个世界既需要科学家又需要工程师一样，两种思维模式的宏观经济学家都需要。不过，我还是相信，如果宏观经济学家始终记住他们的领域具有双重角色，那么该学科的进展将更为顺利、更卓有成效。一、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学”一词首次出现在学术文献是在19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即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长期以来激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例如，18世纪，大卫·休谟（1752年）讨论了货币投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许多方面，他的分析看起来很象人们在现代货币经济学家或中央银行的分析中看到的东西。1927年，庇古出版了以《产业波动》为题的著作，试图对经济周期提供解释。尽管如此，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而又活跃的研究领域，却是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出现的。没有任何事象危机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大萧条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3年，美国失业率达到了25%，真实GDP比1929年的水平低31%。同这次海啸相比，美国经济之后的所有波动，都是平静海面上的涟漪。该领域杰出经济学家的自传体文章，比如劳伦斯·克莱因、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宾，都证实大萧条是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激励事件（BreitandHirsch,200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对于如何理解这些发展，是专业讨论的焦点。上述五位诺奖得主均从第一手经历中证实了这一点。托宾记录了他在哈佛大学时的下述反应，他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是那里的一个学生：“年长的教师基本是坚决反对的……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则对凯恩斯的书充满热情。”正如通常情形那样，对于新思想的冲击，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更有眼光。凯恩斯和马歇尔，在1930年代是经济杂志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在1940年代是仅次于希克斯之后获第二多引用的经济学家（Quandt,1976）。这种影响持续了许多年。在1966年至1986年期间，即使凯恩斯在期初就已去世了二十年，但他在获得引用方面仍排在第14位（Garfield,1990）。凯恩斯不仅影响了经济研究，而且影响了教学。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其组织结构反映了他察觉到对于入门者应提供什么样的专业知识。供给和需求，现在我们在向新生讲授经济学时处于核心位置；在608页的教科书中，直至第447页才引进来。最先讲的是宏观经济学，包括财政政策乘数、节俭悖论等概念。萨缪尔森写到（第253页）：“尽管这种分析的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目前，其广大的基础被所有学派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当现代的经济学家阅读《通论》时，其经历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一方面，该书是伟大思想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著作，其流行性与深远影响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尽管尽管此书的分析是广博的，但它看起来似乎在逻辑上并不完整。太多的线条仍悬在那里。读者会不停地问，将所有部分联结在一起的经济模型是什么？于是，在凯恩斯出版《通论》不久，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将他宏大的理论转换成更为简单、更为具体的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中，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尝试，是33岁的约翰·希克斯（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其后，26岁的弗兰克·莫迪利亚尼（1944年）拓展并更为充分地解释了模型。至今，IS-LM模型仍是对凯恩斯的解释中，在中级水平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批评IS-LM模型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抱怨，该模型过度简化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经济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是对的。不过，简化和过度简化之间的界限通常是不明确的。当希克斯和莫迪利亚尼等理论家，对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发展，以适于课堂教学，克莱因等计量经济学家则致力于更具应用性的模型，使之能够分析数据和用于政策分析。随着时间的推演，为了变得更为现实，这些模型变得越来越大，逐渐包括了数百个变量和方程。到1960年代，已经有了许多竞争性的模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以当时最出色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投入为基础，比如同克莱因相联系的WhartonModel、同OttoEckstein相联系的DRI模型（DataResource,Inc.）、同AlbertAndo和Modigliani相联系的MPS模型等（MIT-Penn-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等。这些模型被广泛用于预测和政策分析。MPS模型多年来由美联储维护，并成为FRB/US模型的前身，后者至今仍被美联储的员工维护和使用。尽管这些模型的细节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远比其差异显着。它们从根本上都拥有凯恩斯主义结构。在每一个模型的背后，模型构造者的脑海中都有一个同今天讲授给大学生的同样的简单模型：将金融条件和财政政策同GDP的各组成成分联系在一起的IS曲线，决定利率（作为令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均衡的价格）的LM曲线，以及描述经济中的价格水平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动的、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种科学，《通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所激发的革命，吸引了当时许多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他们的丰富成果，为理解短期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方式。作为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萨缪尔森（1988）做出了简洁的总结：“凯恩斯革命，是20世纪的经济科学的最重要事件。”他那一代的许多经济学家，均持有这种看法。不过，凯恩斯革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模型构建者，具有工程师的视角。他们受现实世界中问题的激发，且一旦他们建立了理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付诸于实践。直至1946年去世，凯恩斯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政策建议的提供。早期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亦是如此。托宾、索洛和埃克斯坦（Eckstein）在1960年代都用了一定时间，离开学术研究，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CouncilofEconomicAdvisers）。1964年最终通过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新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共识、以及体现这种共识的模型的直接结果。二、新古典主义到19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出现裂缝。这些裂缝最终会成长为裂痕，或许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学共识的瓦解，并削弱主流经济计量模型的自信。面对这种处境，对于经济的更古典的观点会重新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波是货币主义，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年）对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早期研究，并不是直接针对货币和经济周期，但它确实对经济周期理论有潜在影响。它部分是对凯恩斯主义消费函数的一种攻击，而后者为财政政策乘数提供了基础，它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处方的关键所在。如果正如弗里德曼的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那么财政政策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将比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的那样小得多。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同经济周期有更早直接的联系，它同样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绝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把经济视为天生不稳定的，不断受到不断变化的投资者“动物精神”的打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经济不稳定性不应该归结为私人部门的行为，而应该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能。其弦外之音是，政策制定者如果遵循简单货币规则、而不损害之，他们应该为此感到满意。尽管弗里德曼建议的关于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规则，今天很少有人遵循，但它却是目前世界许多央行为之努力的通胀目标制的前驱。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就职演说，以及费尔普斯（Phelps,1968），将目标对准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最脆弱联系纽带：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tradeoff）。即使没有凯恩斯本人的认可，但至少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开始，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就已成为凯恩斯主义共识的一部分，萨缪尔森和索洛认识到了这种交替关系的理论脆弱性，他们的论文补充了关于长期交替关系和短期交替关系为何不同的警告。但后来的文献过于轻松地忘记了所有这些警告。菲利普斯曲线为完成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方便的方式，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解释“为什么价格不能令市场均衡”和“价格水平如何随时间调整”等问题时总是遇到困难。弗里德曼认为，在可以应用古典理论和货币为中性的长期，通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将不再成立。数据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交替关系，是因为在短期，通胀通常是预料之外的，而预料之外的通胀能够降低失业。弗里德曼认为的特定机制，是工人的货币幻觉。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将预期置于舞台的中心。它为第二波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革命”——提供了准备。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在他的“经济计量评估：一个批评”中，卢卡斯（1976）认为，由于主流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认真考虑预期，因而在政策分析方面没有用处；其结果是，对于构成这些模型的、估计的经验关系，如果实施的是另一种政策，则这些关系很可能不再成立。卢卡斯（1973）还提出了一种基于不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设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该理论中，只有在令人们预料不到、并引起他们混淆相对价格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才起作用。巴罗（1977）提供的证据显示，该模型同美国时间序列数据一致。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指出了其关键的政策含义：由于不可能系统地出乎理性的人们的意料之外，故旨在稳定经济的系统的货币政策注定会失败。第三波的新古典经济学，是Kydland&Prescott(1982)和Long&Plosser(1983)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正如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一样，这些理论同样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价格瞬时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它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存在完全的不同。不过，同新古典先驱们不同的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时，忽略了货币政策的任何作用。而是将重点转向技术随机冲击的作用，以及这些冲击引起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期替代。作为三波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果，宏观经济学领域变得越来越严谨、越来越同微观经济学中的分析工具密不可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的具体的（specific）、动态（dynamic）的例子。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卖点之一。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研究的支持者回避了（backedawayfrom）经济周期由同货币因素向对立的真实因素驱动的假设，并开始强调他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今天，许多来自于新古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乐于向凯恩斯主义关于粘性价格的假设让步，只要该假设嵌入的是在下述方面适度严谨的模型：模型中的经济主体是理性的（rational）和前向的（forward-looking）。由于强调重点的上述变化，相应的术语也在不断演进，现在这类研究通常贴士“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标签。不过，我将比这个故事领先一步。三波新古典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涌现之时，它们的一个目标是：不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工程方面，削弱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在他们的论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之后”中，萨金特和卢卡斯（1979）写到，“在政策方面，核心的事实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在科学的意义上，比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经济学家之外的人士，缺乏更为合理的基础。”尽管萨金特和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工程学以有缺陷的科学为基础，他们亦知道新古典学派迄今仍没有一个能够提交给华盛顿的模型：“我们考虑将最好的现有均衡模型，作为更好的、未来的模型的原型；我们希望它将表明在形成政策方面能够取得实际用途。”他们还冒险说，“如果我们幸运”，这种模型将在“10年之内”可以得到。稍后，我将重新回到“上述推测是否如他们所愿那样发展而成”这个问题。正如这些引文表明的，那些从事新古典运动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他们的意图感到羞愧，亦没有为他们的成绩感到谦卑（werenotshyabouttheirintentionsormodestabouttheiraccomplishments）。在1980年题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灭亡”一文中，卢卡斯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坦率的看法：“人们不可能找到少于40个好的经济学家，将他们或他们的成果标榜为‘凯恩斯主义’。确实，如果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人们甚至会感到恼火。在学术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听众开始彼此吹口哨或窃笑。”不过，就在卢卡斯兴高采烈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写悼词的时候，该专业已开始迎接“新凯恩斯主义”一代。三、新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周期方面被凯恩斯主义方法所吸引是经济学家，很久以来就在微观基础问题上受到刁难。确实，克莱因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宏观经济学”一词的文章之一），开篇提及：“许多新近对于经济体系构建的数学模型，尤其是经济周期理论，同个体家庭或企业的行为（必须以经济行为的全部理论为基础）有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古典经济学家。我们向我们的学生讲授最优化、均衡和市场效率。如何调和对于经济的两种观点，即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一个是凯恩斯对遭受有效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的分析，自宏观经济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就是一个深邃的、但不断受到困扰的问题。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譬如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和托宾，认为他们在有时称为“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综合”的观点中，得到了调和。这些经济学家相信，斯密和马歇尔的古典理论，在长期是正确的，但看不见的手在短期则会象凯恩斯描述的那样陷入瘫痪。时间长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价格（最显着的是劳动力价格）随着时间缓慢地调整。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古典模型描述的是经济逐渐向其演进的均衡状态，但凯恩斯模型则为可以将价格合理地视为既定的时间段的任何时刻的经济，提供了更好的描述。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neoclassical-Keynesiansynthesis）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也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对于这些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反应是拒绝综合和重新表述，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有许多东西应该保留。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为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实现的令人不安的妥协，提供更多的缜密性。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很像1940年代建造的房屋：新古典经济学把它视为过时的体系，并得出了必须拆除的结论，而新凯恩斯主义则欣赏其古老的工艺，并把它作为重建的机会而热烈拥抱。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波研究，是对一般均衡的研究（BarroandGrossman,1971和Malinvaud,1977）。这些研究旨在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来理解当市场不能出清时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工资和价格被视为给定的，分析重点放在：一个市场不能出清，如何影响相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根据这些理论，一个经济能够确定它自身处于几种体系（regime）下的哪一个，而这取决于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供给、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需求。最为有趣的体系（在能最好地对应于我们在经济衰退期间所能观察到的现象的意义上）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在该体系中，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表现出过度供给。在凯恩斯主义体系中，失业率增加的原因，是劳动需求太低，以至于不能保证现行工资下的充分就业；劳动需求之所以低，是因为企业不能在现行价格下卖出它们所希望的销售量；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之所以不足，则是因为许多消费者处于失业状态。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源于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刺激需求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二波，旨在探索如下问题：在不存在市场出清假设的情况下，如何将理性预期概念引入模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项研究同下述问题有关：通过表明系统的货币政策如何能够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稳定经济，来回应萨金特和华莱士关于货币政策无效性的结论（Fischer,1977）。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主要受下述研究的激发：如何寻找到经验上现实可行的通货膨胀动态模型（Taylor,1980）。这项研究的致命缺陷（Achillesheel）是：它需要假定某种形式的劳动合同，尽管从经验基础方面可能是合理的，但很难同微观经济理论相一致。由于凯恩斯主义传统，过于依赖“工资和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前提，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三波，旨在解释为何会这样。它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企业在选择改变价格时面临“菜单成本”；企业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制定偏离完全理性等。曼丘（1985）和阿克洛夫与耶伦（1985）指出，在企业具有市场影响力（marketpower）的情况下，针对价格调整所进行的私人成本收益计算和社会成本收益计算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粘性价格的均衡可以是私人理性（或近似理性）的、而社会方面则是高成本的。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表明，私人激励和社会激励之间的这一差异，部分源于总需求的外部性：当一个企业减价时，它提高了真实货币余额、从而提高了对所有企业的产品的需求。Ball和Romer（1990）表明，真实刚性和名义刚性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旨在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动机，都将加剧名义价格的惰性。回顾起来，上述各种新凯恩斯主义研究，都比它们当时看起来的那样，更具相关性和互补性，即使对从事上述研究的人们来说亦是如此。例如，把一般均衡的早期研究视作思路一条是有吸引力的——这类研究通过假定预先设定的价格，为自己播下了自我消亡的种子。事实上，目前的阅读清单已很难看到这类研究。然而，当价格不会即时变动以平衡供给与需求时，人们可以看到同“经济如何运转”相关的思想的进展。例如，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关系，它们非常有趣、但很少被人注意到。具体而言，人们可以把第三波视为第一波所凸显的凯恩斯主义体系的核心内容的构建。当企业拥有市场影响力时，它们索要一个超出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它们总是希望在现行价格下卖得更多。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影响力，那么产品市场通常会处于过度供给状态。产品市场的这一理论，通常同具有高于均衡工资的劳动市场理论相联系，比如效率工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广义的超额供给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并不仅仅是经济的一种可能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结果。在我看来，上述三波凯恩斯主义研究，意味着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现象，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失效的一种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理论。我们理解了存在价格刚性时市场如何相互作用、预期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价格制定者在选择是否改变价格时所面临的激励。作为一门科学，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我作为参与者，不能声称是完全客观的）。这些研究并不是革命性的，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相反，它是一种“反革命”：它们的目的是面对新古典的攻击，试图捍卫新古典－凯恩斯综合的精髓。这些研究作为“工程”是否同样取得了成功呢？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对付经济周期的更好政策吗？我在这里的判断是，肯定性必定很少——我一会儿还会回到这个主题。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从秉性上看，比那些在新古典传统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更愿意成为宏观经济的“工程师”。在新古典学派的领军人物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据我所知）曾经离开学术界、并在公共政策部门担任重要职位。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运动，正如早期的凯恩斯主义一代一样，到处都是牺牲几年象牙塔时光、而到首都呆几年的学者，包括StanleyFischer,LarrySummers,JosephStiglitz,JanetYellen,JohnTaylor,RichardClarida,BenBernanke和我本人。在上述经济学家中，前四位在克林顿时代就职于华盛顿，后四位是在布什时代。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分界线，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政治上的左与右；在更大程度上，而是纯科学家和经济工程师之间的分别。四、题外话与刻薄语（DigressionandVitriol）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验，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主题在1990年代吸引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注意力。这方面的研究令人们的关注焦点，偏离了短期波动，而自半个世纪前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短期波动就主导了宏观经济学领域。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成为主要研究领域现象，有几个原因。首先，保罗·罗默（1986）和其它学者的一系列论文，对于经济学中毫无疑问是最引人注目之一的主题，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提供了一组新的思想和分析工具。第二，新的跨国数据变得可得，并使得系统考察各种理论的有效性成为可能（SummersandHeston,1991）。第三，美国在19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扩张期。正如早期凯恩斯主义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它同国家的健康直接相关，1990年代的经济意味着，对于那一代的学生来说，经济周期不再具有明显的现实重要性。当然还有第四个、也是有些累赘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199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新秀被长期增长而非短期波动所吸引：此即新古典与新凯恩斯世界观的紧张关系。当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卢卡斯宣称“人们已经不再将凯恩斯主义理论当作一回事”时，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同样高人一等地对待他们的新古典同行。索洛（1980）在他的AEA主席任职演讲中，将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排除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存在性记忆市场不能出清的可能性，称为“愚蠢的约束”。他指出，“我记得曾经读过，长颈鹿究竟如何通过何种方式向头部供应充足的血液，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但很难设想，任何人可以据此得出长颈鹿并没有长长的脖子的结论，”几年后在ArjoKlamer（1984）所做的访谈中，卢卡斯评论说：“除了开玩笑，我并不认为索洛曾经试图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在同部著作的访谈中，索洛解释了他为何不愿意接触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原因：“假如一个人走过来，在我正在坐着的地方坐下，并向我宣称他就是波拿巴·拿破仑。我愿意同他谈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讨论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骑兵战术的细节。如果我确实那样做了，那么我就是默认参与了他是波拿巴·拿破仑的游戏。”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争论反映了领军学者在对研究目标的看法方面存在差异。卢卡斯似乎是在抱怨，索洛不懂得欣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能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索洛似乎是在抱怨，卢卡斯并不重视其市场出清假设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非现实性。他们每个人都各有道理。从科学的立场看，新古典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更为吸引人；但从工程的立场看，新加的严谨的成本太大，似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我之所以详细论述上述争论，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基本对立，而且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未来一代经济学家所做出的选择。思想巨头之间的这些“刻薄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更多地是以下述方式：围绕着挥拳斗殴的酒吧顾客，不断怂恿那些参与者）。不过，它对于宏观经济学领域是无益的。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选择将注意力从经济波动转向其它主题，而避免在这些争论中站在哪一边。五、“新综合”还是“休战”（ANewSynthesis,oraTruce?）有一句古老格言，称科学进步是一个葬礼接一个葬礼。今天，受益于预期寿命的增加，更准确的说法（如果不是太生硬）应该是：科学进步，是一个退休接一个退休。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随着老一代主要学者的退休或接近退休，他们已经被年轻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代替，而这年轻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采用的是更有礼貌的文化。与此同时，对于理解经济波动的最优方式，新的共识已经开始出现。MarvinGoodfriendandRobertKing（1997）将这种共识戏称为“新新古典综合”（thenewneoclassicalsynthesis）。在货币政策研究中，这种综合模型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larida,Gali,andGertler,1999以及McCallumandNelson,1999）。对这种新综合的更为扩展的处理，是MichaelWoodford（2003）这部不朽（在此词的两方面含义上）著作。如同上一代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新综合试图将它之前的竞争性方法的力量揉合在一起。从新古典模型中，它取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偏好、约束和最优化是分析的起点，且分析以这些微观经济基础展开。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它取用了名义刚性，并利用名义刚性来解释，为什么货币政策在短期具有真实效应。最常用的方法，是假定间歇性调整价格的垄断竞争企业，从而导致了有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价格动态。新综合的核心是，将经济视为一个因价格粘性（以及或许各类其它市场不完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人们不禁将这种共识的出现，描述为巨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是；不过，同样也存在不怎么乐观的方面。也许，发生的一切与其说是一种综合，不如说是智力战斗的一种休战，以及双方保全面子的撤退。不论是新古典还是新凯恩斯，都可以关注这一新综合，并宣称某种程度的胜利，而同时忽略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失败。这一新综合的核心（具有名义刚性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恰好是人们可以在早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看到的。例如，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就是试图将凯恩斯的思想放进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回忆一下，希克斯与阿罗因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共同分享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莫迪利亚尼和其它建模者，过去曾经试图将一般均衡体系用于数据、以设计出更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新综合捡起的研究对象，正是1970年代在新古典的要求下、学术界所丢弃的东西。作为事后诸葛亮，显而易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承诺的东西远远比他们能提供的多。他们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抛弃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代之以市场出清模型，而新模型能够令人信服地用于数据、进而用于政策分析。若以此为标准，他们显然是失败的。相反，他们有助于发展一系列分析工具，而这些工具目前已被用于提出另一代假定价格粘性的模型；这种模型，在许多方面与新古典所抨击的模型相似。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可以声明一定程度的平凡昭雪。新综合抛弃了被索洛称为“愚蠢的约束”、以及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对粘性价格的研究而旨在抨击的“市场出清假设”。不过，新凯恩斯主义也应该收到批评，因为他在新古典的诱惑下，追求一种结果是过于抽象、现实性不足的研究。对于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克鲁格曼（2000）提出了如下评价：“现在人们能够解释价格粘性如何‘会’发生。不过，对于它何时发生和何时不发生的有用预测，或建立起从菜单成本到真实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看起来仍然没有很快出现”。即使作为沿此方向进行研究的支持者，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六、中央银行的观点（TheViewfromCentralBanking）如果上帝把宏观经济学家带到地球上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圣彼得最终将通过我们对经济“工程学”的贡献来判断我们。于是，让我们问问：经济周期理论在过去几十年的进展，改进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了吗？或者，按照更温和的目标，宏观经济科学的进步，改变了那些涉足政策过程的专业经济学家如何分析和讨论经济政策了吗？寻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证据的一个地方，是劳伦斯·梅耶（LaurenceMeyer）优美的回忆录《在美联储的一个任期》（ATermattheFed）。1996年，梅耶离开了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作为一名优秀的经济顾问、以6年时间，成为美联储的主管（governor）。他写的书，对于最接近货币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分析经济，提供了一个窗口。此书给读者留下了如下一个清晰印象：经济周期理论的最近进展，包括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对于实际政策制定的影响接近于零。梅耶对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分析是睿智的和细微缜密的，但没有显示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任何痕迹。对于那些受过盛行于1970年左右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教育、并完全忽略此后的学术文献的人来说，他的分析几乎是完全熟悉的。梅耶的世界观如果是他的特有癖好，也许很容易作为老掉牙的东西而抛弃，但它不是。它是在世界上的中央银行中占据顶尖职位的经济学家的典型做法。学术界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他们坚信中央银行受到“规则还是相机抉择”文献的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始于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时间不一致研究。人们通常将两大制度变化与这些学术贡献相联系：一些国家（比如新西兰等）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不断增加，以及全球许多国家采用通胀目标制并作为一项政策制度。这些制度变化，反过来同货币政策的改进相联系。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应该为许多国家在过去20多年经历的低而稳定的通胀，而感谢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这种沾沾自喜的看法，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观察到的制度变化，充其量只能同理论文献提出的问题做松散的联系。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与一个规则约束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美联储很久以前就拥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但甚至对它自己也没有承诺某种政策规则。即使通胀目标，亦是更接近对意向的声明、以及联系公众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对某一政策规则的承诺。本·伯南克（2003）曾称之为“有约束的酌情决定权”（constraineddiscretion）。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制度变化，并不一定同我们目睹的货币政策的改进相联系。LaurenceBall和NiamhSheridan（2005）考察了大样本的许多国家，表明通胀目标制的采用，无助于解释近来的低而稳定的通胀。不仅在这些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还是在那些没有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货币政策都得到了改进。全球范围的通胀结果的这种改善，或许是因为：世界经济不再不得不去197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供给冲击；或者由于中央银行从1970年代的经历中，学会了应该竭尽全力避免高通胀。不过，该证据表明，通胀目标制并不是好的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格林斯潘下的美联储就是一个例子。按照AlanBlinderandRicardoReis（2005），阿兰·格林斯潘无疑是“最伟大的活着的中央银行家”。确实，在绝大多数报道中，在他的领导下，货币政策运行得相当好。不过，在他掌管美联储的时间内，格林斯潘避免宣称任何政策规则，而是重视借助于声明的灵活性。如下表明了格林斯潘（2003）如何为他的选择辩解：“某些批评家曾经认为，这样一种政策太随意（貌似斟酌）、太难以解释。某些人下结论说，联储局应该通过对正式政策规则处方的单独反应，尽量令操作更为正式。然而，任何沿着此方向的方法将导致经济表现的改善的说法，是非常令人质疑的……规则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简单的，但当经济环境中存在显着的、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性时，它们不能代替风险管理范式，而后者显然更适于政策的制定。”不过，尽管格林斯潘讨厌政策规则，通货膨胀在他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却是低而稳定的。与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想法，格林斯潘证明，中央银行在显着地舞弄酌情权的同时，中央银行能够产生合意的结果。七、财政政策的观点（TheViewfromFiscalPolicy）寻求宏观经济理论实际影响的另一个地方，是财政政策分析。布什ZF在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近来主要以财政刺激对抗衰退的尝试，部分是因为我作为两年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非常熟悉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大多数经济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布什减税政策的设计，有多方面的动机。例如，儿童信贷的扩张，基于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考虑，同基于经济的考虑同样多。不过，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投入很多，因此考察一下他们使用的工具将很有启发。布什减税计划的经济分析，一只眼放在长期增长、一只眼放在短期经济周期。其长期视角应该是财政专业的学生熟悉的。最显着的是，布什于2003年对公司资本所得废除了双重征税。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对于红利税率的大幅削减沿着税收中性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减少了相对于红利的留存收益的偏差、相对于股权的债务的偏差、以及相对于公司资本的非公司资本偏差等。同时，它还沿着对消费而非收入征税的方向，将税法推进了一大步。后一个目标同财政领域的现有文献相一致（例如，DiamondandMirrlees1971,AtkinsonandStiglitz1976,Feldstein1978,Chamley1986等），作为经济理论没有什么是特别新的。30年前，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写到，此后，一直存在“更偏爱消费税而非所得税的传统推定”。不过，同该文更为相关的则是对税收政策的短期分析。随着乔治·布什总统于2001年就职，经济在1990年代末股市泡沫破灭后，一头扎进衰退之中。减税的一个目标是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当布什总统签署2003年“就业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JobsandGrowthTaxReliefReconciliationAct）时，他将该政策解释如下：“当人们的钱更多时，他们就能够将它花费在商品和服务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当他们需求额外的商品或服务时，必将有人去生产这些商品或服务。当有人生产这些商品或服务时，这意味着一些人更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其中的逻辑，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被要求对“减税如何影响就业”进行量化分析。我们运用了一个主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当我在经济顾问委员会时，我们使用的具体模型是宏观经济顾问劳伦斯·梅耶在就任联储局主管之前成立并经营的咨询公司所维护的模型。在我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很久以前，该模型就为CEA的成员所使用；事实上，不论是民主党ZF还是共和党ZF，该模型几乎已经使用了20年。不过，由于宏观经济顾问模型同其它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比如联储局维护的FRB/US模型）类似，因而选择这一特定模型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从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角度看，这些模型都是克莱因、莫迪利亚尼和Eckstein等早期模型化努力的直接后裔。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对这些模型的构建只曾产生过非常小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些在学术领域花费了大量精力的人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现实世界是令人沮丧的。令人难过的事实是：过去30年来的宏观经济研究，对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实际分析，仅仅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影响。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并不是政策领域的经济学家忽略了近来的理论发展，而是相反：联储局的成员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博士；而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ZF，经济顾问委员会都从国家最顶尖的研究性大学挖掘人才。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没有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广泛采用的事实，是它几乎没有用于这种目的的、初步认定的证据。作为科学，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对于宏观经济“工程”则没有明显的贡献。八、在课堂中（InsidetheClassroom）除了各国首都的权力走廊，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教授竭力向更多的听众出售物品的地方，此即大学课堂（undergraduateclassroom）。我们这些经常给大学生讲课的人，把我们的工作视为“生产”对好政策的原理有良好理解的市民。我们对授课材料的选择，受“什么对下一代投票者重要”的影响。如同政策制定者一样，大学生通常对“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没有什么兴趣。相反，他们的兴趣在于理解：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公共政策如何能够改进经济绩效？除了计划进入研究生院和以学术经济学家作为职业的很少的学生，大学生的视角是工程学的、而非科学的。因此，留意我们选择什么教给学生，是很有用的。同时，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能够比广泛采用的大学教科书，能够表明我们究竟在教授什么了。例如，考虑一下讲授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对于上一代人，该课程的最主要三部教材是RobertGordon、RobertHall和JohnTaylor、以及RudigerDornbusch和StanleyFischer的教科书。目前，三部卖得最好的教材分别是OlivierBlanchard、AndrewAbel和BenBernanke、以及我自己写的教科书。上述六部教材的共同点是，每部书至少有一名经济学家受过MIT的研究生教育，而MIT是杰出的工程类学校，占支配地位的宏观经济学传统是萨缪尔森和索洛的宏观经济学。在上述所有教科书中，教授给大学生的基本理论是某种版本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且总需求的基本理论则是IS-LM模型。同样的经验可从细阅大学一年级水平的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看到：利用某种版本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可以最好地理解短期经济波动。我并不是试图表明，随着宏观经济领域的演进，相关的教育是停滞不前的。同30年前相比，目前的教科书格外强调古典货币理论、长期增长模型、以及预期的作用。目前对可以制定出什么样的可实施政策更缺乏自信，同时更为强调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货币和财政行动（尽管对政策规则的现实重要性尚缺乏证据）。尽管如此，当代学生用以学习和理论经济周期的基本框架，仍然是上一代凯恩斯主义者熟悉的框架。能够表明上述规律的一个例外，是罗伯特·巴罗写的中级教科书，初版于1984年。巴罗的教科书为针对大学生的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清晰、容易理解的新古典方法的入门。此书包含了凯恩斯主义模型，但在教科书稍后部分被掩盖、简化，且给予很少的强调。此书面世时，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称赞。然而，尽管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阅读了巴罗的教材并被它打动，但很少有人选择它作为向学生讲授的教材。巴罗希望引起的教育界的新古典革命，从来没有流行起来（tookoff）；且巴罗的教科书并没有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科书，形成明显的竞争。宏观经济学教育的这种没能产生革命，同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萨缪尔森旨在向大学生引入凯恩斯革命的教科书于1948年初版时，全世界的老师快速地、衷心地拥抱了这种新方法。相反，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如何向大学生讲授宏观经济学。九、放眼所见，非牙科医生（NotaDentistinSight）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1）的一个著名看法是：“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设法将他们自己的思想，视为类似于牙科医生的谦虚和胜任，那将是很了不起的”。他表达的希望是，经济学这门科学，应该演变为一种有用的、日例程的工程学。在这一未来的乌托邦中，避免衰退将同“填洞”一样直截了当。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学学术的主要进展，同牙科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研究，对于那些从事繁杂的实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现实宏观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对于那些未来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投票的年轻人，当他们进入大学课堂时，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研究对他们的老师讲授的内容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宏观经济工程学的角度看，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是一个错误的转变。然而，从宏观经济科学的更为抽象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可被视为更为积极的。在表明大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基于这些模型的政策处方的局限性等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是成功的。他们令人们察觉到了预期的重要性和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对于解释工资和价格为何不能出清市场，以及更一般地，理解短期经济波动需要何种类型的市场不完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供了更好的模型。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并不总是彬彬有礼的，但或许是富有生产性的，这时因为，竞争对智力进展同它对市场的结果一样具有重要性。它们所导致的创见，正在融入新综合中；这种新综合目前正在发展中，并将逐渐成为下一代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对于我们这些对宏观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工程性均感兴趣的学者来说，我们可以把近来出现的新综合，视为可以在两方面做出更大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迹象。当我们展望未来，宏观经济学家所渴望的谦虚和称职仍然是一种理想境界。ReferencesAkerlof,GeorgeA.andJanetL.Yellen.1985."ANear-RationalModeloftheBusinessCyclewithWageandPriceInerti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Suppl.,100,pp.823-838.Atkinson,A.B.,andJ.E.Stigltiz.1976.“TheDesignofTaxStructure:DirectversusIndirectTaxation,”JournalofPublicEconomics6,pp.55-75.Ball,Laurence,andDavidRomer.1990.“RealRigiditiesandtheNon-NeutralityofMoney.”ReviewofEconomicStudies.57:2,pp.183-203.Ball,Laurence,andNiamhSheridan.2005.“DoesInflationTargetingMatter?”inBenS.Bernanke,andMichaelWoodford,editors,TheInflation-TargetingDebat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Barro,Robert.1977."UnanticipatedMoneyGrowthandUnemploymentintheUnitedState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67:2,pp.101-115.Barro,RobertJ.andHerschelGrossman.1971."AGeneralDisequilibriumModelofIncomeandEmploy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61:1,pp.82-93.Bernanke,BenS.“ConstrainedDiscretionandMonetaryPolicy,”RemarksbeforetheMoneyMarketeersofNewYorkUniversity,NewYork,NewYork,February3,2003.Blanchard,OlivierJeanandNobuhiroKiyotaki.1987."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theEffectsofAggregateDemand."AmericanEconomicReview.September,77:4,pp.647-666.Breit,William,andBarryT.Hirsch.2004.LivesoftheLaureates,4thedition,Cambridge,MA:MITpress.Chamley,Christophe.1986.“OptimalTaxationofCapitalIncomeinGeneralEquilibriumwithInfiniteLives.”Econometrica.May,54:3,pp.607-622.Clarida,Richard,JordiGaliandMarkGertler.1999.“TheScienceofMonetaryPolicy:ANewKeynesianPerspective.”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December,37:4,pp.1661-1707.Diamond,PeterA.andJamesA.Mirrlees.1971."OptimalTaxationandPublicProductionII:TaxRules.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61:3,pp.261-278.Feldstein,Martin.1978.“TheWelfareCostofCapitalIncomeTax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pril,86:2,Part2,pp.S29-S51.Fischer,Stanley.1977."Long-termContracts,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OptimalMoneySupplyRul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February,85:1,pp.191-205.Friedman,Milton.1957.ATheoryoftheConsumptionFunc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Friedman,Milton.1968.“TheRoleofMonetary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58:1,pp.1-17.Freidman,MiltonandAnnaJacobsonSchwartz.1963.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196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Garfield,Eugene.1990.“WhoWillWintheNobelPrizeinEconomics?HereaForecastBasedonCitationIndicators.”CurrentContents11,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Goodfriend,MarvinandRobertKing.1997.“TheNewNeoclassicalSynthesisandtheRoleofMonetaryPolicy,”NBERMacroeconomicsAnnual,pp.231-283.Greenspan,Alan.2003.“MonetaryPolicyunderUncertainty,”Remarksat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JacksonHole,Wyoming,August29,2003.Hicks,JohnR.1937."Mr.Keynesandthe'Classics.'”Econometrica.April,5:2,pp.147-59.Hume,David.1752."OfMoney,"inEssays.London:GeorgeRoutledgeandSons.Keynes,JohnMaynard.1931.EssaysinPersuasion.NewYork:Norton.Klamer,Arjo.1984.ConversationswithEconomists.Totowa,NJ:RowmanandAllanheld.Klein,LawrenceR.1946.“MacroeconomicsandtheTheoryofRationalBehavior.”Econometrica.April,14:2,pp.93-108.Krugman,Paul.2000.“HowComplicatedDoestheModelHavetoBe?”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16,No.4,pp.33-42.Kydland,Finn,andEdwardC.Prescott,1977.“RulesRatherThanDiscretion:TheInconsistencyofOptimalPlan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une,85:3,pp.473-492.Kydland,Finn,andEdwardC.Prescott.1982.“TimetoBuildandAggregateFluctuations.”Econometrica.November,50:6,pp.1345-1371.Long,John.B.andCharlesPlosser.1983.“Realbusinesscycl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February,91:1,pp.39-69.Lucas,RobertE,Jr.1973.“SomeInternationalEvidenceonOutput-InflationTradeoffs.”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63:3,pp.326-34.Lucas,RobertE.Jr.1976."EconometricPolicyEvaluation:ACritique."CarnegieRochesterConferenceSeriesonPublicPolicy.1,pp.19-46.Lucas,RobertE.,Jr.1980.“TheDeathofKeynesianEconomics.”IssuesandIdeas(UniversityofChicago,Chicago,IL).Winter,pp.18-19.Lucas,R.E.Jr.andT.J.Sargent.1979.“AfterKeynesianMacroeconomics.”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apolisQuarterlyReview.Spring,3:2,pp.1-16.Malinvaud,Edmund.1977.TheTheoryofUnemploymentReconsidered.Oxford:Blackwell.Mankiw,N.Gregory.1985."SmallMenuCostsandLargeBusinessCycles:AMacroeconomicModelofMonopol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May,100:2,pp.529-537.McCallum,BennettT.,andEdwardNelson.1999.“AnOptimizingIS-LMSpecificationforMonetaryPolicyandBusinessCycleAnalysi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August,31:3,Part1,pp.296-316.Meyer,LaurenceH.2004.ATermattheFed:AnInsider’sView.NewYork:Harper-Collins.Modigliani,Franco.1944."LiquidityPreferenceandtheTheoryofInterestandMoney."Econometrica.January,12:1,pp.45-88.Phelps,Edmund.1968.“MoneyWageDynamicsandLaborMarketEquilibriu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uly/August,76:4,pt.2,pp.678-711.Pigou,Arthur.1927.IndustrialFluctuations.London:MacmillanandCompany.Quandt,RichardE.1976.“SomeQuantitativeAspectsoftheEconomicsJournalLiteratur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ugust,84:4,pt.1,pp.741-55.Romer,Paul.1986."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94:5,pp.1002-37.Samuelson,PaulA.1948.Economics:AnIntroductoryAnalysis.NewYork:McGraw-Hill.Samuelson,Paul.A.1988."KeynesianEconomicsandHarvard:IntheBeginning."Challenge:TheMagazineofEconomicAffairs.July/August,31,pp.32-34.Samuelson,PaulA.andRobertM.Solow.1960."AnalyticalAspectsofAnti-Inflation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50:2,pp.177-194.Sargent,ThomasJ.andNeilWallace.1975."RationalExpectations,theOptimalMonetaryInstrument,andtheOptimalMoneySupplyRul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pril,83:2,pp.241-54Solow,RobertM.1980.“OnTheoriesofUnemploy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70:1,pp.1-11.Summers,RobertandAlanHeston.1991.“ThePennWorldTable(Mark5):AnExpandedSetofInternationalComparisons,1950-1988.”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May,106:2,pp.327-68.Taylor,JohnB.1980."AggregateDynamicsandStaggeredContract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February,88:1,pp.1-23.Woodford,Michael.2003.InterestandPrice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