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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生命力的
——作者：王金贵在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崇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排斥，尤其是青年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不屑一顾，岂不知真正有生命力的经济学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尽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人类的经济是有历史的经济，我们现实的经济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而来的。就是市场经济也在进行着发展演变，银行业的产生、股份公司的产生、股票市场的产生都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对于经济的历史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不了的，他们对经济只能进行静态的理论研究，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研究，也只有马克思对经济的历史进行真正的过研究，其他的经济学家没有真正研究过经济的历史。科斯的企业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科斯认为企业是对市场资源配置的一种替代，但是企业是一种历史事物，是有其产生的历史因素的，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远比科斯的企业理论宏大的多。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经济，研究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生命力所在。二、马克思还发现我们人类的经济是社会的经济，人们在经济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经济具有社会性，我们很难想象，离开社会，我们的经济还成为经济。我们的经济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关系连接而成的大分子有机体。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是只有一个人或只有一个市场的经济，瓦尔拉斯的一般市场均衡研究的是所有市场，但在埃奇沃斯盒的一般均衡的图形分析中就变成了两个人、两种商品。在宏观经济学中，整个宏观经济被浓缩成一个市场。也许现代经济学者说这是为了简化理论分析，但是一个人的经济是不同于社会的经济，一个市场的经济不同于所有市场的经济。现代经济学往往用只进行个人的理性分析，但是由于经济社会是一个有矛盾、有利益冲突的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往往是相矛盾的，因而个人理性往往会变成社会非理性。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并不明白，这都是缺乏对经济的社会性的研究的结果。现代经济学讲究经济环境的理论假设，或经济环境的刻画，但是你不深入研究这个具有社会结构的经济，你能刻画好经济环境。三、人类经济的根本是发展生产力，是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是人类经济中的一种次要功能。有经济学者会说，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是一回事，现代经济学也有经济增长理论。其实不然，资源配置研究的是如何使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则是经济利益的更大化，经济利益实现了最大，就不能再有更大，更大化的经济利益永远没有最大，因而资源配置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人类的追求上讲，人类主要追求的还是经济发展，而不是资源配置。就说经济改革，东欧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私有化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东欧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但其经济发展却不行，中国的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其资源配置是不行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却是了不起的，你是认为东欧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好，还是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好呢？现代经济学虽然有经济增长理论，但其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人类的经济发展却是历史的，这是现代经济学所无法研究的，而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却可以对此进行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比西方经济学有生命力的。也许有经济学者会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研究资源配置，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过发展也是能够研究资源配置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不是抽像的、不是经济学家们头脑中想象的资源配置，而是实际经济中的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多次革命性的发展，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性预期经济学的革命，还有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次这样的发展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真正发展过。西方经济学尽管经过许多次的发展，但是他们所研究的经济仍然是假设的经济，是经济学家们头脑中想象的经济，是非现实的经济，他们所研究的经济与现实的经济相差甚远，他们不知道现实的经济究竟是什么经济，不知道现实的经济究竟是怎样发展演变而来的，可以说西方经济学不是在真正的、在正正经经的研究经济学，而是在游戏经济学，玩弄经济学。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存在着多少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实实在在地在研究经济、在研究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未发展，是因为政治因素、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禁锢太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困境，就是由这些禁锢造成的，只要打破这些禁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能发展。一旦打破这些禁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会有一个大发展，一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起来，西方经济学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手，那时，西方经济学就会由现在的主流变为非主流，并逐步淘汰出历史，最终赢得世界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通过实验室来证实理论是否正确，迄今为止的经济学没有完全正确的，也没有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并不成熟，还处在探索阶段，成熟的经济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没有人能挑出问题的，是为所有经济学者公认的。在现在，那一个经济学好，就要看那一个经济学有生命力。不要迷信，不要崇拜，要学会历史的看问题、分析问题，要学会全面的看问题、分析问题，要客观实际的看问题、分析问题。我们谁也不愿让错误的、假的经济学知识充斥我们的头脑，要让错误的、假的经济学知识不储存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就要提高我们鉴别经济学知识的能力。最后告诉网友，迷信会使你由天才变为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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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发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发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读书看报当中，频频看到关于诺贝尔奖公平性的质疑，其中主要的质疑之一就是有人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从来没有将经济学奖颁发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理由也是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全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甚是流行。我怀疑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饭碗的人说的。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十分好笑：这些人怎么也不动脑筋想想，诺贝尔奖为什么会不颁发给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呢？一个不公平或者政治歧视就能解决这个疑问吗？这些人为什么从来不从自身找找问题呢？我发出这样的疑问，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中肯定有人会想：这家伙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偏见？这家伙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妄加议论？我可以诚恳地回答：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对马恩的学识、才华和见地十分钦佩，并且我也认为马恩的诸多观点和发现是正确的，我们后来者应该认真、踏实、严谨地研究马恩；但是我坚决反对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反对不敢批评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不是科学研究的做法。对于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浅尝辄止、断章取义、训诂考究等教条主义做法和学者，更是反对和鄙视。在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中，我曾经找到一本朱晓黄先生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1993年3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开篇，作者就有精彩之处，抄录在下：“在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学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释义，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工具。这种释义的学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实用性，有时候同样一句原著上的话可以引证为几种不同的见解，这难免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从而也就逐步形成了一些僵化的训诂靠旧的研究方法，凡文章必引马列原著，常常是断章取义，学风浮华，学术成果大都是述而不作。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解释，是很重要的学术活动，必须投入一定的精力，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经济理论也是很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不可偏废的。”“二是把经济理论完全变成了对政策的解释。回顾一下我过几十年来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讲，还是对党和国家某一时期的政策的注释。在集中体制下，有一套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别强调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作用；分权体制下，又大谈企业自主权和地方经济特点；在经济改革中，为了政策的通顺，又大讲市场的作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大江所谓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一有新的政策，经济界名流变大做文章。把经济学的研究之车套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车上。政策的不断变化和调整，则导致了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骑墙学风和模棱两可的学术。这种现象也证明了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政策的混淆。”这种批评太精彩了。在我看来，这种批评针对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学界的不正之风，更主要的是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人。的确，解释、研究前人的经典是一种需要的行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就有左丘明等对孔子《春秋》的注释（《左氏春秋传》、《公羊传》等），宋代朱熹对孔孟著作的注释（《四书集注》）等。对于具有浓重欧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何能够让具有几千年陆地文明和独特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呢？这就需要有人来做研究和解释的工作。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肯定认为，光这些工作是不够的，或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工作；如果是科学研究，那么就必然要将其解剖开来，分清骨骼经络，研究该理论的前提和假设，检查其论证过程和逻辑推理，分析其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不是供奉在牌位上，顶礼膜拜，烧香磕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白了，是一个经济学的分支和流派，而不是宗教教义和巫师预言。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科学的态度就要求我们广泛取证、细心求证、严谨认真，而不是将其视为基督教之《圣经》、伊斯兰教之《古兰经》，神圣不可侵犯。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科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而是宗教教义和巫师预言。谁要是对它有点批评，那可了不得了，他们就可以把山一样的帽子往你头上扣，把各种恶毒的称号强加给你。这是科学吗？这是科学态度吗？许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说，自己从来不读马恩列斯之外的著作，可以判断，这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吗？我不了解外国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但是从苏联和中国（这是主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区）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情况不容乐观。试想宗教教义允许创新吗？宗教教义只允许信奉。没有创新的经济学科学能有前途吗？答案不言而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告诫我国的科研人员，要“与时俱进，主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好像这话都是给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听得，这些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来没听进去，或许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科学研究人员”，而是神职人员吧。可惜的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乃是顾准、孙冶方等人。凡是读过顾准和孙冶方生平事迹和著作的经济学者，都会对他们执著追求经济学真理甚至哲学真理的毅力所折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当作科学来研究，而是不迷信和盲目崇拜。顾准就认为，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来自于欧洲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这些背景都与中国的不同；研究马克思真实的想法和结论的含义，就必须研究马克思著作产生的土壤——欧洲文明。顾准在国家图书馆读书期间，列举了一个长长的书单，里面包含了马克思曾经读过的大多数著作，也包括许多其它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理论的评论。顾准试图在众多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书籍当中寻找出马克思主义的原本脉络或者真实想法。顾准的这种努力是一贯的，严谨的，不骑墙的。在政治风向多变的几十年中，这种科学研究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做得到吗？欧美国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著名的有洛宾逊夫人和熊彼特，前者是著名的左派经济学家，1933年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开创了市场结构理论之先河；后者更是博学多才，著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佳作。两者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基础上，与时俱进，加入新的时代因素，旁征博引，洞察秋毫，都成为了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本来就科学研究的结果，甚至马克思本人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我看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主义化”并不能完全看作坏事，但是我们也应该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神化和宗教化。看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一个能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超越马克思的吗？神化、宗教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倾向和做法，只能产生像鲁迅先生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被神化、宗教化和教条化的直接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来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影响很大的一个，但是在资本家和工人矛盾尖锐的特殊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种可以凝聚工人力量、改善工人困境的政治工具。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上台执政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其经济学理论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意识形态化后便固步自封，不再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情况就是如此。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不再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宗旨是什么？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给与对社会有大贡献的理论创新以奖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做了什么？我们翻翻任何一个图书馆中的内容雷同、互相抄袭、循规蹈矩、面目可憎却数量众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就知道了。就指望这些就要求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给你经济学奖章和奖金啊？想得太美了。写到这里，我倒希望不给这些人颁发什么重大奖项，否则这些人又会得意忘形，以为自己这样研究就可以得到国际认可了，这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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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第四届学术论坛真诚征文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定于2010年11月13-14日在成都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第四届学术论坛。本次论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为主题，向国内外学者征文。现将论坛征文启事告知如下：一、论坛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二、主要议题：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2、《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4、马克思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创新；5、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模式研究；7、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8、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9、其它相关论题；三、论坛形式：会议采取主题报告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形式；四、论坛地点：中国·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五、论坛征文要求及截止时间：1、投稿论文首页需提供论文题目、摘要（5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以及作者姓名、作者单位、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2、排版：请统一用A4纸打印。标题，宋体三号加粗，正文宋体小四1.5倍行距；文中表格、插图，务必保证准确光洁，不错位显示。3、凡来稿注明基金资助，请在首页脚注列出。4、应征论文一般不超过10000字，信封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请将论文在2010年9月25日前挂号寄至：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吴垠收（邮编610074）；并请同时将论文电子版（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fzcxluntan@163.com，在邮件标题上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和作者姓名。5、所有应征论文将由本次论坛组织专家进行审稿，确定参会入选论文。入选论文作者的会议邀请函于10月初寄发。六、联系方式：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74联系人：吴垠电话：13880838859（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0年7月本文来自:人大经济论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892303&page=1&fromuid=207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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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对经济全球化宏观认识的启示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对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質，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理解；第二，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第三，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四，经济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客观趋势和一个主观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经济全球化，宏观认识 （一） 对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本质、过程及趋势予以明确界定，有助于认识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本质、规律及发展趋向，从而对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采取的对策进行准确把握和全面分析，避免在认识和参与全球化进程、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过程中走入误区，或失于片面，或走入极端。 国内外有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试图以自己的词法、句法和语言习惯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下尽可能地诠释经济全球化，也有许多学者超越单学科的局限，尝试采取综合视野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研究，因此，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可谓纷繁复杂。 从当前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各种视角和方法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全球资本主义，为经济全球化大唱赞歌，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是世界走向大同、趋于统一的重要特征，完全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并没有使所有国家都实现经济增长，人民福利也没有得到普遍提高，反而导致全球贫富悬殊加大，这种现实使得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受到广泛批评。激进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盲目排斥甚至反对经济全球化，但他们在否定经济全球化后果的同时也否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这显然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相悖。 归纳其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商品、劳动力、科技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各个民族的经济由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与竞争，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显然，这种观点侧重的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这种内容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由国内扩展到国际的结果，或者说是市场的一种扩大，它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全球化。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然而，这种定义只是从描述的角度或表象上对经济全球化内涵的界定，并没有抓住它的本质。另一种观点是从网络化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作出解释。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网络化的增长。[1]网络化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断加深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二是通过网络所转移的经济内容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产品形态到现在的价值形态乃至服务与企业职能机构，几乎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有向少数国家集中的趋向，或者说，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处于世界中心的经济向四周的扩散过程。由于当前处于世界中心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扩散过程。正如约吉阿姆·比朔夫所言，全球化“与其说是指由于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质的变化而把所有地区都纳入市场和市场发展，不如说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空间的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结。绝对不会由于全球化而使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区域和边缘地带之间使前者居于主导优势的世界经济结构瓦解。相反，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个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加强了”。[2]显然，这种观点侧重的是全球化的生产关系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3] 国内外经济全球化的论坛上之所以观点林立，论争四起，至今尚未形成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场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4]因此，科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确立。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对于当前以科学的态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在生产活动中，人类一方面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劳动交换。劳动过程的这两个方面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主线，而在这条逻辑主线上，生产力是首要的因素。“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在于它明确地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之上，第一次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指明它是一切社会中最根本和最本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亦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理论，无疑也是遵循着这一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的。 从上述争论来看，其焦点主要还在于各种学术派别和理论分支基本上或者是从生产力或者是从生产关系等某一侧面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研究，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而不能逻辑一致地相互兼容，不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中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把握和理解。把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关系视角与生产力视角相互对立甚至相互割裂，也就是说运用生产力范畴的概念和分析工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和描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和对现实的影响，但难以说明其发展及影响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关系。而从生产关系视角研究经济全球化，虽然能够揭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问题背后的本质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但难以说明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资源配置等客观现实，即使是从同一种视角解释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差别显而易见。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笔者认同学界观点，[6]并进一步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只进行生产力层面或体制层面的分析，抑或仅仅作网络化的解释，或者脱离生产力水平单纯作生产关系方面的阐释，都有其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提出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即从社会生产方式所包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世界经济总体上来研究经济全球化这一重大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层面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发展趋向，理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规律，是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时代命题和方向。而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正是马克思预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整体关系中矛盾运动的逻辑结果。确切地说，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研究经济全球化，通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方能揭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唯此，不仅能够科学地阐释经济全球化的本質，理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寻找其演变的基本规律，揭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掌握其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的可能走向。 因此，经济全球化既包括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方面的全球化过程，又包括全球范围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它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 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与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事实上，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逻辑结果。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質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所以，要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就要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与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这种对全球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置于“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与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7] （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是一个系统，不能作简单化理解，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馬克思的總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这些对我们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研究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8]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是当前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主要根源之一”。[9]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对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方法论启迪。 1.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理解。 “马克思是最早将资本主义发展全过程描述成一个系统的人之一”。[10]这里值得提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体系论者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具有的方法论借鉴意义。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运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脉络和历程，探讨了体系内部的“中心—半外围—外围”结构，即组成要素中的能动变化对体系演变和不同要素在体系内的变迁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区国家的经济发达和政治强盛及边缘地区的国家经济贫穷和政治弱小的原因。对这种体现西方中心主义，把在全球化即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西方就是坐标，东方从属于西方并建立起了世界秩序的主从关系——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关系概括为“中心—外围”关系（弗兰克）和“核心—半边陲—边陲”关系（华勒斯坦）等观点，我们不完全赞同，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今天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时也必须从总体上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也就是把整个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揭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要素及其能动变化对整个世界经济演变的影响，同时把经济全球化纳入历史进程中考量。从历史发展中揭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本质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发展前景，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方法论视域下的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理论等丰富思想的当代价值及给予我们的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2.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它是世界经济中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仅揭示了“生产和消费世界性”的趋势，即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方面所体现的自然属性，而且揭示了其资本扩张的社会阶级内涵或它的社会属性。那么，为了把握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也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有机统一中加以考察，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多元性及其复杂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另一方面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深刻变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构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全球化，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把资本主义的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推向全球。经济全球化在把资本主义文明扩展到全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的矛盾扩展到了全球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主权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世界的方式和途径等，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发展起来并得以实现的。 3.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具体地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进入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产物。但经济全球化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历史上的轨迹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开始萌芽。从那时到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建立殖民地，直接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主要借助国际贸易的形式进行扩张、剥削和掠夺。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形成、全球化启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借贷资本的国际活动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形式，并使资本主义的扩张达到了高潮。这种发展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而受到阻碍，并于战后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和国家垄断的强化，开始走向国际垄断。 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包括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以至跨国金融垄断）的发展中，对外扩张的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始终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由此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激化和深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也正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从总体上看，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作为物质生产力和一定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全球化过程，其本质深深地蕴涵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对利润和资本积累永无止境地追逐的根本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的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推向全球的过程，或者更进一步说，经济全球化在把资本主义文明扩展到全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深化并将其扩展到全球。 4.经济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客观趋势和一个主观的过程。 作为一种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是由于世界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的内在冲动、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科技革命、跨国公司的扩张渗透和全球市场经济的推行而导致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经济全球化又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它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发达国家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宗旨的主观过程。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发达国家操纵国际经济组织，把一切能够攫取最大利润的机构、组织和地方都纳入其剥削体系之中，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具有过程性思维，即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社会主义能否在全球化时代赢得自身的发展，关键在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能否在全球化运行中学会机制性战略选择和解决机制性生存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迫使民族国家不断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的问题，[11]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有一个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从而使改革、发展与创新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社会主义具有世界选择性。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虽然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困难，但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只要我们善于在挑战面前抓住机遇，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全球化的前景必将是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裘元伦。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J].世界经济，1999（12）：4. [2]、[3]邱尊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4]、[6]、[7]、[8]、[9]顾海良。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与经济全球化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6）：4-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10]张一兵。社会理论论丛（第1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 [11]戴维·赫尓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全球化译丛）[M].王生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 （作者简介：费利群（1955-），女，安徽省合肥市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會發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作者：费利群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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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中国化
文章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就必须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旋律。文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思想理论界的重要地位；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原则，并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建议。在新的一年即将来到的时候，宏观经济调控再次面临考验。产业政策如何制定，金融、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改革如何深化；三农问题、土地问题、富余劳动力等问题既是老问题又是新课题。不断创新的房价已经预示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这些实际问题都不约而同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指导。客观地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主导地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和谐的噪音也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个思想阵地，这既是思想路线问题，也是政治路线问题。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思想理论界的主导地位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就必须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旋律。我们应该在全党明确，经济理论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强烈地反映着自己的价值观，经济学和哲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一样，都对社会的思想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社会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经济理论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则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传共产主义价值观。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就是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理论教学、宏观经济调控、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我国当前真正引起思想混乱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混乱和薄弱。回避传统政治经济学与现实存在的矛盾，回避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事实，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我们必须认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亟需以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市场经济理论，去统一全国人民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总之，我们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长期缺失，更不能容忍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状况继续存在。2、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传统政治经济学曾经在动员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在号召人民武装斗争推翻旧制度，以及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样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曾经给共和国的发展造成过巨大损失，我们党也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据前苏联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出来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建立起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一个以“三年自然灾害”为标志的经济危机，开始让我们党有所察觉，有所怀疑。尽管第一代领导人对传统政治经济理论提出质疑，客观上承认了市场在我国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在短期内不会消灭，承认“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可是在党内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工作争论，最终还是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种争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从我们党正式宣布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那时开始，我们才逐步挣脱掉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对我们的思想束缚。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六十年里，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不仅没能起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更多的是起到了思想桎梏的负面作用。实践证明，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起不到宣传人民、组织人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攀篱，理不清、剪还乱。显然，这个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不应该再属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和它的历史命运是由自己的封闭性决定的。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教条主义态度，把传统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实际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结合，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前者窒息马克思主义，后者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2、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食洋不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在本书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尽管传统政治经济学改头换面，但始终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研究对象，且无端的割裂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的自然联系，把生产关系的研究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当初以此为依据进行共产主义实践，无视中国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出来这一基本事实，也无视中国有数亿农民的基本事实；不管小农经济、小商品经济是否主宰这块土地，结果食洋不化，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困难和损失。毛泽东曾经沉痛地说，看来和平年代也会有损失。其实，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农民还仍然停留在现代市场大门之外，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我们的重大经济问题。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被广大农民接受，因为这一政策完全适应小生产或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实际，显然这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能解释的，更不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犹如毛泽东形容的党八股，拿来教人，害了别人；拿来律己、害了自己；拿来治国，误党误国。3、走自己的路，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我们对旧事物的态度历来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传统政治经济学已经走到了历史终点，否定它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决不允许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取而代之的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能够从理论层面上回答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没有阶级性的著名论断，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破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世界级难题。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能够证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的无限潜能，同时也预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要通过创新完整的理论体系，充分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部客观规律，真正成为人们信得过的，能够指导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归根结蒂，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敢于向理论极限挑战，要敢于在创新中走自己的路，要善于引进、消化、吸收，既要着眼于现在，更要放眼未来，我们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体系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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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真诚征文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定于2010年11月13-14日在成都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第四届学术论坛。本次论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为主题，向国内外学者征文。现将论坛征文启事告知如下：一、论坛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二、主要议题：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2、《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4、马克思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创新；5、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模式研究；7、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8、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9、其它相关论题；三、论坛形式：会议采取主题报告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形式；四、论坛地点：中国·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五、论坛征文要求及截止时间：1、投稿论文首页需提供论文题目、摘要（5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以及作者姓名、作者单位、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2、排版：请统一用A4纸打印。标题，宋体三号加粗，正文宋体小四1.5倍行距；文中表格、插图，务必保证准确光洁，不错位显示。3、凡来稿注明基金资助，请在首页脚注列出。4、应征论文一般不超过10000字，信封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请将论文在2010年9月25日前挂号寄至：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吴垠收（邮编610074）；并请同时将论文电子版（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fzcxluntan@163.com，在邮件标题上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和作者姓名。5、所有应征论文将由本次论坛组织专家进行审稿，确定参会入选论文。入选论文作者的会议邀请函于10月初寄发。六、联系方式：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74联系人：吴垠电话：13880838859（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0年7月本文来自:人大经济论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892303&page=1&from^^uid=2073537本文来自:人大经济论坛微观经济学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899072&page=1&fromuid=207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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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重新解读①(吴易风教授和左大培教授拔冗阅读了本文初稿，并给予了指导，在此特致谢忱。)郭冠清作者简介：郭冠清（1967-），男，河北邯郸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制度。 内容提要本文以科学的态度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德文版和英文版）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传统教科书上写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误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此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资本论》的逻辑正好是一个证明。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的结论。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一、引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研究生产关系，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理论界存在严重的分歧（吴易风，1997；奚兆永，1998a,1998b；樊纲，1995b）。因为研究对象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的区别，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适合现代经济社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变得非常重要。在本文中，笔者以科学的态度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德文版和英文版）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或者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和相应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仅仅研究“生产关系”，也不完全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由此，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对象方面分离的误解得到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侧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注重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樊纲，1995b）的误解得到克服。从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经济学范式之争中陷于先天的劣势的局面将得到扭转。二、对《资本论》研究对象不同理解的评析自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了重新定义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了学术界时常被争论的焦点，原本并不模糊的定义变得模糊起来。列宁（1897）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①(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N］列宁全集第2卷，166，相似的定义还参阅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M］)。继列宁之后，斯大林（1952）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作了类似的定义，他写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②(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58)。毛泽东（1959）在批注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作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谈话［M］804)论述。这样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就已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每一本教科书都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孟捷，2000）。尽管许多学者在阅读《资本论》中译本时，看到马克思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这句话时也许会受到一点冲击，但是由于“先入为主”的思想的影响，结果又大都回到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中来。通过对上述影响我国近百年的观点追溯，不难发现③(这需要摘掉库恩的“有色眼镜”，用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结论。)，列宁在分析《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时，由于疏忽或别的原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在阐述《资本论》基本思想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容”④(洪远朋〈资本论〉难题探索［M］1985，11)，从这里可看出，列宁在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时，将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容释义后并进了第二部分，而忘记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规定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逻辑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归之为人与人的关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对象归之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樊纲（1995b）得出了“不同的经济理论着重研究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一特殊方面”的结论，而在人与自然关系变得愈来愈重要的现代社会，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范式之争中陷于先天的劣势（吴易风，1997）。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困境，许多学者作了有益的探讨。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中的关键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活力（如胡均（1997））；另一些学者试图从《资本论》中的实际研究内容出发，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已经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包含了进去（如程恩富、齐新宇（2001））。在此过程中，吴易风教授（1997）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的发表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吴教授通过对照《资本论》中研究对象的规定和简单的逻辑推导，批驳了将关键概念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广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三种常见的观点，并对产生混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指出“先入为主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和“先入为主的生产方式定义”是两个重要原因，而不熟悉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阐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是影响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阐述和对生产方式的重新定义，吴教授得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结论⑤(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M］1997)。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人与自然（或物）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人和人关系的社会交往活动--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二重性：一方面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吴易风，1997；樊纲，1995b）。只有在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被完全消除，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后（马克思，1883-1884），二者才能统一起来。吴易风教授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揭示物与物背后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如何增加财富，如何进行资源配置问题。吴教授的研究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使原本丰富的研究对象重新丰富起来，就此意义上讲，怎样评价吴教授的研究成果都不过分。不过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研究对象方面，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对吴教授的研究成果深入学习发现，仍有值得研究的课题。吴教授在回归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时，写道：“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哲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①(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M］1997)，但笔者认为，这句话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如果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同义语，那么，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那句话变成了“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这里存在逻辑错误；如果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同义语，加上交换关系，那么，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变成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这又与吴教授论证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不一致，存在新的逻辑困难。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同义语，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才是同义语，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1859）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9)，注意这里用的是“或”而不是“和”，用的是“财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对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同义语的论证，也可以参考恩格斯（1876-1878）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他写道：“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③(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既然“交换关系”不能当作“生产关系”的同义语省略，那么，是否吴教授的论证关键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存在问题呢？为此（当然主要是为了学习）笔者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1960年版），结果得出了与吴教授一样的结论（虽然在原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论证方法上有所不同。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笔者博士论文中“唯物史观重新解读”一节）（郭冠清，2001）。既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符合马克思的论证逻辑或基本思想，而马克思的叙述又不可能存在逻辑问题（否则，马克思在以后的版本中不可能不修改），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在吴易风教授（1997）、程恩富、齐新宇（2001）、孟捷（2000）、奚兆永（1998a、1998b）、胡钧（1997）、赵平（2001）等研究成果基础上，开辟新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解读，以便将吴教授开创的研究深入下去。三、研究对象的重新解读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将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并不是一个，而且对研究对象的关键范畴--生产方式的定义也不只是一个，这给理论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当然这也为研究带来了突破口。除了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定义外，马克思（1857-1858）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将研究对象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④(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83)恩格斯（1876-1878）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研究对象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①(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163)；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②(同①)。从上述定义中似乎能看出问题来，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都包含“生产”和“交换”范畴（马克思的定义指《资本论》中的定义），同时，研究对象绝不仅仅是生产关系。下边我们将《资本论》中的定义英文版原文摘录如下：InthisworkIhavetoexamine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andthe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correspondingtothatmode”（Mark,Karl,1967a）③(Marx,Karl（1867a）Capital（p.8）。)。在这里译文的关键是“the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在《资本论》（中文版）中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英文版看是不妥的，一方面“condition”常见的意思是“条件”、“情况”（如现代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和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没有“关系”的条目），另一方面按照惯例“生产关系”在英文中已有固定的用法，即“productiverelations”(WilliamandHoward,1997)或“therelationsofproduction”(WilliamandHoward,1994)，所以译成“生产和交换的条件”，而不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似乎更妥，何况与《反杜林论》中用的同一个词“condition”也译为“条件”呢？于是译文应改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再对照《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定义（指第二个定义）将发现二者是惊人的一致，笔者认为这绝非偶然。为了对照的方便，这里也将《反杜林论》中第二个定义的英文版原文摘录如下：Politicaleconomy,however,asthescienceoftheconditionsandformsunderwhichthevarioushumansocietieshaveproducedandexchangedandonthisbasishavedistributedtheirproductspoliticaleconomyinthiswidersensehasstilltobebroughtintobeings（Engels,Frederick,1876-1878a）④Engels,Fredrich（1876-1878a）的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25，p138)。在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的第一个表述中，我们得到“生产和交换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第二个表达：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⑤(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3)，我们进一步知道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与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生产与交换的形式”。如果把“生产与交换的条件和生产与交换的形式”的科学作为“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的更进一步描述（两个定义在同一本书，按前后顺序应如此），那么第二个定义就更恰当。再看一看《资本论》中我们已校对过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如果“生产和交换形式”与“生产方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二者除研究范围不同外其他都相同，即一个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一个是研究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不正是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吗？看来，过去由于翻译有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对象隔离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时，《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第二卷尚未出版，不可能不考虑《资本论》中的定义，而当时马克思还健在，如果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大的差别，恩格斯不可能不与马克思商量。现在问题是“生产和交换形式”与“生产方式”是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吗？下面将给出论证。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许多学者作了深入的探讨，但由于“先入为主”的影响，这种研究有多少科学意义是值得思考的。限于篇幅，下边我们仅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奚兆永教授（1998a,1998b）的研究为例，做一个简单分析。奚兆永教授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一文中从《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革命，市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①(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J］1998)得出生产方式“甚至把它和生产力看作是等值的概念，将其作为生产力的同义语互换使用”②(引自奚兆永（1998a）的《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一文。)；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以及“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③(Marx,Karl（1867a）Capital（p.8）)这两个地方原文作者认为该用生产力而用了生产方式，就得出了“在这两个地方，马克思都是‘生产方式代替了生产力’”④⑤⑥(Marx,Karl（1867a）Capital（p8）)的结论；接着奚文又认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等同性。奚文通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一句话“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⑤得出“在这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含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是很清楚的”。⑥这里且不说马克思（1847）《哲学的贫困》原著中译文是“、”而不是“，”，一方面从上面引文中“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同义互换并不成立，另一方面奚文不读原著上下文的态度是值得思考的。看一下《哲学的贫困》的原著就会得到，马克思这里的“生产方式”是指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是指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丝毫得不出奚文的结论。为了证明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奚文又引用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商品拜物教的一段话为佐证：“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⑦(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J］1998),奚文由此得出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划上了等号的结论，原因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之间用了一个‘即’字将二者等同起来”。⑧(同⑦)通过上下文可看出，这里的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而不是原文作者所论证的结果。毋需再进一步引用就可以看出奚文在该文中余下得出的结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含义相同，“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含义相同有多少科学含量。同样，奚兆永教授（1998b）在《对有关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其他几种观点的评论--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之二》一文也有许多地方值得再评论，这里仅引用一个与“生产方式”有关的事例做一说明。奚文在评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⑨(同⑦)（吴易风（1997）在论证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时引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话）时，竟然在“反复阅读”中得出了这里的生产方式是“从生产力意义上理解的生产方式”，把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资料”，而且还加了一句“马克思通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划上了等号，把二者看作是等值的概念”，⑩(同⑦)这里可看出奚文逻辑的问题。按照奚文在两文中所作的分析，可以通过等量替换得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制度=生产关系……”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相等的结论，这里奚文的荒谬即可得出。从上面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探讨中，可看出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存在的明显误区。为了证明或反驳一个结论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去探索，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寻找对自己有力的论据。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是造成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长期负面影响的原因，也是每一种说法都是“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的根源。为了证明“生产和交换的形式”与“生产方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笔者没有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找论证，有两个考虑：一个是为了证明一个结论而去寻找论据的作法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有悖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符合笔者在引言中提出的“科学态度”；另一个是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讲的“生产方式”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给出完整的含义，这需要大量篇幅，同时如果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已经改变了说法，这种方法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笔者希望做的是认真研读原著，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这需要纵横比较，逻辑分析，甚至像本节所讲的对照原文等。笔者认为，对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是否同一回事或含义是否基本相同的问题，恩格斯（1876-1878）的《反杜林论》可以作为佐证。原因是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资本论》第一卷已出版，马克思尚健在，而且《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又是恩格斯在此后时间不久开始整理的，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定义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后，接着就对此作了阐述。他写道：“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①（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这里恩格斯首先对生产和交换两种不同职能作了界定，清除了生产决定交换，研究生产就包含交换思想。恩格斯在“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方式和方法”，②（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1)说明生产和交换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方式，这从另一个角度事实上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可以不把分配专列出来。在恩格斯作了第二个定义之后（事实上是第一定义更进一步表达），接着就作了阐述，“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③（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4)这里可看出，恩格斯将“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在互换使用，下面的话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④（恩格斯反杜林论［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60)这里明显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互换。通读《反杜林论》发现，尽管有时恩格斯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产形式、交换形式使用上，要求并不严格，但可以得出“生产方式”和“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是同一回事或含义基本相同的结论。四、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研究通过对照英文版原文和理论分析，似乎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但是，事实上远非如此。一方面，英文版由艾威林博士，而不是马克思本人所译，有误译的可能，尽管恩格斯担任了校对工作；另一方面，中文版译成“关系”不可能是偶然的失误，必须作深入的探讨；此外，上文采用的是《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比较的方法，但是恩格斯思想是否与马克思思想一致并不能确定，生产方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为了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将《资本论》和《反杜林论》德文版有关部分摘录如下：WasichindiesemWerkzuerforschenhabe,istdie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unddieihrentsprechenden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ltnisse（Mark,Karl,1867b）(引自Marx,Karl（1867b）的DasKapital,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Band5,p12)DiepolitischeOekonomie,alsdieWissenschaftvondenBedingungenundFormen,unterdenendieverschiedenenmenschlichenGesellschaftenproduzirtundausgetauscht,undunterdenensichdemgemβjedesmaldieProduktevertheilthaben-diepolitischeOekonomieindieserAusdehnungsolljedocherstgeschaffenwerden（Engels,Frederick,1876-1878b）(引自Engels,Fredrich（1876-1878b）的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Band27，p.343)。在《资本论》德文中，与condition对应的是verhltnis。这个词既有condition意思，又有relation意思（参见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德汉词典》中的条目），而英文版选择了condition，中文版选择了relation（译为“关系”），从这里我们首先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再看《反杜林论》德文，与condition对应的是Bedingungen。这个词只有condition意思，没有relation意思（参见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德汉词典》中的条目），中文译文没有争议。现在问题是verhltnis哪一个译法（指中文和英文）遵循马克思的原意呢？通过反复对照中文、英文和德文版，我们发现恩格斯在英文校对上比较严谨，不是疏忽将verhltnis译成了condition，而至少是恩格斯的理解。他在和生产方式对应的只有生产的地方，译成relation，而在生产和交换同时存在的地方译成condition。如在《资本论》脚注中（中文版第99页，英文版第82页，德文版第49页），它将与“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应的英文译成eachspecialmodeofproductionandthesocialrelationscorrespondingtoit。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直接用Bedingungen，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误会吧。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的论述值得重视，他写道：“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①(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5、31参见英文版第5页。)，注意这里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和交换条件。另外，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的态度上非常认真，他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在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回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②(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35、31参见英文版第5页。)，他在研究对象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应该不会有意更改马克思的东西。综上所述，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译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对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不仅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逻辑上一致、与恩格斯的著作在逻辑上一致，而且也可能准确的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此，在下一节中将给出补充证明。对于生产方式的深入探讨，限于篇幅，留在以后的论文。五、对研究对象重新解读的补充证明和小结本文从英文版和德文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同一问题论述等入手重新解读了在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根据本文的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或者表述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和相应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是否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这是比逻辑推理更重要的事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对生产的形式和生产条件作了深入分析。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对于流通和交换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写道：“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的要素，或者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③(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749)，这说明研究流通过程和研究交换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对交换的形式和交换条件作了详细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把生产和交换作为互相联系又互相作用的整体去研究的。为了便于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研究生产时也研究交换（如第二章交换过程①(在英文版中第二章题目为exchange，译为“交换”较妥。)），不过是在生产的基础，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的交换；在第二卷在研究交换时也研究生产（如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研究中包含了对生产的进一步研究等），但是研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交换；在第三卷，马克思把第一卷、第二卷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卢森贝，1961）。从上述对《资本论》简单分析可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并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仅仅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是“研究各种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参考文献［1］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J］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中国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3］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洪远朋〈资本论〉难题探索［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5］卢森贝：资本论注释［M］第1卷、第2卷、第3卷，三联书店出版，1961［6］郭冠清企业制度演进大纲---个基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2［7］胡钧1997: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J］经济学家，1997，2［8］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M］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4［9］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J］教学与研究，20006［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3］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1867；第2卷,1883；第3卷，1894（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毛泽东1959：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82［15］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97-2［16］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N］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1985［17］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J］当代经济研究，1998，4［18］奚兆永对有关〈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其他几中观点的评论--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二［J］当代经济研究，1998，5［19］赵平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歧，经济学家，2001，2［20］Engels,Frederich,1876-1878a: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CollectedWorks,Volume25,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Moscow,1987［21］Engels,Frederich,1876-1878b:AntiDühring,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Sozialistischen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DietzVerlagBerlin,Band27,1988［22］Marx,Karl,1867a:Capital,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Moscow,1985［23］Marx,Karl,1867b:DasKapital,KarlMark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Sozialistischen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DietzVerlagBerlin,Band5,1983［24］William,Dugger、Howard,Sherman,1994:“ComparisonofMarxismandInstitutionalism”,JournalofEconomicIssues28,1(Mar),pp101-128［25］William,Dugger、Howard,Sherman,1997:“InstitutionalistandMarxistTheoriesofEvolution”,JournalofEconomicIssues31,4(Dec),pp991-1010TheSubjectInvestigatedofMarxistEconomicsReexaminedGuoGuanqingAbstractInthisarticle,author,withthescientificattitude,proceedstoanalyzethesubjectinvestigatedofMarxisteconomicsInvestigatingtypicalworksofMarx,Engles,authordemonstratesthatneitherrelationsofproductionwhicharereferedtointhetextbookoftraditionalpoliticaleconomy,nor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andtherela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correspondingtothatmodewhicharetranslatedinerror,isthesubjectinvestigatedofMarxisteconomics,itis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andcorrespondingconditionsofproductionandexchangeEngles’sAntiDühringisthebaseofthisresearch,andthelogicofCapitalisademonstrationItpresentsthatpoliticaleconomyisthescienceoftheconditionsandformsunderwhichthevarioushumansocietieshaveproducedandexchangedandonthisbasishavedistributedtheirproductsKeywordMarxisteconomicssubjectinvestigatedthemodeofproductiontherelationsof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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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真诚征文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定于2010年11月13-14日在成都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第四届学术论坛。本次论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为主题，向国内外学者征文。现将论坛征文启事告知如下：一、论坛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二、主要议题：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2、《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4、马克思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创新；5、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模式研究；7、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8、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9、其它相关论题；三、论坛形式：会议采取主题报告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形式；四、论坛地点：中国·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五、论坛征文要求及截止时间：1、投稿论文首页需提供论文题目、摘要（5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以及作者姓名、作者单位、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2、排版：请统一用A4纸打印。标题，宋体三号加粗，正文宋体小四1.5倍行距；文中表格、插图，务必保证准确光洁，不错位显示。3、凡来稿注明基金资助，请在首页脚注列出。4、应征论文一般不超过10000字，信封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请将论文在2010年9月25日前挂号寄至：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吴垠收（邮编610074）；并请同时将论文电子版（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fzcxluntan@163.com，在邮件标题上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和作者姓名。5、所有应征论文将由本次论坛组织专家进行审稿，确定参会入选论文。入选论文作者的会议邀请函于10月初寄发。六、联系方式：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74联系人：吴垠电话：13880838859（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0年7月本文来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cenet.org.cn)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30&ID=41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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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中国化 1
文章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就必须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旋律。文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思想理论界的重要地位；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原则，并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建议。在新的一年即将来到的时候，宏观经济调控再次面临考验。产业政策如何制定，金融、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改革如何深化；三农问题、土地问题、富余劳动力等问题既是老问题又是新课题。不断创新的房价已经预示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这些实际问题都不约而同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指导。客观地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主导地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和谐的噪音也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个思想阵地，这既是思想路线问题，也是政治路线问题。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思想理论界的主导地位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就必须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旋律。我们应该在全党明确，经济理论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强烈地反映着自己的价值观，经济学和哲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一样，都对社会的思想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社会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经济理论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则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传共产主义价值观。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就是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理论教学、宏观经济调控、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我国当前真正引起思想混乱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混乱和薄弱。回避传统政治经济学与现实存在的矛盾，回避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事实，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我们必须认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亟需以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市场经济理论，去统一全国人民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总之，我们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长期缺失，更不能容忍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状况继续存在。2、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传统政治经济学曾经在动员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在号召人民武装斗争推翻旧制度，以及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样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曾经给共和国的发展造成过巨大损失，我们党也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据前苏联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一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出来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建立起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一个以“三年自然灾害”为标志的经济危机，开始让我们党有所察觉，有所怀疑。尽管第一代领导人对传统政治经济理论提出质疑，客观上承认了市场在我国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在短期内不会消灭，承认“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可是在党内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工作争论，最终还是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种争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从我们党正式宣布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那时开始，我们才逐步挣脱掉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对我们的思想束缚。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六十年里，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不仅没能起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更多的是起到了思想桎梏的负面作用。实践证明，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起不到宣传人民、组织人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攀篱，理不清、剪还乱。显然，这个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不应该再属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和它的历史命运是由自己的封闭性决定的。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教条主义态度，把传统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实际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结合，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前者窒息马克思主义，后者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2、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食洋不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在本书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尽管传统政治经济学改头换面，但始终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研究对象，且无端的割裂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的自然联系，把生产关系的研究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当初以此为依据进行共产主义实践，无视中国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出来这一基本事实，也无视中国有数亿农民的基本事实；不管小农经济、小商品经济是否主宰这块土地，结果食洋不化，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困难和损失。毛泽东曾经沉痛地说，看来和平年代也会有损失。其实，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农民还仍然停留在现代市场大门之外，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我们的重大经济问题。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被广大农民接受，因为这一政策完全适应小生产或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实际，显然这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能解释的，更不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犹如毛泽东形容的党八股，拿来教人，害了别人；拿来律己、害了自己；拿来治国，误党误国。3、走自己的路，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我们对旧事物的态度历来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传统政治经济学已经走到了历史终点，否定它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决不允许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取而代之的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能够从理论层面上回答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没有阶级性的著名论断，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破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世界级难题。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能够证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的无限潜能，同时也预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要通过创新完整的理论体系，充分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部客观规律，真正成为人们信得过的，能够指导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归根结蒂，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敢于向理论极限挑战，要敢于在创新中走自己的路，要善于引进、消化、吸收，既要着眼于现在，更要放眼未来，我们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体系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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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东尼奥•迈拉：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别国经济的六个步骤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别国经济的六个步骤安东尼奥•迈拉魏文编译 消息正一点一点被证实。现在美国总统布什称将建立一个“民间积极回应的团体”，以便重建处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的经济和机构。这如同是一支“快速干涉的民间大军”。当这个机构做好准备执行它的重要任务时，进行快速干涉的军事机构便会没有限制地摧毁有关的国家，因为攻击之后不久就可以开始重建。这样，美国进行的战争、“人道主义的干涉”和交易完全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是在布什一次抱怨之后提出来的。布什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进行辩解。他说，就在美国军队能够快速转移的时候，民事的官员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几天以前，发布了一条与此直接有关的消息。克莱因在报道中说，去年8月5日布什曾重新建立一个原来已经消失的办公室，或者说重要的媒体已对它沉默。这个办公室的名称是“重建和恢复协调员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官员很快就任命了，他就是卡洛斯•帕斯瓜尔，此人原是美国驻正在“重建”的国家乌克兰的大使。他将负责策划和控制形势类似于伊拉克的国家的“重建”任务。这个政府机构的使命是在武装冲突发生之后的时期对“重建”进行细致的策划。这项内容详细的策划工作打算扩大到25个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并没有任何冲突，所有这些国家都不知道美国正在对它们提出的“任务”。在5月7日布什发表声明以后，这名协调员开展工作的广泛程度就更加明确了。“这个民间积极回应的团体”是由紧急状况、经济、卫生、教育、法庭和公共秩序、民主机构和财政系统的专家们组成的。这些专家能够为解决有关国家的形势“做出贡献”。根据这个被监视的“可重建的国家”的名单，可以建立工作机构，由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ThinTanks的成员组成。它们作为“快速回应的组织”采取行动，在进行战争之前就进行策划，一旦冲突减少，它们就能够“动用和安排资金”。现在人们知道将有一个协调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特别的专家进行交易的“民间团体”。详细的经济和财政重建计划必须根据一份国家受破坏完整报告的结果才能提出来，因此对一个国家的破坏也将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这位协调员对他的工作做了估计，这个办公室能够同时协调3个国家的全部重建活动，时间长达7年。这位协调员还透露了一些计划的细节，足以签署“完整的重建合同”。帕斯瓜尔先生在被任命为协调员以后，工作时间还不到一年，他已向布什总统提出了一项对官员的团体的评估报告，使美国能够协调3个国家同时“全面重建”的任务。事实表明，美国正在实施总的体战略计划分为以下六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美国在有关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比如控制能源、控制重要的潜在市场和原材料；第二步，分析如何控制当地的政府，使其满足美国重大利益的需要；第三步，当美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觉得靠不住时，策划和启动危机；第四步，策划进行破坏和随后的“重建”，这根据五角大楼和重建与稳定办公室制定的计划进行；第五步，发动战争，破坏该国的经济和公共服务设施，破坏其社会经济结构；第六步，进行“重建”，在有关的国家开展全面的私有化运动，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建立一个受到垄断保护的市场，签署重建合同，加快转移财产权。破坏和重建的仔细策划工作将由官员和企业家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进行。他们将确定有计划的破坏限度和密度。总之，这就是由企业家的委员会来进行战争的策划。企业家们的计划和后勤工作将由一个关于“民主化”、“向民主的过渡”、“将自由扩大互世界”的报告作为补充。实际上，这个作为补充的报告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也完全是由那些知识分子们提出的。攻击古巴的计划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这种“解放和民主化的战争”所造成的物质上和社会方面的破坏，被布什在5月7日的声明中命名为“镇压的瓦砾”。对于重建和稳定协调员的任务来说，已有两个先例：一个是伊拉克，这是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和全部破坏的先例；另一个是古巴，它的“经济上和机构方面的重建”计划已在“一个自由的古巴过渡委员会”的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美国行为的极不人道在这两例子中可看得一清二楚。伊拉克已是一个充满“镇压的瓦砾”的国家，自从美国对它发动侵略以来，这种“瓦砾”一天天在增加。古巴是一个正在策划对它的集体财富进行掠夺的国家，除了破坏它的卫生、教育、社会保险之外，还要破坏它“不适当的要求”和“援助的计划”，这是前国务卿鲍威尔主持的“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的。（摘译自2005年5月24日西班牙《起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