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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统一对于商品的价格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着不同的解释方法，但科学的发展规律表明，真理终究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二者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或者二者都是错误的，那么哪一个价格理论更接近实际情况呢？在这里从一种新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马克思的价格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是一致的。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系统可以看成是在人口，自然资源，生产技术，社会制度这四大边界条件约束下的人们进行的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混合在一起的运动系统，在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所有的关系可以分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大系统从功能上可以分成多个有不同功能的小系统，比如可以分为生产系统，生产系统生产各种商品，消费者系统，这个系统消费产品并为大系统生产人的劳动及科技创新，ZF系统提供制度保证和生产公共产品，银行系统提供金融服务等等。这个大的经济系统的运动可以分解为两种运动，一种是缓慢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这变化的是前进式的，一种是正常的周期性的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这种运动有很强的周期性，我们要研究这个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规律，先从基本的劳动说起劳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造自然和自身的活动。随着劳动的发展慢慢地产生了劳动的分工和产品交换，这也就是最初市场经济的开端。起初可能这交换是随意的，慢慢地不同的产品之间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交换比例。劳动的要素有劳动者，自然资源，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一定的合作方式我们把这个群体看成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一经产生就从简单到复杂地发展着。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从简单的一个人的劳动到多人联合有组织的生产自然资源==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从不稀缺到稀缺再到不稀缺。生产技术===从简单的手工工具到普通的有动力机器，再到有动力智能的机器，生产的产品也从简单的几种到品种越来越多，产品功能也越来越复杂。经济制度===也从简单的到复杂。不妨假设一个经济系统共有M个人，这M个人要生存，共需要a1,a2，a2这三种产品，这些产品自然界中没有，但可用自然资源去生产这些产品，因为每个人对某种产品的偏好不一样，但一定的时间里，这M个人对些产品的总需求数量是基本不变，总需求值随便设，比如这三种产品各需要n1,n2,n3，再设定生产某种产品的技术水平不变，就是一个人一天生产产品的数量是固定的分别为r1,r2,r3，我们还假设，自然资源的供给是充足的，每个人都会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每个人也可以任意生产一种产品，但只能生产一种产品。我们再假定他生产的产品不用于自己消费只能用于出售换成货币，他需要的产品要用货币去交换。我们直接引入货币这个概念，从货币的发展历史来看，货币起初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以后慢慢做为交换媒介来使用，在普通的商品交换结束后，商品都要被消费掉，但货币不会。货币一经进入这个经济系统，做为货币就要永远地在这个系统存在下去，从某些方面来看货币又是一种特殊的借据，他没有固定的一对一的借贷关系，所有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产品换取它，又可以让所有人来还。但这种借据一经产生就不会从正常发展的市场上消失。起初人类经济社会通用的货币贵金属，从货币进入这个市场过程来看，在硬通货阶段，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生产者的生产总量，货币生产者生产出货币以后和生产产品的人交换得到并消费产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但进入市场的货币却保存了下来。为了使问题简单，我们假定初始条件下系统里已经有一定存量的货币P，这P个货币全部参与交换。并且暂时不再考虑货币进入，也就是说先假定这个系统中的货币数量是一个常数。现在我们假定一下这个系统中的人都是正常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生产什么，和怎么交换都是自愿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开始时他们生产的数量和交换起始的价格可能都是随机的，交换的结果也不满意，有的产品生产多了，销售不出去，销售出去了，价格也不高，但他们在下次生产和交换时就会调整，一方面减少产量也有可能有的人去生产别的产品，通过很多次完成这个的生产--交换--消费的过程，最后应该会基本稳定在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产品等于需要的产品，产品的价格大家都认可。这个系统的生产和消费基本处于一种定常的状态。这时生产某种产品的人数也基本固定下来，每种产品的价格也稳定了，我们设这时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数分别为m1,m2,m3总人数还是M，每种产品的价格分别为p1,p2,p3这里我们有：产品名称a1a2a3总需求量n1n2n3生产率r1r2r3生产人数m1m2m3产品价格p1p2p3我们假设所有人生产产品的时间是一样的,取为t这时可以列出如下几个方程：产品供需平衡方程m1*r1*t=n1m2*r2*t=n2m3*r3*t=n3总人数m1+m2+m3=M总产值p1*n1+p2*n2+p3*n3=P社会劳动时间m1*t+m2*t+m3*t=T工资(利润)r1*p1=P/Tr2*p2=P/Tr3*p3=P/T求解这个方程可以得到：m1=n1/(r1*t)m2=n2/(r2*t)m3=n3/(r3*t)其中t=(n1/r1+n2/r2+n3/r3)/Mp1=P/T/r1p2=P/T/r2p3=P/T/r3大家可以看到1/r1,1/r1,1/r3就是马克思经济学中说的必要劳动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和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又和社会总的必要劳动时间有关系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两个含义是不成立的。应该是价格和生产这个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和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运行模型，如果要改变假设条件，使它们逐渐地接近实际的经济系统的运行条件，那就会和实际更接近。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之间有着很多内在的联系，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不断地认识中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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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篇章结构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假设，并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比较。本章第一节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在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中存在着两面性，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的不同侧面。第二节分析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透过资本一般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做了基本规定。第三节通过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引发的争论，分析了竞争即“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并探讨了下面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如何从一个普遍的动机出发解释竞争中的不同行为。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追求剩余价值和追求利润，在意义上是不同的。第四节介绍了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利润最大化假设的批评，强调这一批评事实上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讨论了马克思对不确定性的分析，以及在他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如何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目标和行为。第五节简略地评论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与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所可能有的指导意义。此外，在这一节里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概念在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时所具有的局限性。 2．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第一，全面地、分层次地论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的行为和动机的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阐述了他的相关理论，这些层次包括资本一般、竞争、以及不确定性对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影响等。 第二，通过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引发的争论，分析了竞争即“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并探讨了下面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如何从一个普遍的动机出发解释竞争中的不同行为。马克思事实上把当事人的行为在特定社会存在中的客观意义与该行为的经验动机区分了开来，两者并不是必然一致的；另一方面，前者始终像参照系一样，对主观的经验动机起着校准的作用。换句话说，经验动机只是前者的表现形式，而行为的客观意义则可以成为理论上所假设的普遍动机。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追求剩余价值和追求利润，在概念上具有不同的含义。正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才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普遍动机。 第三，本文分析了马克思如何把不确定性引入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分析，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种种非理性。与此相关的是，本文澄清了，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 第四，本文提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概念具有某种结构主义的局限。也就是说，这一当事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构件，执行着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所要求的功能。而这样一来，在这类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似乎就难以解释，第一，经济系统本身的重大制度性变革；第二，制度的多样性以及相应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我们有必要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成就，超越纯粹经济学的视野，对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以丰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来的假设。 3．研究方法 第一，本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在具体研究中，从纵向上按照思想史的沿革对不同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在横向上对当代不同经济学范式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尤其是借鉴了演化经济学的新观点。 第二，本文借鉴了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力图对人的行为和动机假设进行跨学科的、全面的研究。 第三，本文尝试把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这一抽象的理论与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产生的具体问题相结合。分析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如何影响了改革的实践。 4．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本文被翻译为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全文收入，并置于当期的首篇。见SocialSciencesinChina,Feb.2008,vol.29,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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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阐释――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教材《政治经济学》选登(林岗 张宇)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在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也必然要适时地改变自己的形式。近两年来，我们曾在不同的场合下多次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根据这一思想，我们近年来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和著作，并着手编写新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指导思想和基本想法是：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核心的分析经济现象的理论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分析范式。 2．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密切联系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为指导，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提出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原理。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与其他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对话与交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批判性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不应当搞无原则的兼容并包。 4．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反省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基本原理?什么是后人附加的曲解成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什么又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必须加以修改和调整的? 5．内容和形式既不能等同，又不能完全分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反对脱离社会生活而盲目追求数理化和形式化的做法，但是它应当而且完全可能把数学作为其重要的分析手段和形式化的工具。 经过几年的努力，该教材的编写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同意，在本期中，我们选择发表了该教材的前两编，希望能听到学术界同行的宝贵意见，以便能对教材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教材的研究和编写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立项的资助，特此致谢。{记得论坛曾经有过,重发.----HY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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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新阵地
日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在四川省成都市正式成立。据悉，这是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率先采取首席专家加学术团队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机构。该机构将充分依托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平台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广泛支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发展，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创新做出理论贡献，将其打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基地与改革决策智库。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黄新初部长代表省委、省**到会祝贺，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兴起了《资本论》的研究热潮，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历史水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方法与《资本论》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要把《资本论》研究与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在成立大会上高度评价了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的成立。他指出西财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镇，研究院的成立必将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指出，研究院的成立将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赵德武教授介绍了学校采取首席专家加学术团队推进教学科研创新的经验和做法，特别强调指出研究院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构建大平台、承担大项目、做出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逄锦聚教授指出，西南财经大学率先在全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表明了学校师生的远见卓识，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他希望西财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办成中国领先、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基地，为党和**决策服务的智库基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交流与借鉴的信息基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基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在代表学院高级学术顾问的发言中指出，西财有一批以刘诗白教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院一定能够做出很优秀的科研成果；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个整体，不能把前30年和后30年一分为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提法并不准确，应该是改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 在大会主题发言阶段，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的报告以《过度金融化虚拟化与美国金融危机》为题，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虚拟化的根源及成因，认为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性根源，打货币站、贸易战，全球经济复苏就有可能变成持续的复苏；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建设一个不添乱而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黄范章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资本论〉对股份制的分析》的报告，深入分析了股份制的四大分离，指出既不能把股份制等同于资本主义，也不能把股份制视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把所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混为一谈。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著名经济学家李其庆研究员向大会做了题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二卷（《资本论》及其手稿摘选）编辑概况》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再次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活力与创新精神，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院研究院的成立，恰逢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会议理论研讨的主题体现了中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主旋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理论探索。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院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在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性价值，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与创新的龙头基地之一。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堡峻教授、首都经贸大学唐思文教授等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高潮正在到来。 在成立大会上，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继瑞教授宣布了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的成立决定以及组织构成，黄新初部长与赵德武校长共同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授牌。学院聘请卫兴华、谷书堂、刘诗白、吴宣恭、何炼成、张卓元、赵人伟、黄范章、袁恩桢等著名经济学家出任高级学术顾问；成立了由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担任主任委员、国内20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院学术委员会；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刘灿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李萍和刘方健教授任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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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文章：用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台湾政治
用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台湾政治(2005-12-19) 马克思主义一再的走下坡，一再的被抹黑。一个严重的结果就是民主的国度的人民只是用激进，无用来做为它的代名词。导致不仅厌恶而且有恐惧心理！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是人类的一种伟大的学说而已。如同FRUED和达尔文的心理分析和进化论一样，没什么特别，只不过对全球政治版图产生过比两者更大的影响罢了！ 台湾的政治家，眼界是不够开阔的，如同两岸的普通中国人，各大论坛上也只是漫骂和争斗，其实漫骂不是斗争。真的勇士是不屑于漫骂的！眼界的低下导致了很多常识性的东西都会忽视。从目前台湾三合一选举来看，台湾和台湾人民在过去几年的无知其实是很明显的，很多问题在很多明眼人看来或许更为清晰。 马克思经济学是很有意思的，有些东西可以来比照台湾政治任务的一些无知！也可以让台湾人看看自己岛国（如果他们想成为的话）的国民性。 大陆的中学生都知道的事就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可是亏台湾的领导人都是美国或台大的毕业生，却是看不到这一点。就政治搞政治，就做SHOW而做SHOW，用一句话说就是好笑死了！他们拼的都是政治，却想不到吃饭是最重要的，台湾人也是跟着瞎起哄，让人好笑的是居然没有几个学者去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出来说几句学者的良心话，台湾现在就象是吴宗宪----大家集体狂欢集体嗑药集体裸奔----一句话，集体比比谁更淫贱！就在小岛那边正闹得欢的时候，全世界却正在努力赚钱，德国人早在20年前就明白了，美国人10年前就明白了，法国人前两年才明白，台湾人现在才明白，而日本人现在还不明白-------看看大陆领导人也是15年前就明白了。所以没有哪个国家会傻到台湾人这么低智商，现在还在争论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知道现在台湾商人现在在大陆赚的钱也还仅仅是些小钱，仅仅靠的是亲情和乡亲赚钱。因为他们的政治家还在纠缠于形态还在鄙视比他们穷的大陆（从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因为他们的爆发户心理和岛国心理严重制约了他们的政治智商。鄙视别人是正常，如果鄙视还不肯认识他人，总觉得自己是总优越，那么这就是迂腐。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失败是事实，可是如果就此而忽视了它揭示的大真理，可是迂腐。国民党是可怜可悲的百年老店可是他们的最大财富尽让这么些岛国意识的政治家变成是一种负担。毕竟只有国民党才有智慧去包容去为中华奋斗。政治总是一种人类的游戏，更根本的我们还是为了一饭一屋，当国民党在严酷中开创台湾的小龙地位时候，广大的TAIWANESE竟然会为了以前的严酷而对它无情的踩踏。说他们不是中国人我都很难相信，因为这种劣根性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性。等到民进党的劣根暴露无遗，他们才想到要换一换空气，可是如果不反省自己的岛国劣根的话，换到国民党他们也一样会失望。不信吗，请等着瞧！还好连战经过这几年也认识了不少东西，让国民党有点气色，可是，如果不大气或者不敢大气的话，以后还是一样！吃苦的还是TAIWANESE！ 单从经济实质来看，台湾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不值得悲观，可是看了这么多的台湾STAFF，我无法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台湾人很悲观或是变得悲观！为什么这样，你有什么比别人差，什么都不差！就是你的领导人要比别人差就是你的国际定位要比别人差就是你的岛国国民性要比别人差！别人可以有闲亭信步的从容，可是狭隘岛国的心理永远无法有从容！不改变这一点，台湾的民主也只是一种可以让小丑自由跳梁的舞台而已，可以说永远也孕育不了政治家，只有政客！民众也永远不会有包容从容的心态，只有是暴发户心态---------无论你暴发了多久！ 从经济出发，谁都这么做了，可是台湾还很可笑的封锁着自己，三通，不行----其实不是不行---是不幸！大陆的态度，虽然在镁光灯下，他们还是很拘谨，可是他们心理都明白的很！经济第一！他们对台湾的态度也很清楚，不要太过火就行！可是好笑的台湾，却什么都看不清楚！就以为这边都是群坐在地下室里讨论政治的苏联政治家。所以当他们看到大陆不温不火地处理着两岸问题时候，他们的慌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两岸中国人赚世界的钱！连战说的这话，就是认清了马克思的这个大道理。本人是不喜欢连战的，一个本应该很大气的人，被国民党和台湾政治折腾得如此脆弱！肚子里有才，也看得出来是很脆弱的政客而已！但是他的这句话却是他高智商的体现！可以说，这样的人在台湾政坛是一种悲剧，在泥坑里，你斗得过泥鳅吗！赚钱是根本，拼经济是根本！漫骂漫骂漫骂！历史已经无情地在你的漫骂中离你而去，看看台湾折腾的这几年，说是阿扁的失败，却是台湾岛国的狭隘情结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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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9539892.html摘 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使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具体化。新时期30年,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外市场经济为实践源泉,创新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和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等五个最主要的理论假设并逐渐形成共识,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呈现出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以及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等五大科学发展态势。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 一、六次思想解放推动经济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在摆脱各种错误思维定势束缚后的一种认识升华和观念创新。反思想僵化或“左”、反右或自由化,都属于思想解放。新时期30年来,大小程度不同的思想解放有六次。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始于1978年5月,主题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思想解放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开始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体制,试行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各项措施。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始于1984年10月,主题是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整个经济领域的革命。开始建立由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倡市场竞争和运用经济杠杆,启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始于1987年10月,主题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次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较快发展,加快了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速度,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 第四次思想大解放,始于1992年2月,主题是设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促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积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新局面。 第五次思想大解放,始于1997年9月,主题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非公有制发展迅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六次思想大解放,始于2003年10月,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后完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体制建设,并突出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建设,全面开展“八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兼顾体制建设,注重以人为本和民生取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制建设。 伴随着六次思想解放所进行的30年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一是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形态;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三是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四是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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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召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召开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佘科本报讯（12月26日）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日前在京召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1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高鸿业、张薰华、张维达、吴宣恭、杨圣明、有林、程恩富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或提交了书面文稿。 学者们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可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我国才成功地改革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相反,那些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搞改革、求出路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历史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科学指南。 学者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因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不能排斥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借鉴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的优秀成果。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动摇其指导地位,更不是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确实存在着迷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解释力”而将其当作“现代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加以盲目照搬,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过时”的“传统经济学”而“边缘化”的状况。 学者们指出,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对于西方经济学可以借鉴,而不能简单照搬。正如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2917:49:5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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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一)克服传统经济理论背离科学轨道的教条主义错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即“苏联范式”,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但实质上是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二是它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方面,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管客观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一概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绝不允许有半点创新与突破,否则就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其世界观方面来看,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范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根据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主观地规定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人们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而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主张穷过渡,宣扬“集体至上”和“国家本位”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从其方法论方面来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片面倚重抽象法,偏爱规范研究,忽视实证研究;注重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重视经济制度分析,忽视经济运行分析;注重**行为的研究,忽视个体行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范式”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一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摈弃“苏联范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一是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各个同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的层次上描述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动,同时从22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是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基本因素。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二是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4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三是应当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从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充分占有材料,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坚持辩证分析而不是机械推论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都应当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坚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坚持从其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过程来分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二)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就必须坚决地废弃斯大林的“教条范式”,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挣脱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羁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突破,提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征与时代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现代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也分析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首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特征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完全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以资本家对工人的****和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的两极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外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结论,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适用的、有效的,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同古典资本主义既有内在联系,又具有许多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条件、以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主的产组织条件已经转变为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以公司制度和网络组织为主的现代生产组织条件,以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业主企业和垄断寡头以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法人资本、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资本家业主个人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为主的****式企业管理制度,已经转变为以职工参与管理和企业家主导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制、专业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资本独占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制度,已经转变为以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和社会福利化为要特征的现代分配制度。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我调节与自我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3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立刻灭亡,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炸毁”和“剥夺”的方式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性。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突破马克思的已有结论:(1)应当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不会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2)应当突破马克思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是“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清除那些照搬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提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应当在四个面突破那些照搬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大工厂”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看到,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还不可能是囊括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而只能是在企业和农户自主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化、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因此,实行国家经营的范围还不宜过大,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和企业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在实践上,应当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大精神,积极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减少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后,国有经济一般只应在四大领域中存在,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企业中应继续实行国有制,并实行国有国营或国家控股经营。为此,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实行出售改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外,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应当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实行改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二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品———计划经济”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明确认识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配置的自觉性与社会性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产品生产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应当而且必然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这一新的形式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全面地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市场化的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三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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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
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第一章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来说，人类文明史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人类劳动的生产力之提高所造成的。任何一群人，当他们的生产所得还仅堪维持生命所需，当这种必需的产品之外他们再无多余，这时候分工便由无由发生，工匠、艺术家及学者都无从出现。因为在这种匮乏的情况下，这些专业化所必需的技术上的先决条件，无法得到实现。社会的剩余产物如果劳动的生产力处在一种低水平上，每个人都只能生产仅堪供自己维持生命所需的产品，那么人与人之间便无从产生社会性的差异，整个社会之中也不会有任何社会性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是生产者，所有的人都立足于同样的经济水平。劳动的生产力一旦超过这个低水平，便会有少量的剩余产品。一旦产品有了剩余，一旦人的双手能够生产出超过自己生存必需量的产品，便引发了要如何分享这剩余产品的斗争。从此开始，一个社会的总出产量就不再仅由各个生产者求生存必需的劳动量来构成了。某些劳动所生的产品，现在可以用来使社会中某一部份人不再须要为了自身生存而工作。这种情形一旦发生，社会中某一部分人就能变成统治阶级，他们的特征在于他们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自此开始，生产者的劳动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仍旧是用以谋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的，我们称之为必要劳动；另一个部分是用来供养统治阶级的劳动，我们称之为剩余劳动。现在我们不妨用种植场奴隶制度来说明以上所讲的情形；这种奴隶制存在于罗马帝国的某些区域与某些时期中，从十七世纪开始，则见于西印度群岛及葡属非洲群岛，其基础则是当地大规模的种植场。在这些热带地区，奴隶主甚至毋需给奴隶提供食物。奴隶们必须利用星期天在一小块地上工作，这种劳动的产品，便是他们自己的食物供应来源。一星期中，奴隶在种植场工作六天，但这种劳动的产品涓滴也不归于奴隶。这种劳动，便是创造社会剩余产品的劳动，一旦这种劳动有了产品，奴隶便将之完全拱手让出，完全归于奴隶主。在这个例子里，工作周是七天，我们可将之分成两个部分：星期天一天的工作构成了必要劳动，这种劳动提供了奴隶及其家庭生存必需的产品；另外六天的工作则是剩余劳动，其产品完全属于奴隶主，为奴隶主的生存及致富所用。中世纪早期的大幅封建领地也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些领地的土地分成三部分：其一是公地—林地、草地及沼泽属之；其二是农奴为了自身及家属生存而在其上工作的土地；其三则是农奴为了供养封建领主而在其上工作的土地。这个时期中，每周工作日是六天而非七天。一个工作周分成两个相等部分：农奴在产品可归己有的土地上工作三天，另外三天则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毫无报酬，替统治阶级提供免费劳动。劳动的种类有这两种不同，劳动的产品也可以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定义来界定。若生产者进行的是必要劳动，则他的产品便是必要产品。当他进行剩余劳动时，其产品亦因而是社会剩余产品。因此，社会剩余产品，便是社会生产中由劳动阶级来生产，但由统治阶级来占有的那个部分。至于这社会剩余产品以何种形式出现——自然产品，可以卖入市场的商品，金钱——则无关紧要。剩余价值，只是货币形式下的社会剩余产品。若统治阶级完全以货币形式来占有社会生产中‘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我们便采取‘剩余价值’一词，而不说‘剩余产品’。不过我们稍后会看到，以上所言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初步的定义。社会剩余产品是如何产生的？它是统治阶级对生产阶级之产品的一部份行无偿占有的结果，也即是占有而不付代价的结果。当奴隶一个星期中六天在种植场工作，而他劳动的产品被主人毫无代价地取走，社会剩余产品的来源就是在奴隶提供给他主人的无偿劳动。当农奴一周中三天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工作，社会剩余产品的起源亦是在于农奴所提供的无偿劳动。后面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收入，其起源亦是如此——无偿劳动，没有代价的劳动，由无产阶级即工资劳动者提供给资本家，而换不来任何代价。商品，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届此我们已提出了几个基本的定义，此后将会不时用到。现在我们要再加上几个定义。人类劳动的每一项产品通常都是有用的；这产品必须能够满足人类的某一项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劳动的每一产品都有一种使用价值。不过，‘使用价值’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我们说一件商品有使用价值，但有时我们只说使用价值，把使用价值本身看成一件东西，比方说，我们说一个社会只生产使用价值，这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社会中的产品是为了其直接消费而生产的，不管由生产者本人来消费抑是由占有此产品的统治阶级来消费。使用价值之外，人类劳动的产品尚另一种价值，即交换价值。有时候，一件产品不是为了生产者或富有阶级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换、出卖而生产的。一大批为了销售而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复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商品的生产。因此，商品便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换而创造出来的产品；相对而言即非为了直接消费而生产的产品。每一件商品都必须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商品必须有使用价值，不然就没有人愿意来卖它了；购卖者关心的是最后消耗掉这商品，关心的是藉此购买以满足他的某一项需要。一件商品若对任何人都没有使用价值，最后的结果便是卖不掉，形成了无用的生产，正因为它没有使用价值，所以也不会有交换价值。但在另一方面，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却又不一定都有交换价值。一个产品有没有交换价值，要看产生这产品的社会本身是否以交换制度为基础，是不是一个视交换为寻常惯见之事的社会。那么，有没有什么社会其产品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呢？发达到某一程度的分工，是交换价值以及更进一步贸易及市场的基础。如果要让产品不致直接被生产者消耗掉，首要条件是不要让每一个人都生产同样东西。一个社会如果毫无分工可言，或仅有极初步极幼稚的分工，那么显然不会有交换现象存在。一般言之，两个麦农之间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的。但是，只要有了分工，只要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两个社团一有接触，便会发生交换。起先他们之间也许只是偶然交换，但随后交换会变得更恒常更固定。这样子，逐渐地，在生产者只是为了自身消费而制造的产品之外，便出现了为了交换而制造的产品，亦即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即交换价值的生产——发展到了最高峰。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中头一个以商品生产为主流的社会。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也仍并非完全都是商品的生产；有两类产品仍然仅具使用价值。第一类仅具使用价值的产品，是农人为了本身消费而生产的产品，即农庄中生产出来而被农人直接消费掉的产品。这种目的在于农人自身消费的生产，即使在高度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者，也依然存在；当然，这种产品在其整个农业生产中只占极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一般言之，一个国家的农业愈落后，其农业生产中供农人自身消费的比例便也愈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平常很难准确估计这种国家的国民所得。资本主义社会另外一种只有使用价值而不构成商品的产品，是家庭中自己生产的一切东西。虽然极可观数量的人类劳动都属于这种家庭生产，但是它仍然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商品的生产。煮一碗汤、缝一颗扣子，都是生产，但是却不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的出现，及其继起的常规化、普遍化、根本地改变了人类劳动的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读者大概都听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商品生产的出现，常规化及普遍化，和这种异化现象的扩展趋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异化问题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在此详细讨论，但是我们必须格外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商业贸易的历史绝非仅仅限于资本主义这一个时期。这历史也包括着小规模商品生产时期，这我们以后会再讨论。即使是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的社会，也仍有一个时期是以商品为基础的，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有如今天的苏联社会，因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我们如果了解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特性，我们便可以看出，何以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比如今天的苏联），某些异化的现象依然不可克服。显然，在一个不知商品为何物，一个个人生活与社会活动在最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的社会中，异化现象是不会存在的（或者不是以今日这种形式存在）。人工作，但一般都不是独自工作；大部分情况中，人都属于一个集体，这集体或多或少有一个有机的结构。人的劳动直接转变外在物体。这种种情况表示劳动活动，生产的行动，消费行动，以及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受一种相当稳定恒常的均衡情况所制约。当然，我们不要太过美化原始社会。原始社会因其极度的匮乏，是受压力和周期性的灾难所威胁的。它的均衡状态常遭贫乏、饥馑、自然灾害等破坏。但在一灾已去、一灾未来的中间时期，特别是当农业发展到了一个程度，而自然条件亦称有利的时候，这种社会确能使人的活动得到颇大程度的一致、和谐和稳定。分工所造成的痛苦结果，比如生产行为中不再有美感活动、艺术灵感、创造性、而代之以纯粹机械的重复的工作，在原始社会中是不会发生的。反之，就其起源言之，大多数的艺术、音乐、雕刻、绘画、舞蹈等，都和生产，和劳动有密切的关系。人希望把给自己、给家人、给亲友使用的产品，弄成更具吸引力、更引人的样子，这种欲望在当时整个工作的架构中确实可以得到正常、和谐而有机的表现。在那个时候，人类不会把劳动看成一种外面强加的义务，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劳动，远不及今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这般强密而使人疲倦。那时候的劳动更配合着人类生理及自然的韵律。当时每年的工作日数很少有超过150到200天的，但如今在资本主义之下，每年工作日已濒近300之谱，有时甚至超过300。尤其是，原始社会中生产者、产品和产品的消费三者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生产者一般都是为了本身及亲友而生产，因此他的工作有可见的直接效用。近代所谓的异化，其基本原因便在于生产者和其产品之间的鸿沟，而这鸿沟的来由即是分工和商品生产两因素。换句话说，所谓异化，乃是为了市场、为了不可知的消费者工作——而不是为了本身消费而生产——所引起的结果。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如果只生产使用价值，即只生产供生产者直接使用的东西，这样的社会在过去往往是一个贫困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仅易受自然危害，同时还必须把人类欲望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中，因为人类的欲望必须符合其社会的贫困程度及有限的产品种类。人类欲望并非都是天生的。在欲望和生产之间，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欲望的出现之间，有一种不断的互相影响作用存在。人本身欲望的不断增长，自身无限潜能的进展和发挥，乃至人性整体的圆融和成全，都只有在一个劳动生产力能发展到最高点，产品的种类多至无限的社会中才有可能。价值定律商品生产的出现及其逐渐普遍化，形成的结果之一是劳动自身也带有了常规性及可度量性这两种特征；换句话说，劳动己不复是一种和自然界韵律结合，按照人类生理节奏来进行的活动了。直到十九世纪，甚至可能到二十世纪，西欧许多地方的农人工作是没有规律性的：这也即是说，他们一年中工作的强密程度并不是月月相同的。一年中某几个时期，他们非常辛苦的工作，另外某些时期——特别是冬季——则一切活动都近停顿。大多数国有在发展其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都自最落后的农业区域取得了蕴藏丰富的人力资源；这是因为在这种地方，劳动力每年有四到六个月可供招用，而又因为这种劳动力的生存衣食，已大部分由其自身农业活动所提供，所以招用的工资也比较低得多。但若我们看发展程度比较高、比较富裕的农庄，比如说邻近大城市而基本上已走上工业化的农场，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种农场中，工作比较有规律，所花费的劳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劳动量平均分配在整年中，所谓的谈季已迹近不存在。这种情形不仅见诸今日，甚至可追溯到中世纪，至少自十二世纪开始。离城市愈近，即离市场愈近，农人的劳动也就愈发变成为市场而进行的劳动，即变成商品的生产，而他的劳动也就愈发现律化，愈发带有多少稳定性，一如他是在工业企业中工作一样。换另一个方式来说，商品生产愈普遍，劳动的规律程度就愈高，整个社会的组织也就愈益由一种以劳动为标准的计算体制来作基础。在中世纪商业工技发展初期的公团中，或在拜占庭、阿拉伯、印度、中国及日本各文明中的集体生产体制里，分工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我们如果看一看各个社会里的这种分工，会发现某些共有的因素。使我们吃惊的，是发现它们都有在农业与各种手工业彼此间的一种十分进步的结合；不论在城市或乡村中，劳动都己规律化，因而一种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计算系统，已经变成了此集体生产体制中支配其活动甚至其结构本身的力量。我在我的另一本书《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论价值律的那一章里，曾给这种工作时间计算系统找出一整套例子。有些印度乡村里，某一个等级对铁匠业有垄断权，但同时却仍继续在田中耕作，以生产自己的粮食。于是一个规则就建立起来了：当一个铁匠在为某个农人锻制武器或农具时，这个农人不仅要提供所需的原料，同时在铁匠为他做这些东西的期间，他还得在铁匠的田里为铁匠工作。这是一个最显见不过的证据，说明了交换是由工作时间的相等来衡量的。中古的日本农村中，在全体村民中间存在着一种工作时间计算制度；村会计保有一本大册子，他把每一村民在别人土地上工作的时间数登记在这册子上面。那时候每个人都得帮别人，因为当时的农业主要仍基于互相劳动，收获、建筑、饲牲口，都由大家一齐来做。一家中成员提供给另外一家成员的工作时间数，由会计人仔细地记录下来。到了年尾，交换必须要平衡；这也就是说，甲家成员给乙家成员的工作时间数，要等于乙家成员帮助甲家成员的工作时间数。当时的日本人——一千年以前的日本人——把事情已弄得十分精细，他们考虑到小孩子所能提供的劳动量远逊于成人提供者，所以儿童劳动的一小时只‘值’成人劳动的半小时。整个会计系统便是如此建立起来的。要了解这种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计算制度，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个例证，那就是封建地租的转换。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剩余产品以三种不同形式出现：劳动形式的地租（劳役）、实物形式的地租、及金钱形式的地租。当劳役地租要改成实物地租时，一定要有一种转换存在。于是农奴不再每周替封建地主工作三天，而是每季要交给他某一数量的麦子、牲口等等。从实物地租改为金钱地租，则是另一种转换。如果地主和农奴都不愿意在交换过程中吃亏，那么这种转换必定得靠一种相当严格的工作时间计算制度。例如，假定农夫原先一年应该替地主劳动150天，但在把劳役地租转换为实物地租的时候，如果他只缴给地主值75天劳动的麦子，那么地主收入便会大为减少，而农奴却大为得利。我们可以相信地主一定会小心计算，以使地租在不同形式下仍然完全相等。当然，这种转换有时会对某一方不利，比如说，在实物地租转换成金钱地租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了，那么地主便会吃亏，不过这种情形属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直接由于转换本身。这种以劳动时间计算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其起源从农村中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中也可以寻出脉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分工仅具雏型。一部分农人继续制造其自用的部分衣装，这种情形在西欧延续了几近一千年，自中古城市兴起直到十九世纪。对土地的垦殖者来说，做衣服的技能自然算不上什么秘密。不过一旦农夫和纺织匠间的交换制度成了常规现象，交换的标准等值也就建立起来了。举个例子来说，一个额尔（尺度名，约合27至48英寸）的布，可以换十磅奶油，但换不到一百磅。显然，农夫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生产某一定量的布所需要的大略劳动时间。假如在制造布匹所需的时间和生产奶油所需的时间中间，没有一个多少准确的等值可循，人就要在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换来换去了。如果织布较奶油生产更有利可图，奶油生产者定要立刻改行织布去。因为社会此时只是方踏上严格分工的门槛，即不同技艺之间的分野尚不很截然明显，故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转业相当容易，特别是当转业可以迅速带来可观的利益之时。在中世纪的城市中也一样，不同手工业中间，存在着一种经过精巧计算的均衡，这些都写入了各行业的章程，小心而巨细靡遗地说明了制造各种不同货物所需的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简直无法想象一个织工用四小时劳动时间制成的产品，其价格只等于靴匠或铁匠用两个小时便能制成的产品的价格。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以工作时间为单位的计算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这种以劳动时间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是整个我们称为小规模商品生产的时期中社会的特色。这个时期横亘在纯粹自然经济——即只生产使用价值的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任何生产都可以变成商品生产的社会——之间。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一旦我们认定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一个以劳动时间经济为基础，以工作时间的计算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已常规化、普遍化，我们便可以了解，何以商品的交换在起源上，在其本质上，都要倚赖工作时间计算制，以及何以其通则是：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生产它必须用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则是由生产此商品所用的时间长度来衡量。不仅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期，从威廉·配第提到李嘉图的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从劳动价值论的这个一般性定义出发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是以这个一般性的定义为基础，并加以改进罢了。不过，对这个一般性的定义，我们要从几方面加以说明。首先要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赋有同样的工作能量，也不是所有的人在其本行上都有同样的气力或同等熟练的技术。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以个人为准据，来看商品生产所耗的劳动量，即只看每个个人生产一商品时所耗的劳动量，那就太荒谬了。一个愈懒或者愈无能的生产者，制造一双鞋时所耗的时间愈多，这双鞋的价值就愈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交换价值并非只是给愿意工作的人的道德报偿，而是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客观的结合关系，靠这种关系，奠基在分工制和劳动时间经济制的社会中各个行业间，方可以写出等式。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浪费了的劳动得不到补偿；相反，这种劳动会自动地受到惩罚。制造一双鞋时所需要的平均时间，由劳动的一般生产力来决定，记录在行会规章中；你做鞋时投入的时间如果多过这种一般必要时间，你便浪费了人类劳动，无益地工作了若干小时，这几个浪费掉了的小时，给你换不来任何东西。换个方式说，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从事生产此商品的个别生产者所耗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生产这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社会必要’一词的意思是说：在某一时期某一国家中，劳动生产力的一般情况下，生产此商品所需的劳动。到我们更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时，上面这个说明会有很重要的用处。现在必须加上另外一点说明。我们所说的‘劳动量’到底是什么意思？工人的能力不会一样。难道说一个某时间中的工作和另外任何一个同量时间中的工作会完全相等，而不须考虑他们在技术上的差异？这个问题同样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所牵连的，毋宁是一个以不同技术间等式，在市场中的等式为基础的社会的内部理则。这种等式的任何破坏和瓦解，都会立即毁灭掉社会的均衡稳定。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假定一个不熟练工人一个小时的工作，和一个花了六年时间学艺的熟练技工一个小时的工作所值相同，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显然，没有人会愿意成为熟练技工了。在学艺时所耗费的工作时间，变成了浪费，因为这些学艺所耗的时间，在此技工出师后，无法得到报偿。在一个以工作时间计算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年轻人愿意学艺，是因为他们在受训练期中失掉的时间，在以后可以得到代价。因此，我们前面给商品交换价值所下的定义，应该补充如下：‘熟练工人一个小时的劳动，应被看作复杂劳动或复合劳动，是一个小时无技术劳动的多倍；乘倍的系数非任意决定，而要靠得到某技术的代价来决定。’在此顺便要指出，从史大林时代到今天，苏联对复合劳动的解释都有点模糊不清。他们说对工作的报酬要同时根据工作的量和质来决定，但对所谓的质，他们的解说却和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样。按照马克思主义派的意见，质是可以藉某一特定乘倍系数用量来测度的；但俄国人却照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界定质这个观念，因而认为劳动的质是要由社会功用来决定，他们便如此来辩护何以元帅、芭蕾舞女伶、企业经理的收入可以比不熟练的工人收入高出十倍。纵然这种理论广泛流通，以辩解自史大林始而迄今仍在苏联存在的悬殊收入差额（今天的情况较史大林时代要好一点了），但这种理论仍然仅只是一种自辩的借口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其生产之社会性的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其中熟练劳动乃是简单劳动的倍数，而乘倍系数则是一个合理的，可测度的量。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核心，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至于先前我们讨论的社会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理论，则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及历史分析，他的阶级及整个社会发展理论，同他的经济理论连接起来的桥梁——说得更精确些——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前、资本主义之下、及资本主义之后所有商品生产社会的分析连接起来的桥梁。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稍前我曾说过，商品生产之社会性的必要劳动这个观念的定义在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有很大的作用。虽然这个问题在逻辑上言之属于后面的章节，但我觉得现在来讨论它，更有好处。在某一时间内，一个国家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总和，是为了满足其社会成员全体的需求而生产的。一件不满足某些人需求，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商品，先天地便卖不出去。它无交换价值，也不能构成一件商品，而只是某一生产者的玩笑或随兴的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某一时间内此购买力的总和，若不加以存积，而是通通用到市场上去，则此总购买力必须要用来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才不会丧失经济上的均衡。因此，这种均衡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生产的总和，这个社会可用的生产力，可用的工作时间的总和，是按照消费者在满足需求时分配他们购买力的比例，分布在商业各个部门中的。若生产力的分配与这种需求的分划不符，经济的均衡就遭破坏，生产过剩和生产不敷便会同时出现。我们可以举一个十分平常的例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巴黎及其它类似城市都有一个马车制造工业，这个工业和相关联的缰鞍业雇用了成千乃至成万的工人。在同一时期，汽车工业开始出现，虽然其规模尚小，但制造商已达数十家，雇用工人达数千人之多。这个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方面，马车数量开始减少；另一方面，汽车数目开始增多。马车及马车附件的生产，因而便呈现了一个超过社会需要的趋势。这可以从巴黎居民分派他们购买力的方式反映出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汽车生产却不敷社会需要，因为从这行工业开始之时到大量生产之前，这工业中始终弥漫着一处缺货的气氛。汽车在市场上的供应从来没有和需求相等过。这些现象该如何用劳动价值论来表示？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马车工业里耗费的劳动，多于社会需要的劳动，马车工业及车厂中总共耗费的劳动里，有一部分自社会言之是浪费掉了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市场上找不到相等物，由而乃是制造卖不出去的东西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物卖不出去，就代表着在某一工业部门中投下了人类劳动，但这劳动却变成了自社会而言不必要的劳动，即在市场购买力里找不到相等物的劳动。若劳动不是社会必要的，就是浪费了的劳动，没有生产出任何价值的劳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必要劳动’这个概念，实际涵盖了一系列的现象。就马车工业的产品来说，供过于求，价钱下跌，而货物仍然卖不掉。汽车业则正好相反，求过于供，价格上涨，却依然生产不敷。不过，仅满足于这些关于供求关系的老常谈，就表示着问题只停留在心理的、个别的层面上。而若我们深入探究问题的社会及整体面，我们就可以掌握一个基于工作时间的经济系统的内层基础。供过于求这个现象的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因为是无ZF、无计划、无组织的，所以也就无ZF地在某一工业部门上投入了或耗费了多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这些劳动时间变成了纯粹损失，成了无法由社会来报偿的人类劳动。反之，一个求过于供的工业部门，则是一个自社会需求而言发展不足的部门；这个部门耗费的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因此，社会给它利益，以刺激它增加生产，由而使它和社会需要均衡。这是资本主义系统中社会必要劳动这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则更直接牵涉到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问题仍是同一个问题，但现在我们把生产中社会需要（即‘使用价值’）这个因素抽离掉，再来看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生产率不停地在改变。一般言之，资本主义的企业（或工业部门）总是可以分成三个类型；技术上正够得上社会的平均水平；技术上低于社会平均水准，因而是落后、过时、走下坡的；以及在技术上先进而超过生产率平均水准的。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业，如何便叫做在技术上落后，其劳动的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准？这种部门或企业颇似我们先前所说的懒鞋匠，它要用五个小时来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但这个时期的平均社会生产率却要求只用三个小时来生产这么多东西。它所耗费的两个额外的小时完全损失，是社会劳动的浪费。社会所有劳动总量中的一部分既在这个企业中浪费掉了，社会便也不给它任何报偿。具体言之，这就是说这个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准的工业或企业部门产品的售价，接近了生产成本，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因而这个企业的经营利润极低，甚至根本赔钱。在另一方面，一个生产率高于平均数的企业或工业部门（有如一个鞋匠，当社会平均是三小时制一双鞋时，他却能用三小时制造两双鞋），既大为撙节它的社会劳动支出，因而，就得到了较多利润，亦即它的成本和售价间的差额较一般平均利润还要高。当然，对这种较高利润的追求，便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驱动力。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都受竞争所迫，要得到较大的利润，因为这是使它能改进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唯一途径。结果，所有的公司都被迫采取这一个方向，而当然，这就表示昨天高于平均数的生产率，今天却变成了新的平均生产率，因而较高的利润又告消失。资本主义工业的整个战略都起自这种欲望，即由于每一个企业都想把生产率提高到较国民平均水准为高的程度，以便得到较多的利润，但这引起了一种运动，因为整个劳动生产力的平均率不断提高，使得较高利润旋又消失。这是利润率拉平倾向的机械作用。剩余价值的来源与性质什么是剩余价值？我们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观点来想这个问题，答案是很明显的。剩余价值只是金钱形式下的社会剩余产品，这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是工人产品无偿让给生产工具拥有者的那一部分的货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让渡实际是如何完成的？正像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重要的关系都是交换关系一样，这种让渡也是经由交换过程而实现的。资本家购卖下工人的劳动力，然后以工资为交换，他占有了工人的整个产品，占有了这个产品的价值中所包容的全部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剩余价值乃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工人自身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何调劳动力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也是一件商品；如同其它商品，它的价值相等于生产它或再生产它时照社会标准而言的必要劳动量，这即是指工人的广义的生活费用。最低生活工资或平均工资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从人的生理上可以硬性规定的概念，而要把随着劳动生产率进步而时时改变中的人类需要也考虑进去。这些需要会跟着工技的进步而增长，因此不同时期的人类需要很难加以准确的比较。1830年最低工资，不能在数量上和1960年的最低工资相比，这是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吃亏以后才学到的真理。人们根本无法拿1960年一辆摩托车的价钱来和1830年若干公斤肉价相比较，以此证明何者所值少于另一者。说明了这一点保留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重复前面所说的话：劳动力的生活费用，构成了它的价值，而剩余价值，便是这生活费用和此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劳动力生产出的价值，可以很简单地用所耗时间的长度来度量。一个工人如果工作了十小时，他便生产了值十小时工作的价值。如果此工人的生活费用，即他的工资所值，也等于十小时的工作，那么就根本无法产生剩余价值了。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通则：如果劳动成品总量，和生产者吃饱维生所需产物的总量相等，就不会有社会剩余产品。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生产率的程度是这样的：工人的生活费用总是低于他新创造的价值的量。这意思是说，一个劳动十小时的工人，按照当时的一般平均需要，绝对用不了等于十小时劳动的东西来维生。他每日的工资，一定只等于他一日劳动所值的一个部分而己；这个部分以外的，便是剩余价值。由工人提供，但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免费劳动。工资和成品中间一定要有这个差额，不然没有雇主愿意雇工人，因为不这样子的话，卖来的劳动力是不会给卖者带来任何利润的。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结束本章，我们想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三种传统证明方法来谈谈。第一种证法，我们称之为分析证法。我们把商品的价格照其组成成分析分开来，证明分析到最后，所剩下的只是劳动。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可以归结成几个部分:机器的建筑物的耗损折旧，这部分我们稍之为固定资本的更换；原料和附属产品的价格；工资，以及剩余价值所包括的一切，诸如利润、租金、赋税等等。就工资和剩余价值而论，我们在前面已经指明，它们都是纯粹简单的劳动。至于原料，其价格的大部分都可以化为劳动，例如煤矿开掘费用中，60%以上都是工资。如果我们把商品平均生产费用分为工资40%，剩余价值20%，原料30%，及固定资本10%；然后我们假定原料生产费用中有60%都属于劳动，那么我们就已经把总费用中78%都化为劳动了。原料生产费用中其它的部分，又可以分解为其它原料的费用——仍可以化为占60%的劳动——和机器耗损的费用。机器的价格大部分是由劳动（假定占40%）和原料（也假定为40%）所构成的。由是，一切商品的平均费用中劳动所占份量乃逐渐递升为83%、87%、89.5%等。显然，这种分解进行愈彻底，整个费用也就愈发显出是劳动，并且仅仅是劳动。第二种证明方法是逻辑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始处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马克思这方法曾使不少读者感到迷惑，因为这确实不是一个最容易帮助读者了解的方法。马克思是这样陈述他的问题的：商品的数目其多无比；但它们都可以互相交换，这代表它们之间有一共同的性质，因为凡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东西，便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而可以互相比较的东西，必定至少有一样共通的性质。照定义来说，没有任何共通性质的东西根本无法互相比较。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这些商品。它们有些什么性质？首先，它们都有无穷数目的自然性质：重量、长度、密度、色泽、大小、分子性质——简言之，它们有物理、化学以及其它的自然性质。他们的物理性质中，有哪一样可做为比较这些商品的基础？可以做为度量它们的交换价值的尺度？重量？显然不行！因为一磅牛油和一磅黄金的价值完全不会一样。大小或尺寸？更不是了！简言之，商品的所有自然性质，所有物理或化学性质，虽确能决定其使用价值，其相对的有用性，却不能决定其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一定要和此商品的自然物理性质分开。因此，在一切商品中一定要找出一个并非物理性质的共通性质来。马克思的结论是：商品中物理性质以外的唯一一种共同性质，便在于它们都是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的产品。人类劳动这个概念有两重要意思。我们可以把人类劳动了解为特定的、具体的劳动，例如面包师、屠夫、鞋匠、纺织匠、铁匠等的劳动。但是，当我们把人类劳动设想成这种特定的、具体的工作时，我们只是观察到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这一个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关心的便只是商品的物理性质，而这些物理性质，也正好便是使商品无法互相比较的性质。从交换的观点来看，商品之间共有的唯一东西乃是：它们都是由抽象的人类劳动所生产的；这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这样的生产者所生产的，这些人由于彼此都在为交换而生产货品，因此，彼此是以相等为基础而发生关系的。因此，商品的共通性质在于商品都是抽象人类劳动的产品；也就是从这一点，商品才得到了它们之间的交换价值，彼此的可交换性的尺度。因此，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乃是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在此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推论方式不仅抽象难解，同时也易滋生疑窦，许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缠住这一点不放，想要由而反驳马克思，不过他们并无任何显着成果。商品除了其自然性质外，‘抽象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不是其唯一的共通性质？不少人自认为发现了其它的共通性质。但是一般来说，他们所发现的这些性质，若非可归于自然性质，便是可化约为‘抽象人类劳动的产品’这一点。第三种证明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的方法是归谬法。这方法也是最巧妙，最‘现代’的证法。假想一下，一个社会其全部的有生命的人类劳动都消失了，亦即此社会的生产已百分之百的自动化。当然，在目前的阶段，某此劳动己完全自动化，也就是说，有些工厂根本不用工人，但另外很多任务厂仍要利用人类劳动，这种情形不会引起任何特殊的理论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问题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而己。这个问题适足以说明利润率的齐平化，我们在后面会再讨论。但是假想自动化已发展到顶点，所有的生产和服务都用不着人类劳动了。这种情况下还能有价值存在吗？难道能有一个社会，其中任何人都没有收入，但商品却仍有价值，仍可以卖掉？这显然是荒谬的。大量的产品被生产出来，而这种生产却并不创造任何收入，因为这生产用不着人参与。但是有人要把这些产品‘卖’掉，而这些产品却不可能再有任何卖主！显然，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产品的分配绝对不会以出售商品的形式来进行，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普遍自动化造成的富饶程度，‘卖’这个观念就更显得其荒谬了。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若一个社会的生产完全不用人类劳动——我们所谓生产是最广义的生产，包括服务在内——这样的社会也就消除了交换价值。这便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因为一旦生产中不用人类劳动，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看了最后一部分，即“第三种证明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的方法是归谬法”，就能明白hhj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是多么可笑。对于人类来说，商品的价值是越小越好，因为一切人类的劳动都有节约劳动时间的愿望。hhj竟然不知道这个道理。[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3112:41:1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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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何炼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现状不容乐观——边缘化·硬套模型·队伍缩小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如何？我认为，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几乎被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例如过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都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除政治经济学基地班外，其他经济学专业都不学了，全部改为学习西方经济学；过去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课程首先是《资本论》，学习时间一年(144学时)，现在压缩至半学期(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则由过去的72学时增至现在的200学时。二是学生的学位论文，过去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而现在这样的学位论文不到十分之一，几乎都是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硬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日益缩小，老一代已基本上离退休，中年一代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很少，可能不到十分之一，青年一代可能百分之一都没有了。后继乏人，这是最大的危机。 原因在于认识——过时论与无用论·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中国经济学 造成以上问题既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认识不清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动摇，主要说法是所谓的“过时论”、“无用论”，实质上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给个人带来名利，因此这首先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的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难道“过时了”吗？《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难道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吗？如果我们能用新的发展观看问题，“过时论”与“无用论”都可迎刃而解。 第二，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经济学。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分歧，绝不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而是在经济体制层面上。至于二战以后出现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它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态度，与上述两派都是一致的，对经济体制的态度有的可能偏向前者，有的可能偏向后者，也有的可能持中立态度。但是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应当具体分析，如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情况更复杂，仅从苏东蜕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来看，还有不少人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还存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些错误观点。当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这些国家新一代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转向西方经济学了。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摆在我国经济学界面前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也必须发展，不发展就不可能坚持，就会回到教条主义，而不坚持的发展，必然流入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问题在于：坚持什么？如何坚持？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是《资本论》，因此“坚持”主要就是坚持《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流通论、m分配论中的基本原理；“发展”也主要是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结构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学界争论了20多年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现在看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一直认为，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头换面不可取，因而提出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并主编了《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 第五，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例如关于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等的争论，都是围绕着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多数人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在党的十四大文献中被确定下来。进入新世纪后，又出现了一场“挺郎”与“批郎”之争。这场争论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挑起来的，他提出大陆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国企改革的MBO方式(即由国企管理者购买的方式)，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罪魁祸首，其理论依据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争论已延续了近一年，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斑竹留言：转帖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