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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答经济求道者--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市场形态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市场经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哪些阶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又有哪些客观规律？它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扮演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他的产生和发展将是怎样的？很显然，这里面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予以回答。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一问题仍未形成共识，为建立讨论这些问题的共同语言和哲学、经济学基础，又不致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那么我们就必须创建一个全新的经济学范畴，这就是《市场形态》。只有将所有基础理论问题都纳入到这个范畴之内，或者说以这个全新的经济学范畴为依据，才能最终创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社会生产力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并根据特定的生产方式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形态，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发展形态。同样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交换方式加以体现。交换方式是对市场进步程度的集中概括，是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交换形式。交换方式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市场交换种类物的数量、交换规模和交换范围；二、交换所借助的手段；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交换关系。“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它离不开特定的生产方式，但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市场形态就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交换方式上表现出的不同的历史状态。依据历史发展的自然线索，市场形态大致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一、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处于萌芽之中的、偶然的产品交换，我们把这一市场称之为原始市场；二、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简单的商品交换，我们把这一时期市场称之为简单商品市场；三、以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物的商品交换，其市场形态表现为一般商品市场；四、以广泛的信用为基础、以发达的商品流通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可以说，市场自产生之后，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四种市场形态。原始市场最早形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蒙昧时代末期，原始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交换主要表现为偶然的、临时的和混杂物的交换；交换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原始人某种临时的需要和欲望；交换手段主要借助于物物交换。随着历史的推移，当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之后，简单商品交换才逐步在氏族或部落之间推广开来。简单商品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交换是经常的而不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但是，交换依然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交换由混杂物的交换发展为具体使用价值的交换，但是，交换的种类物还十分有限；交换手段依然是物物交换，供求双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质；交换关系逐步由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发展为个体家庭之间的交换；交换过程逐步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价值形态随着简单商品市场的发展逐步由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态演变为总合的与扩大的价值形态。总之，简单商品市场是商品和商品交换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阶段。简单商品市场最早形成于原始氏族社会，“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马克思经常提到：“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他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6页。随着交换日益由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向共同体内部的渗透，“于是大大地促使公社分解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15页。由此看出，简单商品市场得以巩固的历史原因，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出现。它曾长期地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中，在这种市场中，“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0页。马克思把最初的简单商品交换常常称之为直接产品交换。在简单商品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价值规律逐步引入市场，价值规律开始作为自然规律自发地调节着市场交换。但是，由于交换主体受地方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并且相互之间对各自的需求也非常了解，“而且，进入交易的物品的种类不多，这些物品的生产方法往往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又使得上述目的比较容易达到？”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17页。因而，供求之间并不发生大的矛盾。这一般大都由人们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经验积累加以确定。对于简单商品交换，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诗经》中，曾经有过一点描述，在一首叫作“氓”的诗中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中所写抱布贸丝，就是一种简单的商品交换。其实简单商品市场只要不存在外界的和人为的干扰，这种市场就会长期稳定地存在下去。在我国解放初期，大多数少数民族部落，由于地处偏远山区，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刀耕火种屡屡可见，加之大多数部落实行关山锁寨的政策，因而长期保留着这种简单商品市场。据有关方面报道，湖北长阳土家族，在解放三十年的时候，由于长期保留着“汉不入内，土不出关”的旧习俗，因而仍然停留在“三斤苞谷换一斤老酒”的简单商品市场阶段。生产的封闭性和社会的封闭性，往往是造成简单商品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商品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交换借助于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手段；买卖之间的对立关系取代了供求的同一性质；交换关系发展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商品中介人之间的多边关系；价值形态完成了由一般价值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过渡；货币价格作为价值的现实形式调节着供求，供求关系在竞争的作用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简单商品流通代替了直接的产品交换；交换范围由自然地理环境所制约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质。一般商品市场在其发展中曾经历了若干社会形态，但也正是在一般商品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经济才不断得到瓦解，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历史基础。一般商品市场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发产物，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一般商品市场的出现表明市场在其发展中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它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随着交换种类物的日益增多和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发展起来的。为了摆脱物物交换所遇到的麻烦，就需要有一种商品能够统一地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专门充当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就越来越需要这种形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6页，第107页。但是，“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6页，第107页。牲畜是最早成为一般等价物的，随着一般等价物的出现，简单商品市场让位于一般商品市场。当着金银出现之后，就立即承担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社会职能，“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这正是它们的自然属性更适合于承担这种社会职能罢了。一般等价物的出现，直接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价值规律开始作为内在规律支配着市场价格的运动，供求的同一性质被买卖的对立性质所取代，小生产者、小商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竞争，日益为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开辟道路。一般商品市场在不断地扩大中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铺平了道路。现代市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要求扫除一切封建壁垒，革除一切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完成了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上，为市场的急速扩大创造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经济的逐渐衰落相反，商品生产一旦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主要领域，商品交换就主宰了一切。社会分工成为物质生产的最基本方式，劳动社会化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大，市场交换突破了地域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逐步扩展到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总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现代市场所应具备的一切历史条件都具备了。现代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信用交换占据了市场交换的主要领域，广泛的信用把所有的社会成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发达的商品流通取代了简单的商品流通，市场机制以其独立的形式支配着市场的运动；价值规律从本质上反映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迫着耗费在社会生产中的总的劳动量及其分配比例，必须与总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量及其结构相适应；交换关系则表现为全社会的、广泛的社会联系。总之，在现代市场中，商品生产者面向整个世界生产物质产品，消费者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且种类繁多的商品，在高度的竞争条件下，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生产率，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凡不适合社会需要的，跟不上社会发展潮流的，凡是浪费了社会劳动而落伍的生产者，都将被毫不留情的淘汰。现代市场的出现，使得一切社会资源都被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和现代的通信手段，缩短了整个世界的距离。现代市场的发展不断发达着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又不断推动现代市场的发展，在高度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被魔术般地呼唤出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一个现代市场，而现代市场的形成又是市场合乎逻辑的发展产物。市场正是在自我扬弃中，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面目和内容。市场形态是随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不断发展而演进的，只要存在那样一种适合于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它就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中都曾经出现过。简单商品流通与发达的商品流通并存，一般商品市场与现代市场并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中都不可避免的，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绝不会例外，这是市场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只有承认这一规律，认识这一规律，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建全新的经济学范畴可以让我们得出很多新的启示和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并由此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一、市场形态不同，交换关系不同。在原始市场中，交换关系表现一种原始的共同占有关系，交换只能发生在原始共同体之间。简单商品市场的出现，很快就使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发展为单个人之间的交换，或者说个体家庭之间的交换。在一般商品市场中，交换主体不仅有小生产者、小商品生产者、消费者，还有参与商品交换的中介人。而在现代市场中，交换关系则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离开市场而独立的存在。二、市场形态不同，市场交换的种类物、交换的规模以及交换的范围不同。在原始市场中，交换的种类物是偶然出现的剩余物，交换也是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在简单商品市场中，交换的种类物主要是占有者自给有余的剩余产品，然而数量十分有限，交换范围也十分狭窄。一般商品市场则打破了直接产品交换带来的种种限制，交换范围也扩展到一个较大的区域，交换的种类物不仅有来自小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而且还有小商品生产者生产的种类繁多的小商品。在现代市场条件下，交换范围跨跃到整个世界，规模空前扩大，交换的种类物不仅包括各种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各种无形的劳动产品，如劳务、专利、产权、名誉等等。三、市场形态不同，商品流通形式及其所借助的手段不同。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交换形式主要存在于原始市场和简单商品市场中。以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为交换手段则是一般商品市场的主要特征，同时又表现为简单的商品流通。现代市场则主要以信用交换为主，并以发达的商品流通为主要特征，商品交换不仅在时间上是连续进行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相互继起的。四、市场形态不同，交换目的及其行为不同。原始市场和简单商品市场中的交换主体，其交换目的主要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追求的是物的使用价值，而一般商品市场还包括着对价值量的占有，它是从货币的储藏职能发展而来的。现代市场中的交换主体，其交换目的不仅包括以上内容，同时还包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也即价值的增值。正是由于交换目的不同，因此交换行为也同时发生了根本改变，或者说，市场形态不同，交换行为不同。五、市场形态不同，价值形态不同。价值形态的演变是同市场形态演变完全一致的。简单的价值形态形成于偶然的、个别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方式的出现，意味着简单商品市场已经逐步取代原始市场。当个别的、不同种的使用价值，偶然地在市场相遇，就必然使它们偶然地建立起一种等同关系，也即一种使用价值可以和另一种不同种的使用价值相交换，因而使它们偶然地处于等价的地位，并建立起一种极其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尽管在这时，交换的种类物和交换者还十分有限，人们在交换中还受着剩余物生产数量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但这毕竟说明，简单价值形式已经出现。简单的、个别的，偶然的价值形式是价值形态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尽管这种价值形态还异常简陋，然而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价值形态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指总合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出现。这种价值形式的出现，表明简单价值形态已经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当着一种使用价值可以和更多的不同种的使用价值相交换时，它们相互之间便形成了一系列的简单价值系列，并且建立起不同的交换比例关系。扩大的价值形式是以生产剩余物的不断增多和交换种类物的增加，以及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为其历史基础的。显然，没有社会生产的进步，就不会有更多的剩余物用于交换，没有交换种类物的增加和交换者的增加，就不会有扩大的价值形式。然而，没有简单价值形态的发展，便不会建立起广泛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因而也就不会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扩大的价值形态有它内在的缺点，但是，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总是相伴产生的，随着交换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商品交换终于让位于一般商品交换。一般价值形态的出现，预示着市场已经由简单商品市场发展到一般商品市场，它是价值形态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由取得特殊地位的使用价值，作为其它所有使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标志着价值形态完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飞跃。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是简单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交换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克服了物物交换本身存在的各种矛盾，从而扩大了交换的范围和增加了交换的种类，而且也进一步推动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最初的一般等价物是由交换者公认的使用价值承担的，利用牲畜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一般价值形态最原始的表现方式。一般价值形态的中级形式是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出现，使得货币价格成为价值的唯一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因此，货币价格就是价值形态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然而，价值形态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止步，随着货币职能的不断完善，作为观念上存在的货币——纸币又产生了。纸币的产生，一方面推动了交换和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加速了价值的社会运动，同时，也引入了价值运动的新规律，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矛盾，例如通货膨胀就是价值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当着金的使用价值不断得到新的开发和利用之后，金就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了，因而纸币与金的等量关系也日益脱钩，取而代之的就是价值的物质形态，也即社会总产品。社会价值总量则由生产社会总产品的社会劳动总耗费量来决定。由此看来，价值的本质虽然并未改变，都由人类一般劳动耗费量来决定，然而内涵已经十分不同了。现代市场是以信用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当着货币信用得到广泛推广的时候，标志着价值形态发展到第五个阶段。因此一般商品市场就逐步让位于现代市场。显然，信用货币的发展，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与此同时，相伴生的价格形式就是利率。货币信用的出现为信用交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纸币取代金银铸币是货币信用发展的初级形式；商业信用是货币信用发展的中级形式；而银行信用则是信用交换发展的高级形式。信用交换在现代市场中的充分发展，说明价值形态已经步入了它的高级阶段。信用卡的出现，是货币信用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具体应用，它综合了当代信息、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系统论、控制论等优秀的科研成果，从而为我们展现了由现实的货币向纯粹观念上的货币发展的美好远景。由此我们可以发挥充分的想象来预示市场发展的未来。货币信用是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这里的信用不同于道义上的信用，然而，它的起源和发展却离不开道德观念和交换的习惯。言而有信、童叟无欺、信守合同、信守诺言、诚实守信、人无信而不立、“言必信、行必果”，没有这些良好的道德观念和共同遵循的交换习惯，信用交换就无从谈起。但是信用交换的出现，也为欺诈行为准备了更充分的表演场所。中国的“银广夏”、“中天勤”、“中科”；法国的“威望迪”；德国的“基尔希”；美国一连串的“安然”、“安达信”、“世通”、“美林”以及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金融欺诈，违背货币信用规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不分国度、不分社会性质，都出现在信用交换最发达的领域。是谁制造了诚信危机和金融危机？是货币信用交换吗？显然不是，唯一能解释的是道德观念。六、市场形态不同，价值规律及其表现形式不同。尤其是价值规律的内涵不同。现代市场的价值规律是通过现代市场中的市场机制实现的，这与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价值规律显然不同，市场形态的历史变换导致了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及其内涵发生了深刻变革。当着分工和交换日益表现为社会现象的时候，重要的是一般等价物和货币开始作为交换媒介物的时候，价值规律就不再直接表现为市场机制，而由若干要素的集合运动取而代之，通过供求规律、价格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的集合运动，实现着价值规律。其中任何一种要素的变化，都会作用于整个系统，并且通过系统内部的自行调节，以实现在新的条件下的平衡。总而言之，交换方式不同，市场形态不同，而交换方式又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受着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因此，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同一定的交换方式相联系，划分出不同的市场形态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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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企业理论演进（含马克思、列宁、布雷弗曼、马格林和法国调节学派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企业理论演进马克思认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特定的历史过程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变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动态的相互作用决定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出发，结合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商品形式如何在适当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下，成熟为资本的形式；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动力——追求剩余价值的推动下，生产组织如何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从协作向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转变，又如何彻底地改变了技术，最终形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马克思之后，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生产组织出现的现实，晚年的恩格斯、拉法格、希法亭、布哈林、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布雷弗曼进一步从分工、技术入手，对垄断组织内部生产过程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分析；以马格林为代表的激进经济学者，将工厂制度的兴起归结为资本家对劳动进行剥削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开创的调节学派理论从调节社会中人们所必须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三种类型的演进，即简单协作型生产组织为主的外延积累制度、以泰罗制生产组织为主的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积累制度和以福特制生产组织为主的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积累制度之间的相继演进，近年来调节学派的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福特制向索尼制转变问题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组织理论一、马克思的生产组织变迁理论马克思首先描述了一个均衡的市场交换组成的经济体系：所有的商品都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如果所有商品都按照价值进行交换，那么价值增殖来自何处？马克思通过对流通过程分析表明，流通过程并不能产生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来源于从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与其使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通过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能力，货币所有者获得了指挥工人在既定时间内进行生产的权力，其货币相应地转化为资本。资本所有者支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超出生产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继续劳动就能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任何生产过程中，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需要人们计划和实施其自身的劳动能力与原材料、工具及机器的结合；在资本主义商品过程中，在工资和对厂房、设备、和材料的投资既定的条件下，劳动时间越长、劳动强度越大，劳动能力的利用程度越高，单位时间内将购买的投入转化为商品的数量越多，单位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越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越多。在区分简单协作和分工、以及分工的各种形态等概念的基础上，基于劳动能力和劳动之间的区分，结合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发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将分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变迁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及其对劳动人口工作条件所带来的影响，描述了从工场手工业（包括简单协作和分工两个阶段）逐步演变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主导性生产组织演变过程，随着生产组织从工场手工业向工厂制度的演变，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第一阶段，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工场主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在大规模进行的劳动过程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要求有广阔的市场的时候才开始的。”（马克思，1983，32页）在同一资本指挥下雇佣劳动者之间为生产同种商品而进行的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同以往的简单协作相比，资本主义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1）一开始就是以多数雇佣劳动者的集结和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资本形式下的积聚与集中为前提；（2）从属于资本的协作劳动所要求的统一指挥和管理的职能，表现为资本的特殊职能：资本家不仅是为生产而管理，而且同时是为剥削而管理；（3）雇佣工人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来进行的，这种协作中创造的新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作为社会化的劳动组织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协作可以提高组织内部劳动生产率：协作抵消了各个劳动者在劳动技术上存在的差异，使每个工人的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节省了用于生产资料方面的开支；创造出的集体力量，大于他们单个劳动力量的机械总和；协作劳动可以激发个人的竞争心，有利于提高效率；协作可以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使劳动对象更快地通过劳动过程的各个阶段，或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从而缩短总产品工期，提高工作效率；协作可在较短的劳动期间内投入庞大的劳动量，突出完成紧急生产任务，避免经济损失；协作扩大了劳动的空间范围，可以完成单个劳动者无法完成的工作等等。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手工劳动这一技术基础上的，生产过程尚未发生技术变革，劳动者的手工熟练技巧，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起着决定的作用，“在资本的开始阶段，它对劳动的指挥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和几乎是偶然的性质。”（同上，331-332页）第二阶段，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简单协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劳动者在手工劳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劳动的生产组织，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由于“产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同上，345页）工场手工业存在着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形成的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以同种手工业的协作形成的有机的工场手工业两种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都把原来独立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通过其内部的分工专门化，使工人专门从事一个部件或一道工序的操作，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减少劳动的非生产消耗，提高劳动强度；分工使复杂的工艺日益分解为许多个别的操作，工具的日益专门化使劳动工具大大改进；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认为，有机的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通过将原来分散的手工业者结合并实行有机联系的分工，生产的产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和生产过程，缩短了各个特殊阶段的空间距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使不同的操作孤立起来，并互相独立，孤立的操作建立整体联系的必要性使劳动对象从一个过程转移到另一个过程，与后来的机器大工业相比，这种传递方式不仅效率低而且浪费人力。在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内部，“各种不同的互相联系的操作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同时进行，这种结合似的有可能大大增加一定时间内提供的商品量。”（同上，347页）这种同时性是通过分解手工业的活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创造出新的协作条件：分工造成的各种局部劳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各项操作具有连续性、规则性和划一性，“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不同的操作需要不同的时间，因此在相等的时间内会提供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同上，348页），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不同的操作必须使用不同比例数的工人，即分工“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的相对数或工人小组的相对大小，创立了数学上的固定比例。”（同上，349页）从工场手工业整体来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会产生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即纵向一体化现象。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仍然是手工劳动，其内部分工使局部工人终身从事某一操作，而不同的操作又各有不同的要求，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局部工人的培养教育费用极不相同，其劳动力价值也极不相同，这样就出现了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资等级制度，工人被分为熟练和不熟练工人。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劳动的社会结合，使增加工人人数成为技术上的必要，单个资本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决定，进一步获得分工的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增大，从而扩大了资本剥削的范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长年累月甚至终身从事某种局部片面的操作，工人不仅丧失了进行生产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资料，而且丧失了独立制造产品的能力，雇佣劳动进一步依赖于资本，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由形式隶属开始向实际隶属转变；“工场手工业分工使生产上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工场手工业仍然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具的技术基础之上的，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熟练工人使用数量上优势限制了非熟练工人、童工和妇女的使用，剥削范围受到了限制；局部熟练劳动力的培养费用和周期较长限制了剥削劳动的数量；由于“工场手工业的集体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同上，371页）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雇佣工人的全部可支配时间，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要采取更新的生产力方法和生产组织形式来取代它。第三阶段，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出现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发展使生产工具专门化，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了生产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机器的发展、机器协作体系的出现，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阶段过渡。“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和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资料是工业革命的起点，”（同上，373页）这种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在于确定机器和手工工具之间的区别，任何机器都是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组成的，其中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因此，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使用一个工具的劳动者，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工具一起作业，由单一的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力具有什么形式。”（同上，378页）扩大工具机的规模促使了蒸汽机的发明，动力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被使用的工具机数量和传动机构，生产机构开始从机器的简单协作到以机器分工协作的演变：整个劳动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各个局部机器之间的协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之间造成一定的比例，各个特殊的过程之间连续性成为支配性的原则，以机器之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机器体系出现了：机器生产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社会劳动的组织和劳动协作的性质成了由劳动资料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机器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资料的投入却增加了；在机器的价值和机器每天的损耗中失去的并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的条件下，产品由于这种转移的价值与产品的数量成反比，在工作机规模和范围已定的条件下，日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因此机器的使用要求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成为一种经济的必要；机器的采用既扩大了可剥削的劳动的范围、又提供了扩大剥削量的条件，通过采用劳动力价值较低的妇女童工劳动、延长工作日、灵活付酬、改变劳动组织、加速机器运速度和提高工人看管机器的台数，资本家不断地将高固定资本投入转化为低单位成本的商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体系的完全采用，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工厂是“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从而为了生产同一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同上，423页）机器的分工协作要求工人被分配到各种专门的机器上，适应机器整齐划一、单调重复的活动，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机器使劳动条件支配工人具有技术上的现实性，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工人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工人的手工技巧在生产中已日益不起决定作用，智力合并于资本变成支配劳动的权利，劳动者本身成了机器和资本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集体劳动者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同上，428页）——工厂制度，监督劳动以及等级制度达到最终发展阶段。以机器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厂制度，逐步消灭了以手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吞噬了家庭劳动，并深入到农业领域，使农民也逐渐融入雇佣工人行列。在生产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与组织、效率与剥削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减少生产商品必要价值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目的，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得以确立起来。以提高集体劳动能力的生产组织的各种历史形式，是以一定的生产规模为前提并随着生产的扩大而不断变迁的；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生产率；通过资本积聚和集中，借助于竞争和信用，出现了巨大的资本主义巨型企业，企业规模“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中，只有在投入的全部资本仅仅成为唯一的个别资本时，集中才算是达到极限。在一定的社会里，只有当全国的资本仅仅成为唯一的资本家手中的唯一资本，或者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唯一资本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同上，664-665页）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垄断组织理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内燃机和电力的方面与应用、西门子-马丁炼钢技术的推广与钢的广泛采用、若干化学技术的突破等新的技术创新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电机、石油和化工等重工业部门先后建立和发展起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过程，生产规模和金融组织不断扩大，股份公司在德、美等国成为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手中。生产组织的变化，使垄断组织的分析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中心问题。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从资本集中的研究中对垄断组织的产生做了科学的预见；恩格斯在晚年注意到垄断生产组织的出现，在编辑《资本论》第一、三卷时，以小注和增补方式，描述并初步解释了垄断组织的出现。1903年，拉法格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指出托拉斯利用经济手段“消除竞争，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拉法格，1985，212页）这种生产组织是从实际的经济过程的矛盾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托拉斯的利益同银行的利益溶合在一起，”“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系成整体，”“工业和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联合起来。”（同上，270-272页）通过分析托拉斯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演变到它的最后阶段”。（同上，226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对垄断组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基于德国当时垄断组织发展的经验，希法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加快，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产生了通过联合和垄断以阻止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使银行资本职能发生变化：从提供流动资本信用为主向以提供固定资本信用为主转变，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巨额“创业利润”的动力，使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进一步促使生产组织卡特尔化。在希法亭理论的基础上，布哈林指出，“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是资本积聚与集中过程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延续”，（布哈林，1983，57页）这个过程既有横向的同种生产部门的兼并，又有纵向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兼并，各生产部门组成一个垄断企业；这个过程既发生在生产部门，又发生在流通部门，发生在银行和工业之间；经过这样的兼并，国家与唯一一个垄断工业和垄断银行相渗透的垄断经济相结合，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内部，社会分工由托拉斯内部分工取代而完全消失，计划生产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和竞争完全消失；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个又工业国和农业国组成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列宁批判地吸收了希法亭、布哈林关于垄断组织的理论，指出“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列宁，1990，336页）竞争转化为垄断之后，生产以及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都社会化了；与此同时银行之间通过兼并和重组，从集中走向垄断，银行开始监督、控制产业资本，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银行资本相结合而成为金融资本，银行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通过经济上的“参与制”和政治上的“个人结合”，控制着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资本主义演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此基础上，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后，“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列宁，1995，202-203页）二战后，斯威齐、巴兰和曼德尔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垄断资本的发展是否引起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的变化，着重探讨了垄断组织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三、布雷弗曼的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作为第一位重新将马克思对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分析应用于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者，布雷弗曼试图系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劳动人民的职业和工业结构的变化。其中心论点是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分工将劳动的概念和执行区分开来，以便保持并加强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来榨取更多的劳动。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科学本身转化为资本被系统地应用于生产，通过科学管理和工业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深了组织内部分工，劳动者技能日益退化，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布雷弗曼指出，为了在越来越少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必须改进生产方法和提高机器的效率：“管理部门致力于分解工人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把它改组为管理部门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新生产方法和机器则是管理这种努力的部分体现。”（布雷弗曼，1978，151页）在生产组织内部分工使工人成为局部劳动者的基础上，科学管理运动通过工业工程师的动作和时间研究，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适合各种训练和作业标准都原先定好，然后要求雇佣工人按照同机器规格最为相象的规格来适应生产上使用的机器的节奏，雇佣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一般的、不断重复的各种标准化动作；流水线生产的出现使手脑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管理部门取得了对装配速度的绝对控制，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劳动“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同上，152页）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与机器演变相一致的，机器演变的关键因素是对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机器从简单固定的构架取代人的双手去操纵工具的运动演变到整个工艺过程从头至尾不仅用机械而且用电力、化学和其它自然力来操纵，“逐步并尽可能地消除工人的控制职能，并把这种职能转移到由管理部门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尽可能地加以控制的一种装置上去。”（同上，190页）“资本的社会化事业和把管理权叫给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年代顺序上是同管理活动范围无限扩大相一致的。不仅企业规模在高速度发展……而且管理的职能也非常迅速地得到扩大”。（同上，230页）生产活动通过科学管理和机器的发展进行充分改组以后，职能部门也必须重新进行划分，每个职能部门都有其主管的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方面：规划、设计、研发、计划、生产管理、质量检查、生产成本核算、工作研究、方法研究、工业工程、规定发货路线和运输、原料采购和管理、工厂和机器的维修、动力、人员的管理和训练等等；当基本工程技术需要得到保证以后，为了实现包含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中的剩余价值，销售职能成为垄断组织的第一需要；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从一种单线组织改组为适合把职权再分为各种职能的各个职员组织的合成体，管理成为生产组织内部实现控制、类似于生产这种劳动过程而进行的一种劳动过程，其中也包含着各种对抗关系；垄断生产组织的巨大规模使其内部的计划实际上成了必要的社会协作计划的粗糙代替品。垄断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减少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需求，管理职能的扩大、销售机构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机构的雇佣人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而创立的新工业、新服务业也吸收了大量劳动者。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的简单化使劳动者技能水平下降，越来越成为资本的工具。四、激进经济学者的生产组织起源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对大规模生产组织内部极度分工的“不满情绪”如旷工、离职、罢工、生产中的破坏活动和玩忽职守等显著增加，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的，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劳动等级制分工问题。西方主流学者和模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技术必要性来看待劳动等级制分工问题：在一定的技术背景下，通过工作分割和常规化提高生产率，最终使以劳动的等级制分工为特征的工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以马格林、鲍尔斯、金蒂斯和柯亨为代表的激进经济学者，通过对工厂制度和大规模生产组织兴起的历史考察，指出工厂制度内部的劳动等级制分工并不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工厂制度和大规模生产组织实际上是资本家用来剥削和更好地控制工人的手段。马格林从批评斯密关于分工提高效率的三个原因入手，指出分工节省任务传递劳动时间只是在每一项操作持续很长时间时才是必要的，但节约操作转换时间在总操作时间内无关紧要；分工促进机械发明与分工使劳动者愚昧相矛盾而不具有说服力；分工提高了熟练程度，但当考虑一些需要长期时间的工作如外科医生、钢琴演奏家和歌剧演员时，这一点非常有限，而且早期工厂和生产中儿童、妇女和成年男性很快学会所有各种技能。因此劳动等级制分工并不具有技术效率上的优越性，劳动分工通过“分而治之”维护了雇主在财务上的支配地位和直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中介人的地位，在等级制组织中，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强迫加快劳动速度、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以及工作分割分化了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和控制力量等大大降低了劳动力费用，最终使工厂制度成功地取代了传统的劳动组织。鲍尔斯和金蒂斯在马格林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家拥有大量资金用于新机器的开发，为发明者提供了稳固而显著的市场，以获利为目的的发明者试图通过使自己的发明适应与工厂生产的社会关系相一致的各种生产方式来满足资本家的需要，最终使技术创新模式绝对地偏向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等级制的分裂的生产关系。他们以凯瑟琳·斯通关于美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研究为基础，分析了“钢铁大王”们通过警察部队破坏联合的钢铁工会，打破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建立起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在生产中大规模地引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过程，因而不是技术支配了生产的社会形式，相反是生产的是社会关系广泛地支配了技术。通过对包买商制度向工厂制度转化的分析，柯亨指出机器生产的出现、中心动力源的存在和技术不可分性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家从只控制产出转化为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工厂生产使资本家既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又获得了通过监督生产过程、榨取更多劳动的收益；因此生产组织是资本家创造地、能更好地对工人进控制和剥削的工具。五、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体系变迁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滞涨局面与主流经济学政策上无能，以阿格利耶塔（Aglietta，M.）和布瓦耶（Boyer，R.）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卡莱斯基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发展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理论框架，形成了法国“调节学派”。调节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关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调节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物质条件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理论，一定的制度形式和调节方式之间的相互补充，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组成的积累体系，制约着资本积累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特定的积累体系的内部各方面相互协调使资本积累过程或资本主义再生产按该制度特有的规则性继续进行。当经济技术的发展或调节方式的不适应或不完善等原因破坏了积累体系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均衡，资本积累过程就会出现周期性或结构性危机：前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不均衡而产生的，可通过现有积累制度自我调整解决；后者意味着积累过程的变化使得现有积累体系与资本积累过程之间存在矛盾，必须向新的积累体系转变才能解决。利用上述分析框架，调节学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积累体系经历了以简单协作的生产组织形式为特征的外延型积累体系向以泰罗制为特征的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制度；泰罗制积累体系内在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使其在战后被以福特制为特征的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所取代。福特制积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基于以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断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末，福特积累体系五个方面的内容都不再具有过去的属性，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已不复存在：生产组织内部极度地等级制劳动分工造成的激励问题，使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日益困难；投资项目庞大，延长了形成生产能力和赚取利润的时间并增大了风险；劳资之间寡头垄断局面使工资和价格下降的调节形式难以发挥作用；市场饱和以及消费模式向多样化转变，建立在标准化产品、长周期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不再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福特制生产组织获取高额利润更加困难；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支难以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各国经济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国际环境。福特制积累体系面临着向新的积累体系如“后福特主义”或“索尼制”演变过程之中。布瓦耶描述了新积累体系已经呈现的部分主要特征：持续的产品/工艺创新，受终身雇佣的具备高技能和高归属感的雇佣工人；对剩余的折衷分配；生产组织通过多级分包网络来利用市场、产品和技术信息，并保持分包商之间的竞争；制造业、银行和国家分担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Boyer，R.，1991）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理论的简要评价结合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组织生产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下产生，而生产过程的发展又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的。他对工场手工业向工厂制度变迁的分析，为生产组织变迁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但是英国生产组织后来的发展与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原因在于：（1）马克思没有看到英国生产组织内部熟练工人影响技术的能力，熟练工人通过车间工会巩固了他们对原子状生产组织内部劳动分工、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安排和流动以及劳动支出与工资的关系的控制能力，甚至还支配了新技术的应用，即马克思忽视了特定的劳资关系对生产组织应用技术和进一步分工的限制；（2）竞争和信用促进资本集中需要其它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容易维持相当容量的市场以维持小规模生产组织的存在；商业银行偏好负债和中间业务，根本不重视资产业务如投资和长期信贷，产业资本家融通资金主要通过自身积累和银行借贷使股份制度在英国不占主导地位。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依据当时德国或美国生产发展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垄断问题，但是他们着重分析的垄断资本形成所引起的经济关系变化和经济、政治矛盾的加剧，并把它与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联系起来，而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发展，他们对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垄断生产组织发展到国家托拉斯直至消灭生产组织内部分工仅仅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推理：技术进步既提供了生产集中的可能，也有助于生产的分散化趋势，如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力、多用机床、化学和卡车以及战后的各种新材料、新动力、电子技术等等；扩大生产产生规模经济要受到技术本身、管理能力、运输成本和各种风险的限制；（高峰，1996，31-38页）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专门化生产机器，不可能由大规模生产本身生产出来的工业二重性的存在；所有这些技术和经济因素都对垄断组织规模的扩大起制约作用。布雷弗曼对垄断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过程的杰出分析，进一步修正和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的理论，恢复了劳动过程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问题在于他忽视了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度建立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保证了资本家获得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在等级制分工条件下的开发；同时他的理论也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劳动概念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问题。激进经济学者将生产组织的产生归因于资本家剥削的需要，强调了劳资关系在生产组织起源和兴起中的作用，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激进经济学者混淆了等级制分工促进效率提高和等级制分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割裂了技术与劳资关系之间的辨证作用，将生产组织的产生归结为资本家主观意志的产物，忽视了生产组织产生的客观技术基础；例如琼斯以1700-1870年英国丝绸业从包买商向工厂制度演变的历史经验证明，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其扩散是为了利用水力和更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而不是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需要；（Jones，1987）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等级制分工的建立导致新技术的应用，其采用的历史材料难以证实：“钢铁大王”打破工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使“美国的钢铁制造业的每个生产阶段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其创新速度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斯通，1974，66页，转引自威廉姆森，2003，327页）技术效率优势是等级制分工的客观基础，而不是相反。法国调节学派通过积累体系和制度形式等中间概念，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演化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其理论主要着眼于宏观角度和描述性比较分析，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还需要更为具体的概念，何况调节学派对20世纪70年代生产组织的描述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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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再议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石
再议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石的重要性创建和繁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是我们认知客观世界的理论基础，体现着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形成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探讨客观规律的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就为统一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体现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才能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当我们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建了全新的经济学范畴—“市场形态”，并依据这一经济学范畴回顾和考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否定错误的风格，勇于承认和纠正传统理论中的谬误，即使是老祖宗讲过的，即使是写入党章的也不可怕，只要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应该大胆纠正。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创建的“市场形态”这一经济学范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这一经济学范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理直气壮地说：1、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商品是万恶之源的结论是错误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消灭商品和商品交换的结论更是错误的。“市场形态”理论告诉我们，市场和交换是伴随人类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只要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即使发展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市场交换仍然会存在，如同市场形态更迭的历史事实所告诉我们的，市场交换在进化中所改变的只是交换方式，而绝不是否定市场交换。2、商品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源，因此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商品，就必然要消灭市场交换。“市场形态”理论认为，市场是客观规律，是伴随着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自然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不可能人为消灭的。假如马克思年轻时真的说过这样带有革命激情的话，我们当代的人应该给予理解，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激情的言论不属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资本论》第三卷，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老年的马克思已经在倡导“重建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在这里也成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3、公有制单位之间不可能建立商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进行私有化改造，这是多年来我国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及实行国企改制的理论依据，甚至包括对现行土地制度的邹议。“市场形态”理论认为，市场的产生并不同私有制相联系，发源于原始氏族公社之间的、具有共同占有交换关系的简单商品市场，其存在的历史要比现代市场久远的多，历史也长得多。这充分说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在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在于国有和股份制，更不需要实行全面的私有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构造符合国情的、并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各类市场主体。构造市场主体就要以人为本，就要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家庭着手，因为个体家庭是社会构成的一个最基本细胞，个体家庭也是社会主义市场中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市场主体。4、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在我国积极倡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张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和公正，ZF应就必须建立退出机制，一切让位于市场来管理。但“市场形态”理论却说，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具有天然属性，土地、矿藏、水源从来不是由市场任意配置给某个市场主体的，那些最早发展市场交换的族群，恰恰是那些首先占有交换资源的市场主体，而占有是不可解释的事实，市场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是通过交换重新配置资源，其余的则交给统治者去做。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下那些主张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人，纵观世界各国历朝历代，有哪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完全由市场配置的。闻所未闻。5、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句话我们并不陌生，如何实现效率优先，那就必须实行市场化改革，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一句话统统市场化。面对这样让人无法理解的问题，说明我们确实需要深入研究市场发展史。市场形态理论认为，自从有了国家，人们在市场中交换就必须遵循习惯和法律，有哪些市场客体可以交换，有哪些市场主体可以参与交换，由于人文历史不同，这些内容也不相同，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都不会允许市场主体、市场客体任意市场化。古人尚且知道这一点，而我们现代人却愚蠢到要保证效率优先就必须统统实现市场化，实在是可悲可叹。6、市场运行的内在机理是市场机制，它的合理性也仅仅在于市场是伴随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自然产物，因此人类受市场的摆布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类在市场面前从来不是被动的，管理市场，调控市场历来是各个国家的重要任务。我国自先秦时期就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市场调控理论，“轻重家”理论就是专门以市场供求、货币价格为调控对象的调控理论，他们最早认识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的市场规律，币重即指减少货币流通量，可抑制社会需求，调节供求关系，使商品价格下降，以达到物轻的目的；反之，币轻就意味着货币投放多，物价因此上涨，此即为物重。轻重家认为“衡无数也”，也即物价的平衡不是绝对的，怎样实现“准衡”呢？“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也就是说，当供大于求时，国家应抛出货币，使价格上涨；当供不应求时，国家应抛出商品收回货币，经过不断调整，使商品价格趋向平衡。“遂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现在我们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只不过增加了债券、利率和准备金等调控工具。其实，我国的市场调控理论和实践要比西方古典经济学早上千年。而凯恩斯理论则出现在现代社会，包括佛理德曼的货币理论，都产生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他们认识国家参与市场管理和调控的重要性要比我们晚的多。可笑的是，我们有位经济学者居然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埋葬凯恩斯主义，甚至把导致金融危机责任归咎于ZF调控，而且极力反对ZF对市场的干预，真不知他们顶礼膜拜的是何种理论。7、既然市场是客观自然的产物，那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市场。市场从来就不承认社会公平，更不会关注社会道德，市场形态理论要求我们的执政者在监管和调控市场运行的同时，必须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否则社会可以通过市场外部力量扭转市场运行轨迹，最后以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的方式予以矫正。其中现代市场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是现代市场的产物，他的运行机理除了要遵循市场机制外，更重要的是供求之间力量的博弈，这种博弈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集体的行为，“团结起来就是力量，”这是实现劳动力供求博弈的关键，尽管“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不会再次发生，但劳工运动绝不会止步不前，因为劳工运动是维护劳动者利益，与资方博弈的基本手段，是符合现代市场发展逻辑的必然产物。另一个典型就是房地产市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全盘否定住房租赁分配制度并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后，我国的住房分配就以更大的不公平取代了原有住房制度的不公平，这恐怕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住房市场化的结果不仅制造了“亿万富翁”，也制造了千万个“房奴”；在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制造了投机和泡沫；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背后还隐藏着腐败。也就是说，市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培育毁灭自己的力量，美国次级贷和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8、市场依靠优胜劣汰的原则推动着市场发展，市场形态理论印证了市场在发展中不仅消灭了原始共同体，发展了市场交换，同时市场交换还瓦解了奴隶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般商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现代市场制度。市场存在的理由很简单，有社会分工就有市场交换，它的存在不以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为转移。市场的发展也绝不会停止在现有阶段，可以预见的交换方式即无纸币交换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更为先进的也就是观念符号式的交换也将随着市场的发展终究成为现实。总而言之，市场形态理论为我们兼收并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石，也为我们吸纳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条件。重要的是，市场形态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演化发展，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空想成分和错误结论的清理，同时我们还可以藉此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批驳。市场形态理论具有包容性，只要是符合科学的经济理论都可以容纳其中。以市场形态理论为经济学范畴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终会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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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论劳动合约---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再探讨
摘要：文章以企业理论重建及两大方法论体系的甄别为论述的切入点，探讨和界定了实体－条件论的若干核心范畴，即作为社会实体的劳动或劳动实体、作为社会条件的合约或合约条件以及作为社会实相本身的劳动合约，进而倾向于将企业性质锁定在劳动合约的特殊范畴上，而将市场合约仅仅视为企业合约本身的个别表现，亦即，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乃是同一劳动合约的基于两大方法论体系的不同表现，从而更好地支持和诠释了企业作为协同劳动本身的签约与再签约过程的组织性质。Abstract:Fromthestartpointsoftherebuildingonenterprisetheoryandthedistinguishingbetweentwosystemsofmethodology,thepaperdiscussesanddefinesseveralcorecategoryonentity-conditiontheory,thatis,labororlaborentityassocialentity,contractorcontractconditionassocialconditionandlaborcontractassocialphenomenoninitself.Furthermore,theauthorwouldliketotakethenatureofenterpriseastheespecialcategoryoflaborcontract,whiletakethemarketcontractastheindividualmanifestation.Thatistosay,therelationsbetweenenterpriseandmarketarethedifferentmanifestationbasedontwosystemsofmethodologyinthesamelaborcontractinfact.So,thispapershouldsupportandexplainbettertheconclusionthatenterpriseisthecourseofcooperationLabor'signingandresigninginitself.关键词：企业理论 方法论 劳动实体 合约条件 劳动合约Keywords:EnterpriseTheoryMethodologyLaborEntityContractConditionLaborContract一、引言：两个重要问题（一）企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建的核心。从这种意义上讲，一方面，企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建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企业理论本身的重建也具有实质的理论意义。因此，在展开全文的总体叙述之前，有三个似是而非的“命题”需要先行地予以明确和破除：（1）马克思有无真正或“完整的企业理论”（孟捷，2003）。要破解这样的命题，必须真正理解什么是企业，破除《资本论》的研究重点和中心与企业理论无关的理论偏见；可以肯定地讲，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具有严整的关于企业演化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分工的论述，关于劳动条件或生产条件的论述，以及关于劳动协同的形式的论述，无疑是在总体的意义上完成了对现代企业理论内涵的奠基（韦伟、许光伟，2004）。（2）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主体内容是否就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左大培，2001）。恩格斯（1970，第144、147－148、210页）说过：“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那是因为经典作家努力将《资本论》与其所一贯致力于的研究任务相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任何时候亦未放弃对创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所作的不懈努力，所以，恩格斯同时也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以及“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等等。（3）总合上两者，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出发点是否仅仅在于“资本雇佣劳动”。如果现在就申明“劳动雇佣资本”是马克思企业理论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组成，或许是超前的“理论臆想”。但是，从理论的出发点而不是从逻辑的出发点来看，整部《资本论》毫无疑义地正是由劳动价值论开始的，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潜在逻辑，尤其是该卷的第十一章“协作”、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企业理论中的“经典之作”，因为在该章中马克思实质上已经提出了“总体劳动和协同劳动创造价值”的非凡创见及思想（许光伟，2004a）。由此，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出发点，溯本正源，从逻辑而言应是劳动范畴本身，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则又是整体主义方法论性质和意义的劳动范畴，即劳动实体。（二）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甄别。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理论重建的理论任务的提出，使整体主义方法论本身的“重建”显得尤为迫切，于是，甄别问题的提出既在情理之中又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独特的视角和途径。（1）哲学。如果说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哲学概括两大方法论体系的根本分野是适当的，则分别以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哲学、中国老庄哲学的术语结合叙述根本分野的具体方面同样是适当的。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结合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话语则是：“一”规定实体的尚未展开或存在本身，包括实在和实存；“二”规定实体的直接展开，包括本质和现象；“三”规定实体的间接展开，包括个别、特殊和一般。由此，由个人实体出发两大方法论体系有了第一个根本分野：即后者没有局限于规定的表象，而是将个人实体作为“实在”界定为“劳动能力”、作为“实存”界定为“劳动关系”，将个人的本质实存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现象实在、实存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诸种形式或社会形态本身，并且将二重性本身始终看作是由矛盾性所规定的结果和表现。（2）逻辑学。哲学决定逻辑学。根据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哲学和逻辑学思想，老子的“万物生成”的思想在逻辑上有两个决定的环节，即“一生二”和“二生三”，实质又是矛盾性的辩证法的展开的过程，亦即，矛盾性对二重性的外部规定的展开过程和矛盾性对二重性的内部规定的展开过程。具体而言，整体主义方法论强调：本质和现象只是个人实体从而也是劳动实体作为矛盾体——基于劳动（生产）过程和劳动（生产）方式的劳动力（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体——的直接的外部规定的展开，两分法研究在概念上的暂时性决定此时的“本质”范畴还只是“本质的展开”、缺乏对应物存在，同样，“现象”范畴也只是“本质的展开”的诸种形态、缺乏相应的对应物，进而决定个别、特殊和一般诸范畴必须要有相应的“实在”、“实存”的内涵蕴存，亦即，二重规定性最终还必须是由矛盾规定性在事物的内部加以展开。由此，两大方法论体系的第二个根本分野是：凡是前者简单规定个别、特殊、一般的地方，后者对应蕴存的是条件（条件本身）、实相、实体（实体本身），从而，我们看到了“本质”的对应物的存在——实体本身，看到了“现象”的对应物的存在——实相，同时也看到了二者的“中项”——条件本身。（3）数学。逻辑学决定数学。简言之，“个人－产权－社会”生成的是个体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劳动－所有制－社会”生成的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逻辑，两大方法论体系的第三个根本分野于是在数学建模上表现出了相“决裂”的态势，即由效用价值论走向的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总称，而由劳动价值论走向的是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传统的经济学总称。但是，无论如何后者对于前者的“否定”并非纯粹的，而是扬弃性质的，即由“恩格斯的劳动故事”与“马克思的劳动故事”所界定和凸现的劳动与个人（劳动力）的差异和不等同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亦即，“”的形式化等式只是问题的表象的本身，而“参照系意义”的背后是所有制与社会性质的暗流涌动，换言之，的量值正是特定的社会系统的内在尺度（韦伟、许光伟，2004）。 二、劳动实体：作为社会实体的劳动（一）劳动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体劳动，作为社会实体，即劳动实体，首先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体”，从而扬弃了个人实体在此意义项下的全部内涵。于是，我们其次一方面看到的乃是“实体”范畴本身内涵的变迁：从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到其本身的对应物——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看到劳动二重性由于矛盾性的规定而在劳动矛盾体内部的序列地展开，亦即存在：劳动个别（各种各样的劳动或私人劳动）→劳动特殊（生产商品的劳动或协同劳动）→劳动一般（人类一般劳动或社会劳动）；从而，劳动特殊——从层级结构意义看的作为社会实体的劳动实体——本身即表现为劳动实相（总体劳动或协同劳动），其具有的二重性质无疑是条件劳动——与私人劳动相联结的协同劳动和实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相联结的协同劳动（韦伟、许光伟，2004）。由此，我们得到的更为一般意义的结论是：本质对现象的直接的展开可界定为矛盾性对二重性的外部规定，而实体本身借助于条件本身（劳动条件、生产条件或社会条件）对实相的间接的展开可界定为矛盾性对二重性的内部规定，所以，也正是从这点意义上讲，劳动二重性由劳动矛盾体本身的规定性所规定而非由商品体的二重规定性规定。（二）效用内含于劳动之中“效用内含于劳动之中”是劳动价值论扬弃效用价值论的第一要义。包括两层涵义：（1）净效用最大化。恩格斯（1965，第605页；1970，第305页）天才预言：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依据恩格斯预言及整体主义方法论，可以设立劳动对效用关系的基本模型：，其中，N代表净效用、U代表正效用、L代表负效用或劳动的本身。显然，仅仅从商品价值来自于“净效用”的事实看，效用或所谓的正效用正是从负效用或劳动之中分割、派生而来的，而进一步地“社会中个人”追求净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是“边际社会劳动”等于“边际社会效用”，使得劳动生产力的社会表现或实体劳动生产力本身找到了相对核心或极致的实现形式。（2）商品实体。接着上面的思路：劳动二重性不由商品二重性所规定，恰恰相反，商品二重性乃是劳动二重性的对象化，故“效用内含于劳动之中”首先是体现于商品实体之内的。亦即存在商品的三段论式的逻辑序列：商品个别（满足个人需要的商品或使用价值）→商品特殊（满足交换或市场需要的商品或交换价值）→商品一般（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或价值）。由此，商品体的二重性应是具体有用性和社会等一性，而非使用价值和价值本身，这也是马克思（1975a，第47页）在《资本论》开篇处慎言“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这样的视角看待，效用实质乃是一种测度。因为所谓协同劳动创造价值，实质是作为劳动协同单位的企业组织创造价值，而在市场中实现价值，即交换价值成为价值的直接的实现（表现）形式，相应，使用价值成为价值（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但是，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样的载体？就使用价值本身而言，在企业中体现的只是其潜在的形态，在市场中体现的却是其实现的形态，因此，与其说使用价值与效用的关系是主客或因果的关系，不若说效用是对使用价值的测度，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使用价值本身满足需要程度的一种测度。因此，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从量的层面看，完全体现于效用测度与劳动尺度的对立统一之中，这或许也是劳动对效用关系的另外的内在涵义。（三）个人实体内含于劳动实体之中“个人实体内含于劳动实体之中”是劳动价值论扬弃效用价值论的第二要义。借助于马克思（1979b，第104页）和哈耶克（1997，上册，第14页）的相反相成的说法，个人实体本身的演化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两种阶段形式：不断生成中的个人实体的演化发展形式与不断分解中的个人实体的演化发展形式。（1）生成的实体。如果说个人实体并非社会的真正实体，那么，我们应该探究的是在个人实体不断地生成的历史阶段，劳动实体又是如何演化的，这因此需要将“恩格斯的劳动故事”即“”加以放大和扩展地理解。第一，马克思之所以称此阶段的个人的发展是“依赖形态”的，并且，马克思（1979b，第470－498页）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术语是“共同体”，那是因为在此历史阶段劳动协同仅仅处在自然的状态之中，用马克思（同上，第474页）的话语说则是：“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或者“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等等。第二，按条件劳动的组成内容看，初始形态的条件劳动的演化发展是共生替代形态的，即、、作为共生的形态，只是依据主导作用的不同发挥而生成相应的替代序列：→→，还是用马克思（同上，第470页）的话语界说，即它还只是应该被历史本身所否定的“孤立劳动”。（2）分解的实体。马克思接着说道：“被否定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社会劳动或结合劳动。”因此，进一步地，如果说可以用“劳动协同的完成形态——协同劳动的签约与再签约的过程”来界定市场中的企业组织的话，则市场中的家庭组织应该就是“劳动协同的未完成形态——协同劳动的一次性的签约过程”，显然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或可称之为“亚企业组织”，同样，市场中的政府组织（国家组织或自治组织）也可以相应被界定为是“劳动协同的非完成形态——协同劳动的永久性的签约过程”，显然又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或可称之为“超企业组织”。这样，只要将“马克思的劳动故事”即“”试图加以扩展，则广义的企业组织概念就会出现，我们不妨确定它为：一种协同劳动组织，它的对立面是市场组织，显然是“未能形成协同劳动”的一切组织的总称，而介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种中间组织，我们又不妨称之为“准企业组织”，以求得概念本身的完整性。这样，一方面，“独立形态”的发展使条件劳动的次生替代形态本身意义的生成成为可能，亦即存在替代序列：→→，另一方面，“自由形态”的深入发展使得共生替代形态与次生替代形态的交互作用或混合演化博弈不断地成为可能，又使得真正意义的企业组织——无论历史意义还是逻辑意义、无论实体意义还是概念意义——得以真正地第一次生成。（韦伟、许光伟，2004）三、合约条件：作为社会条件的合约（一）合约是技术与制度的统一体如前所述，基于层级结构的意义而言，社会本身是社会实相，所以，社会实体——劳动实体——的展开本身也必须借助于社会条件——合约本身——进行，因此，合约的本身或合约条件又表现和成为了合约的实相。合约条件作为实相，它的二重性直接由合约矛盾体规定，而最终由劳动矛盾体规定，依据这样的原理，我们又可以写出合约的三段论的序列：合约个别（各种各样的个人合约或私人合约）→合约特殊（合约本身或劳动合约）→合约一般（人类一般的合约或社会合约），显然，这里所有的合约的形态实质都是直接作为充当展开劳动实体的手段而存在的，即都是首先体现为劳动的若干要素的不同组合和比例关系或均直接体现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的两重性质，因此，我们干脆称合约本身的统一体为“技术与制度的统一体”。这样，我们看到了劳动实体借助合约条件展开的实相形态：劳动合约，即一方面作为两种不同“张力”的聚合，另一方面，其本身的性质或二重性质——技术性质、制度性质——集中地由劳动二重性决定和体现。亦即，既然劳动是“由质与量双重因素构成的条件劳动与实体劳动的统一”，那么，基于质与量的统一体来看，所谓条件劳动又是异质劳动与劳动的量的统一体，而所谓实体劳动又是同质劳动与劳动的量的统一体（韦伟、许光伟，2004）。因此，在设立“生产函数内含于治理结构之中”的数学模型时，似涉及这么三个不可或缺的考虑步骤：第一是要将财富创造生产函数完全转型为条件劳动生产函数来研究，即将技术层面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表征为诸条件劳动之间的组合比例关系，以全面考察异质劳动的数量变动关系和规律；第二是要将价值创造生产函数完全转型为实体劳动生产函数来研究，即将制度层面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表征为诸实体劳动之间的组合比例关系，以全面考察同质劳动的数量变动关系和规律；第三是最后将条件劳动生产函数与实体劳动生产函数实施对接研究，以全面考察劳动整体或劳动本身的数量变动关系和规律。显然，这样的研究尚有待于开发，但它的理论意义足以令其充当“劳动价值论扬弃效用价值论的第三要义”，当然同时也将会是终局性的“要义”。（二）实体－条件论如上所论，究竟何谓实体－条件论，是理解两大方法论体系的关键和必要的理论中介。本文以这么三点（辅以图解）明确。（1）劳动实体。独立地将劳动实体范畴从个人实体、商品实体及需要实体等范畴的背后抽象出来，从而将社会实体最后地归结为劳动实体。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来进一步首先规定个人合约与劳动合约的范畴规定，即在图中我们看到，所谓个人合约只是劳动合约的个别表现，亦即，前者只是对应于本身作为整体主义方法论本质范畴的后者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形式范畴。由此可以看到，合约本身的两分的表现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本身又是由不同张力的聚合来予以一体，而归根结底是由“实体－条件”来予以一体，并集中以“形式－本质范畴”规定的形式体现出来。（2）合约条件。相应将合约条件从个人条件或个人本身的条件（劳动条件）及商品条件（生产条件）等范畴中抽象出来，从而将社会条件集中地体现和归结为合约条件。所以，我们可以其次来规定二重范畴之间的关系，即基于社会层级结构的意义，劳动既是实体（规定的本质）范畴又是实相（形式）范畴（如图所示的劳动实体或劳动实相），同样，合约范畴也是二重的，既是条件（本质的规定）范畴又是实相（形式）范畴（如图所示的合约条件或合约实相），从而，表现出规定与被规定的复杂对立关系。简言之，这种范畴规定的二重对立，一方面说明合约由劳动规定，即马克思（1975a，第102页）所指出的，“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以及“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另一方面说明劳动本身又由合约本身规定，因此，马克思（1975c，第985页）又说，“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订立契约时，这是前提，并且，不管相对的数量关系在各个场合发生多大变动，这个前提总是正确的”、“互相对立的各个价值部分采取的确定形式是前提，因为这个确定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以及“它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又因为它不断地成为前提”，等等。（3）劳动合约。马克思（1975b，第281页）说：“契约范围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一同扩大。”从而，我们最后能够来总结和规定劳动合约本身。并且，将这一规定直接地同正确处理劳动实体与合约条件的辩证关系相联结起来，即一方面将劳动合约看作是两种实相——作为协同劳动单位的劳动实相与作为合约本身的合约实相——的不同张力的聚合，另一方面，又强调劳动合约本身实质是合约条件基于劳动实体本身的进一步地展开或劳动实体本身借助于合约的社会条件的矛盾性对二重性的内部规定意义的展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劳动合约的最终展开，本身作为“展开的展开”，其表现最后地只能落到个人合约之上（图中所示的从“内圆”到“外圆”），即个人合约作为劳动合约本身的个别表现，具有普适的意义，从而更有可能使我们将社会实相本身最后地归结为劳动合约。（三）作为实体－条件论的劳动合约 进一步来规定合约的矛盾体和二重性。合约作为矛盾体是个人（私人）合约与社会合约的对立统一体，由此，我们看到了与劳动矛盾体的“对应”关系，即一方面私人劳动作为协同劳动的个别表现，它的展开就是“个人合约是劳动合约的个别表现”的命题本身，另一方面，社会劳动作为协同劳动的一般表现的本身使得社会合约从根本的意义上扬弃了“社会契约”，使得“社会合约是劳动合约的一般表现”固定为劳动合约本身的命题，两大命题进而在“二律背反”的意义上完成了对自身范围内的各自的否定和扬弃，生成结合的合约即合约矛盾体本身。更进一步地，“对应关系”的本身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一同扩大”，使得合约本身的二重性即关于技术与制度的二重性质本身产生了“裂变”：一方面，劳动实体的实在（生产力）和实存（生产关系）由于合约条件的展开而成为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力量——形成生产方式的矛盾体——使得技术性质（条件劳动要素组合比例关系的表现）“独立”为技术、制度性质（实体劳动要素组合比例关系的表现）“独立”为制度，另一方面，技术性质由于与个人合约相联结使其本身直接被“异化”为交易或交易合约本身存在，而对应地制度性质由于与社会合约相联结使其本身直接被“异化”为生产或生产合约本身存在。四、结语：作为劳动合约的市场中的企业（一）时间因素、空间因素、技术因素的三维视角 迄今为止的企业视角是二维的，即将企业视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时间因素、空间因素、技术因素的三维视角自笔者（许光伟，2003b）首次提出后，历经锤炼和发展（同上，2003a、2004a），我们认为，其作为研究企业合约理论的基本视角已成熟，从而，我们看到劳动与合约的联结一方面是如何被劳动与生产力本身的联结所决定，另一方面又如何直接地体现这种“决定关系”的。亦即，根本而言，张五常（1983、2003）所谓的关于企业与市场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安排”之间的关系的断言是“混沌的庸俗”，因为前文已反复阐明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作为“合约的内部的关系”本身只有在“实体－条件论”框架之下才能够得到讨论，进而将要说明的是，企业与市场也根本不是什么“二维”下的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三维”下的动态演化发展关系。具体而言，市场合约具有个人合约的根本性质，而企业合约则具有劳动合约的根本性质，所以，市场合约作为企业合约的个别表现，必然地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本身不断历史发展的结果的凸现，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实体经由合约条件不断地演化发展为劳动合约从而使个别本身不断地上升和表现为特殊、一般的逻辑的再现。所以，我们这里最终看到了个人合约以及市场合约的不断发展——个别（时间因素）的不断发展以及个别本身的蕴存（时间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亦即“表现”本身的不断地发展，使得劳动本身的特殊、一般（劳动实相或作为社会实体的劳动实体本身）得以不断地演化发展出来，即通过“空间因素”、“技术因素”的不断发展以及两者本身的蕴存（空间生产力和技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的本质力量”最终得到完全地展开，从而，使得合约本身的特殊、一般（劳动合约或社会合约）得以不断地演化发展出来，一句话，“企业生成”成为了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所以，回归“劳动生而自由，劳动被迫而自由”的“二律背反”式的命题本身，“被迫”之义在扬弃卢梭的“契约”的意义上来理解，则是合约本身，从而，市场合约本身作为企业合约的表现或个别表现，多少是历史的“无奈”的选择，虽然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自由”根本上还不是直接地与所谓的“强制”相对立，而是直接地与“合约”本身相对立；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本身总是历史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展开，又总是“三维”的，即总是基于时间生产力、空间生产力、技术生产力的展开，由此决定劳动本身必然地要被分解，而“分解”的劳动本身又必然地要以“合约”的形式加以结合，从而，企业生产力本身就成为了企业合约展开为市场合约的总的“载体”，而后者本身则成为了表现前者的总的“舞台”。（二）劳动协同下的企业性质的多维合约 最后，还是要回归到马克思的批判上来。“生产”作为一般、“交换”作为特殊是一种联系，但是，是一种“肤浅的联系”；同样，仅仅肯定“劳动合约”是特殊、“个人合约”是个别，本身也逃脱不了“肤浅的联系”的窠臼，因此，还必须最后和进一步地挖掘“劳动合约”本身的内容上的“实在”与“实存”的规定以及形式上的总体规定。亦即，根据“个人合约”范畴的两重规定：交易合约或技术性质，可以规定其为“有条件的让渡”；而根据“社会合约”范畴的两重规定：生产合约或制度性质，可以规定其为“无条件的让渡”。两者可以看作是合约矛盾体本身的直接的内容规定——体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身的规定的东西（从“有条件的让渡”到“无条件的让渡”），那么，合约矛盾体本身所规定的二重规定性的内容规定又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1982，第438－439页）的“经典叙述”：“我的劳动表现为全部社会劳动的独立部分”、“我的劳动是片面的，但他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其它社会成员的需要”，“因此，满足一种社会需要的劳动，是把这种劳动变成自己职业的一定的个人的特殊劳动”、“因此，总的来说，它们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通过交换，表现为整体，表现为互相补充的各部分，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系的各个环节”，以及“这种在交换中表现为各种不同有用劳动的分工，有两个方面应该加以区别：与劳动种类相关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不是它们的同一性，是它们的多样性，而不是它们的划一性”、“社会分工是多种多样劳动的整体，这些劳动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差别，由于它们的差异性而互相补充”，无疑，劳动合约可以最后地锁定在“差别的让渡”上。因此，根据这样的规定，市场中的企业就不只会仅仅表现为物质资本之间的合约，或者“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周其仁，1996），或者马克思（1975c，第390页）所说的“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特别的法律契约”，甚或是多重资本形态的组合合约，而最终必然只会表现为一种统一的形式即“劳动合约”的形式，即作为不同劳动的要素——差别的劳动要素——之间的组合与比例关系。也因此，合约本身的总体形式规定必然地只能够是：“市场合约（产品交易市场、要素交易市场……）→企业合约（亚企业合约、准企业合约、超企业合约……）”，即以市场合约总体本身作为企业合约总体本身的个别表现或表现的本身，从而，劳动合约本身内在地具有了企业性质的“多维表现”，“差别的让渡”本身也相应有了“条件的让渡”本身的“多维表现”。这样，市场中的企业就不仅仅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存在，换言之，市场就不仅仅是“签约”、企业就不仅仅是“执行或履约”，混沌的企业与市场的“表现与被表现”、“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将会得到根本和彻底地梳理，即一方是市场总体、一方是企业总体，前者构成对后者的表现、后者构成对前者的蕴存，从而，二重性（劳动协同下的协同劳动或企业总体本身）在矛盾性（市场总体本身）的这里也将会得到根本和彻底地展开，个人的本质将会完全地体现为劳动的本质。这样，市场中的企业就仅仅是同一劳动合约的基于两大方法论体系的不同表现或过程，或者说，市场就仅仅是劳动合约本身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表现”、企业就仅仅是劳动合约本身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蕴存”，从而，劳动的签约与再签约的过程的本身将会使得两大方法论体系的“斗争”最终划上圆满的句号，亦即，我们最终相信，劳动价值论能够真正地扬弃效用价值论于自身的体内。参考文献：1.恩格斯，1965：《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恩格斯，1970：《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3.马克思、恩格斯，1972：《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马克思，1975a：《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马克思，1975b：《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马克思，1975c：《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7.马克思，1979a：《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马克思，1979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9.马克思，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0.马克思，1982：《论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1.黑格尔，1980：《小逻辑》（中译本，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2.韦伟、许光伟，2004：《劳动、演化与企业理论》，《政治经济学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3.许光伟，2003a：《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西安：《当代经济科学》，第2期。14.许光伟，2003b：《广义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的重建——一个综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太原：《生产力研究》，第2期。15.许光伟，2004a：《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说起》，《制度经济学研究》，第3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6.许光伟，2004b：《论分工、交易与劳动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个研究思路》，南京：《南大商学评论》，第5辑。17.孟捷，2003：《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18.左大培：2001：《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李建德，2001：《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1.张宇，2001：《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张宇等：《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2.余斌，2004：《微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3.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北京：《经济研究》，第6期。24.孙伯良，2002：《市场契约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5.凡勃伦，1964：《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6.诺斯、托马斯，1999：《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7.康芒斯，1962：《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8.张五常，2003：《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科斯等：《契约经济学》（李风圣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9.StevenN.S.Cheung，1983：TheContractualNatureoftheFirm，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XXVI.中译本，盛洪，2003：《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第139－1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0.Co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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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再谈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我国，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学教学和经济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的基本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完全被西方经济理论所取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及其理论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大旗下，堂而皇之的进入了我们的各级党校和高校，逐步占据了经济学教学的主导地位。其实，经济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强烈的反映着自己的价值观，经济学和哲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一样，都对社会的思想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社会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传共产主义价值观，可谓泾渭分明。客观地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我们现实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严重的理论冲突，其核心在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制和消灭所有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主张人类劳动不必通过市场交换加以体现，这就与我国在以公民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现实要求我们不能否定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但传统理论又不能给出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因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如此看来，提出创造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理论体系，或者说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绝不简单的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造成出现这种局面的并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的政策主张下，给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机会，而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的，同时能够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经济理论体系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因此这就不能怨天尤人。显然，我国当前的经济理论话语权不在执政党手里，这是客观事实。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提出疑问，长此以往中国将走向何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是不可能被回避的，“不争论”不等于不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发展就等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承认自己的没落，等于默认了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合理性。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能只停留在对既定政策的解读上，仅仅依靠对现行政策的解读，或者说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要统一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体系上下功夫，其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继承与发展的前提下，创建全新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范畴，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理论体系。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大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更喜欢对经济现象进行解读，甚至喜欢当预言家，还有一部分人则热衷于对现行经济政策进行注释，喜欢做涂脂抹粉的工作，当然了，执政者恰恰最喜欢这种人。看来踏踏实实做学问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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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兼谈价值概念
如今中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已经作为真理为绝大多数人相信。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由此推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却并未被大多数人相信。这是很令人奇怪的现象。风云当代中国学界的经济学，正是被马克思批判了的所谓“庸俗经济学”，并以“自由学派”为主。“自由学派”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效用价值论”。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以“三大心理定律”为基础的。都是不约而同地采用所谓心理定律为基础，而这都是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背道而驰的。“自由学派”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有时是非常奇怪的。比如社会制度，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制度。在解释人类自然历史进程这一现象时，“自由学派”没有马克思主义有优越性。但是以上观点并非笔者一个人的独有的，这在中国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常识了。可为什么国人视而不见却热衷于“自由学派”呢？一方面是因为“自由学派”入门简单，把现象描述一番，再把原因归结为本来是结果的人的心理因素，于是，理论出台了。为了更加具有学究气味，高等数学用的越深越好，结果越深越难懂，越难懂越具有学究气味了。在细节问题上，长篇累犊地引用高等数学，一写就是一本书。越是具体应用，越是难----这是“自由学派”的一大特色。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头强调，本书除了第一章外，不能说难懂。现在看来，刚好与“自由学派”相反了。不过，马克思经济学不被国人看好，倒也不是因为开头难懂，而是因为其理论解释的现象与当今世界有了隔阂。毕竟是19世纪的东西了，一百多年前的了。另一方面则是根据理论得出的预言，并未实现。比如工人阶级贫困，比如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列宁语）。看看美日欧，怎么看都不象嘛，照我看，中国才象：）。言及至此，可能有人会说：“你的意思是不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而后面的分析却有误呢？”对这一问，我想许多人都会鼓掌以示赞同。为熄众怒，笔者也鼓掌：）深入中国经济学界，会发现如下现象：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乎，各人在各自的基础理论----价值理论上，繁衍出各自的理论体系。这成了中国20世纪末至到现在的一大现象。看来，马克思经济学的难处正在于此。为了探求马克思的本意，我们还是从价值理论的基础----劳动说起吧。资本主义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依笔者看以后也不会提，到现在也没有提嘛）：......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一旦我们逃到其它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先来看奴隶、封建的社会。劳动产品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为奴隶主、地主而生产的。劳动的目的就是使用价值。“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什么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就是劳动，对于别人来说，是有用劳动，从而劳动成果，对别人来说是使用价值（这里的别人指的是奴隶主、地主）。结合这段时期的人身依附关系，于是我们发现，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奴隶就是奴隶，地主就是地主，这种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中，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或者看看身边家庭里的劳动，也是如此。以交换为前提的商品生产，其劳动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劳动的自然形式本身。这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为了交换，其劳动产品对自己来说并不是使用价值，不然，还用的着交换吗？自己所需要的自己生产出来了，不用去交换以获取了。在商品经济里，劳动过程发生了抽象的分离：“一切劳动，...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在奴隶、封建的社会，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如果说具体的有用劳动本身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不如说劳动就是劳动。存在交换时，交换关系，才是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所以，在商品经济里，人们的劳动关系以劳动产品的关系，即交换关系表现出来，从而，劳动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马克思清楚地指出，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概念是与使用价值无关的，“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质的规定性决定量的规定性。以上对于商品价值质的论述，对于分析商品价值量来说，有莫大的益处。如何在界定价值量的时候撇开使用价值因素的干扰，这对于当今略待发展的价值理论来说，是很值得思考的。同时，笔者认为，所谓马克思分析的有误，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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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几个概念辨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几个概念辨析卫兴华 张建君 2009-5-319:22:08来源：光明日报提要：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核心和理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内涵广泛的开放体系，包括了伴随着新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发展和成熟的一系列以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以创新理论体系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但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源头即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研究，坚持其理论主旨,而且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这些时行于中国经济学界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和界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内涵广泛但又约定俗成的范畴。它的广泛内涵首先体现在与马克思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概念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时候似乎是它们的泛指,有时候则各自有其明确的内容,因此,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界定在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马克思的经济学相对比较明确,就是指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为范围、以《资本论》为主体的学说体系。恩格斯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做了大量工作。马、恩的经济学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将其区分开来并不是很困难。除了那些忽视马克思本人经济学基本理论、逻辑体系和根本结论的一致性,而试图从恩格斯只言片语的论断来歪曲马克思、曲解恩格斯的学者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是具有明确范围和内容的经济学说。 大多数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通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长期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会影响人们的这种判断,似乎只有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由于其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具有理论体系上的相对稳定性,主要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体,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补充,其他人的理论很少羼杂在其中。只是联系到资本主义现实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时,才加入一部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特点的内容。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随着原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剧变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所取代。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成部分,不能用以取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错,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但也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差异。这就使得以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问题的关键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在诸如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等重大问题上,缺乏逻辑与理论一致性的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并不必然要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完全一致。这种难题其实是忽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差异的结果,有的学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划等号,有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种偏离。其实,二者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理论源头,是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说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的系列科学成果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最新成果在内的经济理论总称。前者以个人独立的体系和明确的理论内容为特点,后者以“主义”为特征,是包括赞成这个主义旗帜的一系列其他人的科学成果的总称。所以,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核心和理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内涵广泛的开放体系,包括了在“主义”旗帜下伴随着新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发展和成熟的一系列以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以创新理论体系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思想。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归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发展和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学,但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既不能只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而不开设社会主义部分,也不应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取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但中国经济学因为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具有理论体系上的独立性。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有着极其明确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又要立足于中国现实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特点。所以,讲中国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拓展得越来越深远和广阔的过程,这恰恰说明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和理论源头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之所在,也证明了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核心和理论源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个开放的体系,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济科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广泛还体现在它本身的多层次性上。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思想为研究内容或以其为源头的经济理论,都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赞成西方经济学权威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定义:我们所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以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著作作为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后来的那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严格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经济学。它的约定俗成则表现在当今中国凡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指导,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都可称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其实,这种约定俗成的朴素认识所反映的,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开放体系、拓展体系、实践体系的一般特征。有理论源头、有实践发展、虽有不同见解但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社会主义的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理论源头,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为理论传承,以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和研究对象,以社会主义为制度目标的经济理论研究。这就和单纯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或者《资本论》研究有了重大差别。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有一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其实准确地应译做《论马克思的经济学》。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已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任何历史和理论都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在一定理念的鼓舞下奔向既定的目标,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挑战和危机无处不在。个人一旦放弃理念的坚持和发展,就会前功尽弃、无所适从;国家的理念一旦停滞和动摇,就会国无宁日,政怠人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服务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世济邦的学问,它的理论主旨和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理念是一致的,并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导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性支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源头是西方的,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是中国化的经济思想。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但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源头即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研究,坚持其理论主旨;而且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这些时行于中国经济学界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和界限。(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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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近况
提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力量是最强的，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最显著的。本文先描述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若干特点与态势，然后综述关于社会经济学和规范理论，全球化和元理论，资本主义是否能存在下去等三个重要问题的理论观点。关键词：现代政治经济学日本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特点与态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力量是最强的，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最显著的。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上半期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0年代以来面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新形势，日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讨又掀起了新热潮。50多年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成立了“日本经济理论学会”，是日本惟一的拥有800多名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组织。截至2004年，已召开过52届学术大会，笔者出席过此会，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浓厚的学术气息。其研究特点和态势表现为：首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在日本，一方面继续研究和刊行《资本论》创作史、经典文献阐释和马克思经济学入门的论著，另一方面，国立东京大学和横滨大学、私立武蔵大学等众多高校仍继续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课程（称为经济学Ⅰ，或经济原论，或社会经济学，而把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Ⅱ，或近代经济学），以及用马克思经济学来分析的世界经济课程（称为现代经济体系课程等），并作为经济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必修课。日本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传播和学术传承搞得出色，而且更富有理论创新精神。会长大谷祯之介等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但今日多元的诸多现象，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因而新构建的社会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或中心的，而现存的非市场领域也须列为重要的分析对象，进而应吸收生态学、性经济学之类的成果；须研究经济体系同自然环境、法律、文化、社会规范的相互影响；即使研究现代危机，也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即贫困、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战争与纷争，环境与资源，以及管理社会与人们关系疏远等问题。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学派，而继承和独创融合的结果必然促进学派的不断产生和流变。目前，日本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有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马克思主义、伊藤诚领衔的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和八木的调节学派等。其次，借鉴与批评相结合。与我国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属于日本学术前沿和重要主题之一，而借鉴数学工具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凸现为一个鲜明的特色。大西广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适宜增长理论的新解释——作为最适宜迂回生产系统的资——————————收稿日期：2004－12－12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安徽合肥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本主义数学模型，武井博之关于资本主义的模式化和商品数量问题，濑尾崇关于个别资本的进化竞争模型等，均是如此。比如，在贸易和资本转移的克鲁格曼模型与列宁模型及其一般化的研究中，京都大学统计学教授大西广就国际间不均衡经济发展问题，对克鲁格曼的扩散理论与列宁的收敛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利润率从“克鲁格曼状况”向“列宁状况”的历史转换。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批评，仍然是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责任和思想进化的表现。石原洋介在探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和短期化问题时指出，其实并非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是有效资本的分配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保证，而是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部分果实；况且，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是保证投资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富裕阶层的利益为优先；为了纠正这样的不正确性质，至少要以马来西亚的资本限制规定为成功案例，对短期资本流动的作出必要的限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斥，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消除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影响。再次，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在立命馆大学松井哓等教授看来，规范理论是实证理论的相反概念，论述该有的体制、制度和伦理的理想，不过，自由主义主导的规范研究是有缺陷的，因为去掉平等原理是不能构成关于社会的规范原理的。他们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虽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述，但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中榨取和阶级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却未提及，因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关心规范理论。面对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倾向，日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以规范分析的观点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化，并努力以自由（含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平等（含所得和资产的平等）、共同（含合作）这些根本价值的视点为基础评价现代世界社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以及环境问题，进而形成“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在日本，诸如山本二三丸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和对人类经济社会终极关怀之类的规范分析较出色，然而从总体上观察，实证性的研究更多。例如，探讨能源的商品化和电力资源市场化对社会的影响，以日本群马、枥木县制造业空洞化为例的区域经济发展波动，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问题，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全球化，以中国为例的市场经济和劳动力配置的性别歧视问题等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除了高度重视对本国经济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以外，还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伊藤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大西广的《资本主义前后的社会主义》等，便是其代表作。第四，原论与应用相结合。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的导引下，广泛研究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科，深入探究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多样化具体实践，这又是一个鲜活的学术局面，比欧美国家大为出色。举例来说，把马克思经济学渗透到产业经济学，探讨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渗透到劳动经济学，探讨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劳资谈判和雇佣以及日本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等问题；渗透到金融学，探讨日本、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和控制等问题；渗透到财政学，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及如何激活处于长期低迷的国民经济等问题；渗透到企业组织学，探讨日欧美国家类型不一的企业形态和不断涌现的新业态等问题；渗透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探讨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制度和政策怎样去促进等问题；渗透到世界经济学，探讨全球化中的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新旧国际经济秩序及资本主义的“原理像”与“变容（变样）”的差异等问题。这类应用性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的论著日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参与政府和财团的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多种途径，来推行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不仅从根本和长期上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标本兼治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近期发展。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效的产业政策，贫富差别小于美国，较少的军费开支，较大的科教投入，以及独特的劳资关系和企业管理模式，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宣传或必要的论战密切相关，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为对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感到自豪。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灵活地统一起来，颇值得我们借鉴。二、三个重要理论新探（一）社会经济学和规范理论的探讨立命馆大学的松井哓教授提出的理论要点如下：社会经济学把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中心，可是，其方法论、实证分析的对象和规范理论还没有讨论清楚。（1）关于方法论。近年的制度乃至有进化的经济学的兴起，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差异，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团主义。人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过度倾向于主体合理性、利己性的固定的方法论的一面。确实方法论对于社会经济学的主体性来讲，不用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是，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贡献，能够看得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采用。对于经济学分析来说，说这一方法完全没有意义是过分的。这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持。方法到底是一种手段，而研究对象更重要。（2）关于实证分析的对象。①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象：把市场经济作为中心，但并不忽视非市场经济，只是非市场经济被作为市场经济交换的延续来加以理解的。②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核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榨取、阶级和贫困化带来的恐慌（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战争、公害自不必说，就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但为了接近其今日多元的诸多现象，有必要把研究范围扩大。③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超出了《资本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范围，有总体把握现代危机的必要。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a.贫困、不平等、经济不稳定；b.战争、纷争；c.环境、资源问题；d.管理社会、人们关系疏远。社会经济学要接触以上诸问题，需具备哪些因素？经济体系对自然环境、法律、政治、文化、社会规范有怎样的影响，还有后者对前者又如何影响，这样相互关联的问题成为视点。不要把研究对象只限定为市场经济。把生产、分配、消费这些超历史的经济哲学范畴作为基础，现存的非市场领域是社会经济学的重要的分析对象。应该吸收生态学、性经济学等的成果。即使在现代，权力仍然是理解经济社会的关键概念，如美国的政策与市场原理相比，是权力本位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学必须追求对象的扩大，可是，怎样处理对象，经济社会应有怎样的状态，这就涉及到规范的观点，于是，有必要追究一下什么是规范理论。（3）关于规范理论。规范理论是实证理论的相反概念，论述该有的体制、制度、伦理的理想。有不同的经济学规范：一是自由主义主导的规范。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虽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述，但是，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中榨取和阶级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却未提及。一般地超历史的论述规范的诸概念的倾向较强，对于历史的状况和现代社会经济的变化的议论则比较少。纯粹自由主义是特有权力的个人、集体的自由社会，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相比，虽更彻底，可是，却不能成为建构社会的规范原理。二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规范理论。以资本主义法则的必然性为基础的规范理论和伦理学是相互轻视的。在严加区别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宇野学派中也是一样。在冷战时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一种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要点是恐慌等于危机论，经济成长是评价基准。可是在现在，倡导脱离经济成长论在抬头，评价经济体制和制度的规范基础不明确，其结果丢掉了危机论。为了构筑新的危机论，规范的观点很必要。被叫做社会主义的体制中，经济成长也成为中心目标，而正义和权力从属于这个中心目标，这一点上也是一种功主义的表现。自然环境、资源的制约性——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无限富裕是不可能的——正义的环境持续。马克思派也不能不关心规范理论。可是，在自由主义范围内开展的规范论的诸标题（如平等论、共同论），为马克思经济学框架内的充分摄取是可能的，并对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非常重要。三是社会经济学和规范理论。①多元问题群和规范的观点：面对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倾向，规范的观点可使其成为体系化具有可能性。例如，把共同体和协会等非市场的经济制度放入视野进行考虑的情况下，讨论效率以外的价值。又如，以平等如何能实现的观点为基础，评价哪些制度是能够进行的。即使是关于福利和环境的问题，也可以在共同性乃至新视点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定位。②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提供了什么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本质性的危机，及什么能为判定重大问题提供基准。根植于市场、国家、中介机构这样的制度立场上的社会主义的诸价值观，怎样被实现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应当以自由、平等、共同的根本价值的视点为基础，评价现代世界社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③历史的变化的视点：和自由主义乃至新古典派的规范理论不同，在社会经济学范围中，与上述的重大危机和经济社会的倾向变化（例如，信息化、全球化、少子、高龄化等）相关联，作为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社会规范如何互相影响，现在又怎样进行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受到重视。④制定社会经济学的体制、制度和运动的规范的基础。作为经济学，为把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学的尝试理论化，根据以下的新的诸理论和实践，并用自由、平等、共同的规范观点作为基础。以下的诸理论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自主管理型企业、协会、协同工会、基本所得、新的社会运动和自发的发展论等。四是社会主义的规范概念。①围绕社会主义的规范理论的课题：在马克思主义里，规范理论道德应该怎样进行定位呢？应当如何看待功利主义、非功利主义呢？共同体主义、生态学，还有历史唯物论和规范论有怎样的关系？社会的正义幻想论与规范论和进化的社会理论有怎样的联系？②为了再构筑社会主义的规范理论：社会主义理念实际上对人类社会来说是自然的理想，作为近代的理念，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我们自身必须体系化，社会主义的理念是自由、平等和共同的实质化，而不是自由的否定。（二）全球化和元理论的探讨东京大学的著名中年教授小幡道昭分析的具体观点如下：1、帝国主义以后。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把马克思经济学导引到今天的样式中呢？一般说，马克思经济学是使《资本论》体系中的马克思学说得到发展的经济学说。只是今天的马克思经济学固有的特性是在马克思去逝后，伴随后发资本主义的抬头，大规模资本主义变动而形成的。从自由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过渡之际，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们，一边以《资本论》为基础进行研究，一边关注国家和共同体、制度和习惯、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等非市场的诸多因素，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化研究尝试。在竞争现象退潮的现实中，把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形式化，并且对于被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并肩高度的后马克思经济学潮流，在正视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对其特殊性进行解释，同时作为综合社会科学的一环，在经济学被定位的潮流中产生了，确立了作为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主体性。第二个问题，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特质在哪里呢？简单地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持有（部分性）的认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国家有快有慢，并不是以同一模式分别扩张，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把日本关在了最后，资本主义本国和殖民地关系断开明朗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各国间尖锐的对立关系也突出地表现了起来。在对外方面，资本主义关系被抑制的旧有的支配关系被保存强化的同时，在内部通过国家的政策介入和劳资协调的制度调整得以强化，这样的非市场因素的增大，使背离自由主义阶段的各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显著。对于此类现象的解释，要把用市场原理说明的可能领域，同对资本主义变化和对立类型多样化的历史文化解释领域区别开，构筑资本主义的元理论将成为必需。“非”市场的诸多因素，暂且把市场的因素作为基准用否定的形式规定之外，没有别的作法。这样，一边把元理论作为基础，同时把多元化的社会的诸要素串连起来的综合观点，成了20世纪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特征。在近似面和预测可能性方面，它与追求有效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元理论明确了与现实资本主义的关系，并捕捉其历史阶段和对立类型作为基准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个问题，全球化主义在某种意义可说是资本主义的任务。应该指出的是，从东亚到南亚这一区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决定的。即使在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在原来市场外观上进行处理，将以科学知识、生产技术、技能培养、组织管理等新的形式追求资本利润核心的同时，带来了在医疗、教育、保育等各个层面的市场竞争，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和习惯在不断的解体、重组，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动摇和对立。应该说，这是与外面的全球化主义相适应而出现的内面的全球化主义。在这变动的基础上，元理论在适应现实的方法和理论的展开方法两方面，不得不进行再思考。2、作为变容论的元理论。第一个问题，全球化主义给元理论一个怎样的反省（震撼）呢？目前的元理论是带有帝国主义阶段特征的（部分性），怎样捕捉产生那个结果的资本主义对立的多样性呢？回过头我们看一下，那种没有核心的被认为是类型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就会把劳动力商品化等一些不变的条件作为前提，之后再构成只有用市场因素才能说明的资本主义像，以此为基准形成了把构成现实资本主义的非市场因素分割开来的理论方法。现实的资本主义被看成是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混和经济，其多样性需加入专门的非市场因素才能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只是用单一的资本主义像（图像）回答了“资本主义是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而《资本论》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像不断接近，这样的收敛说不断浓厚，同时，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积累而自动崩溃这一认识互为表里。资本主义本来以原理像（图像）为基准，现实用始自哪里目标何处这样的远近距离来给历史进行定位，从哪个部位看出多少端倪，来捕捉历史的多样性。其中，资本主义自身崩溃说也是被变换继承的，即把帝国主义阶段规定为从其本来形态脱颖而出资本主义没落期形态。第二个问题，怎么捕捉存在于全球化主义的多样性的特征呢？帝国主义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多样化，采用怎样的方法把元理论展开，以与现实相联系好呢？要接近多样性的本质，变容论的研究法可谓是新的且必要的方法。通过市场因素的作用与反作用，把资本主义本体情况改变的性质作为本源的着眼点，把资本主义多样性作为变容（变样）结论进行说明的方法。没有这样的方法的转换是不行的。第三个问题，多样性的类型化，要求怎样重新认识元理论？以变容论研究法成为主要方法，是元理论中外在条件的处理方法。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进行社会化再生产的社会，或多或少会遗留下光靠市场处理不了的窗口。用怎样的非市场因素，去填充这种规定的窗口，资本主义的情况也有大的变化。在窗口部分的变化，会导致整体构造发生变化。3、市场原理和资本的理论。第一个问题，全球化主义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收敛性吗？“市场原理”的表现被应用在各种场合。变容论的资本主义像，要求资本主义表层市场合理性扩充，同时在深层填充非市场的因素，也就是，市场原理的同一性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多样性同时存在。市场覆盖的领域越扩大，补充其界限的国家、制度、观念形态等的作用，也同时越被强化。资本主义新的多元化也随之而诞生起来。第二个问题，如何应对新生无政府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收敛等同于内部崩溃论和不纯化等同于没落论联成一线的变容论，研究法近似于主张无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及把由等价交换带来的公正市场进行理念化，并摸索保证实施的货币、信用制度改革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第三个问题，全球化主义把元理论导向何处？资本主义遗留下单靠市场原理处理不了的窗口部，具有分解外在条件再重新组合的变成作用。变容论的研究法凭借这种作用，今天开拓重建综合的社会科学之路。用社会哲学的更加广博的观点进行再评价，非常之必要。（三）资本主义是否能存在下去的探讨立教大学的名誉教授久留间健就此为题进行了阐述：第一，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价。松井、小幡在重新讨论20世纪经济学在明确其意义和界限的同时，探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能性。在总结评论过去的理论基础上，难道不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方向性来吗？我未曾怀疑过马克思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和作为长期理论的妥当性。从宏观上看，现实几乎都遵循马克思理论，这是我的实感。这里我所说的马克思经济学，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非市场的因素定位。松井把这个问题用“社会经济学”范畴考虑，而小幡则认为是“变容论的研究法”，但两人的问题意识相同，即作为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要包含非市场因素。他们两人所说的非市场因素已经很清楚了。（1）马克思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市场作为分析的对象，新古典派也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可是，坠入“没有价值论的价格论”的新古典派，只不过认为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变动，从而主张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新古典派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应有的人类社会。对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之一。因此，我把“市场理论”和“人类社会伦理”之间的差异作为问题，就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经济学把市场经济作为对象时也含有非市场的因素在内。（2）国家和国民经济是历史的产物。现实的世界市场，经常带有历史的规定性，能否把这个考虑为非市场因素是问题之一。（3）马克思经济学对象不单是作为下部构造的经济关系，还包括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社会全体，这就意味着原本就含有非市场因素，我认为现代经济学必须同时具有文明论的这一侧面。第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松井、小幡都按照共同论题，将马克思经济学定位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关于今后的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我认为把马克思经济学看成现代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也许有其合理性；凯恩斯经济学即便可以说成现代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经济学即使在现代还应该是“经济学批判”。第四，怎样评价唯物史观。松井、小幡两人都就作为社会变革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只是松井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的规范理论，小幡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理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论述社会变革的必然性，这就是与唯物历史观评价有关联的论点。我用“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去吗”来表明明确的唯物史观立场。二战后，资本主义是从成长经济经过低成长时期，避开了长期深刻的破绽发展过来的，但追求无限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终于遇到了大的界限，其结果扩大了市场理论和人类社会理论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我的基本认识。用单纯的唯物史观说明从远古到现在的人类社会历史是有问题的，不过，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来论述资本主义是相当合适的。资本主义追求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会带来短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然力当中，同时其发展界限也被划定了。问题在于：唯物史观是自动崩溃论吗？我不认为唯物史观是“自动崩溃论”。由于市场的界限，资本主义困境不单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也可能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朝怎样的方式前进，就与人这样的主体息息相关。第五，社会像论。松井、小幡二氏认为，原来的马克思经济学不能充分提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像。对于资本主义提示怎样的社会像，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市场经济存在的同时，进行宏观理性调控和探求资本主义的社会像，哪方面存在不同呢？像这种社会像论，似乎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否定过的改良主义的研究方法。现在市场的困境倾向在发展，企业社会伦理和人类社会伦理之间的对立在扩大。凭借企业社会伦理就这样扩展的话，21世纪将会成为人类的危机时代。我的主张是在经济社会中组建一种作为抑制企业社会的理论，与之相对抗的理论事在必行。我不主张通过改良来达到理想社会。第六，迄今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吗？”我从战后还是资本主义危机论流行的时候，就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新的发展，考虑到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成长时期。维持战后经济成长的各种各样的诸多条件排列着，由于各国的不兑换制度以及国际的美元体制的金融货币的特殊情况，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具有了不易露出破绽的体制构造。这是我的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是与想弄清凯恩斯政策的意识和界限这样的问题意识相关联的。有关这样问题意识的主要文章是2000年集录的《货币信用论和现代——不换制的理论》一书。现代资本主义不会轻易进入困境，对于想弄清其根由和界限的前后问题意识来说，写“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吗”的背景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终于触及了其界限，企业社会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理论的对立继续快速扩大，通过其冲突开始诞生了对于新的社会的展望。“就要到马克思的时代了”，这是我的实感。这里，称为“马克思时代”指的是，“对于把追求利润作为基本原理，追求经济成长作为资本主义的应有状态，产生质疑的人增加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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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板块发帖、跟帖和管理细则（试用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板块发帖、跟帖和管理细则（试用版）（2009年月日开始试行）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网友在本板块自由发帖、跟帖的需求，也为了给广大网友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同时又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管理办法，除了要遵守论坛制定的发贴规范和对某些敏感问题的删帖标准之外，经论坛版主们的反复讨论，站务委员会的批准，特制定并公布如下发帖、跟帖和管理细则（试用版）：一、1.在发帖跟帖过程中，不得使用嘲讽、挖苦、贬低甚至是攻击他人的非学术性语言。对于此类语言，版主有权通过编辑的方式给予删除。2.在发主题帖或跟帖时，不得附加与内容不直接相关的且又很不文雅的QQ表情图片。对此，版主有权将其删除。二、网友在发主题帖或跟帖、回帖的过程中，只要态度认真，论述清晰，用语恰当，格式规范，且对其他网友很有帮助，不论观点如何，均可看做好贴。对此，版主即便是有不同的学术看法，都应该做出合理的奖励（包括给予经验、论坛币和加各种指数、置顶、加精等）。反之，版主有权做出适当的处罚。三、1.对于发了与本板块或子板块内容要求不符的主题帖，且不是有意的，这不属于违规。只是网友应该理解，版主有责任将其移至合适的板块或子板块。2.如果网友发了与本板块内容要求并不直接相关的主题帖，且内容又很敏感，这属于部违规。对此，版主有权令其修改主题内容。要是不愿修改，版主有权锁住跟帖或是屏蔽主题。3.网友发了与本板块内容求不符的帖子，且又不适合移至本论坛的任何一个板块，这属于严重违规。对此，版主有权将其立即删除。四、1.在跟帖或回帖的过程中，如果发了与主题并非直接相关的内容，且又很敏感，这属于跟帖或回帖的部分违规。对此，版主有权令其修改主题内容。要是不愿修改，版主有权屏蔽或删除该贴。2。在跟帖或回帖的过程中，如果发了与主题帖完全无关的内容，这属于跟帖或回帖严重违规。对此，版主有权立即将其屏蔽或删除。五、1.只要发帖或转帖的内容完全相同，不论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都可视为重复发帖。对此，版主有权令后发者更换内容或删除后发贴。2.在转帖的过程中，转载者对其做了很不相同的评论、分析、说明等，可视为非重复发帖。对此，按正常发帖对待。3.对于具有时效性质的帖子，或是楼主已删除了该贴的主要内容，且已很长时间没有跟帖，这属于比较特殊的帖子。对此，版主有权删除整贴。六、在上传资料的过程中，只要格式、版本不同，或类似于在系列书籍中有几本与单独出版的书籍相同，均可视为非重复上传资料。对此，按正常发帖对待。特别强调的是，本论坛已有收费资料，但上传的是免费资料（低价不算），也视为非重复上传资料。对此，也按正常发帖对待。但网友不得在本论坛下载收费资料，然后再免费上传。对此，一经查实，版主有权对其删除。七、1.在发帖的过程中，网友在首页发了20个以上的主题贴，且内容雷同而无新意，这属于刷屏现象，属违规行为。对此，版主有权删除部分主题或是全部主题。2.如果在首页发了N个主体贴，但内容并不相同且很有意义或作用，这属于正常现象。对此，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并有可能得到适当的奖励。八、1.在跟帖的过程中，一个网友确实浏览了众多的主题和主题后的跟帖，用语虽然不多却很适当，又恰好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其他人跟帖，因此在连续跟帖中会出现刷屏的现象，对此认为是合理的而不会受到处罚。相反，如果回帖水平很高，还有可能得到适当的奖励。2.在跟帖的过程中，一个网友并没有真正浏览众多的主题和主题后的跟帖，仅是投机取巧地对前几页的帖子做出雷同的“批示”，且超过20帖以上的行为，一律视为恶意灌水。对此，版主有权对其进行适当乃至全部删除。九、1.在一个主题中，连续4个及以上的跟帖，又不是对楼上某些层的分别回复或分析等，第4个及以上的跟帖可视为在楼内恶意灌水。对此，版主有权合并跟帖或删除不必要的跟帖乃至全部跟帖。2。在引用时，超过了3个层次，且又没有对各层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说明、分析、论述等，可视为在楼内有意灌水或污损版面。对此，版主有权删除部分的引用或是全部引用直至整个跟帖。十、1.只要版主对某一帖子的单项指数平分在±2以内，可视为版主是以一个普通网友的身份在参与打分活动，一般不接受被打分者告诉版主评分不公的投诉。对于此类帖子，版主有权将其移至议事厅或删除。如果是告网友、或是版主的一般网友身份的这种做法，可把帖子发到站务与外事板块。在本版块发的这类帖子，版主有权将其移至站务与外事板块。2.对于版主在给予经验、论坛币和单项指数平分在±2以上的情况，任何一个网友认为不公，可在本板块或站务与外事板块发投诉帖。十一、对于在本板块发生的网友或版主的不当行为，并有证据，任何一个网友或版主都可以在本板块发帖投诉（也可在站务与外事板块发帖）。对此，版主有责任进行调查，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回复或做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十二、1.在本板块发帖或跟帖、回帖中，如果使用了马甲（一个用户多个账号即多个ID），且在本板块内有共同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不论帖子内容如何，这属于恶意违规。一经查实，版主有权对马甲禁言直至封ID。2.因种种原因，网友对本版块甚至本论坛产生了恶意，且不断发一些具有中伤性质的主题帖或跟帖，这也属于恶意违规。对此，版主有权将其禁言或封ID。站务委员会2009年月日批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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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德明同志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原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杨德明同志因患肺腺癌，经多方精心治疗，抢救无效，于2005年4月24日0时13分去世，享年68岁。杨德明，男,湖南省邵东县人，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９日生。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１９７８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现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任世界经济理论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１９８８年调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与学术交流组工作，任副主任，研究员，从事国际经济环境、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1996年任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99年调当代中研究所，任所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当代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杨德明老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介绍研究西方经济学,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近年来主持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利用外债问题、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中国国际收支政策问题、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对策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工作，并致力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他的一系列观点曾经引起国内政界思想界广泛关注.尽管对杨德明同志的诸多观点至今仍有很大争议,但无论谁都钦佩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无比忠诚.他待人谦和,礼贤下士,许多青年学生都在他的敦敦教导中获益非浅.曾获中国北方15省优秀图书奖、光明杯优秀社会科学图书奖、国家计委科技进步奖。主要著作：１、《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方法论和微观理论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出版）。２、《当代西方经济学──渊源、方法、理论、政策、流派》（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３、《国际经济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课题组组长，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４、《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与借鉴》（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5、《震撼世界的东亚金融危机》（与袁木、孙学文同志合著，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8年出版）6、《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模式—历史的国际的比较分析》（已完稿，正联系出版）主要译作：１、《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出版）。２、《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