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定于2010年11月13-14日在成都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第四届学术论坛。本次论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为主题,向国内外学者征文。现将论坛征文启事告知如下:一、论坛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发展创新;二、主要议题: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2、《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4、马克思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创新;5、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模式研究;7、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8、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9、其它相关论题;三、论坛形式:会议采取主题报告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形式;四、论坛地点:中国·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五、论坛征文要求及截止时间:1、投稿论文首页需提供论文题目、摘要(5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以及作者姓名、作者单位、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2、排版:请统一用A4纸打印。标题,宋体三号加粗,正文宋体小四1.5倍行距;文中表格、插图,务必保证准确光洁,不错位显示。3、凡来稿注明基金资助,请在首页脚注列出。4、应征论文一般不超过10000字,信封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请将论文在2010年9月25日前挂号寄至: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吴垠收(邮编610074);并请同时将论文电子版(word文档格式)发送至fzcxluntan@163.com,在邮件标题上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和作者姓名。5、所有应征论文将由本次论坛组织专家进行审稿,确定参会入选论文。入选论文作者的会议邀请函于10月初寄发。六、联系方式: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74联系人:吴垠电话:13880838859(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0年7月本文来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cenet.org.cn)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30&ID=415753
三、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能够服务于党的宗旨和基本路线;符合中国客观发展实际;能够有效指导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和宏观经济调控;能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是抵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1、创建和繁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认知客观世界的理论基础,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形成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探讨客观规律的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就为统一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就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是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社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自给性生产仍占相当大的比重;经济技术以及文化的发展在各地区之间很不平衡;同时,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存在的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现状一时还难以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充分。这些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许多显著不同的特点。我们不仅要研究现代市场规律,也要研究小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规律;其次,我们是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情况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在市场中反映出的各种交换关系必然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克服盲目性和急躁性,增强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觉性。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必然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和方式作用于市场。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其作用于市场的形式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就其共同点来说,都要求对市场进行程度不同地监督、管理和控制。其实,只要国家和市场交换存在,国家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和控制的职能就不会消除,只不过控制的程度和方法不同罢了。因此,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切不可把市场看作是一个超然存在的事物。可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2、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作为理论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中用去了毕生的精力。他从研究商品和货币开始,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的运动规律,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实现了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的完美结合。尽管他在《资本论》中没有给我们留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现成答案,甚至有些个别观点和设想也并不符合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然而,他却给我们留下了研究规律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经济理论研究,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指出,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资本论》,片面地认为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而那些基本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就失去意义了,用这种缺乏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继承性和演化性,同时,也容易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而误入歧途。我们应该承认,由于今天的历史条件已经较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样就需要我们依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对有些个别的结论重新进行探讨,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有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就需要后人在实践的基础上予以发展。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的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中,有些理论观点是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的,或者说,马克思的有些观点本来是正确的但却被作了错误的解释和发挥。特别是我们从苏联引进的“政治经济学”,它服从的是“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思维,服务的是阶级对抗时代的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是集中计划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它集中反映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观点,主要为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就做必需予以纠正,使之被曲解、被僵化的理论观点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庸俗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强烈地反映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它既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也包括宏观经济理论,我们对待这些理论的方针一如既往,这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既不照搬照抄,也不因噎废食、盲目排外。为知己知彼,我们必须学习它、研究它,更应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同西方经济学者进行交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经济发展以及为制定有关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观察在现代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哪些新情况,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有哪些具有共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警觉,这对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将大有裨益。四、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与交换的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各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探讨市场形态和市场要素;分析市场行为;分析市场运行机理的成因及其规律;分析微观市场和宏观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最终形成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武器。2、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基础上,依据市场运行机制的自行调节功能,借助、运用和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在不断调节市场行为及其相关要素的运行中,通过市场外部环境对市场内部各要素的影响,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及最优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发展,让我们从市场经济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3、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必须要有突破,其重要任务就是创建全新的经济学范畴,同时依据新的经济学范畴在科学继承中创建全新的理论逻辑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将坚持历史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市场形态”及其理论就是这一研究方法的科学成果,它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理论主线。4、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必须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演化性。这种继承性和演化性包括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符合科学的经济学原理,也包括其中的各种经济学范畴,这些优秀理论成果都将体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当中。5、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仅研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重点研究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要论证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交换方式同样推动生产方式进步的辩证关系。对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空想成分,必须予以清除。6、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可以包括政治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两部分。政治经济理论将重点研究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关系;研究交换方式对生产力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重点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规律;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研究生产关系多样性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重要的是研究所有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所有权制度与市场交换的关系,特别研究社会主义所有权制度的建立;研究股份制、合作制等共同占有形式在市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经济、社会、环境、人文和谐发展;研究“三农”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途径和方式,研究小农经济、小商品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市场经济理论重点研究市场经济规律,研究交换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城乡两元条件下的市场规律;探索和揭示市场运行机理;研究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研究市场要素、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研究市场周期运动及其规律等等。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程恩富陈士辉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士辉(1971-),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2003年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第51届大会的论文为依据,先描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若干特点与态势,然后综述关于社会经济学和规范理论,全球化和元理论,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存在下去,是资本主义控制市场还是市场控制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阻碍,以及银行衰退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金融行政等具体问题的理论观点。关键词日本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政治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特点与态势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上半期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0年代以来面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新形势,日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讨又掀起了新热潮。2003年10月18~19日,笔者之一--程恩富应邀出席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日本惟一的拥有800多名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会),程恩富在大会上作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改革三大流派》的专题学术报告)第51届大会期间,就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浓厚的学术气息。其研究特点和态势表现为:首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在日本,一方面继续研究和刊行《资本论》创作史、经典文献阐释和马克思经济学入门的论著;另一方面,国立东京大学和横滨大学、私立武蔵大学等众多高校仍继续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课程(称为经济学Ⅰ,或经济原论,或社会经济学,而把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Ⅱ,或近代经济学),以及用马克思经济学来分析的世界经济课程(称为现代经济体系课程等),并作为经济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修课。日本的经济理论学会不仅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传播和学术传承方面搞得出色,而且更富有理论创新精神。会长大谷祯之介等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但今日多元的诸多现象,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因而新构建的社会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或中心的,而现存的非市场领域也须列为重要的分析对象,进而应吸收生态学、新经济学之类的成果;须研究经济体系同自然环境、法律、文化、社会规范的相互影响;即使研究现代危机,也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即贫困、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战争与纷争,环境与资源,以及管理社会与人们关系疏远等问题。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学派,而继承和独创融合的结果必然促进学派的不断产生和演变。目前,日本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有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马克思主义、伊藤诚领衔的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和八木的调节学派等。其次,借鉴与批评相结合。与我国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属于日本学术前沿和重要主题之一,而借鉴数学工具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凸现为一个鲜明的特色。大西广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适宜增长理论的新解释--作为最适宜迂回生产系统的资本主义数学模型,武井博之关于资本主义的模式化和商品数量问题,濑尾崇关于个别资本的进化竞争模型等,均是如此。比如,在贸易和资本转移的克鲁格曼模型与列宁模型及其一般化的研究中,京都大学统计学教授大西广就国际间不均衡经济发展问题,对克鲁格曼的扩散理论与列宁的收敛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利润率从“克鲁格曼状况”向“列宁状况”的历史转换。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批评,仍然是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责任和思想进化的表现。石原洋介在探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和短期化问题时指出,其实并非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是有效资本的分配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保证,而是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部分果实;况且,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是保证投资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富裕阶层的利益为优先;为了纠正这样的不正确性质,至少要以马来西亚的资本限制规定为成功案例,对短期资本的流动作出必要的限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斥,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消除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影响。再次,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在立命馆大学松井哓等教授看来,规范理论是实证理论的相反概念,论述该有的体制、制度和伦理的理想;不过,自由主义主导的规范研究是有缺陷的,因为去掉平等原理是不能构成关于社会的规范原理的。他们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虽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述,但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中榨取和阶级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却未提及,因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关心规范理论。面对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倾向,日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以规范分析的观点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化,并努力以自由(含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平等(含所得和资产的平等)、共同(含合作)这些根本价值的视点为基础评价现代世界社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以及环境问题,进而形成“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在日本,诸如山本二三丸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和对人类经济社会终极关怀之类的规范分析较出色,然而从总体上观察,实证性的研究更多。例如,探讨能源的商品化和电力资源市场化对社会的影响,以日本群马、枥木县制造业空洞化为例的区域经济发展波动,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问题,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全球化,以中国为例的市场经济和劳动力配置的性别歧视问题,等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除了高度重视对本国经济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以外,还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伊藤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大西广的《资本主义前后的社会主义》等,便是其代表作。最后,原论与应用相结合。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的导引下,广泛研究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科,深入探究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多样化具体实践,这又是一个鲜活的学术局面,比欧美国家大为出色。举例来说,把马克思经济学渗透到产业经济学,探讨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渗透到劳动经济学,探讨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劳资谈判和雇佣以及日本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等问题;渗透到金融学,探讨日本、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和控制等问题;渗透到财政学,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及如何激活处于长期低迷的国民经济等问题;渗透到企业组织学,探讨日欧美国家类型不一的企业形态和不断涌现的新业态等问题;渗透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探讨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制度和政策怎样去促进等问题;渗透到世界经济学,探讨全球化中的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新旧国际经济秩序及资本主义的“原理像”与“变容(变样)”的差异等问题;等等。这类应用性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的论著日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参与政府和财团的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多种途径,来推行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不仅从根本和长期上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标本兼治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近期发展。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效的产业政策,贫富差别小于美国,较少的军费开支,较大的科教投入,以及独特的劳资关系和企业管理模式,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宣传或必要的论战密切相关。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为对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感到自豪。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灵活地统一起来,颇值得我们借鉴。二、关于若干经济理论的深入探讨(一)社会经济学和规范理论的探讨立命馆大学的松井哓教授提出的理论要点如下:社会经济学把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中心,可是,其实证分析的对象和规范理论还没有讨论清楚。(1)关于实证分析的对象。①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象:把市场经济作为中心,但并不忽视非市场经济,只是非市场经济被作为市场经济交换的延续来加以理解。②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核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榨取、阶级和贫困化带来的恐慌(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战争、公害自不必说,就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但为了接近其今日多元的诸多现象,有必要把研究范围扩大。③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超出了《资本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范围,有总体把握现代危机的必要。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a.贫困、不平等、经济不稳定;b.战争、纷争;c.环境、资源问题;d.管理社会、人们关系疏远。社会经济学要接触以上诸多问题,需具备哪些因素?经济体系对自然环境、法律、政治、文化、社会规范有怎样的影响,还有后者对前者又如何影响,这样相互关联的问题成为视点。不要把研究对象只限定为市场经济。把生产、分配、消费这些超历史的经济哲学范畴作为基础,现存的非市场领域是社会经济学的重要的分析对象。应该吸收生态学、新经济学等的成果。即使在现代,权力仍然是理解经济社会的关键概念,如美国的政策与市场原理相比,是权力本位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学必须追求对象的扩大,可是,怎样处理对象,经济社会应有怎样的状态,这就涉及到规范的观点,于是,有必要追究一下什么是规范理论。(2)关于规范理论。规范理论是实证理论的相反概念,论述该有的体制、制度、伦理的理想。有不同的经济学规范:一是自由主义主导的规范。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虽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述,但是,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中榨取和阶级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却未提及。一般地超历史的论述规范的诸概念的倾向较强,对于历史的状况和现代社会经济的变化的议论则比较少。纯粹自由主义是特有权力的个人、集体的自由社会,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相比,虽更彻底,可是,却不能成为建构社会的规范原理。二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规范理论。以资本主义法则的必然性为基础的规范理论和伦理学之间是相互轻视的。在严加区别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宇野学派中也是一样。在冷战时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一种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要点是,恐慌等于危机论,经济成长是评价基准。可是在现在,倡导脱离经济成长论在抬头,评价经济体制和制度的规范基础不明确,其结果丢掉了危机论。为了构筑新的危机论,规范的观点很必要。被叫做社会主义的体制中,经济成长也成为中心目标,而正义和权力从属于这个中心目标,这一点上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表现。自然环境、资源的制约性--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无限富裕是不可能的--正义的环境持续。马克思派也不能不关心规范理论。可是,在自由主义范围内开展的规范论的诸标题(如平等论、共同论),为马克思经济学框架内的充分摄取是可能的,并对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非常重要。三是社会经济学和规范理论。①多元问题群和规范的观点:面对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倾向,规范的观点可使其成为体系化具有可能性。例如,把共同体和协会等非市场的经济制度放入视野进行考虑的情况下,讨论效率以外的价值。又如,以平等如何能实现的观点为基础,评价哪些制度是能够进行的。即使是关于福利和环境的问题,也可以在共同性乃至新视点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定位。②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提供了什么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本质性的危机,及什么能为判定重大问题提供基准。根植于市场、国家、中介机构这样的制度立场上的社会主义的诸价值观,怎样被实现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应当以自由、平等、共同的根本价值的视点为基础,评价现代世界社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③历史变化的视点:与自由主义乃至新古典派的规范理论不同,在社会经济学范围中,与上述的重大危机和经济社会的倾向变化(例如,信息化、全球化、少子、高龄化等)相关联,作为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社会规范如何互相影响,现在又怎样进行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受到重视。④制定社会经济学的体制、制度和运动的规范的基础。作为经济学,为把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学的尝试理论化,根据以下新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并用自由、平等、共同的规范观点作为基础。以下的诸多理论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自主管理型企业、协会、协同工会、基本所得、新的社会运动和自发的发展论等。四是社会主义的规范概念。①围绕社会主义的规范理论的课题:在马克思主义里,规范理论道德应该怎样进行定位呢?应当如何看待功利主义、非功利主义呢?共同体主义、生态学,还有历史唯物论和规范论有怎样的关系?社会的正义幻想论与规范论和进化的社会理论有怎样的联系?②为了再构筑社会主义的规范理论:社会主义理念实际上对人类社会来说是自然的理想,作为近代的理念,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我们自身必须体系化,社会主义的理念是自由、平等和共同的实质化,而不是自由的否定。(二)全球化和元理论的探讨东京大学的著名中年教授小幡道昭分析的具体观点如下:1.帝国主义以后。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把马克思经济学导引到今天的样式中呢?一般地说,马克思经济学是使《资本论》体系中的马克思学说得到发展的经济学说。只是今天的马克思经济学固有的特性是在马克思去逝后,伴随后发资本主义的抬头,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变动而形成的。从自由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过渡之际,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们,一边以《资本论》为基础进行研究,一边关注国家和共同体、制度和习惯、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等非市场的诸多因素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化研究尝试。在竞争现象退潮的现实中,把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形式化,并且对于被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并肩高度的后马克思经济学潮流,在正视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对其特殊性进行解释,同时作为综合社会科学的一环,在经济学被定位的潮流中产生了,确立了作为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主体性。第二个问题,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特质在哪里呢?简单地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持有(部分性)的认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国家有快有慢,并不是以同一模式分别扩张,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把日本关在了最后,资本主义本国和殖民地关系断开明朗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各国间尖锐的对立关系也突出地表现了起来。在对外方面,资本主义关系被抑制的旧有的支配关系被保存强化的同时,在内部通过国家的政策介入和劳资协调的制度调整得以强化,这样的非市场因素的增大,使背离自由主义阶段的各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显著。对于此类现象的解释,要把用市场原理说明的可能领域,同对资本主义变化和对立类型多样化的历史文化解释领域区别开,构筑资本主义的元理论将成为必需。“非”市场的诸多因素,暂且把市场的因素作为基准用否定的形式规定之外,没有别的做法。这样,一边把元理论作为基础,同时把多元化的社会的诸要素串连起来的综合观点,成了20世纪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特征。在近似面和预测可能性方面,它与追求有效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元理论明确了与现实资本主义的关系,并捕捉其历史阶段和对立类型作为基准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个问题,全球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任务。应该指出的是,从东亚到南亚这一区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决定的。即使在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在原来市场外观上进行处理,将以科学知识、生产技术、技能培养、组织管理等新的形式追求资本利润核心的同时,带来了在医疗、教育、保育等各个层面的市场竞争,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和习惯在不断地解体、重组,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动摇和对立。应该说,这是与外部的全球化主义相适应而出现的内部的全球化主义。在这变动的基础上,元理论在适应现实的方法和理论的展开方法两方面,不得不进行再思考。2.作为变容论的元理论。第一个问题,全球化主义给元理论一个怎样的反省(震撼)呢?目前的元理论是带有帝国主义阶段特征的(部分性),怎样捕捉产生那个结果的资本主义对立的多样性呢?回过头我们看一下,那种没有核心的被认为是类型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就会把劳动力商品化等一些不变的条件作为前提,之后再构成只有用市场因素才能说明的资本主义像,以此为基准形成了把构成现实资本主义的非市场因素分割开来的理论方法。现实的资本主义被看成是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混和经济,其多样性需加入专门的非市场因素才能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只是用单一的资本主义像回答了“资本主义是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而《资本论》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像不断接近,这样的收敛说不断浓厚,同时,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积累而自动崩溃这一认识互为表里。资本主义本来以原理镜像为基准,现实用始自哪里目标何处这样的远近距离来给历史进行定位,从哪个部位看出多少端倪,来捕捉历史的多样性。其中,资本主义自身崩溃说也是被变换继承的,即把帝国主义阶段规定为从其本来形态脱颖而出资本主义没落期形态。第二个问题,怎么捕捉存在于全球化主义的多样性的特征呢?帝国主义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多样化,采用怎样的方法把元理论展开,以与现实相联系好呢?要接近多样性的本质,变容论的研究法可谓是新的且必要的方法。通过市场因素的作用与反作用,把资本主义本体情况改变的性质作为本源的着眼点,把资本主义多样性作为变容(变样)结论进行说明的方法。没有这样的方法的转换是不行的。第三个问题,多样性的类型化,要求怎样重新认识元理论?以变容论研究法成为主要方法,是元理论中外在条件的处理方法。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进行社会化再生产的社会,或多或少会遗留下光靠市场处理不了的窗口。用怎样的非市场因素,去填充这种规定的窗口,资本主义的情况也有大的变化。在窗口部分的变化,会导致整体构造发生变化。3.市场原理和资本的理论。第一个问题,全球化主义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收敛性吗?“市场原理”的表现被应用在各种场合。变容论的资本主义像,要求资本主义表层市场合理性扩充,同时在深层填充非市场的因素,也就是,市场原理的同一性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多样性同时存在。市场覆盖的领域越扩大,补充其界限的国家、制度、观念形态等的作用,也同时越被强化。资本主义新的多元化也随之而诞生起来。第二个问题,如何应对新生无政府主义?新生无政府主义的变容论把资本主义的收敛等同于内部崩溃论和不纯化等同于没落论,研究方法近似于主张无资本市场的可能性,把由等价交换带来的公正市场进行理念化,并摸索保证实施货币、信用制度改革的市场社会主义。第三个问题,全球化主义把元理论导向何处?资本主义遗留下单靠市场原理处理不了的问题,具有分解外在条件再重新组合的变成作用。变容论的研究方法凭借这种作用,开拓重建了综合的社会科学之路。用社会哲学的更加广博的观点进行再评价,非常之必要。 (三)评松井哓和小幡道昭观点,兼论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去吗立教大学的名誉教授久留间健就此为题进行了阐述:第一,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价。松井、小幡在重新讨论20世纪经济学在明确其意义和界限的同时,探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能性。在总结评论过去的理论基础上,难道不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方向性来吗?我们未曾怀疑过马克思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和作为长期理论的妥当性。从宏观上看,现实几乎都遵循马克思理论,这是我们的实感。这里我们所说的马克思经济学,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非市场的因素定位。松井把这个问题用“社会经济学”范畴考虑,而小幡则认为是“变容论的研究法”,但两人的问题意识相同,即作为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要包含非市场因素。他们两人所说的非市场因素已经很清楚了。(1)马克思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市场作为分析的对象,新古典派也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可是,坠入“没有价值论的价格论”的新古典派,只不过认为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变动,从而主张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新古典派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应有的人类社会。对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之一。因此,我把“市场理论”和“人类社会伦理”之间的差异作为问题,就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经济学把市场经济作为对象时也含有非市场的因素在内。(2)国家和国民经济是历史的产物。现实的世界市场,经常带有历史的规定性,能否把这个考虑为非市场因素是问题之一。(3)马克思经济学对象不单是作为下部构造的经济关系,还包括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社会全体,这就意味着原本就含有非市场因素,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必须同时具有文明论的这一侧面。第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松井、小幡都按照共同论题,将马克思经济学定位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关于今后的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我们认为把马克思经济学看成现代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也许有其合理性;凯恩斯经济学即便可以说成现代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经济学即使在现代还应该是“经济学批判”。第四,怎样评价唯物史观。松井、小幡两人都就作为社会变革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只是松井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的规范理论,小幡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理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论述社会变革的必然性,这就是与唯物历史观评价有关联的论点。我们用“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去吗”来表明明确的唯物史观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是从成长经济经过低成长时期,避开了长期深刻的破绽发展过来的,但追求无限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终于遇到了大的界限,其结果扩大了市场理论和人类社会理论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认识。用单纯的唯物史观说明从远古到现在的人类社会历史是有问题的,不过,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来论述资本主义是相当合适的。资本主义追求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会带来短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然力当中,同时其发展界限也被划定了。问题在于:唯物史观是自动崩溃论吗?我们不认为唯物史观是“自动崩溃论”。由于市场的界限,资本主义困境不单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也可能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朝怎样的方式前进,就与人这样的主体息息相关。第五,社会像论。松井、小幡二氏认为,原来的马克思经济学不能充分提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像。对于资本主义提示怎样的社会像,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市场经济存在的同时,进行宏观理性调控和探求资本主义的社会像,哪方面存在不同呢?像这种社会像论,似乎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否定过的改良主义的研究方法。现在市场的困境倾向在发展,企业社会伦理和人类社会伦理之间的对立在扩大。凭借企业社会伦理就这样扩展的话,21世纪将会成为人类的危机时代。我们的主张是在经济社会中组建一种作为抑制企业社会的理论,与之相对抗的理论势在必行。我们不主张通过改良来达到理想社会。第六,迄今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吗”。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是资本主义危机论流行的时候,就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新的发展,考虑到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成长时期。维持战后经济成长的各种各样的诸多条件排列着,由于各国的不兑换制度以及国际的美元体制的金融货币的特殊情况,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具有了不易露出破绽的体制构造。这是我们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是与想弄清凯恩斯政策的意识和界限这样的问题意识相关联的。有关这样问题意识的主要文章是2000年集录的《货币信用论和现代--不换制的理论》一书。现代资本主义不会轻易进入困境,对于想弄清其根由和界限的前后问题意识来说,写“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吗”的背景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终于触及了其界限,企业社会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理论的对立继续快速扩大,通过其冲突开始诞生了对于新社会的展望。“就要到马克思的时代了”,这是我们的实感。这里,称为“马克思时代”指的是,“对于把追求利润作为基本原理,追求经济成长作为资本主义的应有状态,产生质疑的人增加的时代”。(四)是资本主义控制市场还是市场控制资本主义的探讨同志社大学的大野节夫教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观点为切入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他强调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视角,以挖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还不为人们所熟悉的经济学原理。要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才能通过现状来进一步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在市场控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形成了以商品的分配为前提,资本商品和商品市场相结合的情况。这就是斯拉法所说的根据市场实际需要来生产商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说,资本凭借劳动力商品实现商品的再生产。只要市场控制了资本主义,那么结果资本主义就掩盖在市场中,利润率和利息率也无法清晰界定。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控制市场,作为资本产业活动基准的利润率决定了市场的供需关系,最终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化。资本的产业活动从资本投入开始,形成与一般产业活动不同的利润率,并以此作为资本活动的核心。如果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使资本自身增值运动原理的话,资本主义和市场之间就通过原因和结果这对关系的运动结合在一起。这样就能了解资本的运动学这一未知的世界,就能够进入资本,依据其本身进行再生产的知识领域。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并非是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应该挖掘埋没在市场中的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的价值增值运动看作原因,将市场看做是作为其结果的商品分配。从以下各方面展开讨论:资本的生成;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成本价格和市场价格。1.资本的产生。图1是资本的一般公式。由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间是一元结构,所以体现不出资本主义。M=C…P…C′=M′图1资本的一般公式但是,资本的运作是如下构成的,在市场中用货币M所能购买的商品C所构成的资本K,在资本K投入,经过一段时间后,转化成其所能产出的以商品形态出现的资本X。资本的运作,即投入资本K和产出资本X的运动过程K--X是市场买卖的商品C,C′之间的媒介。图1变成了图2。〖TP,+65mm。120mm;S*2,BP#〗〖TS(〗[HT5”H][WTHZ][STHZ][JZ]图2商品交换和资本运作的二元过程在图1中所表现的一元的资本流通模式,在图2中分化为商品交换和资本运作的二元过程。这样,就区分了市场中商品、货币间的交换和资本的运作过程(K-X)。将社会总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成手织机上的经线和纬线的话,能以货币和商品间的交换关系作为纬线,以资本的运作作为经线。资本主义就是经线的资本运作,即资本自身增殖和再生产运动过程;纬线表示产出商品的分配关系,即市场关系。这样就能发掘出埋没在市场中的资本主义了。已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讨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买卖关系,以劳动力再生产是否可能为基准,超过此基准能够实现再生产就产生了剩余价值。但在投入资本K,通过货币工资/可变资本对劳动者的雇佣上体现出的是:一方面将货币工资/可变资本能否满足劳动者再生产作为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标准的话,在另一方面,雇佣劳动是否等值与可变资本也就成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其价值增值的基准了。2.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工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的界定。从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化再生产中的分配关系,到资本再生产的运动形态的转换,我们应该要去度量其中的过程。将可变资本函数和描述雇佣劳动转化的价值函数,分别作为X轴和Y轴,通过雇佣劳动转化的价值和可变资本是否对应,并以可变资本作为度量单位来描述资本的增殖这一资本的运动形态。设X轴的可变资本函数随着劳动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经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后,资本在Y轴上确定相对应的剩余价值的变化。在此所描述的可变资本价值的界线(FRONTIER)--通过劳动时间把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结合起来,所围成的一块区域--是可变资本投入后,其价值增值运动的度量形态,也是资本运动的形态。通过X轴可变资本W的变动为依据,通过雇佣劳动者的有效劳动,产生于Y轴上的新价值V全部作为剩余价值,归入资本。可变资本界线的斜率绝对值是V/W,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比,是剩余价值率的体现。可变资本以有效劳动时间为尺度,所产生的新价值归入资本,提高了转卖的商品价格,其依据就是剩余价值。可变资本W决定剩余价值V,两者不是反向关系,而是成比例关系。〖TP,+56mm。120mm;S*2,BP#〗〖TS(〗[HT5”H][WTHZ][STHZ][JZ]图3动力学新观点的剩余价值图3所示的是动力学新观点的剩余价值论。在一元模式下表现的通过劳动力商品对商品的再生产间的关系,一方面,只有其用于商品生产的有效劳动才形成价值;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新价值分为劳动力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配论。与此相对,用二元模式表现的剩余价值的动力学,一方面,受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其所有的有效劳动都作为获取资本生产的商品的劳动而转化为价值。另一方面,有效劳动的全部都作为了剩余价值。与以可变资本为尺度的剩余价值量相比,劳动力商品的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量要减少1/2。3.成本价格和市场价格。以可变资本界线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市场价格将潜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利润,用全部投入资本作为衡量尺度的话,就是剩余价值率向利润率的转化。当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的剩余价值率向利润和投入资本之比的利润率转化时,潜在的剩余价值就转化为实际利润。相对由X轴的可变资本函数和Y轴的价值函数所围成的可变资本价值界线,这里所描述的X轴为投入资本,Y轴是实际市场利润,所表现的是利润率。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即用可变资本雇佣的劳动者以及机器设备等,它们两者构成了利润率的函数。〖TP,+50mm。120mm;S*2,BP#〗〖TS(〗[HT5”H][WTHZ][STHZ][JZ]图4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形成利润率函数图4并非商品的价格构成,它所表现的是利润率,即商品在一个单位内的利润和投入资本的比率。资本的利润率是投入资本和商品市场价格间的关系。每单位的可变资本W和机械设备M之比决定了X轴上商品的成本价格K。一方面减少每单位商品的投入资本,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价格-成本价格=利润π”,如果减少投入资本和成本价格,则市场实现的利润就会增大。资本的利润率并非市场中资本商品的价格,也不是商品化了的资本价格,而是通过资本运作和市场间的关系而形成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率。在已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动,资本的利润率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资本从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生产部门,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形成一般利润率。这就是市场支配资本主义。资本在市场中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分配,利润率也无法和作为金融商品价格的利息率区分开来。 (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化探讨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石原洋介对此作了下列几点阐述:1.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体现在国际资本通过投资组合和短期银行融资的形态,加快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与某个特定国家的中长期固定资本这类直接投资不同,这样的短期投入资本对投资国的经济反应敏感,而频繁在投资国流入或流出,引起该国的经济繁荣或衰退。这个结果体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以及以此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和短期化,实际上并非像新自由主义论所说的,是有效资本的分配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保证,而是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现在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是保证投资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富裕阶层的利益为优先。为了纠正这点,我觉得至少要将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规定作为当前紧要的课题。2.现代经济全球化指什么?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奉行此理论的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东亚各国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相比其他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金融市场转向自由化,消除了各种限制,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与流出。现代经济一体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力求达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希望最大限度地自由操纵资本,而借方则全部依附于资本家。全球化是世界金融市场融为一体,消除了资本流动的障碍。但另一面,在达到全球化的目的时,其完全用了非全球化的手段和经济现象。高利率、廉价劳动力、较低的环保要求、优先的税率制和补贴,在比较借方(被投资国)可出具的各种条件后,投资方将资本投入最符合其条件的投资地。借方为了超过其他竞争对手就必须不断开出更优厚的条件。而要吸引像短期资本那样很容易转换投资的资本的话,就更要求有极其优厚的条件了。这样,最终必然导致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比全球化前更大。作为掌握经济命脉的投资者,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成果的掠夺,使资本所有者在现实中和进行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相比,有绝对优势。这种资本所有形式和世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正是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最显著特征。3.对短期资本做出限制规定的必要性--以马来西亚的资本限制规定为例。现在分析一下马来西亚成功抑制短期资本增多的措施。马来西亚在1994年经济处于高度增长中,为了抑制不断增长的短期资本的流入,实行了短期的资本流入限制措施。在限制解除后,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短期资本流入维持在较低水平,使流入国内的投资基本以直接投资为主。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东亚各国中,只有马来西亚没有依靠IMF的融资帮助,能进行自身的经济重建。这便是它得益于对短期资本基础进出控制的结果,而且马来西亚通过1998年实行的资本输出限制和固定汇率制,在短时间内从金融危机的低谷中恢复过来。马来西亚的资本限制措施在当时受到发达国家的强烈批评,其实,限制规定对经济的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是,实施国家范围内的限制的话,也会导致该国难以吸引到投资的风险。为了让国际资本的流动以直接投资为中心,就要在国际上强调,向短期资本交易收取税金等制度,在全球或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建立实行。与此同时,各国也应该针对本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在短时间内实行像马来西亚那样的强制性措施,并且相互认同尊重彼此采取措施的权利。 (六)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阻碍的探讨立看护大学的长田浩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如下分析:1.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基本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其重要原因正如很多分析家指出的那样有以下两点:一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东西对立局面的结束,中国和越南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由英特网带来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由于这样的变化随之所产生的就是人、财、物和信息都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动,将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发展。作为加速全球化进程的组织,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发挥了很大作用。全球化有三个基本标志:一是自由移动:在物品(包括商品、资本、人、信息、军事力量)的移动面前,国家的约束力显得无力,国境线似乎也模糊了。二是“全”:这种移动似乎牵涉到了约有60亿的全人类。三是“球”:并非将世界作为一个平面,而是作为一个球体来管理,同时管理这一球体的信息技术发生了重大革命。2.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上述观点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的,表现为积极主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却是被动地被牵扯到这一一体化中来的,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有一些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是被动地参加到全球一体化中的。这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只要看看一体化结合作为思想和政治主心骨的“新自由主义”,就能明白了。对于全球一体化的不良影响,从以下几方面举例说明:(1)区域经济地位下降;(2)失业者增多;(3)贫富差距加大;(4)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不足;(5)粮食自给率下降;(6)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遭到破坏;(7)资金流动混乱。新自由主义正是引起这些事态的原因所在。例如,世界银行在向发展中国家及中等发达国家贷款时,作为条件贷款对象国要有相应的政策变化。这在图5中,作为主要因素列举在左面一列,有撤销保护关税等7条。无论哪条都是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因素。这7条因素导致了前面所说的7个不良影响。在加上一些媒介项之后,通过表示因果的连线,做出了下图5。 图5全球化不利影响的表现方式3.全球一体化的抵制。对全球一体化的抵制,体现在那些受全球化直接影响,并陷于困境的南方国家中没有土地的农民,小规模农家和渔民,他们对WTO等组织发起的抗议运动上。这些运动也得到了北部国家支持者的共同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这些人联合起来,共同倾诉他们的贫困现状,直接掀起了迫使国际政策做出变革的运动,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反全球一体化运动”。与此同时,起着全球化带头作用的北部国家中,国家间及国家内部也开始出现贫富差距加大,对环境、健康、安全、平等等价值观的颠覆等现实问题,对此,人们的反应也很强烈。围绕环境这个话题,在全球范围内重复运行的资本的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加速大大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负荷,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由于这种环境意识在国际间的提高,使南北地区都达成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共识。与直接对抗不同,也有依靠现有的权威发挥作用的情况。这主要是通过擅长信息收集和分析的NGO(非政府组织)专家组所提供的政策批评和变革建议,以及向媒体和议员们提供各种信息来实现。他们将IT技术这一全球化的产物反之加以利用到全球一体化抵制中,将世界各地有着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行动有时会凌驾于被国家利益及个人利益所分隔开的国家和企业之上。例如,在NGO专家组的帮助下,欧洲的市民对含生长激素的牛肉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提出质疑,从而反对这两种物品的进口,使欧盟的贸易政策延缓。还有对曾是欧洲各国殖民地的一些国家的小规模香蕉园种植农户给予优惠政策,欧盟的这一贸易政策也被美国提出起诉,说是违反了WTO条例。在这些事件中,NGO和“公平贸易”组织起了很大作用,支持了市民们的抗议行动。除了各种反全球化的行动外,也有人选择置身事外,逃避全球化进程的。例如,有的通过区域性通货和回流资金,加强了资本及服务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也有开展“放慢脚步”、“放慢生活节奏”,以及包括整个自治区域在内的“放缓”运动等参见表1。全球一体化的对抗观点区别全球化非/反全球化活动空间的大小大(全球化)中(区域性)小(当地)资源移动的快慢快、效率高不慢效率高慢信息传递的快慢通过IT瞬间传递通过IT瞬间传递通过IT瞬间传递通过邮政等较快通过邮政等较快通过邮政等较快推进的机制全球的市场结构区域内市场结构当地的市场结构世界标准EU、NGO和非市场交易社会变动的倾向竞争市场激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完备由地域通货和回流贫富差距扩大贫富差距缩小资金做为联系的桥梁(七)银行衰退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金融行政探讨静冈大学的鸟畑与一教授探究了这一问题,认为在美国,以产业银行中资金中介占有率低下等作为背景条件提出来了“银行衰退论”,被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作为自醒的真理而接受,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日本版金融大亨,根据政府金融厅的市场原理形成了金融行政的理论前提。在政府金融厅2002年7月出版的《金融体系之将来展望》中,“银行衰退论”也作为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例题而被贯彻。市场金融典型的优越性成了“复合金融体系”的前提,通过了保证风险所得和贷方的有效证券的“保险分散型金融体系”的框架。从传统的银行业务向以投资银行业务作为核心的商业典型转移,被视为势在必行。可是,以像这样的“银行衰退论”为前提的金融体系改革和金融行政的展开,引起日本银行制度的深刻危机。向“市场金融典型”转移是加速否定传统银行资本作用的社会经济机能,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刻化。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提高个别银行资本的获益性和健全性(自有资本比率)的所有合理的举措,维持金融顺利和发挥银行资本的社会经济机能,全靠“无形的手”(市场原理的结果)。由于银行资本的社会经济机能丧失,导致经济危机深刻化的今天,如何把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银行资本的本质机能和它的运行,与现实资本的运作科学地联系在一起,成了燃眉之急的研究课题。1.否定银行的社会机能的银行理论束缚。1982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竞争激烈化和同质化进程中,“银行就能特别存在吗?”。属于金融中介机能的银行占有率低的背景下,凯利卡恩总裁提出两点:(1)提供通过决算的结算体系;(2)把以信用为基础的流动性供给机能作为银行资本的普遍本质。在包含贷出的资金方面,与其他的金融机关具有同质性。由于要维持资金运用方面的竞争力,银行经营方面便容易丧失健全性,并且,由于债务的特别性而不能保住银行的特殊地位。美依亚先生于70年代后半期以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银行变脸已不具有往日容颜”。在金融信息技术革新中,银行资本由于在金融中介方面竞争力的下降而变成了衰退产业,促进了银行资本从传统的银行业务中脱离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把规模以及范围经济性为基础的银行业务、证券业务等所有的金融服务业综合进行开展,而成为金融复合企业和金融服务的专门化。例如,以贷出组成功能、接受风险职能、辐射职能等职能分化为基础的专门金融机关,被认为是全球化金融市场条件下的生存之道,其共同的前提是传统的银行业务落后于时代的“银行衰退论”。像这样的传统的银行业务的衰退和向新的商业类型转移被视为当然的过程中,起支持作用的银行理论也在发生着变化。原来在经济学中把金融中介机构的职能分为两类:(1)金融中介职能(提供资金职能、生产信息职能、变换资产职能);(2)通货供给职能(结算职能、创造信用职能),同时,利用作为金融中介机关的银行的独立性,来提供结算账户形成结算业务和创造信用,通过预贷业务形成金融中介职能{(1)和(2)合并}(如1993年池尾和人编的《现代银行》)。通过预贷业务(创造信用),金融职能被看成是银行的本质业务,这其中银行资本在以下两种职能中提高竞争力:一是借方的审查和监视系统产生信息的职能;二是分散风险和减少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能。可是,现在开始注意银行在信息生产职能和风险管理职能中传统业务竞争能力的倒退,及基于市场结构基础上的资本市场的信息生产职能和风险管理职能的优越性。例如,根据把预贷业务作为基准的长期合作关系,银行资本的信息生产职能由于信息技术革新而降低信息的生产成本,及由于机构投资家因风险评价机能的发展而失去优越性的同时,给长期合作带上了枷锁,不能合理地分散管理风险的缺陷大大地增加了。基于与现实资本关系基础上的信息生产和风险管理,一方面会诱导会员交易,一方面因有碍风险的合理分散而被予以否定。由于肯定了资本市场的优越性,凯里卡恩等人认为作为银行本质的结算业务和预贷业务,根据新的商业模式在银行资本中已不再认为是本质的部分。池尾和人解除了传统银行资本金融中介机构一般方向的理论,认为银行资金提供职能不会失去金融中介职能的核心。2.由于否定了银行的社会职能,导致经济危机爆发。银行资本与其他的金融机构的同一性被理论化的结果,银行资本被看成和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同样也被看做是各种规避风险确保收益的金融机关。“金融体系将来展望”是作为“金融业承担风险,管理风险获得收益。银行是承担贷款企业信用的风险,管理文件获得利润”。其结果,否定了传统银行业务中被视为合理的银行业务。(1)与借方的信用风险相对应的利息。(2)根据借方的产业类别、业务种类、所在区域等的分散化和贷方的证券化,通过卖付的风险管理。(3)根据损失预算,充分的担保金和确保自己资本的停贷被看做合理的银行行为。还有,以作为贷出机关的银行论为基础收益和自有资本、保证金的水准被看成是贷出额的水准,通过加速处理不良债权的银行的收益率和自有资本比率改善,被作为最优先课题。由于这种传统的银行资本的否定,银行资本通过结算业务和预贷业务成为现实资本,以和现实资本长期商业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信息生产机能和管理机能,把风险集中到银行资本的这种结果被否定了。通过景气循环,凭长期视野的信息生产和风险评估被否定,银行资本加强了以短期的风险评估为基础的贷方行为,失去了把长期性、连续性作为本质的信息生产和风险管理机能。把在资本市场中被称为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和回报的一层关系适用于现实资本的多种信用风险评估,只能是单一的、机械的风险评估。在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下,对于支付能力低下的企业,机械地停贷或者要求提高利息的行为被看成是合理的。3.支持持续经济成长的银行体系的展望。美国型的股份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支持它的美国标准的世界标准化,不适合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诸国的实际情况,不能强制进行以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再重组。由于否定了以投资家为核心的、以市场原理为基础的间接金融理论,迫使各国经济危机深刻化起来。可是,对于无视各国经济和企业发展阶段及特性的间接金融理论来说,空论直接金融理论的优劣也是错误的。并且,间接金融理论和直接金融理论具有本质的不同,无视它们的特性一般也是错误的。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等的金融中介机构一般是不能解体的,由于结算业务和预贷业务的有机结合,发挥了银行资本固有的机能作用。银行资本是利息的源泉,关系到维持扩大现实资本的积蓄运动。一方面,利息率基本上适合于现实资本的积蓄水准,而且把社会上零散的货币集中作为基础,通过信用创造,把个别信用用银行的社会信用维持发挥机能作用。像这样,银行资本的社会的经济机能是资本的市场的价格机构不能代替的固有属性。现在,在准备2006年实施的“自我资本约束制度国际协约”的修订工作中(瑞士),根据银行拥有的信用风险等的计算尺度,自有资本、保证金、贷出利息的设定、追求收益的力度将被强化。可是,个别银行的健全性和收益性这样极小的合理性,在经济景气期,使银行资金过剩;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促使其停贷,因而造成极大的经济危机,这备受人们关注。解除银行贷出机关的金融监督的理论矛盾深刻化起来了。 TheResearchSituationsofMarxistEconomicsandPracticalProblemsinJapanChengEnfuChenShihuiAbstractThispaperismainlybasedonthethesesfromthe51stConferenceofJapaneseEconomicTheoryAcadin2003ItfirstdescribesthecharacteristicsandsituationsofJapaneseresearchonMarxisteconomicsandthensummarizesthetheoreticalviewpointsonpracticalproblemssuchassocialeconomicsandnormativetheory,globalizationandmetatheory,whethercapitalismcanliveon,isitcapitalismthatcontrolsmarketoronthecontrary,globalintegrationandinstabilityofinternationalfinancialsystem,theprocessandobstaclesofglobaleconomicintegration,thetheoryofbankdeclineandfinancialadministrationofmarketfundamentalismKeywordsJapaneseeconomictheoryMarxisteconomicseconomicglobalizationContemporarycapitalisteconomyModernpoliticalEconomics
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的提出过产权的概念,但是其关于所有制、所有权的理论的论述被认为是他的产权思想。美国学者S•配杰威齐曾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化过程》中说:“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黄少安(1999)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创立了一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关于资本的理论,实质上是关于资本产权的理论”[ii]。梁姝娜和金兆怀(2006)认为“马克思的产权观念是指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iii]。吴易风(2008)将马克思所研究的产权概括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等一系列权利,其中的索取权被认为是分配关系的法律表现[iv]。关于所有制与分配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生产关系又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基础的。在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权对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偿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ii]。在研究地租问题时,马克思说“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资本部分”[iii]“一些人所以能把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力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所有权”[iv],所以资本参与分配是所有权问题而与价值创造无关。吴宣恭(2002)认为马克思关于产权与分配的关系的理论科学的揭示了按要素分配的实质是按产权分配,所有权是要素生产者参加劳动产品分配的根本原因[v]。杨秋宝(1998)认为马克思所论述的收益权是“要求获得财产、资本或价值运营所带来的剩余或收益的一定份额的产权的权项”,并认为收益权不仅限于来自所有权,支配权或管理权也可以提供收益权[vi]。为了进一步解释和支持自己的观点,杨秋宝引用了《资本论》的原文“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同它只是作为无所作为的所有权而存在的规定性对立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从而得出企业主收入本身”[vii]。并且,在马克思看来,能够带来各项收益的产权的各项全能既可以成为一个整体也可以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相关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本文仅摘录一下几段经典论断为例。在论述地租的产生时,马克思说“土地的资本主义耕种要以执行职能的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为前提”[viii],表明了所有权和占有权、使用权的可分离性。“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智慧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需资本家亲自担任”[ix],表明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同时,马克思也对这种基于产权的收益预期作了限定,他指出:“使用和滥用的权利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幻想,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是一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的。实际上滥用这个概念对于所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即他的滥用的权力转入他人之手的话”[x]。这表明,产权的运用具有明确的经济界限,滥用产权可能使所有者失去自己的产权。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10年12月4日至5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功举行了。我做为一名独立的来自民间的经济学研究者有幸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首先感谢主办方能以开放的姿态和宽阔的胸襟吸纳我们这些民间经济学研究者参会,也感谢西南财大为论坛进行的精心组织和提供的周到服务,并特别感谢吴垠先生在会前联系和组织中所付出的辛劳!下面,我就此次会议的内容谈一下自己的主要感想。通过参加会议,能够直接聆听到学界前辈的声音和教导,对于我这个后生晚辈来说,虽然可以说是万语千言,感触良多。但在这次会议中,最让我感想深刻的东西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了十六个字,那就是:正视挑战,积极反思;传统观念,仍待突破。在此次会议中,首先让我感想深刻的是人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传统理论在解释经济问题中的不足,开始正视来自各方的挑战,并积极反思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和思考应对之策。在会议中,有学者直接列出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的对传统理论的各种挑战;也有学者针对理论创新中的困境从学术研究环境和发展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反思;还有学者谈到了对个人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有学者结合现实的困境,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是否担当起了其应有的历史使命提出了质疑。从这些声音中,我们不难看到大家在面对理论困境时,已开始求真务实,深刻反思,积极地去寻求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肯定和赞扬的,因为只有敢于正视挑战,我们才可能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只有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问题和不足的存在,我们才可能去对原有理论进行积极地反思,只有进行了积极的反思,我们才可能取得认识上的突破,进而也才可能实现对原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否则,便只能是关起门子来自娱自乐,最终沦为被实践所淘汰!另外一个使我感触较深的是,一些传统观念的桎梏仍然在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打破那些脱离实际的传统观念的桎梏,进一步解放我们的思想。在会议中,有位学者提到了“最大化”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矛盾,进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进行了否定。另一位具有一定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则解释说,“最大化”思维是一个客观事实,经济学家对此也无可奈何!显然,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传统观念对我们的束缚问题。在传统思维中,人们一提到“最大化”,便立即会联想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往往会忽略掉“最大化”还可以被解释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试想,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最大化”的思维还会与“可持续”的发展观相矛盾吗?而如果我们所遵从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的价值观,还会产生上面所提到的那种无可奈何吗?显然不会!经济学家们只需要告诉人们“只有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了!这是有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另外,在会议中还有学者提到阶级性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认为否定了阶级性的经济学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开始的,通篇理论充满了鲜明的阶级特色。然而,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得人类解放,阶级斗争只是其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如果我们将阶级性看做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那么是不是在说我们将永远无法求得人类解放?还是要说在求得人类解放后就不再需要经济学?显然,这些都是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的。毫无疑问,阶级性只应是在更一般的、能维护全人类的公平正义的、为全人类服务的经济学还未出世前的经济学所具有的鲜明特征,而不应做为经济学的一般的本质属性。否则,小偷有小偷的经济学、强盗有强盗的经济学、骗子也会有骗子的经济学,那么人世间哪还会有公理的存在?如果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的存在,那么我们还拿什么来谈人类的解放?显然,无论是我们把眼光仅仅着眼于个人,还是仅限于某个阶级,都会使我们的眼界偏于狭隘。只有当我们将眼光放在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上时,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求得在思想上的解放。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的思想仍然在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大脑,使我们的认识还是充满着局限。这就使得,我们只有大胆地解放我们的思想,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才可能在认识上有所突破,从而求得对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毫无疑问,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只有牢牢地把握解放全人类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大胆地突破那些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条条框框,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发展,从而使其担当起其应有的历史使命。也只有这样,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以上便是我参加这次论坛后,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现状所产生的一些主要感想。由于文中所提观点主要是在会议中直接接收,难免可能会出现接收偏差,如有不妥之处,还望知情者提出质疑和批评指正!…………………………………………………………………………加精说明:刘保强参加了年会了第四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年会,并在大会期间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作为鼓励,同时也引起论坛广大网友的关注及参与讨论,故把此帖加为精华!王志成20102010-12-11…………………………………………………………………………另:刘宝强参会论文浅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本文来自:人大经济论坛创新发展区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985455&page=1&fromuid=969508
程恩富社会上流传一种论调,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思想僵化,反对改革。近年来,中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新老凯恩斯主义者和左翼经济学家等,都在重点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被扣上“极左”、“走回头路”、“反对改革”的帽子,包括深受“三民主义”影响的朗咸平教授(本人已确认这一影响)也被强加这些政治帽子。其实,中央领导已经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御其对我国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中央领导的这番话,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广大人民的共识。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而自由市场本是又极易导致学术市场的“假冒伪劣理论商品”的泛滥,因而很容易出现一批被中外媒体吹捧成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等等。最近,西方媒体再次发挥“西强我弱”的攻势,又选择了“华尔街版的中国十大经济学家”,试图影响我国正在激烈进行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争论。值得欣慰的是,广大网民正在猛烈抨击某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这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种正义行动。可以列举许多事例证明:现在仍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不过,他们往往不是市场塑造的“媒体经济学家”或“著名经济学家”,而是学界认同的“杰出经济学家”。如刘国光、于祖尧、苏星、张薰华、吴宣恭、杨承训等。例一:于祖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解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论突破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研究员提交《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是国内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的,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末,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为了加快实现四个观代化,搞好经济改革,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经济研究资料》第50期(1979年3月28日,并编入会议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可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现在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祖尧(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于市场”),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例二: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研究员是力主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他在1979年7月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向问题的座谈会中明确提出,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仅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之一,东欧国家偏重分权、偏于分散的市场体制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模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模式之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选择模式时,“要解放思想,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决定我们的取舍……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可以采取的,没有什么政治帽子问题,只有适不适合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也就是适不适合一国国情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实行分权管理体制的重要手段。随后,在与人合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从生产与需求脱节、计划价格脱离实际、供给制资金分配体制的缺陷、企业结构上自给自足倾向的原因等方面,翔实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性,并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和利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问题,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改革举措与政策建议。这一报告受到当时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ZF决策部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抉择,为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制度基础,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不同意见是激烈的,在80年代初期,刘国光教授因他在改革取向抉择关键时期的这一历史性贡献而受到高层批评,但他没有退却。例三:苏星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1983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在《红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它们的管理经验,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股份公司一类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按理应当更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可以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组织公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不存在私有制的限制。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公司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向资本主义的公司和托拉斯学习,主要是学习它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专业化和联合的经验,而不能照抄照搬。”可见,查阅书面文献,现在坚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苏股份”)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例四: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杰出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经济系原系主任张薰华教授提出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从理论到实践阐述这一思路。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杂志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嘱再写一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室《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印发)。文中一再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接着,《再论》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载于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这就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以上机理,土地国有化不仅排除了土地私有制,而且排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集体单位使用土地带来级差超额利润,也是社会转移来的价值,不是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理,国有企业也不应无偿使用土地。无偿划拨土地实质上是将国有土地变为企业土地。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张薰华教授就此提出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ZF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此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许涤新研究员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要重视环境和建构生态经济学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83年初,他就发表了相关论文。从上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践的创新中可以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改革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相关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经济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如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中、美、日、英、法、德、俄等15个国家的数十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表的共识宣言所指出的三点:其一,“目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再造已经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望在关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前途问题的讨论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其二,“新古典经济学往往无法提供科学的经济制度分析,相反,基于其各种荒谬观点,它为辩护和美化新自由主义而服务。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让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成为解决当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障碍。”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分析当代世界经济问题,以及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基础。它为按照进步的方法解决当前经济的严重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在世界范围内最终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指明了方向,而这是人类充分实现其社会和经济发展潜力所必需的。我们决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宣言表达了各国真正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同学术立场。
PS:我一直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它的价值不在具体的结论,而是存在于在它背后的哲学.这是我本科经济史的课程论文,希望大家指正mailt.suqian@buffalo.edu"target="_blank">.suqian@buffalo.edu----------------------------------------------------------------------------------------------------------------------------------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关系的一点思考---读哥达纲领批判与共产主义原理有感在一般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两门学说,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起来革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命,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竭尽所能地围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事实是怎么呢?记得上数学模型课程的时候,数学系的教授曾经说过,对于同一个实际物体和现象,可以建立截然不同的模型去阐述,只要能够满足既定目的就可以了。比如对于股票价格的变化规律,有的人用统计模型去历史中寻找答案,有的却用微积分甚至高等代数模型去探源。但无论用什么模型,只要能满足条件,即成功描述出股票价格变化规律即可。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研究的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规律,也就是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两门学术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型(系统)去研究现实经济,社会变迁规律。但是由于时间,社会现实,切入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差异。我并不想完全否认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过我认为,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过去的100多年的革命史中,处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被严重扭曲了(不管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中国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今天我才利用学习经济史这个机会,在前人的一些思想的引导下,重读哥达纲领批判与共产主义原理,希望能够在我所能及的范围内与大家分享我的一点感悟。首先以双方对阶级划分的争论以及现实来表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与本质共通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划分成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中小业者(包括农民)。而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主义原理)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于穷人吗?先来看看恩格斯怎么原话是怎么说的: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於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於生意的好坏,取决於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共产主义原理)很明显了,无产阶级是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而在现实中,无产阶级被扭曲成了穷人.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即使今天那些在中信大楼年薪10万的高级经理仍然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倒退30年,这些标准的无产阶级10个有9个半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典型被革了命所以按照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中国的现实是无产阶级仍然大量存在,但是相当部分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已经非常富裕与安逸。那么西方主流社会的划分是怎么样?按照美国的划分标准,社会成员按照年收入多少被分为富人阶级,中产阶级,贫困人口。很明显,同样的社会成员,马克思按照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型(阶级论),而西方经济学按照年收入的多寡重新将社会成员分类建立了所谓的阶层模型。刚才的中信里面年收入10万的无产阶级在西方学者看来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很明显,无论按照什么理论划分,那个经理年收入还是10万,他的生活状况不会因为被划入无产阶级而突然变得潦倒也不会被划入中产阶级而突然暴富。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同一个现实的分析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根源何在?表面上看,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所建立的学说,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个人经历都相当不同,所以建立了不同的学说是很正常的。但真正的深层次原因却另有其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根本的对立就是资本家是否在剥削工人?这个问题争了150多年年,不过我看来是真正的关公战秦琼而已。但是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义经济学一切差异的根源马克思经济学创立的时候是大机械化时代,整个社会处于启蒙阶段,社会保障,民主人权都还相当原始。这样造成两个后果,一方面是体力劳动(即马克思理论里面占最重要位置的劳动)明显重要过脑力劳动(管理,决策等),即体力劳动的贡献大于脑力劳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主要指蓝领阶级)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是否占有现实的物质生产资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下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摆脱不公平分配,避免受到最直接残酷剥削的关键。所以马克思很自然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经济理论体系,并且将社会阶层分为无产与有产,因为这样符合了当时的现状,并且为打破种种不平等提供了非官方的强有力的号召但是到了今天,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已经相当高。做和上段同样的分析,一方面脑力劳动现(经营决策)在明显重要过体力劳动,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水平提高,这造成了如下的后果:第一,因为经济社会中智力活动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与实物资本的重要性,所以所谓的资本家已经从19世纪那种只要出钱就可以获利的“剥削状态”进入了今天必须做出复杂的决策来规避风险,选定投资项目的复杂脑力劳动才能得到回报的状态。他们的获利是理所当然的“企业家才能的回报“而非不劳而获,所以马克思理论中的剥削理论在今天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过时,至少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另外,生产资料占有由于股票市场的发达,已经打破了个别人的垄断。也就是占有股票就占有生产资料,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家庭都直接拥有或间接拥有(通过投资基金等)大量股票(通用公司拥有超过200万股东,没有一个个人能够拥有超过5%的股票),所以标准的无产阶级在西方发达国家严格说已经几乎不存在,社会成员角色的多元化与交叉性,已经经济生活本身让收入成为区别社会成员属性的最好的标准(比如制定税收,转移支付政策明显无法按照是否是“无产阶级”来作为标准,而收入却能分常准确地引导政府决策)显然,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的划分都没有错,只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作出了最适合当时历史现实的理论而已,随着时代变迁,条件转移,理论自然会变化。强拉机械化生产下的马克思经典理论与当今知识经济下的西方经济学来一比高下不是关公战秦琼又是什么?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很多论述超过了当时的时代,比如国家会消失(预言了今天的欧盟和全球化区域整合),社会主义兴起(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和中国自称的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通过股票等工具而自然进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比如西欧)都还是让人感觉到了其深邃的理论深度。进一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论述更加坚定了我它和西方经济学殊途同归的本质,那就是对所谓按劳分配的论述。马克思原文说: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份。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份。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後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份,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於扣除多少,部份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份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把这部份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份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著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份,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哥达纲领批判)显然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有条件的按劳分配,准确点是说在西方经济学里面工资的部分里进行按劳分配。如果熟悉西方经济学就知道,“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这是指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ability)所获得的利润,而我个人怀疑这个版本不齐全,因为以前学习邓论的时候曾偶然听过老师读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面还有关于对土地占有,资金使用的补偿,也就是相应的地租,利息分配;不管如何,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本质上与西方的按要素分配是一样的,不过是重点突出了工资(西方认为劳动要素得工资)里面的按劳分配关系,这其实也是被西方经济学广泛承认的。可惜的是这个按劳分配的思想同样被扭曲,成为一些人论证所谓剥削关系的工具,人为地将马克思分配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对立起来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对同一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出的描述,在研究对象都是现实世界这个最大共同点上产生了许多不同,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经济学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面临的经济,社会已经有结构上的不同。仔细分析马克思的原文,其实和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相同的(比如共产主义原理里面对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描述),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与西方经济学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事实上,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地方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基本原理(我认为是这个所谓的基本原理就是,而且仅仅是马克思唯物论哲学基础而决非阶级划分,劳动价值论等范畴)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摆脱被禁锢在神坛上的尴尬地位开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整合,以期共同创造出真正的“与时俱进”的开放经济理论体系。以上是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关系以及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点思考,限于学识水平,如果有任何不当,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发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读书看报当中,频频看到关于诺贝尔奖公平性的质疑,其中主要的质疑之一就是有人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从来没有将经济学奖颁发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理由也是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全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甚是流行。我怀疑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饭碗的人说的。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十分好笑:这些人怎么也不动脑筋想想,诺贝尔奖为什么会不颁发给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呢?一个不公平或者政治歧视就能解决这个疑问吗?这些人为什么从来不从自身找找问题呢?我发出这样的疑问,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中肯定有人会想:这家伙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偏见?这家伙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妄加议论?我可以诚恳地回答: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对马恩的学识、才华和见地十分钦佩,并且我也认为马恩的诸多观点和发现是正确的,我们后来者应该认真、踏实、严谨地研究马恩;但是我坚决反对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反对不敢批评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不是科学研究的做法。对于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浅尝辄止、断章取义、训诂考究等教条主义做法和学者,更是反对和鄙视。在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中,我曾经找到一本朱晓黄先生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1993年3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开篇,作者就有精彩之处,抄录在下:“在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学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释义,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工具。这种释义的学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实用性,有时候同样一句原著上的话可以引证为几种不同的见解,这难免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从而也就逐步形成了一些僵化的训诂靠旧的研究方法,凡文章必引马列原著,常常是断章取义,学风浮华,学术成果大都是述而不作。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解释,是很重要的学术活动,必须投入一定的精力,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经济理论也是很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不可偏废的。”“二是把经济理论完全变成了对政策的解释。回顾一下我过几十年来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讲,还是对党和国家某一时期的政策的注释。在集中体制下,有一套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别强调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作用;分权体制下,又大谈企业自主权和地方经济特点;在经济改革中,为了政策的通顺,又大讲市场的作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大江所谓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一有新的政策,经济界名流变大做文章。把经济学的研究之车套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车上。政策的不断变化和调整,则导致了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骑墙学风和模棱两可的学术。这种现象也证明了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政策的混淆。”这种批评太精彩了。在我看来,这种批评针对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学界的不正之风,更主要的是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人。的确,解释、研究前人的经典是一种需要的行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就有左丘明等对孔子《春秋》的注释(《左氏春秋传》、《公羊传》等),宋代朱熹对孔孟著作的注释(《四书集注》)等。对于具有浓重欧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何能够让具有几千年陆地文明和独特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呢?这就需要有人来做研究和解释的工作。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肯定认为,光这些工作是不够的,或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工作;如果是科学研究,那么就必然要将其解剖开来,分清骨骼经络,研究该理论的前提和假设,检查其论证过程和逻辑推理,分析其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不是供奉在牌位上,顶礼膜拜,烧香磕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白了,是一个经济学的分支和流派,而不是宗教教义和巫师预言。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科学的态度就要求我们广泛取证、细心求证、严谨认真,而不是将其视为基督教之《圣经》、伊斯兰教之《古兰经》,神圣不可侵犯。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科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而是宗教教义和巫师预言。谁要是对它有点批评,那可了不得了,他们就可以把山一样的帽子往你头上扣,把各种恶毒的称号强加给你。这是科学吗?这是科学态度吗?许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说,自己从来不读马恩列斯之外的著作,可以判断,这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吗?我不了解外国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但是从苏联和中国(这是主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区)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情况不容乐观。试想宗教教义允许创新吗?宗教教义只允许信奉。没有创新的经济学科学能有前途吗?答案不言而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告诫我国的科研人员,要“与时俱进,主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好像这话都是给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听得,这些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来没听进去,或许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科学研究人员”,而是神职人员吧。可惜的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乃是顾准、孙冶方等人。凡是读过顾准和孙冶方生平事迹和著作的经济学者,都会对他们执著追求经济学真理甚至哲学真理的毅力所折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当作科学来研究,而是不迷信和盲目崇拜。顾准就认为,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来自于欧洲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这些背景都与中国的不同;研究马克思真实的想法和结论的含义,就必须研究马克思著作产生的土壤——欧洲文明。顾准在国家图书馆读书期间,列举了一个长长的书单,里面包含了马克思曾经读过的大多数著作,也包括许多其它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理论的评论。顾准试图在众多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书籍当中寻找出马克思主义的原本脉络或者真实想法。顾准的这种努力是一贯的,严谨的,不骑墙的。在政治风向多变的几十年中,这种科学研究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做得到吗?欧美国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著名的有洛宾逊夫人和熊彼特,前者是著名的左派经济学家,1933年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开创了市场结构理论之先河;后者更是博学多才,著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佳作。两者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基础上,与时俱进,加入新的时代因素,旁征博引,洞察秋毫,都成为了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本来就科学研究的结果,甚至马克思本人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我看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主义化”并不能完全看作坏事,但是我们也应该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神化和宗教化。看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一个能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超越马克思的吗?神化、宗教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倾向和做法,只能产生像鲁迅先生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被神化、宗教化和教条化的直接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来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影响很大的一个,但是在资本家和工人矛盾尖锐的特殊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种可以凝聚工人力量、改善工人困境的政治工具。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上台执政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其经济学理论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意识形态化后便固步自封,不再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情况就是如此。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不再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宗旨是什么?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给与对社会有大贡献的理论创新以奖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做了什么?我们翻翻任何一个图书馆中的内容雷同、互相抄袭、循规蹈矩、面目可憎却数量众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就知道了。就指望这些就要求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给你经济学奖章和奖金啊?想得太美了。写到这里,我倒希望不给这些人颁发什么重大奖项,否则这些人又会得意忘形,以为自己这样研究就可以得到国际认可了,这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呢。
11月21日浙江日报公开刊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占主导地位的代表人物刘国光教授的“7-15讲话”后,新华网论坛网友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袖手旁观的。总之一时间热闹非常。这次史无前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争——中国的土鳖与海龟之争——是中国的前精英与精英之争。前精英代表了中国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精英代表了中国现实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既得利益集团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之下的臣民,因此党中央对争论的双方都是支持的。胡锦涛总书记以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于11月25日下午主持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很明确:不是照搬教条,而是在继承的前提下吸收现代文明成果进行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二者之间的争论、摩擦直至形成新的融合是不行的。可见胡锦涛总书记的用意是多么的深远!读过刘国光教授的“7-15讲话”和网友们的争论之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想了一些问题,觉得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别的而是人才。为何?因为争论双方的前精英和精英们的水平太一般了。以前我写过一些中国名牌大学教授的水平令人担忧的文章,有些网友当时不解说,倾向或动机是关键,水平倒是次要的。不能这样说,实际上倾向或动机与水平犹如万事万物之阴阳是二者缺一不可且不分主次的。有的网友可能还会问那你为何只谈水平而不谈动机?很简单因为中国人的动机或倾向一般都是好的或是爱自己的祖国的。下面言归正传:一、双方争论的原因:双方争论的客观原因:一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下降。二是弱势群体与既得利益集团或无产者与有产者两大集团基本形成。三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如今只剩下大约17%。四是主流经济学家门发了横财或得了不义之财。双方争论的主观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未来赶到彷徨及怀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情结。西方经济学一方,中国不能再走回头路,发展富裕才是中特色的社会主义。二、双方争论的误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一是无视国际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教训。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望积极主动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二是认为我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如刘国光教授在“7-15讲话”说:“我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大家知道: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至今是在邓析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切忌不要一看到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要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历史事实是:无产阶级革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了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发展壮大中国。西方经济学一方:一是无视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革命性与鲜明的阶级性。如作者yujiang在“一篇误国误民的糊涂文章——评刘国光7.15讲话”http://forum.xinhuanet.com/detail.jsp?id=24853027中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揭示的是社会形态和人类历史进程演变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前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所在。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时候。“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想必刘国光教授是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的是,在一个社会形态处于稳定时期的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而后者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应当回答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已经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秩序批判的继承即可,何必另起炉灶?如果把目光注视于后者,等于舍本逐末。]作者yujiang根本没有明白马克思所强调说明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句话的真实含义。这一句话,隐含着马克思他一生的革命性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玩味一下其中“所能容纳”的意思,你想啊,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日子是永远不会出现的,这说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永远也不会自行灭亡或永无自我灭亡之日,如果所处的社会黑暗的话,人们是一点盼头都没有。怎么办?起来革命吧,斗争吧。无视弱势群体的出现与不平之心的涌动之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二是不承认: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作者yujiang在“一篇误国误民的糊涂文章——评刘国光7.15讲话”中说:[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刘国光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影响上升的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可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认为,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大行其道,一定是因为这种理论能够满足人们现实的需要。正像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回答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一样,之所以西方经济学能够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影响力上升,其根本原因还是它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设计市场机制、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如何设计税收制度、如何打破行业垄断……中国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无不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不止一代的中国人,都曾经怀着非常虔诚的愿望,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可是却常常得到失望的结果;而当我们第一次在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得知,西方经济学能够解释社会中的如此多的现象时,那种震撼是难以名状的。事实上,我们选择西方经济学,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阅读英文的文献,推导复杂的数学模型,甚至80年代初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现了争相传阅手抄本西方经济学书籍的现象?如果真的全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理论”,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刘国光教授是不是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商?如果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那还何必花这么大的代价舍近求远?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现在要低下头来向历史和文明远不如自己,而且又侵略欺凌过自己的民族去学习,确实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但是有什么办法?]撇开刘国光教授的看法正确与否不说,作者yujiang这种思想是成为亡国奴的前兆。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在下几天前的一个帖子: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的水平令人担忧http://forum.xinhuanet.com/detail.jsp?id=24676261三、结语常言道:事不说不知,理不辩不明。这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争预示着中国美好的未来即将到来。历史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了中国,社会主义却不能发展中国。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改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不能作为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也不能作为主流经济学。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该是二者高度摩擦后的融合,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成熟的想法是:在坚持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一次分配按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不要听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的:“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20051201
我今天将我的一篇绝世好文(开玩笑拉)的文章(里面清楚地解释了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统一点,我敢说之前没有人写有关解释《资本论》的文章有我写的好的了(我在说大话,不要当真))投稿到一家三流的杂志居然退稿了,太没面子了,关键是我还指望着它快点毕业,只是因为我的文章没有提什么斯密,马克思,李嘉图等等这些人怎么说的怎么讲的,上面又是怎么判的,我只讲了我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就说我写的空洞(那么多关于劳动价值的文章更是在空谈,重复的学舌(可能只有一小批哈)),我一个小小的在校学生,我敢下什么判断么,我只能够描述嘛。特此在这里发泄一下,顺便让大家猜猜迷。在此我只能将我的文章的一些要点公布,提供大家讨论一下:1、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并行统一的,效用是价值的内化,劳动是价值的外化,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存在矛盾,因为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2、发明创新的劳动是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不能从中求得劳动补偿,比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会承认个人积极的投资行为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的劳动。3、只有支付形式完全“硬化”,才能消除剩余价值,比如个人积极的投资行为(或是比尔-盖茨创建微软)能够按照像计件工资制一样支付(具体是怎么样的支付我不在这里讲),否则只能牺牲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