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征文

201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前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连续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决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现特在全国范围内征文。一、论坛拟讨论的主题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3．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研究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5．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6．马克思主义货币经济理论的现代价值7．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研究8．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与现代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作者可以围绕（但不限于）以上主题展开研讨，并根据个人研究特长，自定征文题目，撰写论文。二、征文截止时间2011年9月15日（以邮发地邮戳日期为准）三、征文要求应征论文请按《经济研究》投稿须知撰写，全篇一般不超过10000字，请统一用A4纸打印。投稿人请在截止日前同时邮寄打印稿与电子版。打印稿请寄至：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0093）第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会务组，信封上请注明“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电子版请发至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务请同时发送至以下两个邮箱：xuning@nju.edu.cn，jjyjbjb@yahoo.cn。邮件主题上请注明“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征文”字样和作者姓名。所有征文将由本届论坛组织的专家进行评审，以确定论坛入选论文。2011年9月30日本届论坛将向入选论文的作者发出正式的参会邀请函。入选论文将入编《经济研究》网站·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网“经济研究论坛栏目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优秀论文将被推荐到《经济研究》接受审稿。四、论坛会务本届论坛不收取审稿费和会议费，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五、联系方式电话：025-83596569传真：025-83621266联系人：徐宁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综述)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综述王中保　　　　以“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于4月2日至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此次学术会议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越南、韩国等15个国家的近百名中外专家，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会议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Ohnishi）教授主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秉孟研究员致祝贺词。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教授大卫•科茨（DavidKotz），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伊藤诚（MakotoItoh），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自然、社会与思想》杂志主编、明尼苏达大学名誉教授欧文•马奎特（ErwinMarquit），法国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教授简•克罗蒂•迪罗内（Jean-ClaudeDelaunay），任职于《资本与阶级》和《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编委会、非主流经济学学会和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会员、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商业管理学院教授西蒙•莫恩（SimonMohun）等许多世界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会聚此次论坛，就当今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挑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和研究世界和各国经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流经济学家如何联合起来等重大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一、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挑战　　　　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标志，历史上就存在两种趋势的全球化：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何秉孟观察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蜕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西方一些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放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的历史总结”。伊藤诚指出，1973年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未使社会主义因此受益，从而在将来大行其道。由于苏联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模式，因此1991年苏联崩溃导致了人们普遍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同时，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但中国模式并未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挑战。由于对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还没有清楚地建立起来等原因，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正转向资本主义。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简新华也指出，大多数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应该怎样正确评估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是否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是需要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说服力解答的重大问题。　　曾就职于奥地利科学院和欧盟研究机构，现任维也纳科技大学设计和技术评估研究所人机交互研究小组组长、信息学系社会控制论教授皮特•弗雷斯纳（PeterFleissner）指出，全球信息社会的出现对社会科学家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是如此。“真实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塌陷，以及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法则却同时在不断扩张以来，许多新的问题就被提上日程。弗雷斯纳思考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观点还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当代社会的理解吗？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术语能足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吗？我们有必要修改原有的概念吗？如果是的话，向什么方向修改？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社会具有哪种本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才可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鉴于转型可能带来的高额成本，它能足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多数人放弃当前的生活方式，选择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呢？不仅拥有浓厚兴趣而且有能力把美好社会的理念付诸实施的革命主体是谁？或许为此，我们不须明确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阶层吗？　　马奎特指出，由于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工人面对不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正遭受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减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的威胁。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化，解决国际工人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针对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积极引进资本，还对外进行资本输出，马奎特提出，资本输出能不能成为判断帝国主义的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是否占有外国工人的剩余价值问题。马奎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孤立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混合经济时，需要考虑按劳分配的实现问题、私人部门工人工资决定问题，需要研究社会主义性质的混合市场经济向共产主义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过渡的模式。简新华也分析到，资本输出现在主要是输往发达资本主义而不是经济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采取各种措施引进外资，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那么资本输出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经济落后国家的重要工具吗？美国反对从社会主义中国进口商品最坚决的是传统产业的工会，而且工会与商会，也就是职工与老板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主张限制从中国进口商品，民族主义似乎高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么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否还具有可行性？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出现了显著的不同。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原理是否已经过时或者科学？是不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是否最终还是会走向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　　曾任职于康奈尔大学的纽约州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的产业研究所、堪尼苏伊斯学院、和都柏林大学，现从教于爱尔兰国家大学经济系的特伦斯•麦克唐纳夫（TerrenceMcDonough）博士，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不同学派间的比较研究，提出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理论进行分析？当前资本主义是否构成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是否超越了量变上升到质变？迪罗内认为，30年来，资本主义体系已积极地实现了全球化，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时期。那么由此形成了一个全球资产阶级吗？全球被剥削阶级有能力反抗这个更新的全球资产阶级吗？这些阶级的结构构成与传统国家框架下的构成相同吗？迪罗内指出，对此的争论依赖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不同解说。一方认为，现代资本的全球化将会引起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质的变化；另一方却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将会在本质上发生改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用国家霸权的更替史来描术，如热那亚-西班牙霸权、荷兰霸权、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而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霸权还有效吗？取代国家霸权的将是什么呢？没有国家霸权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阶段必须回答的问题。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奚兆永指出，全球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个全球化问题呢？它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又怎样呢？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教授李建平看到，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把中国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把“华盛顿共识”推销到中国来就是例证。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分析到，刚刚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学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一些姑且算是天真的头脑看来，在制度上和美国“接轨”就会自动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国家，而所有这类“接轨”的前提，是在观念上先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接轨”。为此，必须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中进行“洗脑”，甚至研究生教育也是不必要的，大可把经济学博士生们全都派遣到美国去学习。在这种议论中，具有半殖民地色彩的、依附性的思维方式是清晰可辨的。

（转帖）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称为马克思主经济学，在我国是一门具有重大指导性作用的基础学科，其它应用类经济学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在我国的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对马克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我们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增强我们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这一新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创新当代中国经济学，实质上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面临着理论创新的挑战，主要是指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知识化、信息化的条件下，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理论创新与思维创新的双重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而且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并紧密地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活力为生机，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新风貌和时代特征。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学者抱着一种报国经邦的进取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发展，涌现了出许多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这一新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一、需发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对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外，还应该有分析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也不例外。定量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或近似地反映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的数量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二者相互矛盾运动的规律，其研究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相应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及运行机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等部分。生产关系存在于经济运行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各种经济变量之中包含的质的规定性。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就基本上能够做到对生产关系研究和经济支行研究的统一。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而且研究资源配置，也就是说以如何选择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为研究对象，这样研究用助于降低劳动耗费，增加收入，提高社会成员的经济福昨。抽以在教学中，应当运用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微观方面的数据如企业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宏观方面的数据包括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经济效益和生产能耗等方面的数据。以有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情况，这不仅包括居民部门资产存量，也包括资金使用效率等指标。除此之外，西方经济学中的动态分析法，以及微观经济学中的个量分析法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法，都可以予以借鉴和运用。例如，一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可以用全社会各种产品实际生产的综合能力来表示，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可能用其各种产品生产中的投入与产生比例关系而综合反映出来，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指标来衡量生产各种商品或劳务的生产力水平。至于运用非均衡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的实例如：中国生产力的非均衡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均衡性波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呈现非平衡演变结构，这种演变趋势的形成，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生产力代表总体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经济诱惑力，我国通过对外开放，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等，但这种直接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只有视为简单的引进，难以完成原生产力的实质性跨越，难以完成生产力演化的生产力，最终会受到国内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而形成生产力非平衡结构。同样，我们可以采取均衡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由于生产力非平衡结构，会形成生产力水平高低不同的生产部门，我们宏观经济的波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由于国家、集体和居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投资趋向于高生产力部门，也就是说高生产力部门的增长速度快于低生产力部门，但生产力部门的增长，终归要受到低生产力部门的制约，当这种制约到达极限时，高生产力部门的增长速度达到最大，此后，高生产力部门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下降到最低点时，通过经济调整，增长开始恢复，然后仍然是高生产力部门的增长速度不断提高，直到达到新的最高点，增长开始恢复，然后仍然是高生产力部门的增长速度不断提高，直到达到新的最高点，又开始下降，当达到生产力水平最低点时，又开始上升，这样循环往复，围绕生产力的均衡水平，而在波动中运行。上述的是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运用，同样，动态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中也可以灵活运用。例如，从静态的角度，采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内容；而采取动态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通过生产过程与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可以了解这四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继起性和共存性，生产与流通的互补和统一性。版主提示：尊重版权，转帖请注明出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

在中国，当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轰轰烈烈的时候，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无声无息，靠ZF的扶持得以度日。是什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境地变得如此没落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不科学性所致吗，还是另有隐情？本文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原本，当亚当斯密创立了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开始得以发展。其中形成两个主要的分支，一个就是西方经济学者运用数理方法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另一个就是马克思运用逻辑学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这两种方式具有各自的道理，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经济学，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都是科学的理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后，那些革命者扯起了马克思的大旗来宣扬革命的正当性。因为马克思研究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他认为其当时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发展成为一个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平。如是那些所谓的革命者就宣称自己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好像这样一说就表明自己要创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殊不知社会发展不是人随意定位的，或者说是命名的，而是社会自发演进形成的。扯着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国家成立以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保持自己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论调，就把解释自己经济行为的方式叫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这个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庸俗化了，他不再是一门学问，而是成了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粉饰自己的工具。经过社会的发展，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虽然已经很明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被庸俗化了，但是没有人敢于正面的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等同于说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理论根据的，这种揭穿很明显是危险的，是和统治阶级对立的。因此，那些政治经济学者只能套用马克思的辞藻来为统治阶级做点伪理论以谋取一杯羹。但是，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这样看着皇帝的新装，那些不愿意昧心的学者便把方向转向了西方经济学，使得西方经济学迅速的发展，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猥琐的保持存在。正如西方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是有科学性的，但是这种科学性被扭曲了，如果马克思本人还在世，也许他自己面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推崇也是哭笑不得。中国正式这些宣扬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如此尴尬的主要原因。

工人经历就一定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余永定，1948年11月18日生，广东台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1981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文章数百篇，专著（含主编、合著）10余部。代表作是博士论文MacroeconomicAnalysisandtheDesignofStabilisationPolicyinChina。该论文是应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的较为全面的尝试；在推导中国的消费函数、总供给函数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型等方面都有所创新。1969-1979年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1983年任助理研究员；1986年任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1987年任副研究员。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4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职。1995年任研究员并获国家特殊津贴；1998年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0年当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2004年7月-2006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任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朱民，男，1953出生，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朱民曾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1990年至1991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起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顾问)约6年，并于1995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首席顾问。　1996年，朱民加入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至2005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中国银行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现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国银行香港中银集团重组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香港国华银行董事。59岁的朱民有着一份耀眼的简历，但人们一般多看到朱民1978年以后的经历：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学习。1982年至1985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1985年至1990年，赴美留学，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6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1996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任IMF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　　耐人寻味的是，他于1978年之前的经历很少被人提及，但恰恰是那一段人生经历为他日后的腾飞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也再一次印证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睿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应该接受高等教育之时却没有机会。初中毕业那年，16岁的朱民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装卸工，瘦弱的肩头需要扛起200斤重的货包。面对命运，朱民没有气馁。他在白天干完扛大包的苦活后，晚上回到家中还不忘“吱吱”地拉起小提琴。回忆这段生活时，朱民说，遇到挫折的话，如果你永远迈不过挫折这个坎，那你就永远不会长大。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顾问；美国全美经济协会会员；和全美比较经济协会会员等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2011年5月前IMF总裁卡恩性侵案发生后，朱民已获提名出任IMF副总裁。2011年7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正式提名朱民为IMF副总裁。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包括金融，财政和税收，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贸易等分析和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值得一提的是，朱民曾师从保罗·沃尔克。保罗·沃尔克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目前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

[下载]2006年全年《经济学人》

CEBM 莫尼塔：中国经济研究周报 6 月25 - 29 日

CEBM莫尼塔：中国经济研究周报6月25-29日07.0232页报告摘要….…………………………………………..………..……………………………..…………...1第一部分：货币及财政政策1.财政政策调整(6月29日)………….....………………………………………..………………..….3-近来财政政策调整频繁。以下我们将主要分析发行1万5千亿特别国债的影响…2.下半年货币政策展望(6月26日)………….....…………………………………………………11-我们预期央行在下半年会继续从紧的货币政策…第二部分：宏观数据更新1.工业利润(6月27日)……………………………………………………………….………………….25-统计局公布的前5个月工业利润数据显示很多行业的利润增速出现了轻微的下滑…第三部分：国际经济1.英国央行7月很可能加息(6月29日)………….....……………………………...….….……..30-英国央行的紧缩行动尚未看到产生明显影响，广义货币增速和核心通胀都保持高位…

张敢明：从倾向西方经济学到自觉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发一篇帖子给大家看看。给大家在马经理论上的跋涉鼓鼓劲。从倾向西方经济学到自觉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08年11月15日上午在“回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研究员、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敢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一个隆重而严肃的事。感谢主办方给我第一个发言的机会，向到会的各位高层次领导和学界前辈汇报自己的认识。一、我大学阶段是学理工科的，喜欢数学，注重逻辑推理。学生阶段就发表过一篇线性规划方面的数学论文。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第一批研究生，又适逢改革开放，人民大学的革命传统和扑面而来的崭新观点一齐感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学习。由于西方经济学在表达形式上更接近于数学和公理化方法，我很自然地倾向于西方经济学。毕业论文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出色，改进和推广了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刚一发表即在国内外产生反响。1982年受到美国罗得岛州立大学合作研究的邀请。以后，该模型被收入高校“经济控制论”类多种版本的教材中。可以说，沿着西方经济学的道路，我有毫无疑问的美妙前途。同时，就生活状况而言，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有充分理由诚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二、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有机会随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参加农村改革调研；有机会随同国家建设部参加建筑业改革调研；有机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一批改革的佼佼者同室研讨；有机会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体改政策研究的近距离参与者。这期间我提出过许多重大政策建议。如全国最早（1982年）提出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第一个提出住房改革的住宅券办法，主笔全国建筑施工招标投标第一个文件的起草。国家实行保值储蓄期间，作为非主流观点提出下调储蓄存款利率并最终被采纳等。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不是书本，正是为了政策研究而不是自我修养，我发觉西方经济学其实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思想体系。它的“因为——所以”、“假定——必有”的推理模式逻辑严谨、形式优美，但缺点是应用起来边界条件苛刻。好比说“假定我中了500万元大奖，我就必然能买美国的高档汽车。”这句话从逻辑上讲一点不错，听起来也很舒服。问题在于，是打算真买，还是说说而已。要真买（结果），就要真中500万元大奖（前提）。前提不存在，买美国高档汽车就是讲故事。同理，西方经济学论证，通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市场形成的价格能够逐步接近合理，从而给社会一个调节利益的客观度量，进一步形成资源的最佳配置，社会状况的帕累托最优。闭门思索，这完全对。一接触实际，才醒悟到它是建立在“买卖双方地位平等”前提下的结论。由于实际上人与人的地位并不平等，包括权利不一样，信息不对称，因而市场也就形不成理想中的讨价还价，所达成的“价格”倒很可能是“城下之盟”。去年出台《劳动合同法》后发生的情况便于说明这一点。本意为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一出台反而伤害了劳动者。譬如《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与一些职工签订无固定期合同，结果很多企业（本来职工的待遇就相对偏低），干脆把既有的职工改成了临时工或派遣工，工资（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压得更低，劳动者权益更没有保障。何以如此？舒圣祥先生07年底的文章（《劳动合同法为何一再伤害劳动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原因在于：劳资双方权利的极度不平等。”类似的情况使我明白，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不过是一个春天的童话。一般说来，有关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当地位不平等时，市场给出的不仅是一个偏爱资方的扭曲价格，而且双方地位有多么不平等，价格扭曲就有多么严重。由于马太效应（正反馈机制）的存在，市场持续不断地加剧这个扭曲，结果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派生出生产过剩、畸形消费和道德困境。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因此，当时德国出现马克思可能是偶然的，但市场经济的世界产生马克思主义肯定是必然的。这也是今天的西方世界，重新出现“马克思热”的原因。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无可遏止地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根本原因也在这里。然而，许多人至今还在迷信市场价格的合理。这是一个严重失误。顺此逻辑，不仅经济差距不合理地拉大，更令人悲苍的是，极其糊涂的价值观和政策研究随之而来。譬如“包二奶是男人有本事的表现”形成“时尚”意识。江苏省建设厅前厅长徐其耀一人包养情妇146个，很看不起那些只包了十几个的。黑龙江省一位人大代表居然提案“卖淫嫖娼合法化”。作为政策研究，“代表”都不想一想，如果这被视为正常，那这个社会里是否就有相应一批数量的男性不得不过非正常生活？又如何从总体上谈社会的和谐与美好？该提案的错误不仅在于观点，而且表明其研判能力实在有限。形象地说，这正是改革当初始料未及、而今不得不面对的代价。简言之，改革得益于市场，但改革中的许多失误错在过于相信市场，包括过于相信市场给出的价格体系。道理既是如此明白，为什么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还深信不疑？在我看来，这就如同牛顿对自己机械论的力学体系深信不疑一样，实际是思想方法上的一种局限。在牛顿的思想体系中，需要一个“第一推动”作为前提，而爱因斯坦的思想体系则不需要这个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超越西方经济学，就如同爱因斯坦的思想体系超越牛顿的思想体系一样，前者放弃了后者思想体系中实际不存在的“理想前提”，解放思想，重新构建了新的、正确的思想体系。三、在改革开放中很多人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要有一个统筹兼顾的整体框架。我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的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正好作为框架支柱，因而其基本理论科学。但在管理学意义的“应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存在技术性不足。需要补充“测量基础”。因为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看，任何学科从理论走向应用，都需要一个“测量基础”。例如理论力学成为应用力学，就需要有“克•厘米•秒”作为其测量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走向应用，自然也不能例外。重读《资本论》，令我瞠目之下十分钦佩马克思的先见之明，原来这是马克思早就在理论研究阶段明确提出，而期待日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应用其经济理论框架时完成的关键课题。完成这件工作，马克思主义就会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继续顺利前进。但满意地解答这一课题，首先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在正确的方向上解放思想。经过多年艰苦研究，我提出“以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始兴后衰的根本原因在于测量基础的变异”这样一种全新观点，能够很好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难题，给人一通百通之感。相关论文曾获得高层次专家多方好评，在一些党政机关和学术机构进行演讲反响热烈；2003年出版《跨越陷阱之路》，成为河南出版社畅销书。以此内容编写的开放教育教材很受学生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最近撰文夸奖：当前宣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能赢得学生踊跃选修和好评实属难能可贵!更值得汇报的还在于，根据新的观点，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一条基本定理：“三大基本原则是必要条件，严明的评价标准是充分条件”，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公平竞赛办法》，思路主体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它脱开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而直接依赖“竞争”，形成调节所谓“劳、资关系”的、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新机制。作为一个独特的、“基因”式的模块，它具有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特别便于复制等基本的“生命特征”。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办法，对于搞好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预期将有“成本减一半、效益翻一番”的功效。有关这个“办法”的详细内容将另行专题汇报。总之，改革开放30年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高，而且是思想认识的升华！如果说，60年前的中国人民开始实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话，那么，作为亲历计划经济30年和市场经济30年的中国人，我们的主张要敢于面向光明，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宣讲：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这个国家走向和谐与美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大同！

樊纲：四种因素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１０％的高增长，这种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并不会“突然放缓”。樊纲日前出席“２００７年中国（天津）供应链管理论坛”时发表上述观点。樊纲说，尽管目前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些争论，但是有四种因素支撑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一是改革效应。樊纲说，中国进行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极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和国家的效益。当前中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经济社会的改革，只要改革能够持续，中国经济就将持续增长。二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樊纲表示，中国一直鼓励外资在中国发展，欢迎各种形式的投资，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教育和技术。樊纲说，过去２０年中，中国政府在教育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本，虽然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但这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四是城市化的开展。樊纲表示，城市化对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都是重要的驱动力。同时，城市化会根本性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后经济增长不仅来自中等阶层的贡献，更多的来自于城市化过程中的消费增加。

经济学(萨缪尔森)全新17版

这本书的经典之处我就无需多言了.有需要的就下载看看.象征性地每人收取1元,不算过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