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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变革属性
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时不免一些疑惑，为什么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的观点也会很难一成不变。有人说是时代变了，有人说是马恩在自我批评。有人也在论坛中提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不免要站站队。有人认同社会党人的观点，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也有人认同共产党人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共产主义。这一切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民族文化传统根源。但我们需知，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绝不只有共产主义一种思潮。所以有人说马克思否认全部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系统认识的观点。正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各种现代社会主义流派。就如同宗教的不同教派一样，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同是极正常的现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还拥有生命力。有人谈共产主义的空想性。不可否认，从现在的中国来讲，共产主义是具有空想性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是共产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杂糅在一起，如果谁把这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前途吗？我看是有的。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杂糅的官僚资本体制无疑对民众的利益构成了极大的压迫。而那种来自于对现实不满的朴素情感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就可以成为滔滔洪水。任凭这千疮百孔的政治大坝再修修补补，也最终难逃被洪水冲溃的结局。民主、自由，从不同的角度演进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当有人又一次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拿到中国，企图把苏联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却又一次失败了。何也？民主，有人说是人民当家做主，或者说是民众的自主。而用一个代表大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政治变革代替一个代表官僚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政治变革，民众会支持吗？起码在这种官僚资本体制下，绝大多数人还在体制内比在体制外相对有尊严的活着。有人说历史唯物主义有些宿命论的味道，其实不然。阶级，无论执政者如何去回避使用这个词，都是真实存在的。人最基本的利益状况构成了阶级的划分，而这种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最终会从朴素的情感上升为理性的认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带给民众的都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许诺。在有人无限的批评如今的政治体制时，把它简单的划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然后让民众用自己的经历为马克思主义画上一个句号。殊不知，其实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同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的一脉相承，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体制又是如此的相形渐远。在中国上下一次又一次批判垄断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反垄断。既然垄断可以带来如此丰厚的垄断利润，为何控制着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资本家们还要反垄断呢?列宁在演进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时候画了一个发展路线：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经过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最后到共产主义。如果资本家任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么对于他们的利益究竟是好还是坏呢？答案显而易见了。所以他们反垄断。而对于中国，从每个人内心来说大家都不是真心想反垄断，只是对垄断性行业高收入造成的不公现状的巨大反弹而已。如果说把每一个人纳入到垄断性行业中，实现垄断利润的共享，恐怕也就没有人反垄断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维护的是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普遍公平，而资本主义维护的则是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在总量恒定的前提下，如果在总量公平分配后无法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就会出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状态。但是即便是这样，在中国仍然可以出现较为稳定的社会治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祖训充分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典型民族性格。在我们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演化的另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分支——社会民主主义，而另一部分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通过扩大资本所有者在社会中的比重（即西方社会学家推崇的纺锤—橄榄球型社会结构）的方法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中国要走什么路？既得利益者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的。这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想通过扩大资本所有者比重，建立纺锤形社会结构来维护社会稳定的想法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正是这一届政府，也许下一届政府也会，致力去进行的一项工作。但是面对着政治改革，权力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革会不会被激进的革命所淹没着实是未可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经一度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而在今天看来，当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进退维谷之时，也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会为中国的未来指出一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也许最终在所难免。但当若干年的政治冷漠爆发之时，中国也必然是一个思维活跃的崭新的中国。而这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然担负着解释和引导变革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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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运用研究——贾轶
【作者】贾轶；【导师】许兴亚；【作者基本信息】河南大学，政治经济学，2010，博士【摘要】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都存在着一定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最基本的和灵魂性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研究仅限于概括性的讨论是不够的,还要在运用中进一步深化研究。只有通过运用,才能达到对于这一方法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运用不是被动的,需要研究者主动设定研究范围,选择研究对象,展开自己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说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认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的说法是不妥的。唯物史观消除了过去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包括最为隐蔽的缺点,是最有系统说服力的科学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既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以前研究历史的新的并且是科学的方法上,又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研究历史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唯物史观具有紧密的内在统一性,相对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学科,它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更为密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经济学和唯物史观能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就在于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既体现在动态的学科发展史的过程中,也体现在静态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各门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事后的方法,即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中基本形成后,人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可能运用作为事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已明显体现出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唯心史观的新历史观,而历史观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不从既定理论出发,是唯物史观对理论研究包括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唯物史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唯物史观还要求经济学研究从物质生产实践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这两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是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还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方法、历史辩证法、主体既定法、科学研究经济范畴和阶级分析法等方法。上述方法都是有联系的,可以形成一些基本的分析思路,比如我们运用从历史事实出发和生产实践出发的思路和方法来划分社会历史主体,然后对具体事物进行主体既定分析等,该思路体现在本文后两章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主要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出发和从生产实践出发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思路,并不神秘深奥,事前研究不要过于强调某些人们常说的原理,这些原理正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思路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存在一般抽象思维方法以及抽象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思维方法,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等,一些方法也是人类各门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史表明,衡量作为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经济学的抽象法深浅和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历史观。错误的历史观导致或者一些方法本身就不是或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本来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具体方法失去了根本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三层,第一层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简单地说即唯物的历史辩证法,但也包括了那些其本身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有的方法但被它科学说明了的方法,第二层是一般思维运动辩证方法,第三层是思维辩证运动中更加具体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的历史辩证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后者的灵魂性方法。本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运用和进一步研究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进行。第四章基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事实,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实际出发,对人类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怎样生产进行历史考察,顺理成章提出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诸范畴含义的探讨,而后以思想史实为基础,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加以说明。随后在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及其体现的生产关系对社会历史进行了一般阶段的划分,即依存关系的社会阶段、依附关系的社会阶段、资本所有的社会阶段,可分别称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古希腊罗马地区还存在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称为奴隶社会。随后本文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变迁原理,并借鉴相关研究进行理论说明,同时在各地区具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说明该原理和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第五章对农村公社、土地国家所有、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典型研究对象进行主体既定分析,表明和分析所选研究对象及其发展变化是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或表现,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历史主体的认识。[hide][/hide]回复后方下载，感谢大家支持，以后必定奉献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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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质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
马克思认为：（1）所有制决定分配；（2）社会化大生产可以消灭剥削，消除经济危机；（3）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消灭阶级；我认为这些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完全正确，但从实证（Empirical）来看，需要很苛刻的前提（assumptions）：（1）国家所有，即国家控股，让大家均匀分配，但这样效率很低，因为没有足够的激励。如果有激励吧，那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里面必然有一个Trade-off；（2）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聪明、预见未来、一心为众无私心的CentralPlanner，这个假设非常苛刻，过去基本没有，今后也很难有。因为CentralPlanner的机制基本是单向的，缺乏一个Self-adaptive（自适应）的过程，且决策越集中，风险越高；就好比明君（人治）的情况，如果真的有这种贤人，那当然比法治好，关键是，明君不总是被你碰上。总之，社会化大生产属于高收益且高风险的，就看大家愿不愿意了；（3）专政的一方，不论是谁，都会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至于剥削，看你怎么定义剥削。如果你认为在一个交易中，只要不是五五开，就是剥削，那我只能说，大部分的合同（谈判、婚姻...）都是剥削，而且还真没法消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率先在发达国家开始，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一旦在发展中国家，就往往成为暴利革命，而且老百姓的素质也很难满足他的诸多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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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及其主流地位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及其主流地位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形成以来，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条路径是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即通常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另一条路径是在批判地吸收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创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现实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及对形形色色的经济思想流派和理论的批判和吸收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经济科学王国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分析体系，这种科学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和价值导向性相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深刻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品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是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自己当作评判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尺度，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揭示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它肯定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内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运动，否定静止和永恒的所谓理想天国的存在；它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强调劳动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变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它强调无产阶级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主力军作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 在历史上，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本来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却往往把自己打扮成超脱于阶级利益纷争之外的纯经济学，自诩为最为客观公正地开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他们一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永恒的社会形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秩序看作最合理的经济秩序，把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至上的价值追求视为最高追求，把资本支配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剥削关系视为不言而喻和理所当然，把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受剩余价值规律驱使不顾一切地追求高额利润的行为视为人的本性，把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视为最完美的经济运行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认识使资产阶级经济学丧失了起码的批判精神，经济学的社会认知和分析批评功能完全退化了,沦为一种纯粹的辩护工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规律，在肯定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揭示了其历史暂时性，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明的批判精神。例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在许多社会形态都存在，历史上的经济学往往把它们单纯地看作是一般的经济范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通过对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存在条件下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的分析，指出价值和商品不是永恒范畴，而是劳动和劳动产品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条件下采取的特殊实现形式。认识了商品和价值的本质，就能够深刻理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特点及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够深刻了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在传统经济学里，货币和资本在形式上没有什么区别，认为它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形式，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如果货币购买一般商品，它仍然是货币，如果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那就不再是货币，而是变成了资本，在这里，资本成为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成为一种历史范畴。揭示资本的社会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资本的社会性质意味着资本是通过支配和剥削雇佣劳动而实现增殖的，这就既揭示了资本不断扩大自身规模的涌泉，又揭示了资本扩张的最终限制；既揭示了资本存在的社会条件，又指出了资本“创造性毁灭”的历史归宿。对资本本质的这种界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性的集中体现，没有这样的批判精神，是根本不可能深刻理解资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调节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调节作用具有两重性，它能够自发地将资源配置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却不能自动实现各个部门的按比例发展，配置过剩或配置不足是常态；它使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成为可能，保证了拥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人们都可以各得其所，但是由于人们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形式不同，生产要素的占有量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导致人们在收入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别，客观上造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它有助于激发技术进步和创新，但结果却是机器替代劳动，使就业压力增大。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失衡，不能自动实现分配公平，也不能自动提高就业水平，这是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批判性认知无疑是非常科学的。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用非市场的方式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运用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产能过剩或不足；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在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同时，运用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保护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社会认知的科学手段，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革命性意味着它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从而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自觉组织起来为本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马克思指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公开主张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马克思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财富和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源泉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由此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则表现为它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为目标，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把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作为重要研究课题，把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排忧解难，使他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要求政治经济学必须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要为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一体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实践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实践性，强调的是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科学的经济学命题和观点不是来自人的观念，而是来自鲜活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从事经济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凭空想像，经济学必须直面客观现实，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不回避尖锐问题，更不回避所谓的敏感问题。在纷繁复杂、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面前，经济学只有迎难而上，敢于和善于回答各类重大问题，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运动规律提供指导，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命题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合乎逻辑，或有多么精妙的表达形式，而在于它是否反映客观实践，是否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作为一种富有实践特性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不宣布自己掌握了永恒的真理，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变化加以丰富和发展的。早在189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性表明，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某种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就会因为理论脱离实际而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再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性强调经济学必须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是与时代的发展相同步，总是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通过理论创新而回答新问题，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这意味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价值的判断，不在于它曾经回答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它根据实践的变化，尊重和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超越前人和自己的已有观点，不断提出新的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理论和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永远没有止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根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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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发布时间：2013年08月07日10:48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号：2013/03作者：胡培兆内容提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我国经济学界没有理由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再甘愿做它的小学生。相反，应当在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滑落，主要责任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没能紧跟时代潮流，而习惯于固步自封，著作缺乏时代感。创新是灵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只要顺应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大潮，奋勇进人理论前沿阵地，努力开拓、创新，夺取理论制高点，发挥理论创新的先进性和权威性的引领作用，就必定能坚守住主流地位。 1949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均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毋庸讳言，我国政治经济学除上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新尚学科曾风靡盛行一时、改革开放最初十来年也有过亢奋繁荣期之外，声誉与影响就渐趋衰落了，当前已处于式微状态，几乎成了老年学，主要是一些老学者在写些余热文章。在个别大学由“海归派”独掌控制的经济学院，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名老基地，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被清理得几乎没有一席之地了。我这样说必定会遭人异议甚至激愤，可我又何尝爱说这些连自己都不愉快的话呢？只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在我国讲坛论坛被新生代追捧为显学而独占鳌头不可一世的态势下，强烈感到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面对这种被动局面，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开创政治经济学复兴的生动局面，以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1983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在京大规模举行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连续几天听取和讨论了周扬、马洪、胡绳、张友渔、于光远等的报告。13日那天还参加了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万人纪念大会，聆听了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重要报告。报告中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更加深切地感到，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整个纪念活动庄严热烈，深受鼓舞和教育。奄忽间今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三十周年了，我想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我国的主流地位，是对这位“千年伟人”的最好纪念！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主流地位之路，主要是要自信和强化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是以中国人的国格与人格来研究经济学的，要堂堂正正地做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不能永远甘做外国的小学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德国的经济学都是舶来品，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外国的“小学生，盲从者，应声虫”。[1]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就要更逊一筹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逐步舶来中国，可舶来的主要都是经过第三国咀嚼消化的转手货，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教授就更是小学生的小学生了。除了鹦鹉学舌般地人云亦云传销舶来品外，很少有结合国情联系实际提出新的经济理论来。1937年夏炎德就有过批评意见。他说：“溯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时间不可谓太短，而检讨过去，果有博通各国各家思想，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而自成一体系之经济学乎？曰：蔑有也。”“还观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皋，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此余对于中国现行经济学未能满意也。”[2]“我国经济学界之著作，目前因未脱除先进国影响，而达于创造时期。”[3]斗转星移过去了七十多年，此评论所反映的情况，和今天我国讲坛论坛上依然盲目崇拜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状况又何其相似乃尔！也就是说做了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的小学生今天还在继续恭恭敬敬地做着。有这个必要吗？过去有句老话叫“弱国无外交”。难道我们今天还是无外交、无语言、无经济学的时代吗？ 当代西方经济学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表述语言数学化，不论什么主题都是千人一面，万人一腔，一律以定量分析为主，充塞数学方程和数学模型。所以我国现今的许多经济学杂志用稿取舍都以是否有数学方程与模型的定量分析为前提，迫使年轻学者、博士生也依样画瓢，似懂非懂地都要生搬硬凑一些数学图型，以致产生大量思想平庸表述芜杂的烂文章，造成精神与物质的巨大浪费。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本已是无可厚非的，从法国数学家奥古斯丹·古诺在1838年出版《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开先河以来，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数量经济学也早已定型为重要学科。问题在于要用得恰到好处。可不论所分析的经济问题的性质，过火地滥用数学，就是画蛇添足了。现在我国经济学界像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那样成功地数学应用有多少？而且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定量分析上能取得重大成就者一般都是数学家，如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原本都是杰出的数学家：哈佛的埃尔文·罗斯是哈佛的运筹学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伊德·沙普利是普林斯顿的博弈论博士。而我国经济学界的数学基础普遍薄弱，数学系毕业的就极少见。有必要都要走西方经济学的套路吗？更何况经济学重在将经济问题所在所解阐明说透，让社会理解和接受，以促使经济问题的解决与增进人民的福祉，因此定性定量分析应以定性为主。精通数学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不用数学演绎，有理有据地适时提出自由放任的主张影响全世界而至今长盛不衰，就是最好地说明。我们需要的首先是经济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数学家。一个多世纪了，我们有何理由要再做外国永不毕业的小学生呢？ 当代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是如何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专属中国的独一无二非同寻常的超大问题，是任何当代西方经济学都不可能提供启示的（可借鉴的只是经济管理和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理论），需要我们自己以中国人的国格人格从国情出发去独立自主地探索。精通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生前就说过：“任何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即使是科学的，在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移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外国的理论，即使是最优秀的，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4]陈岱孙还一直告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可须臾离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5]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就不能动摇。因此，我国经济学界更没有理由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再甘愿做它的小学生。相反，要在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 二是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血脉。正确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承好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先要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彻底克服昨是今非的本本教条主义和今是昨非的历史虚无主义。为此这几年我写过数篇文章表示和坚持自己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著作都早已是历史人物和历史经典。我们永远纪念伟人和学习其经典，最根本的是要传承好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也是富活力的血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唯物史观的产物，任何原理和结论都有当时的充分事实为根据，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可也不能忘记恩格斯的教导：“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定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重要的规律。”[6]同时忠告：“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也是历史科学，它的原理和结论的真理性同样须臾离不开历史性的材料。当所根据的事实因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了时，原来的绝对真理就有可能转化为相对真理，就需要后继者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发展，提出新原理，作出新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理解必须严格遵循唯物史观，坚决摒弃形而上学的本本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的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字面上确实没有说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这样的话，但在内容上又确实说过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生活日益恶化的趋势和事实，并在《工作日》、《机器和大工业》、《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等篇章中列举了大量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实。特别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章，马克思开宗明义就讲这里就是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是：“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这不是绝对贫困化又是什么呢？前苏联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是无可厚非的，符合马克思的结论。如此明白的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初竟然还引起一场大辩论。究其原因，双方皆出于主观主义地为《资本论》“圆说”。本本教条主义者认为不仅《资本论》里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这个规律，否则就会失去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资本论》的现实意义，以此“圆”马克思主义之说，让历史与现实“一致”起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相反，认为不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这个规律，就是《资本论》里也没有说过有绝对贫困化规律，有的只有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是后人杜撰的，其始作俑者是苏联学者，以此从另一个方面来“圆”马克思主义之说，也让历史与现实“一致”起来。旷日持久的争论就这样发生了。如果双方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切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出发，就不难取得共识。历史上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现实中没有或基本没有绝对贫困化，都是客观事实。此一时彼一时，为什么过去有的，现在也就必须有，现在没有的，过去也就不能有呢？我们能说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过去一样，还在“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吗？听听恩格斯对经济规律的阐述就会明白。恩格斯说：“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9]战后资本主义有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王亚南在课堂上就对我们讲过，个别原理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今天当以别论。上世纪80年代，薛暮桥也说：“环顾全球，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同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群众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生活。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剥削，限制了自己过剩商品的国内市场，以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工人阶级都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战争胜利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提高，迫使资产阶级实行‘福利主义’。资产阶级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缓和经济危机，所以也能接受。现在资产阶级不但对国内的政策有变化，其国外政策也有变化。……如果不发生这些转变，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存在不到今天，至少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10]当然，当代资本主义有当代的新问题、新危机、新痼疾，如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还在继续，最富有的美国还有3000万处于贫困线上的穷人，温饱没有保障，贫困率高达14%。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在危机中西方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意义。 再一个例子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问题。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根本性的基础理论，对它的认识事关重大，必须慎又慎之。可我国从2000年以来的一场大讨论似乎不了了之。我在《经济学动态》、《学术月刊》、《中国经济问题》等刊物发表过文章，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又作了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条件下的新解释。今天不妨重申我的见解。价值无疑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实体。这是至今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原本是二重的：价值创造和使用价值生产必须同时进行。毋庸置疑，价值完全是由劳动创造的，但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就不是单靠劳动就能生产的。除劳动之外，还需要土地等其他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弟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1]“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2]在《哥达纲领批判》里也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3]但鉴于当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悲惨境遇和资本大肆掠夺剥削的血腥史，就单以强调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一面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需要实行多元所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新历史条件下，就要回归马克思的二重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和使用价值生产要同时进行分析。价值固然是劳动创造的，但劳动只有同时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才能创造价值。而使用价值的生产除劳动外还需要其他要素。这些要素虽然不创造价值，但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对价值创造有帮助，就如阳光、空气的作用一样。没有阳光和空气，谁都创造不了价值。可阳光空气这些自然要素是没有产权的，可以无偿使用，而土地等要素是有产权的，所有者要求参与分配就是情理中的事，也符合马克思的二重劳动价值理论。于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就是必要的。问题在必须掌握好度！各要素按其贡献各得其所，就是合理收入，不能叫剥削。如果损害劳动权益而多占，多占部分就是剥削，当取缔。自认为这样解释是符合逻辑的，也不违背劳动价值理论。 所以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必须遵循唯物史观，要历史地读现实地用，决不能离开具体时空抽象肯定与否定。（未完待续分拆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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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学术价值的一个证据》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的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有深刻解读，那么当代西方的经济学一定会借鉴和发展它，并且马克思也将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而在西方的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是我们今天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任何马克思经济学的位置。如果它真的是真理，是一种科学，为什么会被冷落到这种程度？马迷的解释说，西方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排斥马克思。这是以自己之心度民主自由之腹。欧洲的社民党开始时就号称追随马克思主义，并在当今欧洲政坛扮演重要角色。为什么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政党可以追随马克思主义，而把维护学术自由当做生命的西方学术界却被称为资产阶级学术？在西方国家，反资本主义的学术活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为中国和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学者并不稀奇。而专门攻击资本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号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只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得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什么?因为它错的离谱。所以我最后再次发问：一种科学为什么会被冷落到这种程度，连哥德巴赫猜想这种“无用”的数学都会有人研究，可为什么号称对现实经济运行有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么有用的科学却在西方无人理会？我只能解读成：它错的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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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
马克思最大的失误是以哲学化的语言来阐述经济思想，而不是以模型化的语言来阐述。如果要弄清楚他的经济学究竟说了些啥，实际上他的经济学是由两个模型构成的，这两个模型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劳动价值论仅仅是哲学化的阐释，其实马克思只不过借用了价值这个词，将分析过程中用到的某个量命名为了“价值”，如果不纠缠于是不是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么这个概念完全用另一个词例如阿猫或阿狗来代替完全没有影响。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他最大的理论贡献。可以由一个静态模型和一个动态模型来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1）静态模型：单公司模型假设全世界经济活动由一家公司构成，世界上所有产业都由这个公司来运作，各产业都是公司的部门，全世界的人都是该公司的员工并支取工资，该公司的老板为某一个人也从该公司支取工资（当然是天文数字）。那么，任何学过基本会计或财务常识的人都应该一眼能看出这个经济体系的矛盾之处，那就是该公司所有人的工资之和小于该公司所有产品的售价之和。换句话说全部人的工资购买不完全部的产品，必然存在着产品剩余，而同时公司存在利润，利润额正好对应于产品剩余。在马克思经济学里，这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其实这一部分“东西”是叫“价值”还是叫其他的东西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产过程中这个“东西”的客观存在。2）动态模型：资本演化模型有人会说了，全世界怎么可能由一家公司构成呢？这个模型本身就是一个谬论。事实上，马克思还阐述了资本演化的动态模型。他认为资本和生产必然是集中并走向垄断。这个动态模型的机理如下：a.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基本是个体户自由竞争，此时基本上属于分散的资本；市场空间广阔，基本处于无序竞争；b.在竞争过程中谁更勤奋、谁更会算计，谁就能积累更多的财富，于是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小资本变成了大资本，有的小资本破产了变成无产者；c.进一步发展通过数轮经济危机，更多的小资本和中资本破产，大型资本越长越大，越来越控制绝大多数的生产，大资本与大资本之间也开始联合、兼并；d.从产业内的自由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到竞争性垄断、到寡头垄断，从产业内的兼并到产业间的横向和纵向联合；e.从产业间的简单联合到金融资本全面控制产业资本。（这一点在马克思时代并不明显，是由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详细总结的，并且他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是金融机构而不是ZF直接作为社会生产的指导者）3）现实检验静态模型现实检验：生产过剩在全球已经被广泛认识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实质是生产过剩无法市场出清只能透支消费者未来的钱到现在消灭产品剩余），中国的产能过剩等等。动态模型现实检验：资本集中、资本联合、资本兼并已经成为常态；西方经济学已经从研究所谓的“无限广阔的市场空间”下的自由竞争模型逐渐转变为研究有限个体的博弈模型，全球跨国公司的经济控制能力已经空前增强，以韩国三星为例其产出已经超过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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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观察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合理内核,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循着李嘉图(Ricardo)创下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足迹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分支。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抛弃了生产关系,单纯研究市场一般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只是在继承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冲突也正在于此,意识形态差异导致它们对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但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经济规律描述地仅是一些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规律,我们很有必要追问这些经济规律的方法论基础是否合理,而这一点往往决定了这些理论的优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借助局部供求分析、主观心理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等工具,研究者用一整套严密、全新的经济概念体系与方法论建立了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里,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被解释成某种意义上的数学公理化,在自由放任条件下,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总能使得瓦尔拉斯竞争机制达到均衡,并且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一个高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确定性。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完全的确定性,恰恰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就建立在它的不确定性之上。首先,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注意到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不协调,他的结论类似于后来凯恩斯(Keynes)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只是与凯恩斯不同,马克思希望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机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而凯恩斯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的乘数和加速数效应加以改善。其次,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配,并提出了基于资本利得心理的“资本游离和束缚”理论,从而证明:存在资本利得心理的理性预期者会使用跨期替代来重新分割剩余价值,并动态地生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这与奈特(Knight)所谓的利润源于偏离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使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遏制跨期替代中的资本利得心理,从而消除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而奈特则强调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利用不确定性增加利润的能力。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流派也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地、片面地看待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所使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不确定性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总是表现出反复的不确定性,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但是它们的理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完全筑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不确定性的分析之上,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强烈的批判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有必要在经济学教学中认真强调,以便学生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课程中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确定性可能是静态的、有条件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理解西方经济学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新古典理论中方法论的局限性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也体现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对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客观要求。 2.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存在于边沁—斯密的“利己主义”哲学体系中,人的本性被归结成整齐划一的“理性”与“自利”,利益驱动的动机成为客体与主体的主要互动方式,“经济人”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因为瓦尔拉斯竞争机制的均衡正取决于自利行为的个人在分散的竞争市场中对市价作出决策,从而使得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体现出价格对价值的反映。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自利行为的估值体系却是一种异化,是斯科特(Scott)所谓的“作为估价之估价的贬值”,即个体或社会偏离了他应有之价值本义。 通过社会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希望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一种社会偏好和社会选择标准,为人们的社会决策和行为选择提供依据,从而保证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能大大降低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而制度经济学则细致观察了意识形态如何维系并强化了组织,并经由组织内的学习推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从而证明了组织内部大量存在的有悖于“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现象,并希望通过提高非正式组织的学习与适用能力增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理性与合理性。然而与这些西方经济学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市场机制扭曲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对社会存在的扭曲和蒙蔽,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制度来完成“真正理性”回归,即建立经济生产的理性以消除不确定性,完善组织内意识形态的理性以便彻底消除自利的经济人心理,推动计划经济的机制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以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流派也试图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不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所谓“经济人理性”的心理主义命题,而是从一种更合理的理性人性出发,在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一种维护制度与人性的结果,从而将人性中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诉求融入理性主义的范畴之中。所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采取了从主观到主观的分析过程,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采用了从主观到客观的约束模式,从而得出了不同的制度解放与人性发展模式。这种区别是两类经济学方法论差异必然导致的结果,但同时也说明如何推动人性与制度的发展是经济学永远的命题,这一观点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中认真加以对待。 二、对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鉴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扬长补短、相互引证,使学生能辨证地看待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自觉地结合两种理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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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在实践中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在清华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 与会者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完善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充分反映我国的基本制度、发展道路、历史经验和核心价值，探索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路径，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 与会者指出，经济学研究应着重回答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都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应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9月1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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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述评
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趋势与经济周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述评刘灿韩文龙2013-09-1010:21:00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3期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受到了西方社会学者等的高度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学者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或相互结合，或批判性的继承，采用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方法，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当代发展问题。一、资本积累1.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Erlich（1967）认为资本积累是由渴望财富和权力的私人资本家推动的，也被迫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生存性条件而存在。资本积累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资本家通过采用劳动力节约型的机器设备来排挤工人，以对此做出反应。当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阻止和扭转了剥削率下降时，它就打开了资本主义体系自我毁灭的另一条道路。人均资本量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率，不断增加的资产阶级的贫困化使得总需求滞后于快速扩展的生产能力。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反复爆发的经济危机来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舞台。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则是无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式的积累就是普通人被剥夺，同时财富向资本家手里转移的过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积累理论的构想偏向于利润率下降将会不可避免的降低投资规模。Crotty（1993）在其论文中讨论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投资的理论，描述了他的条件性积累结论假设；探索了投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金融理论和Keynes-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最后讨论了竞争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竞争“迫使”企业在债务增加和利润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投资的条件。Crotty认为马克思主义式的企业决策模型依赖于竞争的强度和模式。有两种不同的竞争体系：以友好竞争为特征的ZF规制性竞争体制和以不可控制的、恶性竞争为特征的无ZF主义式的竞争体制。ZF规制性竞争可以使得增长一安全模型发挥作用，同时投资决定不会被强迫进行。无ZF主义式的竞争体制会严格限制企业的选择域，企业会被迫去适应投资环境。Thompson（1995）利用了标准的单部门“流通资本”模型来分析技术变化、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认为技术变革和资本积累对利润率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们对真实工资的影响。Kotz（2003）提出了社会积累结构理论（SSA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放缓和加速交替出现的长期资本积累趋势。Kotz认为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波危机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但是仍然没有出现向新的规制主义积累结构转化的迹象。只要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持续一段时间，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矛盾积累的比较深厚，爆发经济危机和社会性危机后，新的规制主义（或调解主义）才会出现。Kotz（2008）认为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Kotz的预测。2.资本积累的实证分析。Profumieri（1971）利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考察了二战后意大利（1951～1968年）的经济周期，重点关注了资本积累和就业问题。1951～1968年，意大利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扩张阶段，此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产出、资本存量和投资的显著增加，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小幅度增加。1964年开始，就业和其他各项指标都出现了缓慢的下滑。[size=+0] [size=+0] Crotty（1993）的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在美国存在着对企业竞争的有效规制，这使得企业可以去创造更高的利润用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降低了竞争的不确定性，维持了金融的稳定性，控制了技术变革的特征和速度，使得企业采用了长期性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大型工业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很好的被不受约束的增长一安全权衡模型所解释。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美国的制造业公司经历了国内外市场的萧条，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开始升值，而世界市场陷入了停滞。在利润减少和需求停滞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爆发了无节制的竞争，这不仅威胁了美国企业的短期生存，也威胁了美国公司的长期发展。这一演化过程说明了竞争的形式（规制型或无节制型）对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再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二、技术进步与利润率下降趋势 1.理论分析。一些学者已经对技术进步以及利润率下降规律做了相关的阐述（Gillman，1957；Cogoy，1973；Yaffee，1973；Steedman，1975；Steedman，1977）。Lebowitz（1976）认为要理解资本，尤其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必须考虑马克思资本生产和资本循环之间的辩证关系。一般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技术变化的结果，Roemer（1978）认为这一假设和现实似乎并不吻合。马克思所讲的利润率可以表示为p＝e（k+1），其中k为资本的有机构成，k＝C／V，e为剩余价值率。技术变化会增加资本有机构成k，即“死劳动”会取代“活劳动”。另外，如果e没有增加，那么利润率会下降。不过这一推断具有三个逻辑缺陷。首先，采用新的生产技术会改变已生产商品所有的劳动价值结构。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技术构成（可以用每个工人拥有的机器数量来度量）不一定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可以用劳动价值来度量）的提高而增加。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之间的区别。不变资本贬值的速度快于可变资本贬值的速度，那么是会降低。其次，如果假设当技术变化时，真实工资保持不变，那么剩余价值率e将会上升。由于技术进步，体现在工人消费集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会降低。再次，这些论证也适用于剩余价值率ρ。我们必须关注技术变化对以价格表示的利润率的影响，因为利润率将会影响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不过，从利润的价值率（即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以价格表示）的转换是个大难题。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率下降是不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它不能单纯地用技术进步来考虑。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中，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活劳动”和“死劳动”以新的形式对抗时产生的社会性结果。这些社会性结果会反映在技术变化对真实工资的影响中。 Laibman（1981）指出传统的增长理论没有将技术进步和投资作为内生的变量来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增长会随着技术改变和利润率变化而波动。在两部门（资本品和消费品）模型中，资本主义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相伴相生的。新技术的参数变化是由创新者的最大化利润决定的，同时也会受限于不断消失的利用自动化生产方式后所得的收入。两部门模型描述了当经济趋于一个稳定增长路径时，产品市场、资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对资本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价格接近劳动力价值时，马克思的“上升的部分”（rising[size=+0]composition）和下降的利润率的趋势会逐步实现。Laibman（1981）认为在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是相互矛盾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投资是厂商的自主行为，增长最终是由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内生的人口增长率等决定的。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中，投资和增长是全能的企业家发挥“动物精神”的结果。Laibman（1981）认为这两者解释经济增长时都用了一些主观的术语，没有去具体考虑经济关系中资本主义结构产生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增长、积累做了一些深刻的描述，如策略性的竞争、资本的集中和聚集，产业后备失业大军的增长和减少，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过度资本化和利润下降的长期趋势等。Jüttner&Murray（1983）认为马克思关于利润率的分析对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在经济活动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紧缩和扩展交替进行的。剥削率中短期的变化被认为是导致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认为在长期中存在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可以把利润率下降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过，马克思也承认很多抵消性因素会阻止利润率的下降。 Thompson（1995）假定技术变革和资本积累对利润率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们对真实工资的影响。Thompson利用了一个标准的单部门的“流通资本”模型，该模型假设在劳动力需求中真实工资至少不会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多使用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不会引起真实工资的上升。随着参数的变化，资本节约型的技术变革，或者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可能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也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上升。不过，在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时，资本多使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进一步而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的技术变革可能会导致利润率的上升。Boldrin（2009）认为马克思曾经预测资本主义会走向灭亡，因为从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转换而来的资本的数量将会变大，以至于以一个正的回报率去补偿它变得不可能。马克思认为为了保证增长能够继续进行，资本家必须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这就要求投入更多的机器设备来榨取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过这一过程是不可持续的。更准确地说，机器设备的成本会比能被雇佣到的劳动力的数量增长的快得多，因而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等于说，相对于它所提供的回报而言，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或者是代价高昂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力变成了稀缺资源，资本家的投资面临着不断下降的利润率，经济增长必定会停滞。Giacché（2011）用利润率下降理论来解释了2008年金融危机。他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30多年来虚拟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资本价格上升，大量利润流向金融部门的结果。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早于信用泡沫，但是他却隐藏在信用泡沫中。当信用泡沫破裂后，生产过剩危机就会出现，就会导致经济危机。要想走出危机，就需要逐步恢复实体部门的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2.实证分析。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模糊”解释打开了人们对其进行多样化解释的大门。对长期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Yaffee（1973）和Cogoy（1973）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解释和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同时他们也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一个有效的假设，它可以真实地解释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不过也有与此相反的观点。Sweezy（1973）通过对Gillman（1957）提出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而Steedman（1975，1977）则用理论证据质疑了利润率下降规律。Roemer（1978）认为要全面地评价利润率下降的变化，必须严格地评价技术进步导致的利润增加和利用技术加强型资本对工人控制导致的利润增加。要正确度量这两种效应必须清楚地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概念。Wolff（1979）用美国1947～1967年之前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变化趋势。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润率下降是劳动力生产率变化和真实工资变化产生相互抵消作用的结果。在1947一1958年，不仅平均利润率下降了，当真实工资的增加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以后，其他一些变量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变化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资本劳动比率增加的作用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所抵消。Wolff（1986）使用了1947～1976年的美国数据得出了与其在1979年的研究不太一样的结论。根据Wolff的估计，1947～1976年间，美国的利润率下降了。不过，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而不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的，这是与马克思的预测相反的。Jüttner&Murray（1983）分别用两阶段模型来估计了1919-1981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和股份制企业中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在该模型中利润率的组成部分，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被定义为存量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等。结果显示，在样本的考察期间，利润率下降规律没有展示一个清晰的移动趋势。然而，它却是一个顺周期变量。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剥削率也呈现了和它相同的变化趋势。Moseley（1988）指出Wolff（1979）的估计没有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提供一个可靠的实证分析。因为他认为Wolff的数据分类的方法是不同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的。最主要的差异是Wolff没有考虑马克思关于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的区别。Moseley区分了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他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中，资本构成中的“资本”仅仅是指生产性资本。在此理论背景下，Moseley的估计发现，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快于剩余价值率增加时，利润率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他的估计发现，美国企业的利润率从1947年的0.40下降到了1976年的0.34，下降了大约15%。以五年的平均数来看，利润率下降了10%，即从1947～1951年的0.39下降到了1972～1976年的0.35。这些分析呈现的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与马克思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三、经济周期 1.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与经济周期。Eagly（1972）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静态均衡和动态的、内生性的经济周期，并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固有的行为特征。http://www.drcnet.com.cn/eDRCnet.common.web/docimage.aspx?ImageID=17182572.熊彼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Elliott（1980）认为虽然马克思和熊彼特生活在不同时代，但是他们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创造性破坏”做了论述，只是各自运用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不同而已。就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性破坏的动力而言，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有可能给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颠覆性破坏的动力；而熊彼特则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停滞和前进”反复的动力。关于创造性破坏，Elliott从三个方面比较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观点，即作为变革性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视角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关于日益增长的社会敌意和社会阶级分化，熊彼特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它的演变刺激了社会敌意和阶级斗争，这已超越了简单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他们与农民和小商人等组成了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虽然他们的利益和态度不同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对大资产阶级都充满了敌意。马克思则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Boldrin（2009）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形式化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一些思想。这个模型是一个关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建立在一个一般化的Von[size=+0]Neumann-McKenzie经济中，在该经济中竞争性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同时所有的帕累托有效率的分配在一个竞争性均衡中能够被实现。不过，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既不能一致性的，也不能根本性地传递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动态演化的过程的思想。具体来说，使用一般动态均衡理论来模型化马克思和熊彼特的思想有以下两个惊人的发现：（1）劳动节约型的创新会在竞争中发生，事实也是如此。（2）劳动的剥削过程和经济的增长过程是一致的，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更有意思的是竞争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会降低，甚至会消除对劳动的剥削，而创造性的创新会增加对劳动的剥削。 3.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Skott（1989）设计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的增长和积累模型，这一模型结合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产业后备大军理论。在特定的参数假定下，模型会出现平衡的增长均衡，不过这一均衡是不稳定的。利用Poincare-Bendixson定理，可以显示经济体会围绕平衡增长路径产生持久性波动。Evans（2004）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关于金融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方法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主要分析在货币经济中危机存在的可能性；第二阶段主要分析经济危机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中的表现；第三阶段主要关注为什么利润率的下降不仅会导致积累的下降，还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收缩。Evans介绍了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研究成果，他们对货币和金融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具有一些启发意义的见解：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源于金融不稳定性，如果金融不稳定性能够被克服，那么周期性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被克服。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只能被调整或改善，却不能最终消除。4.实证分析。Profumieri（1971）利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考察了二战后意大利（1951～1968年）的经济周期，Profumieri认为导致主要经济指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多样的，而收入分配因素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实证数据显示，从1962～1963年起，剩余价值S就开始下降。Profumieri认为剩余价值S的下降是就业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就业率的下降不是由于投资的下降，而是由于剩余价值S和可变资本V的变化。数据显示，尽管在1963～1964年期间不变资本C在增加，但是资本积累开始缓慢的下降，原因是资本家的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之间是有时滞的。当解雇一些劳动力，同时充分利用已经投入使用的不变资本时，资本家的收益率状况又会改善。当然，在经济周期的谷底，工业企业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会减弱，失业率会大增，失业的产业大军规模也会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