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彻底解放思想,才可能让私企老板完全放心
三年疫情已经基本结束,发展经济成为中国今后的首要任务,民营企业家再次受到重视。“民营”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指“私有”。私企的所有者及投资者有一个贬义更强烈的名称:资本家。
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资本家是剥削者,每一分钱利润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只是因为需要他们发展经济,所以暂时允许他们存在,但最终还是要消灭私有经济的。”
这种说法一看就自相矛盾。剥削就是不劳而获,发展经济为什么要靠一群不劳动的人?为什么不依靠劳动人民?不依靠国企干部职工?不劳动的人怎么可能发展经济?剥削是做减法,劳动者创造一百元价值,资本家无偿拿走五十元,只会使经济萎缩,怎么可能发展经济?
这种错误思想不值一驳,但是却影响极大,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吓得大大小小企业家们望风而逃。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抛弃这种错误的思想,民营企业家永远不可能安心投资和经营。
真实情况是:劳动者独自劳动时,劳动生产率极低,每天只能创造十元价值;后来有人投资建了一家工厂,劳动者在厂里和其他人合作,使用先进的机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每天能创造一千元价值,社会总财富大幅度增加,于是经济得以发展。虽然资本家拿走五百元利润,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仍然显著提高了。
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商业合作,当然会存在店大欺客的情况。如果资本家拿走太多,例如劳动者创造了一千元价值,却只能得到一百元,就是剥削。
对各种血汗工厂视而不见,对企业侵害员工利益的行为视而不见,否认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是极右;认为资本家的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完全来自剥削、必然来自剥削,是极左。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为了搞好中国经济,更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中国人必须再次解放思想。以下列出我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必须树立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正文里将详细论述。
1,只有劳动时间一个因素无法确定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观评估的结果。
2,机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而且劳动持续时间、效率和质量都远远优于人类。
3,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商品生产者承担了巨大的风险,理应对投资者给予补偿。获得这种补偿不是剥削行为。
4,的确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但是剥削雇工不是资本家唯一的获利方式。
5,应该消灭剥削,但不应该消灭资本家。资本家越多,对劳动人民越有利。
6,只有约束了权力,才可能消灭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和现行组织架构中,在中国现行宪法中,都有现成的经验和机制可以用来约束权力。
正文开始。
1,只有劳动时间一个因素无法确定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观评估的结果。
在两百多年前出版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说:“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1】
这段话看起来完全正确:猎人打一头鹿需要一天时间,渔民打一头海狸需要两天时间。两头鹿交换一头海狸,两天劳动的产品交换两天劳动的产品,谁也不吃亏,也不占对方的便宜。但只要仔细一想,就会发现问题。
如果猎人打一头鹿需要一天劳动,那么渔夫去打一头鹿需要多少时间呢?
如果渔夫只需要一天时间或更短,就能打到一头鹿,那么他会直接用这些时间去打鹿,而不是舍近求远,先去打海狸,然后再去和猎人交换鹿。
真实情况应该是:渔夫打鹿的时间比猎人长,因为非专业生产者生产别人的产品,花费的时间总是比这种产品的专业生产者长。我们假设渔夫打一头鹿耗费的时间比猎人多一倍,需要两天时间。
现在猎人向渔夫提出:用自己的三头鹿交换对方的两头海狸,也就是用自己三天的劳动产品交换渔夫四天的劳动成果,渔夫会不会接受?
渔夫无法知道猎人捕捉鹿花费了多少劳动时间,就好像我们不可能知道各种型号手机的实际生产成本一样。渔夫只能根据自己捕捉海狸和鹿需要的时间,判断这个交换比例是不是合适。渔夫打两头海狸需要四天劳动,打三头鹿需要六天劳动,用两头海狸换三头鹿,等于用自己四天劳动的成果,换回了自己本来需要花费六天时间的猎物,可以节约两天劳动,何乐不为?
在我们旁观者看来,这样交换渔夫吃亏了,但是渔夫觉得自己赚到了。猎人的心理活动和渔夫一样,也不会拒绝类似的交换,因为猎人是海狸的非专业生产者,这种在旁观者看来他吃亏的交换也能节约他的劳动。
只有对方索价太高,一方不再节约劳动,他才会拒绝交换,放弃消费,或者自己去生产。因此,劳动时间只能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范围。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产品越来越复杂,生产技术越来越先进,专业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而非专业生产者已经无法生产绝大多数商品,即使勉强生产,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已经长得无法想象。因此,由双方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比例范围的宽度已经近乎无限大,仅仅劳动时间一个因素根本不可能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
欧洲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仔细分析商品的交换过程,粗糙的想当然严重地误导了后人。
商品价值是商品的交换能力。德国思想家马克思认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量。但是,投入生产过程的不仅只有劳动,还有其它生产要素,例如土地、资本、技术、管理能力,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商品的生产成本。
在生产者眼里,商品的生产成本是商品价值的下限;在消费者眼里,商品能给自己带来的效用决定了商品价值的上限。只有后者高于前者时,供求双方才可能成交,具体成交价取决于市场情况。
生产者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其它很多东西的价值是无法客观度量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也难以定量测算,因此,双方对价值量的评估是非常主观的,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市场清淡时,生产者会降低对自己投入的精力的估价;如果今年冬天特别冷,消费者会大幅度提高对电热器效用的评价。
分析斯密的想当然还能使我们看出,“互通有无”仅仅是人类交换产品的表面动机,“节约劳动”才是交换的本质动机。
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1-2】
只有正确认识了人类购买商品的动机,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资本利润的本质。
【1-1】亚当.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2页。
【1-2】亚当.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8页。
2,机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而且劳动持续时间、效率和质量都远远优于人类。
人类劳动并不神秘,体力劳动主要是利用肢体改变原材料或物品的位置和形状,脑力劳动主要是利用大脑分析处理整理各种信息。机器已经能代替人类进行绝大多数劳动。
即使很简单的机械也能做到这一点。千百年前的水车就已经能代替人类进行繁重的推磨劳动。现代机器加上电子技术和人工智能,更是如虎添翼,其本领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和大自然相比,人类的力量非常渺小。人类掌握了科学技术就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就能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各种机器是人类操纵大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服务的具体装置。机器可以极大地增强人类的力量,可以做到人类本来无法做的事情,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大幅度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
用机器代替人类进行劳动,把原来的简单劳动者培训成高级劳动者,对劳动者群体来说,其意义远远超过华而不实的理论和口号。只有让劳动者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使他们成为各种复杂先进机器的驾驭者,摆脱繁重单调的低端劳动,才能真正地解放劳动者。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资料,例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 6 天,那末它平均每个工作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 1/6,因而把它的价值的 1/6 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资料的损耗,例如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以及它们的价值每天往产品上相应的转移,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2-1】
工厂计算机器折旧费的方法无法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人类花费一万小时研制的机器不能代替人类进行一万小时以上的劳动,人类就不会舍近求远去研制机器。实际上,一台机器能够代替的人类劳动量远远超过研制这台机器时耗费的劳动量。如果不是被体积小巧、工作稳定、效率更高的电动磨面机所取代,兰州黄河边上的古代水车可能至今仍然被用来推动石磨,而不是仅仅给游客观赏 。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0页。
3,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商品生产者承担了巨大的风险,理应对投资者给予补偿。获得这种补偿不是剥削行为。
商品生产者为了提高竞争力,降低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必然使用大规模生产方式,购置复杂的机器和流水线,雇佣大量工人,生产大量产品。这种生产方式既能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尽可能低的商品,也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他们的收入,但是需要企业所有者预先投入巨额资金。
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市场的供求情况,消费者的需求是千变万化的,绝大多数商品随时可能遇到竞争者,生产者随时都会面临商品卖不掉、或者只能赔本出售的局面。因此企业所有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马克思早已指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一定是商品所有者。”【3-1】
如果不在商品的销售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去补偿风险承担者,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因此,资本家获得风险补偿不是不劳而获。我们还可以把这份补偿理解成消费者和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引诱资本家冒险投资的诱饵。
有些人否认生产经营过程存在风险,认为资本家不应该获得所谓风险补偿。那么我建议他们借钱投资建厂,可以稳赚不赔,或者自己不拿利润,让厂里的工人多拿一些钱。既能有工作,又能拿较高的工资,工人群众一定会非常感谢他们。
很多雇主经常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这是劳动者面对的风险。虽然国家已经有相应的立法,但是在执行上会遇到很多障碍。如果用人公司的甲方拖欠工程款,雇主即使想按时发放工人工资,也力不从心,难为无米之炊。缩短工资结算周期,周结甚至日结,可以降低这种风险,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劳动力供大于求时,找工作不易,劳动者难以坚持强硬立场。
劳动者还面临突然被老板解聘、失去收入的风险。在劳动力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时,劳动者有较高的谈判地位,在聘用合同中可能会写入合理的补偿条款。但如果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者能找到工作就庆幸不已了,多半不敢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否则很可能被其他应聘者抢走工作机会。
社会的进步非常迅速,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很容易过时,这也是劳动者面对的一种巨大风险。但是不能因此责备资本家采用了新技术,因为企业的任务是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采用新技术是赢得市场和竞争的必要手段,不能要求资本家永远使用一种技术。如果劳动者无力自学新技术,政府和各种公益组织应该提供帮助,还可以鼓励各类学校开设培训课程,国家择优补贴。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也能提高他们面对雇主时的谈判地位。
【3-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4页。
4,的确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但是剥削雇工不是资本家唯一的获利方式。
商品生产者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卖者和买者制造同一种物品的劳动生产率之差,或生产成本之差。
手机厂使用先进机器大批量生产手机,假设每部手机平均成本一千元,而我们普通人自己在家里是不可能造出一部手机的,即使折腾一辈子也造不出来,换句话说就是生产成本无穷大。现在手机厂标价两千元卖给我们,它得到一千元利润,而我们只需要工作几个星期,就能用工资购买一部手机,相比自己直接造手机,可以节约大量时间精力。
手机厂获得的一千元利润,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向生产者支付的一种酬谢,感谢生产者使我们只需要花费很少的工夫,就得以享用很复杂的产品。生产者获得这种报酬是完全道德的,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伤害。
实际上所有商品都是这样,小到针头线脑,大到火车飞机。
很多人认为生产者不应该收取利润,或者谴责他们收取的利润太高。我们无法要求生产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德,长期或永远无私地为消费者服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由的市场,使生产者之间激烈竞争,主动降低商品价格,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钞票是经济生活中的选票,消费者可以通过投出这种选票,选出自己最心仪的生产者。
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两个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对应工人的工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无偿地拿走了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家的剥削所得。
在马克思书写的资本利润率公式中,分母是投入的总资本,分子则只有一项:剩余价值。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完全来自剥削、必然来自剥削。【4-1】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劳动者在家里独自劳动时,是根本无法创造出那么多价值的,即使他们得到全部新创价值,数量也远远低于他们在工厂里得到的部分新创价值。
中国农民耕种自己的承包地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可以得到全部新创价值,但是因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实际收入很少,他们宁肯背井离乡,去工厂为别人打工,即使只能得到部分新创价值,实际收入也要高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把资本家拿走的那部分价值,理解成劳动者为了能使用机器、提高自己的收入而向资本家支付的机器租金。资本家获取机器租金不是剥削行为。
如果谁认为资本家不应该收取机器租金,那么可以自己集资购买机器,然后免费给劳动者使用,于是资本家的机器就无人问津了,资本家只能破产跳楼。如果所有仇恨资本家的人都这样做,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消灭掉私有制。
很多人总是想夺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我问他们:“你夺取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后,会免费给劳动者使用吗?自己是否收取利润或税金?”没有一个人回答我。
劳动者和资本家在分配新增价值时处于博弈状态,谁的力量大,谁就获得的多。如果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资本家在博弈时处于有利地位,劳动者就只能接受很低的工资;很多雇主为了增加利润,降低生产成本,不安装必要的排污或安全设备,迫使劳动者在有害健康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还会要求劳动者无酬或低酬加班。这些都是剥削劳动者的行为。
劳动者无权无势,又处于分散的原子状态,无力和资本家抗衡,因为要养家糊口,也无法躺平,避开资本家的剥削。
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提高本地的经济产值数据,或者收取了资本家的贿赂,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视而不见,甚至还包庇资本家,压制劳动者的维权行动,使得剥削现象长期存在。
因此,我们在纠正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劳动者这一错误观念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情况。就好像我们在认可汽车极大地方便了人类的同时,不能否认汽车还会导致车祸。
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建设清廉的政府,制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强制资本家依法经营,都有利于减少剥削。相反,各种极左激进言论和政策只会吓跑资本家,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减少,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剥削现象。
【4-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2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