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2015年11月12日发表《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他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转变:第一,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说,经济萧条了财政就扩大赤字,经济膨胀了财政就收缩赤字。货币政策从需求管理来看,就是经济萎缩了就扩大信贷规模,通货膨胀了就收缩信贷规模,实际上这是需求侧的管理办法。供给侧管理是说,西方有一个供给学派,它提出要减税,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是两个方面,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费,而且增加消费还有几个连带作用:第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第二是提高劳动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给可以良性互动,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有需求才能购买,光投资建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后没有就业,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就业人数少,造出很多产品,最后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第二个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第三,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
反对三驾马车需求理论的应该首推吴敬琏,他给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公式:人力资本+物质资料+效率=经济增长,可惜的是,唯独缺了关键的要素——市场容量。
供给主义发端于美国的拉弗,面对上世纪美国的滞胀,他搞出了一个凸形曲线,指出减税可以让税基加大,带动经济增长,进而增加税收,改善财政状况。
然而,该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饱受质疑。
新宏观主义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供给主义的来龙去脉。
一、供给主义的历史渊源
自然经济中,一个地主雇佣一百个长工生产粮食,另一个地主雇佣一百个长工生产衣服,在生产过程中,地主发工分记录工时,年底结算,长工们有的领到粮食,有的领到衣服,彼此有多余的,相互交换,地主剩余无多,基本满足自身需要,简单再生产年复一年。
后来,不但要求粮食、衣服、还要车子、住房、通讯,更要精美的食物、时尚的衣服、快速的交通、宽大漂亮的住房、迅捷的通讯,于是产业内部的中间加工产生了,分工与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巨变,金银货币满足不了需求,生产者出具各自的借据或欠条来交换,但这需要加以甄别信用度,交易成本巨大,于是大家商议,由一家出具,大家都从它这里借。这就是央行,商品经济形成了。
问题出现了,原来自己出具的借据,希望持有人不来兑换,或者有贬损;而现在,借用别人的借条,需要还本付息,因此,希望能保值增值。于是生产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不但要生产的更多,而且要收回更多的借据。
这导致了商品经济的生产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收获更多的实物财富,也就是实物利润不同,商品经济的目的是货币利润,因为企业主负有债务,需要还本付息。
自然经济的生产公式可以写成:实物——加工增值——实物利润;而商品经济的生产公式则是:货币——实物——加工增值——实物利润——货币利润。前者实际只有一个实物循环,货币仅为交换媒介;后者有实物循环,并增加了货币循环,而且货币循环引导决定了实物循环。
为了解析其内在机理,需要将纷乱繁杂的交换进行科学划分。
新宏观将交换做如下分类,从而将问题清晰简化:
一是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交换;二是工人与工人之间的交换。
第二种,也就是自然经济的情形,消费品之间要求成比例,遵循所谓的萨伊定律。这本质是消费需求之间的交换,是等价交换,货币中性,基本能满足斯密所主张的均衡,这里的问题并不大,这就是重农学派——供给主义——微观经济学的根源。
第一种,则是商品经济的情形,这其中的实质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交换,也就是工人的工资能买回他们的产出吗?它蕴含了经济系统的主要矛盾,原因是:
货币是由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消费需求是唯一的最终需求,但它来自初始投资需求,是初始投资需求的一部分,根据新宏观主义的产业树模型,顶级投资最终分解为中间加工级产业的货币利润和工人工资,也就是派生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并首次从理论上推导出两者比例关系,而消费需求承担了初始投资需求保值增值的重担,要求部分大于整体,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导致派生的投资需求溢出,货币不得不粗放发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论断: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这里的宏观投资也就是顶级投资,它的货币来源是央行借贷。
根据以上分析,新宏观主义对投资需求的结论是: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来源,因此,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投资需求的实现有赖于消费需求,但这必然要求部分大于整体,因此,仅有投资需求是不充分的。同时,所谓的均衡理论在此也不能成立。
该结论可以得到大量的实证检验,比如产业龙头企业的亏损、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而失去订单的中间加工级产业的投资需求预期悲观,纷纷溢出实体,也就是所谓流动性陷阱。
凯恩斯发现了这一规律,要求ZF顶上去,让它扩大投资,替代原有的顶级厂商,的确可以给社会资本带来利润和工人就业,但ZF的债务势必越积越大,这就是债务危机。
而有些过剩资本则乘机囤积原油、煤炭、钢铁、房子,推高生产生活成本,而企业原有的消费不足又无法摆脱,只好限产保价,但这势必进一步减少需求,于是进一步减产,滞胀形成。
凯恩斯的诟病除了债务危机和滞胀,就是ZF投资亏损。
然而,经济学家对亏损的原因还仅仅停留在产权、寻租等微观层面上,他们认为ZF的干预是万恶之源,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者据此攻击ZF干预。
的确,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他并没有解决宏观投资亏损的命运,只是让ZF替代顶级投资,成为冤大头,出了力,还挨骂。
凯恩斯主义尽管被称之为需求管理,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系统性的反对均衡的理论,只是要求恢复到原有轨道上去,好比一辆偏轮汽车,换另外一条道路,还是会偏。
弗里德曼认为存在货币超发,这也是事实,因为宏观投资是亏损的,意味着该过程有货币漏出,即中间加工级产业的利润和工资储蓄,而为了保就业和社会稳定,ZF又不得不扩大投资,央行甚至量化宽松购买国债,这其中的货币漏出制造了资产泡沫,最终形成长期通胀,也即这种货币发行方式是粗放的。
弗里德曼还认为,经济系统的不稳定在于部分准备金率,因为所谓的货币创造实质是创造债务,而累积的债务总额远大于基础货币,一旦集中提现,则必然发生挤兑危机。
然而,他的看法还是没有看到根本,商业银行只是衍生了债务,而央行才是创造了基础债务。
他的理想是均匀地按比例地发行货币,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因为该理想并没有改变货币的债务性,系统仍然受制于央行的债务约束。
如果这些过剩资本借贷给企业,则形成企业债务危机。
如果借贷给消费者,则形似次贷危机。
正是债务推动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因为原有的消费存量释放或外部的顺差带动了经济复苏,产出增加,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会抑制顺差,从而消费不足的问题暴露,加上规模效应,于是物价下跌,货币当局放松信贷,加杠杆,催生资产泡沫,形成繁荣阶段;随之将触发企业盈亏点,债务压力凸显,以及过剩资本炒作的房价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企业被迫限产保价,而工人的收入降低进一步减少了消费需求,只有继续减产,形成滞胀;货币当局为防范通胀而紧缩,结果形成产出减少,物价下跌的萧条期,这就是完整的复苏、繁荣、滞胀、萧条四阶段,它是加杠杆减杠杆的过程,也是债务危机的形成到破灭的过程。
马克思对经济周期有深刻的认识,并将此归咎于剩余价值。
然而,根据剩余价值的定义,它是工人创造,又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工人创造的必然是实物利润,因为工人不是印钞工。马克思的另一句论断:“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资本论》第一卷188~189页)看起来令人费解,好像自相矛盾,实际上,“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实质就是实物利润,“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而是货币利润,“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说的是既需要实物利润,也需要货币利润。
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必须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都得到实现。但是,经济周期恰恰是债务推动的,大量的实物利润无法实现其货币利润。
马克思观察到的剩余价值实现是微观个体特例,而经济周期则是剩余价值未实现的宏观整体普遍表现,两者一个是货币利润实现,一个是未实现,由经济周期来否定剩余价值是不合逻辑的。或者说,经济周期是群体性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结果。
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宏观的货币利润,但这是供给主义无法给与的。
供给主义源自自然经济的重农学派,忽视了货币的债务性,只关注交换的比例问题,形成所谓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念,将市场视为无限大,将自己的视角偏执于生产要素的提升上,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即可摆脱困境,殊不知,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这意味着抢夺别人的市场份额,对于大的经济体是不可持续的。
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共同犯错的原因在于受供给主义的误导,没有发现货币利润的重要性,以及货币的债务性。
吴敬琏非常反对投资,因为他观察到投资的效益低下,这实际是因噎废食。
凯恩斯发现了投资的必要性,但未证明其不充分性。
需要做的是改变货币发行方式,消除其债务性,对投资需求进行价值补偿,实现其货币利润,新宏观主义的方案是储备需求,也就是央行市场化购买准公共品,社会免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