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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先说说马克思关于价值的定义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资本论一，51）
换句话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资本论一，52）
但这种劳动量，或者说劳动时间，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资本论一，52）马克思接着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 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资本论一，52）
在此，我们注意一点。马克思这里关于价值的决定，与市场需求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与消费者的效用判断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显然，这里的“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和“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马克思随后又说，“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一，54）这里的所谓“有用”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比如一把铁锹，张三家有一园子，可以用它翻土，故张三认为铁锹对他有用；而李四家没有园子，也没有其他可以用得上铁锹的地方，并且他也不打算用铁锹进行其它交换活动，故李四认为铁锹对他没有用。但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如何主观评价这把铁锹，铁锹都客观上可以用来翻土平整土地等。前者，是主观有用，后者是客观有用。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章又说：“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资本论一，103）
那么，这里的对“别人有用”，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如果是客观的，那么一把铁锹，交换不交换，它的技术性能都是客观存在的。相对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从而主观评价来说，仅仅在于人们是否发现这些技术性能，人们没有发现，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当然，无论你如何主观，一把铁锹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它身上发现平板电脑的正常的技术性能。这也就是说，人们的主观评价，仅以商品的技术性能的客观存在为限。
马克思还说：（“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资本论一，103）
如果说这里的使用价值是客观的，那么无论是对于所有者，还是对非所有者，它都是使用价值。除非它是主观的，才存在因人而异的情况。
因此，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在前面，认为价值是客观的。但他后面的观点，却使我们只能得出价值是主观的结论。
假如我们现在生产一种完全为市场淘汰的产品，比如黑白电视机。尽管这种生产也可以存在关于这种生产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和“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但它是有价值的么？或者说，它还有过去的那种情况下的价值么？按马克思前面的观点，有。按后面的观点则没有。那么哪一种观点才有经济学意义呢？前面的观点没有市场，而后面的观点则有市场。所以答案不言而喻。
我们再说说所谓劳动力价值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资本论一。193-194）
马克思随后还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补充，但其内容皆是围绕劳动力价值的客观性展开的。这种劳动力价值与劳动者的实际能力无关，更与劳动者的主观努力无关，最重要的是，与其实际的劳动成果无关，从而与这种劳动力的需求者的主观评价无关。按此逻辑，只要培养一个劳动者的客观条件一定，其所处的社会条件一定，则其劳动力价值就是一定的。
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同样与经济现实不符——至少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不符。没有哪个劳动力需求者仅仅依照上述条件，而不依照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和贡献来确定劳动者的工资（在马克思语境里即劳动力价值），事实上也不存在仅仅因为上述条件的相同而使劳动者取得相同的工资情况。当然，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在中国的尚无特色的社会主义年代。对此，中国官方的评价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改开特色之后，中国的分配制度走向了市场化，换句话说，施行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这才较充分地调动起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那么结论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价值，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分配依据，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分配依据——至少是中国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分配依据。
因此，所谓价值或劳动力价值的客观性，至少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性。所谓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或必要劳动也好，还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时间也好，充其量是商品或劳动力的形成成本，而不是其价值。正如矛盾的马克思所说的，“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资本论一，103）
某种商品你不需要，它就对你没有价值。但这种商品可能为别人所需要，从而它对别人有价值。就此而言，商品的价值似乎有了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显然是基于别人的主观评价。因此，价值相对于个人而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具有完全的主观性。
二，效用价值论者的价值定义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时，总要权衡其利弊；换言之，总要考虑所做事情对于其自身的意义。在不考虑其它问题的情况下，这种意义愈积极，人们就愈愿意去做。显而易见，对于某一对象物，如果人们不能对之进行效用判断，也就无法评价该对象物于自身的意义。因此，人们之所以进行某种劳动，至少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劳动对于自己有效用从而有基于这种效用的积极意义。人们在自给自足的劳动中，总要对由生产某种对象物的所付出或将要付出的劳动、由该对象物本身将获得怎样一种水平的满足以及将因为这种劳动而对其它满足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做出判断，从而对对象物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以及为获得这种对象物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进行评价。由此，人们才能确定生产各种对象物的比例，进而安排从事各种具体劳动或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时间，以最终实现总效用从而全部积极意义的最大化。如果不进行这些评价，人们就无法安排生产，甚至连生产都谈不上——人们不能进行无目的的生产。即使人们仅仅有生产某种前所未有的对象物的设想，也要根据现有的知识而进行上述两方面的考虑，从而做出最终的决定。而在社会生产中，如前所述，人们同样要做出这种评价，只是这种评价是由生产者和需求者双方做出的，并基于此来安排其现实行动和未来行动。
我们这里所说的某种对象物对于主体的意义，既不等同于具体效用，也不同等于抽象效用，而是指主体由此综合自身的感觉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这种内心体验表现为期望和失望从而表现为快乐、兴奋等积极意义和悲伤、痛苦等消极意义——它反映着主体的情绪和情感，从而意味着人们的生存乃至生活水平从而对人生的某种结果或状态的追求与规避。但是，在人们尚未实现对对象物的生产或消费之前，只是更多地由那种预期效用而产生一种预期的内心体验，从而这种意义在其生产或消费之前，主要只是一种想象的意义，绝大部分真实的意义只有在现实的生产或消费中才能获得体现。正因如此并包括前面提及的诸因素，人们的效用判断才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把与人们生产或消费相关的对象物对于人们所具有的意义称之为价值，这种价值是建立在从具体效用到抽象效用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一概念是宽泛的或技术上的，它尚不能准确地对商品的价值进行界定。作为商品的对象物，除了它应具有技术使用价值之外（我们把一物的自然属性对人类的客观有用性或那种虽然有人类活动加诸其上以使其具有但并不因为人类的评价而改变的属性称之为技术属性或技术使用价值），它还应具有稀缺性和可交换性。这种稀缺性是相对的稀缺性，而不是绝对的稀缺性，即它是指在某一时空的稀缺性；这种可交换性则是指人们可以实际获得对象物的所有权从而能够实现这种所有权的转移。一物如果没有稀缺性和可交换性，它就不能够做为商品进行交换。并且，人们进行消费从而生产乃至交换活动，是为了追求由此而可以获得的某种积极意义。因此，商品的价值是能够直接或间接满足人们需要并具有稀缺性和可交换性的对象物对于人们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所谓价值，就是一种财货或一种财货的一定量，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于它的支配，关系到我们欲望的满足时，为我们所获得的意义。”——门格尔）
三，下面说说自然力也能创造价值的问题。
两块各种条件相同的土地，其中一块土地是人工改造的，而另一块土地是天然的。但是，其市场价格是一致的。两颗各方面都相同的钻石，一颗是偶然拾到的，另一颗是矿工开采出来的，但其市场价格也是一致的。有人要说了，天然的土地和偶然拾到的钻石，只有价格，没有价值。那么问题来了，不是说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么？如果说一物没有价值，它何来的价格呢？
价值，总是要依附于某种使用价值之上。自然力不能充分提供给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所以人类之必须劳动。对于消费者来说，为天然土地和别人偶然拾得的钻石支付价格与为人工改造的土地和工人开采的钻石支付价格没有任何区别，为天然土地支付价格和为别人偶然获得的钻石支付价格，也没有任何损失。如果抛开货币的表象，人们的交换不过是以一种使用价值交换另一种使用价值。我们抛开某些法律的约束，对于交换双方来说，别人的使用价值如何获得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
交换，总要有一个交换比例。而这种比例，必须有共同的基础。物的使用价值不同，比如苹果和香蕉怎么比较？比较什么？它们的共同基础是劳动么？如果你的香蕉是自己种植的，而我的苹果是野生的。难道二者就不能交换了吗？你的香蕉对我的积极意义不大，我只愿意用一个苹果换二根香蕉，你如果不同意，那么你的香蕉只能烂掉或自己吃掉。而你之所以愿意到市场交换苹果，显然是因为按你设想的交换比例而获得的苹果比相应的香蕉更有积极意义。只要这种一定量的苹果对你的积极意义超出一定量的香蕉对你的积极意义，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你就能够同意交换。至于说你生产香蕉的劳动，你根本就无法说清相当于多少必要劳动——不要忘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是在社会过程中确定的。你也不知道我的苹果中有多少必要劳动。你的劳动，只能根据当前交换比例做为你今后是否继续生产香蕉或生产多少香蕉的参考。
马克思说了，“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现在，你的香蕉对我的用处不大，当然其积极意义也就不大，换句话说，你的香蕉价值也就不大。而相对来说，我的苹果对你的积极意义较大，那么当然它的价值也就较大。或许可以认为我在采摘时耗费了一定的劳动，但显然比你生产香蕉的劳动要少得多。因为至少我只需要采摘的劳动，而没有种植和管理的劳动。因此，我获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价值，只能归结为上天或者自然力的恩赐。
劳动价值论者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必要条件，当然可以否定自然力也能创造价值这一观点。但问题的关键是，劳动价值论者根本无法抛开人们的主观评价来确定劳动或者说劳动成果的价值。马克思的所谓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的确定，最终也又不得不求助于以主观评价为主导的社会过程。但其既定的思维模式，又使其无法直面这种社会过程，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随后展开的讨论中，不得不选择完全无视这种社会过程。他说：“为了简单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中，这样就省去了化简的麻烦”（资本论 一，58）不客气的说，对于研究者而言，不是你省去了化简的麻烦，而是你根本就无法化简。一旦把社会过程纳入到研究之中，那么你最终只能走向效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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