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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史笔记 - 欧洲的历史和理论的分裂（1870-1914）
经济学的职业化1870年以后，出现了全职经济学者，专业杂志开始创刊发论文，如1886年的QJE,1890年的EJ,1892年的JPE。德国最早，有悠久的经济管理科学传统。创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给教授安全无虞的学术环境。德国发行专业学术杂志的时间也比英美早。洪堡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实务的人才培育。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民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洪堡大学有29位诺贝尔得主，爱因斯坦是洪堡的老师。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黑格尔。在法国，经济思想由萨伊、库尔诺等大学教授和桥梁道路学校这样顶尖专科学校的工程师们推动发展。经济学思维方式改变了，偏离了政治哲学。1900年，“经济学”这个词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用实验心理学来巩固经济学的基础。有人把达尔文思想应用到经济学的演变上。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瓦尔拉斯（LéonWalras）与数理经济学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人转向了经济学，开始效仿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经济学开始数理化。并从长期发展这样的古典命题转而关注个人行为。杰文斯发展出了边际效用理论。他的经济学训练来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却在自己的作品《TheTheoryofPoliticalEconomy》中批判穆勒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传统。李嘉图和斯密认为一件物品要有价值，必先具备效用，但决定价值的是生产成本并非效用。杰文斯认为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价值由边际效用（即最后效用程度）决定。生产成本决定供给量，供给量决定最后效用程度，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他的出发点是边沁的效用理论，把效用界定为提高快乐和减少痛苦的能力，利用当时的心理学方法，通过观察市场行为来衡量和比较快乐程度。杰文斯认为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精确测量经济数量并懂得如何用它。假设：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有四种方法：配置物品、交换物品、生产物品、利用资本。比如，交换的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为，两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其价格之比。他关注消费行为和竞争性市场的价格决定问题。并把统计方法和归纳方法用在经济学中。瓦尔拉斯发展出了价格理论。他继承了法国从萨伊到孔狄亚克的传统，以稀缺性决定价值为出发点。他建立供求曲线，探讨了多市场均衡的问题。他的分析从两种商品的交换扩大到很多商品的交换过程，从消费扩大到生产（要素服务市场）。他还添加了信用市场，以便对利率做出解释。瓦尔拉斯的数学模型为联立方程组，以此说明经济整体是环环相扣的。方程组有唯一解（均衡）以及均衡是稳定的。假定商品的供给超过需求，价格就会下降，这是经济向均衡支撑行进的过程。他提议对土地价值或租金的增加部分征税，因为土地的价值来源于社会。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此项税收收入有保障。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学德国：旧历史学派（由WilhelmRoscher领导），新历史学派(由GustavSchmoller领导）。奥地利：门格尔（KarlMenger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原理》），他并不想使经济学科学化，他推崇揭示经济现象的精髓，认为瓦尔拉斯曾经作的分析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决定性，是无视因果关系的。但他也主张边际决定价值。商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满足需要。某种商品的价值就是当人们无法获得该商品时的需求。他假设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价值随着商品数量的增长而下降。价格只随着交换而出现，并且由价值决定。和瓦尔拉斯或杰文斯的静态观相比，门格尔认为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竞争是渐渐消除垄断的过程。当人们找到并利用盈利的机会，创造出先前没有的商品，或找到生产现有商品的新方法时，企业家就诞生了。门格尔强调制度是从商品的性质衍生出来的，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私有财产本身。门格尔提出了在奥地利经济学界的两个学说：一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一切分析必须从个人开始，不能从总量开始；另一个是认为社会现象的背后有着天然的规律。英国的历史经济学与马歇尔学派英国的RichardJones和马尔萨斯一起创立了伦敦统计学会（即以后的皇家统计学会）。AlfredMarshall在1880-1930年领导英国经济学界，他的著作《PrinciplesofEconomics》在1890-1950年间风行。他从1860年开始用数学语言解释穆勒学说，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移植到他的供求理论上，来解释需求曲线。他用一套方程式描述一个静态的均衡，发展出局部均衡分析法。他假设人们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修正自己的行为，把持续、渐进的变化当做经济学的典型特征。受进化论的影响，马歇尔把企业看做和个人一样的循生命周期而进步的实体。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是供求理论，他用每个阶段自由变化的物品来界定时间。对易腐烂物品来说（如鱼），价格取决于需求。对易储存物品来说，价格由卖方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决定，需求只决定销售量。短期，企业能改变所雇用的不熟练工人的数量，但不能改变熟练工人和设备的效率，也不能改变生产手段。于是，如果需求增加，那么产量增加，成本也增加，价格也增加。长期内，企业有时间使雇用工人操作设备变得熟练，也有时间改变生产方式。于是，如果需求增加，那么产量增加，成本却可下降，价格下降。非常长的时间段，由于知识、人口、资本和供求关系变化，代际人口增长，使正常价格发生渐进或漫长的变化。欧洲经济理论（1900-1914）帕累托发展和完善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熊彼得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论证技术进步是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动力。革新使经济偏离均衡，创造新的赢利机会，经济扩张；当机会消耗殆尽，增长放慢，发生萧条，经济落入新的均衡状态；然后，这个均衡又被新的革新打破。经济理论家支持自由贸易，包括马歇尔、Edgeworth等；但英德的历史学家却支持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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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郑秉文
注：转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文章，看后可以弄清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内容提要：虽然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百年的演进中经历了多次裂变、碰撞和整合，但主张自由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两种思潮之间的争斗和抗衡仍然是20世纪发展的一条主线；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张伯伦、凯恩斯和理性预期等三次革命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对70年代出现的“滞涨”无能为力，退出“正统”地位，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甚至成为美英等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学的“正统”。20世纪末出现的以斯蒂格利茨为首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为西方经济学一时形成的“正统”理论“真空”注入了生机；20世纪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的演变上曾具有六个倾向，即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和学科交叉的边缘化等。关键词：西方经济学20世纪发展回眸如同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百年，西方经济学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之后，20世纪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此前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达到的高度；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在百年的发展中出现过碰撞、裂变、斗争、困惑，也曾出现过异化、交融、激动、辉煌；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在整个20世纪尽现出异彩纷呈，各领风骚，景象万千。20世纪西方经济学百年学说史向人们昭示，既要承认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西方经济学对一般市场经济状态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等共性问题的解释与描述；又要看到其揭示功能，即须将西方经济学置于其社会制度的大背景之下，洞察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于前者的某些有用性，采取借鉴、参考和利用的态度将是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问题的方法，而对于后者即西方经济学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的庸俗性，任何盲目崇拜和生搬硬套的做法都将是非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bloody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正如有人所描述的，如果说从罗斯福到尼克松尤其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每一位总统都打着凯恩斯式的领结，那么，只有里根总统打着一条亚当·斯密式的领带。但里根却信心百倍，1980年在和卡特竞选总统时，他曾这样诙谐地玩弄着这几个术语：经济萧条是指你的邻居失业时出现的情形；经济危机是指你失业时出现的情形；而经济恢复则是指卡特失业时的情形。根据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就是大幅减税，于是出现了“里根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了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减到了20%；于是，减税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彻头彻尾的供给学派的里根经济学”，其结果是，“1983-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使失业降了下来，到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开出的“药方”都是减税，但支撑撒切尔主义的货币学派哲学与支持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念却大相径庭，前者是不增加财政赤字，实行紧缩，而后者是假定减税可以增加生产供给活动进而提高产出和减少赤字。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1、“张伯伦革命”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2、“凯恩斯革命”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以罗宾逊和斯拉法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从资本的测量问题着眼，认为生产过程投入的资本是异质的，因此不存在共同的测量单位；进而对作为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支柱之一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进行了批判。以萨缪尔森、索洛和托宾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即美国剑桥学派终以认输而结束了这场学术论战。“两个剑桥之争”的历史性学术意义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其一，导致后凯恩斯学派作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术群体而最终成熟起来，其中一些理论建设和政策主张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的精神遗产，具有进步的科学意义，例如福利改革和税制改革等，其政策主张直指资本主义分配不公等社会现象；其二，促使新古典综合派演变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从而架起了沟通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凯恩斯主义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但如何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后者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成为前者的框架，将个量问题与总量研究结合起来，使消费者行为理论、一般厂商理论等引伸至宏观经济学，这就成了一代经济学家的历史任务。希克斯、萨缪尔森较好地完成了一次综合，为寻求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沟通而做出了贡献。3、“预期革命”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理性预期”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斯氏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取向和改革成就始终给予很高的赞誉、评价和支持，认为中国不搞国营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不但了解中国，而且还在其《经济学》第二版中专设一章谈中国改革，为中国的“第二步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看法。对IMF和美国财政部“唆使和诱导”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的后果表示出了对前者的极大愤慨和对后者的无比惋惜；认为“休克疗法”事实上是“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其结果是，“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让一小部分寡头集团获得了对国家资产的控制，……产出下降了一半……贫困率激增到50%”。四、研究方法的六个倾向20世纪西方经济学呈现出了长足的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可以说，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反过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力度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致关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甚至研究方法的演变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化可纳其以下六个趋势。1.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循环渐进地不断前进。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者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2.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或“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或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它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信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力，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受到了诸多的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西蒙认为经济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为者无法在诸多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终选择；贝克尔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假定传统，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改则更为宽泛，认为这个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3.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尤其战后以来，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被称之为登峰造极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制做了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理论开辟了新的地平线；随着大型计量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出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办了几期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而在“微观”研究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探索的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到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只具有局部的意义。因此，可以这样说，对于此前的计量经济学，如果我们将之称为“宏观计量经济学”似乎更为恰如其分——宏观计量的分析方法是对20世纪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幸运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给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年可以被称之为“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横截面数据的微观数据即指同一时点的条件，或是纵向数据在连续年份中的同一观察单位。微观计量经济学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许多新的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例如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去工作，什么因素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经济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人们对教育、职业和居住地进行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计划对个人收入和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等等。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研究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他通过一系列的资料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促进了经济学其它相关分支的诞生和发展，例如，库兹涅茨对季节性的波动、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经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又为统计分析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与此同时，还大大推动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第三是博奕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奕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奕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奕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博奕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奕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过度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0年代被称之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其中竟有按照特定的意识和愿望来编造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对此，里昂惕夫很不以为然，在分析了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4.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肯定并非完全建立在对前一种方法或另一种方法的否定之上，而更多地是随着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随着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而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独特性的。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将之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在人力资本理论中，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家庭就象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１９８８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最为激烈的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决策过程、运转机制，即为什么一部分人通过其政治制度（直接的或代议的）的途径可以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预算结构，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税率，即对民主社会中决定公益事业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进行微观经济分析。（二），研究官僚主义经济理论。在这里，国家被当作一部公共生产机器来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探讨公共经济部门这部机器诸如奖罚制度和个人行为等等各种机械结构，分析官僚机器对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及对社会财富的使用效率。（三），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即对民主制度下的投票论、集体偏好等进一步展开讨论。（四），对国家与市场的本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通过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战，原因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继续发展。（二），国家机器与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二是公共部门不关心费用成本；从而导致官吏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三），由于存在上述“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２０世纪下半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于其主要理论巨匠科斯和诺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革命”被西方经济学界看作是２０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布劳格对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赞赏有加，说“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式…它寻求通过区分事件或活动在一个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个关系模型据说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的特征”。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已被认为可以适用于对所有社会活动和组织机构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所谓“交易费用”是指所有的组织成本，即组织成本也都是交易费用；组织的实质是不同的契约安排，而组织形式的选择本质上就是交易费用的比较；由此可以说，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于是，交易费用的高和低是评价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所遵循的假定前提是低成本组织趋向替代高成本组织。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这“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换言之，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不管它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能产生背离；虽然权利属于谁的问题会影响财富的分配结果，但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制度变迁理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诺思认为，制度是社会的一组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诺思将前人关于技术的变迁、演进和创新过程中所具有的报酬递增性质、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等研究思路几乎完全推广到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循环的路径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２０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再如，巴泽尔批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状态。5.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在西方经济学中，用案例的办法来阐明一个定理来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明证。但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唯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象征。被一些学者认为“博大湛深”“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完成的；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在论述外部性的发生与补偿时，给读者讲述的是“蜜蜂与果园”的例子；同样论述外部性，庇古的举例更为浪漫与优美，是“火车与飞鸟”的故事……百年来，经济学家的笔下已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性“案例幽默”。例如，科斯续用了庇古“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说明“科斯定理”，后来，1971年他的两个经济学家好友斯蒂格勒和艾智仁同游日本时，在火车上见到窗外的稻田就想起了庇古与科斯之争，于是问管理员车轨附近的稻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得到的回答正好相反，车轨旁的稻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10年后，他们在美国相聚时，幽默地讲起了“火车与飞鸟”的故事，说“在日本发现了科斯定理的大错”，引起哄堂大笑。一提起“灯塔”，人们就会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费中收费难的“搭便车”难题。最初举例灯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于是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灯塔便“常明不熄”，频繁地出现在文献之中，几代人传下来，一直到今天。其中，不乏几十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围绕着灯塔写出了许许多多的著名论文，甚至引出了科斯“偷看灯塔”令人捧腹的幽默词句。灯塔，既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性的象征，又给经济学留下了一个赢得永恒的传统，使20世纪的经济学诗意盎然，如诗如画，美不胜收。6.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里，不仅保留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些非经济要素、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了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技术”成了新宠，“信息”成为热点，从而使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到全面的发展。还须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与百年前的经济学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派的“侵入”，西方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它们百花争鸣，各得其位，共同发展，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注释：1在本文初稿征求意见时，余永定、左大培、张宇燕、尤其是杨春学等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此笔者表示衷心地感谢。2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3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6月；《货币稳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4《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www.macrochina.com.cn/eco/xjrw/20010111024225.shtml5《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www.macrochina.com.cn/eco/xjrw/20010111024225.shtml6ToddG.Buchholz:NewIdeasFromDeadEconomists-AnIntroductionToModernEconomicThought,Plume/PenguinBooksUSAInc.1989,p.233.7JohnMayaynardKeynes:TheCollectedWritingsofJohnMaynardKeynes,vol.xxi(London:Macmillan/St.Martin’sPressfortheRoyalEconomicSociety,1973),p.294.8RameshMishra:TheWelfaar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HarvesterWheatsheaf,1990.P.20-21.9WilliamNiskanen:Reaganomic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10RameshMishra:TheWelfaar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HarvesterWheatsheaf,1990.P.20-21.11G.J.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55页。12转引自高鸿业等编著：《垄断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15页。13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6－77页。高鸿业、范家骧、罗志如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二册，《垄断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5页。14以上引言请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7、323页。15[英]卡什博特：《新剑桥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关于宏观经济对策的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16请参见吴易风先生著：《从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看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载于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17请参见吴易风先生著：《从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看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载于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18Bator,FM:TheAnatomyofMarketFailur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ug.1958,p351-37919ToddG.Buchholz:NewIdeasFromDeadEconomists-AnIntroductionToModernEconomicThought,APlume/PenguinBooksUSAInc.1989,p.240.20这一段请参见高鸿业：斯蒂格利茨《经济学》“译者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7页。21张旭著：《20世纪经济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51页。22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9月，第二版，第7页。23关于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基本定理”的详细论述及其对“科斯定理”的抨击，请详见斯蒂格利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郑秉文等译，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7月。24引自斯蒂格利茨：《我从世界经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www.csdn.net.cn/century/wencui/010108200/0101082019.htm25[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26引自张旭：《20世纪经济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P.163。27在这方面，张建伟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请参见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28Leibenstein,H(1),X-inefficiencyexists-replytoaneconmist.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8,68:p.203-211.(2),Abranchofeconomicsinmining:micro-microtheory,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79,17:p.477-502.也可详见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0-88页。29关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数学化、公理化和数量化的应用与评价，杨春学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请详见杨春学：《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载于《经济学动态》，1999年10月号。30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31参见《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http://pds.henanews.org.cn/news/2000.htm32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33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34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361页、第376-377页。35GeorgeJStigler:Economics-ImperialScience?ScandinavianJournalofEconomics.Vol.86,No.3[1984],301-314.36[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37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18-150页。38[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四章，九，制度主义和样板模型的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39参见：[美]罗·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40[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2月。41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主编：《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626页。42这里列举的关于“蜜蜂与果园”、“火车与飞鸟”、“灯塔”等幽默案例，其具体细节展开和资料出处可以详见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79-181、357-359页。主要参考文献：1、BruceGreenwald,JosephStiglitz:“NewandOldKeynesians”,JournalofEconomicsPerspectives,Vol.7,1993.pp.23-442、H.W.Arndt:EconomicDevelopment:TheHistoryofAnIde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3、ToddG.Buchholz:NewIdeasFromDeadEconomists-AnIntroductionToModernEconomicThought,APlume/PenguinBooksUSAInc.1989.4、[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5、[英]特伦斯·S.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6、[美]亨利·威廉·斯波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7、[美]J·斯蒂格利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郑秉文等译，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7月8、吴易风、王健、方松英著：《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4月。9、高鸿业主编，吴易风、丁冰、王箴禹副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10、胡代光、吴易风、丁冰：《当前外国经济学的新动向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11、张旭：《20世纪经济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主编：《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1999年第二版。12、杨春学：《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载于《经济学动态》，1999年10月号。13、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作者郑秉文，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通讯地址：10073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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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作者张建平错误理解了供求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作者张建平错误理解了供求理论 教了七个学期的西方经济学，对它的理解加深了，同时也发现它存在很多问题。正在写一篇文章，想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查阅了前人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是其中之一。仔细读后，发现作者张建平先生对供求理论的批评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28）：传统的经济学，忽而在供求曲线里讲“价格是影响供求量的主要因素”，忽而又在均衡分析中讲“供求决定价格”。 在这里，可以用张先生自己写在下面的那句话来指出他的错误：“此价格非彼价格”。 在说“价格是影响供求量的主要因素”时，这句话里的“价格”是指各种可能的价格，这里的“供求量”则指的是：在这些可能的价格下，市场上该商品各种可能的供应量（厂商愿意生产并供应市场的总量）和需求量（消费者有购买能力的总需要量）。 例如某型号手机的价格如果是五毛钱一只，那么其供应量将是0，而需求量将是无穷大；如果是五万元一只，供应量可能是无穷大，而需求量可能等于0。 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小，供应量就越大。功能简单的手机，如果价格是一千元，需求量就很小，但如果价格降低到五百元，需求量可能会翻好几倍。同样的手机，如果价格是三百元，可能没有厂商愿意生产，但如果价格提高到八百元，利润丰厚，连电视机厂都可能转行来生产该型号手机，市场总供应量将大幅度增加。 所以，西方经济学说：“价格是影响供求量的主要因素”。但是请注意：至此所讲的“价格”，都是“可能的价格”，分别对应这些价格的供求量指的是：“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该型号手机将有这样的供求量”。 虽然西方经济学在画供求曲线时都不标注对应的具体时刻，但实际上图中画的各个供求量都是对应特定时刻的。因此这两个量都是“存量”。 西方经济学讲“供求决定价格”这句话时，其中的“价格”指的是市场的均衡价，即供应量等于需求量的那个价格。显然，上述例子中的手机的市场均衡价既不可能是五毛钱，也不可能是五万元，因为在这两个价格，供求量相距甚远，或供应量远远小于需求量，或需求量远远小于供应量，因此这两个价格不可能成为市场均衡价。市场均衡价必然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价格之间的某个价格，例如六百元。 由于该型号手机在该市场上、在该时刻的市场均衡价格取决于该型号手机在该市场上、在该时刻的供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即其供求情况），所以，可以说“供求决定价格”。当然，为了不导致误解，应该把话说完整：“该商品的供求情况（供求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决定了它的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供求量”。 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没有像我在上面这样详细地写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太容易被理解了，没有必要如此罗嗦。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29）：在讲价格决定供求时的价格是历史的价格，而讲供求决定价格时是未来的价格，此价格非彼价格，表现非常混乱。 实际上，每组供求曲线都对应了特定的时刻或时间段（价格在该时间段内的变化不大，不影响所讨论问题的性质），例如“昨天”或“本周”。只是一般的教科书都不注明曲线所对应的具体时间段或日期。因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认为它们和其它大量影响参数（例如燃油税率）一样，是不言而喻的，教科书上就不写出来了。 我在上课时，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是把各种不言而喻的参数都写出来的。例如在画需求曲线时，旁边注明：“2009年2月某型号汽车的需求曲线”（即曲线对应的具体商品和时间），“被省略的不变参数：本品牌其它型号的价格，其它品牌各型号的价格，油价，燃油税率，本地交通拥挤程度，停车方便程度，停车费，保险费率，维修费水平，摩托车、自行车的价格，地铁和公交的票价，出租车价格，学开车的学费水平，……” 因为这些参数如果变化的话，都会影响该型号汽车的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是价格点沿着供求曲线移动，还是供求曲线本身发生移动，是西方经济学中最不容易让学生掌握的一个要点。我总结了两句话给学生：“画在坐标上的因素变化，是‘点’沿着曲线移动；没有画在坐标上的因素变化，整条曲线发生移动”。“画在坐标上的因素”是指商品的价格和供求量；“没有画在坐标上的因素”是指外部条件，例如燃油税率。） 回到张先生的书上。实际上，在讲“价格决定供求”时的价格不是历史的价格，仍然是对应时间点或时间段内的价格，只是这些价格是各种可能的价格（例如五毛钱、一元钱、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而讲“供求决定价格”时的价格也不是未来的价格，而是该时间点或时间段内的市场均衡价，即最后实际上出现在市场上的成交价格，例如上面手机例中的六百元。 也就是说，这两个“价格”是同一时间的价格，因此，从时间的角度看，供求理论也没有错误。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29）：即从纯粹数学角度讲，“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若成立，则“需求量下降则价格上涨”也必定成立，但是传统经济学却只认前者不认后者（事实上两者皆谬）。 张先生说“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是“谬”，是因为他所说的“需求量”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需求量”。张氏需求量是：“当需求被满足时需求者所获得的需求物的量”（p43）。而西方经济学说的“需求”是“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张氏需求量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是无穷大，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量”受到需求者经济水平的限制。 以手机为例，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张氏需求量都是三只：一只专门和家人联系，一只专门和朋友联系，约定打牌或喝酒的时间地点，一只专门和同事或老板联系，谈工作；而按照西方经济学对需求的定义，虽然普通劳动者对手机的“需要量”是三只，但“需求量”仅是一只，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购买第二、第三只手机，或自己的货币有其它更迫切的用途。 张氏需求量的确是个“流量”，上述的普通劳动者们今天买第一只手机，下周买第二只，下个月买第三只。但西方经济学的需求量是“存量”：确定时刻的需求总量。 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在这里有谬，而是张先生自己有谬：他先对需求量另作定义，然后进行批判，实际上根本就是选错了靶子，虽然两个靶子上的代号是一样的，都叫“需求量”，但张先生批的是张氏供求理论。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说：“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但不反过来说“需求量下降则价格上涨”呢？因为客观事实是价格决定着需求量，价格是决定因素。张先生的书卖38元一本，如果价格降低到3.8元，想必需求量必将大幅度增长。所以，西方经济学这样说：“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请注意，这里的“价格”是指“可能的价格”，就如上述3.8元只是可能的价格，并未真实发生过。） 但西方经济学为什么又说“需求量下降则价格下跌”呢？因为此时的“价格”已经不是上面的“可能的价格”了，而是实际发生的市场均衡价格了；“需求量”也不是指具体在某个价格下的需求量，而是指整个需求情况变差，在各个可能的价格，需求量都变小了（如果画出曲线的话，就是整条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没有详尽地为每个“价格”和“需求量”（或“需求”）、“供应量”（或“供应”）加上严谨的定语。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这样的确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在没有真正搞明白之前，就轻易为别人“送终”，似乎草率了一点。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30）：如果承认供求决定理论，讲需求量作为自变量，我们还可以从反需求函数中得到更加不可思议的结论：对P=A-BQd，令Qd=A/B，则有P=0。这意味着只要你的需求量达到一个特定的值，对方就会把东西白送给你。天下竟有这等好事：只要算出每种商品的A/B值，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张先生在这里的错误和前面一样：把可能的情况和现实的情况混为一谈了。需求曲线（例如P=A-BQd）讲的是：在各种不同的价格下，市场的可能需求量。例如，在价格等于0时，需求量是A/B。但是这不代表在价格为0时，有厂商愿意生产数量为A/B的商品，更不代表在厂商和需求者之间实际发生了这么大数量的“白送”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44）：……。而我们谈论价格时，总是要指明是何物在何时何地的价格，即价格是对应于“时间”的存量。在一个时段内价格可以有无数个取值，究竟是哪一个决定了今后的需求？为什么其他价格不起作用？或说需求和供给决定哪一时刻的价格而不是另一个呢？如果T1时的价格影响到了T1到T2时段内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那么它为什么不影响到T3时刻的供需呢？这些都暴露出在价格和需求量之间建立二元函数关系的逻辑矛盾。 上面这段话再次暴露出张先生没有真正搞懂供求理论。 每个可能的价格都会对应一个需求量，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一条需求曲线。例如张先生的著作50元一本的话，需求量是一万本，40元的话是三万本，30元一本的话，是五万本，10元一本的话，是二十万本，0元一本的话是一千万本。 但是对于不同的商品，同样这些可能的价格所对应的需求量完全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我的书《资本异论》，50元一本的话，需求量是一百本，40元的话是两百本，30元一本的话，是四百本，10元一本的话，是一千本，0元一本的话是两千本。于是，《资本异论》的需求曲线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曲线，位置和形状都不同。 如果两本书的供应曲线是一样的话（实际上可能不同，这里为了简化问题，假设是相同的），显然，两本书在达到市场均衡时，其均衡的需求量和均衡价格可能都是不同的。 因此，是供求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即供求的总体情况）决定了均衡价格和均衡需求量（恰好等于均衡供给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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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作者张建平错误理解了供求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作者张建平错误理解了供求理论 教了七个学期的西方经济学，对它的理解加深了，同时也发现它存在很多问题。正在写一篇文章，想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查阅了前人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是其中之一。仔细读后，发现作者张建平先生对供求理论的批评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28）：传统的经济学，忽而在供求曲线里讲“价格是影响供求量的主要因素”，忽而又在均衡分析中讲“供求决定价格”。 在这里，可以用张先生自己写在下面的那句话来指出他的错误：“此价格非彼价格”。 在说“价格是影响供求量的主要因素”时，这句话里的“价格”是指各种可能的价格，这里的“供求量”则指的是：在这些可能的价格下，市场上该商品各种可能的供应量（厂商愿意生产并供应市场的总量）和需求量（消费者有购买能力的总需要量）。 例如某型号手机的价格如果是五毛钱一只，那么其供应量将是0，而需求量将是无穷大；如果是五万元一只，供应量可能是无穷大，而需求量可能等于0。 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小，供应量就越大。功能简单的手机，如果价格是一千元，需求量就很小，但如果价格降低到五百元，需求量可能会翻好几倍。同样的手机，如果价格是三百元，可能没有厂商愿意生产，但如果价格提高到八百元，利润丰厚，连电视机厂都可能转行来生产该型号手机，市场总供应量将大幅度增加。 所以，西方经济学说：“价格是影响供求量的主要因素”。但是请注意：至此所讲的“价格”，都是“可能的价格”，分别对应这些价格的供求量指的是：“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该型号手机将有这样的供求量”。 虽然西方经济学在画供求曲线时都不标注对应的具体时刻，但实际上图中画的各个供求量都是对应特定时刻的。因此这两个量都是“存量”。 西方经济学讲“供求决定价格”这句话时，其中的“价格”指的是市场的均衡价，即供应量等于需求量的那个价格。显然，上述例子中的手机的市场均衡价既不可能是五毛钱，也不可能是五万元，因为在这两个价格，供求量相距甚远，或供应量远远小于需求量，或需求量远远小于供应量，因此这两个价格不可能成为市场均衡价。市场均衡价必然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价格之间的某个价格，例如六百元。 由于该型号手机在该市场上、在该时刻的市场均衡价格取决于该型号手机在该市场上、在该时刻的供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即其供求情况），所以，可以说“供求决定价格”。当然，为了不导致误解，应该把话说完整：“该商品的供求情况（供求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决定了它的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供求量”。 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没有像我在上面这样详细地写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太容易被理解了，没有必要如此罗嗦。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29）：在讲价格决定供求时的价格是历史的价格，而讲供求决定价格时是未来的价格，此价格非彼价格，表现非常混乱。 实际上，每组供求曲线都对应了特定的时刻或时间段（价格在该时间段内的变化不大，不影响所讨论问题的性质），例如“昨天”或“本周”。只是一般的教科书都不注明曲线所对应的具体时间段或日期。因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认为它们和其它大量影响参数（例如燃油税率）一样，是不言而喻的，教科书上就不写出来了。 我在上课时，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是把各种不言而喻的参数都写出来的。例如在画需求曲线时，旁边注明：“2009年2月某型号汽车的需求曲线”（即曲线对应的具体商品和时间），“被省略的不变参数：本品牌其它型号的价格，其它品牌各型号的价格，油价，燃油税率，本地交通拥挤程度，停车方便程度，停车费，保险费率，维修费水平，摩托车、自行车的价格，地铁和公交的票价，出租车价格，学开车的学费水平，……” 因为这些参数如果变化的话，都会影响该型号汽车的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是价格点沿着供求曲线移动，还是供求曲线本身发生移动，是西方经济学中最不容易让学生掌握的一个要点。我总结了两句话给学生：“画在坐标上的因素变化，是‘点’沿着曲线移动；没有画在坐标上的因素变化，整条曲线发生移动”。“画在坐标上的因素”是指商品的价格和供求量；“没有画在坐标上的因素”是指外部条件，例如燃油税率。） 回到张先生的书上。实际上，在讲“价格决定供求”时的价格不是历史的价格，仍然是对应时间点或时间段内的价格，只是这些价格是各种可能的价格（例如五毛钱、一元钱、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而讲“供求决定价格”时的价格也不是未来的价格，而是该时间点或时间段内的市场均衡价，即最后实际上出现在市场上的成交价格，例如上面手机例中的六百元。 也就是说，这两个“价格”是同一时间的价格，因此，从时间的角度看，供求理论也没有错误。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29）：即从纯粹数学角度讲，“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若成立，则“需求量下降则价格上涨”也必定成立，但是传统经济学却只认前者不认后者（事实上两者皆谬）。 张先生说“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是“谬”，是因为他所说的“需求量”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需求量”。张氏需求量是：“当需求被满足时需求者所获得的需求物的量”（p43）。而西方经济学说的“需求”是“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张氏需求量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是无穷大，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量”受到需求者经济水平的限制。 以手机为例，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张氏需求量都是三只：一只专门和家人联系，一只专门和朋友联系，约定打牌或喝酒的时间地点，一只专门和同事或老板联系，谈工作；而按照西方经济学对需求的定义，虽然普通劳动者对手机的“需要量”是三只，但“需求量”仅是一只，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购买第二、第三只手机，或自己的货币有其它更迫切的用途。 张氏需求量的确是个“流量”，上述的普通劳动者们今天买第一只手机，下周买第二只，下个月买第三只。但西方经济学的需求量是“存量”：确定时刻的需求总量。 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在这里有谬，而是张先生自己有谬：他先对需求量另作定义，然后进行批判，实际上根本就是选错了靶子，虽然两个靶子上的代号是一样的，都叫“需求量”，但张先生批的是张氏供求理论。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说：“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但不反过来说“需求量下降则价格上涨”呢？因为客观事实是价格决定着需求量，价格是决定因素。张先生的书卖38元一本，如果价格降低到3.8元，想必需求量必将大幅度增长。所以，西方经济学这样说：“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请注意，这里的“价格”是指“可能的价格”，就如上述3.8元只是可能的价格，并未真实发生过。） 但西方经济学为什么又说“需求量下降则价格下跌”呢？因为此时的“价格”已经不是上面的“可能的价格”了，而是实际发生的市场均衡价格了；“需求量”也不是指具体在某个价格下的需求量，而是指整个需求情况变差，在各个可能的价格，需求量都变小了（如果画出曲线的话，就是整条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没有详尽地为每个“价格”和“需求量”（或“需求”）、“供应量”（或“供应”）加上严谨的定语。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这样的确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在没有真正搞明白之前，就轻易为别人“送终”，似乎草率了一点。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30）：如果承认供求决定理论，讲需求量作为自变量，我们还可以从反需求函数中得到更加不可思议的结论：对P=A-BQd，令Qd=A/B，则有P=0。这意味着只要你的需求量达到一个特定的值，对方就会把东西白送给你。天下竟有这等好事：只要算出每种商品的A/B值，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张先生在这里的错误和前面一样：把可能的情况和现实的情况混为一谈了。需求曲线（例如P=A-BQd）讲的是：在各种不同的价格下，市场的可能需求量。例如，在价格等于0时，需求量是A/B。但是这不代表在价格为0时，有厂商愿意生产数量为A/B的商品，更不代表在厂商和需求者之间实际发生了这么大数量的“白送”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44）：……。而我们谈论价格时，总是要指明是何物在何时何地的价格，即价格是对应于“时间”的存量。在一个时段内价格可以有无数个取值，究竟是哪一个决定了今后的需求？为什么其他价格不起作用？或说需求和供给决定哪一时刻的价格而不是另一个呢？如果T1时的价格影响到了T1到T2时段内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那么它为什么不影响到T3时刻的供需呢？这些都暴露出在价格和需求量之间建立二元函数关系的逻辑矛盾。 上面这段话再次暴露出张先生没有真正搞懂供求理论。 每个可能的价格都会对应一个需求量，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一条需求曲线。例如张先生的著作50元一本的话，需求量是一万本，40元的话是三万本，30元一本的话，是五万本，10元一本的话，是二十万本，0元一本的话是一千万本。 但是对于不同的商品，同样这些可能的价格所对应的需求量完全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我的书《资本异论》，50元一本的话，需求量是一百本，40元的话是两百本，30元一本的话，是四百本，10元一本的话，是一千本，0元一本的话是两千本。于是，《资本异论》的需求曲线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曲线，位置和形状都不同。 如果两本书的供应曲线是一样的话（实际上可能不同，这里为了简化问题，假设是相同的），显然，两本书在达到市场均衡时，其均衡的需求量和均衡价格可能都是不同的。 因此，是供求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即供求的总体情况）决定了均衡价格和均衡需求量（恰好等于均衡供给量）。 张先生问：“在一个时段内价格可以有无数个取值，究竟是哪一个决定了今后的需求？为什么其他价格不起作用？” 首先，他写出这个“今后”就是错误的。每个价格取值，就决定着当时的需求量。例如：如果画的是《资本异论》今天的需求曲线，那么每个价格取值，就决定着今天该书的需求量（而不是“今后”该书的需求量），例如50元的需求量是一百本。其次，并非只有一个价格取值在影响需求，而是每个价值取值都有对应的需求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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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论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基本问题__余斌
论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基本问题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副教授，100871）摘要：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其序数效用与基数效用实际上是一回事，从而序数效用不仅具有基数效用所具有的一切问题，还具有基数效用所不具有的问题，如不存在负效用的问题；所谓个人的主观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相对客观的市场价格之比并不必然成立，即使成立也存在是客观取决于主观还是主观取决于客观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当效用相等时，商品交换将不会发生，从而商品的交换比例无法由效用来决定，这表明效用理论无法解释市场上的商品交换行为，更无法确定或衡量商品的价值。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效用函数序数效用基数效用商品交换尽管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把效用作为他们分析市场行为的出发点，并以为基于效用的价值决定论可以对抗马克思从中推导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尽管西方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工具来包装其效用理论，错误的东西仍然无法由于数学的包装而成为正确的理论的。一、效用函数的存在性问题西方经济学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定理如下：假定消费者偏好具有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连续性和强单调性，那么，存在着一个能代表该偏好的连续效用函数。其中，强单调性假设是指，只要增加一点东西就会比原来更好，而无论原来已经是多么好了，总之是“多多益善”。这意味着即使边际效用递减，也不会导致负效用。在上述假设下，西方经济学首先构造一个由所有商品的1个单位所组成的单位消费束e（e是每个分量均为1的n维实数空间Rn中的向量），然后将所有的消费束与这个单位消费束进行比较，“证明”这些所有的消费束都分别与这个单位消费束的某一个倍数是无差异的，从而可以用这个倍数来表示效用，即效用函数是存在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在这里对效用函数的存在性的证明，是一种自我循环的论证。这是因为，效用函数存在性定理的那些假设条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数学证明的需要。而要做到效用函数存在性定理所要求的假设条件，就必须事先要求效用函数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效用函数的事先存在，消费者是不可能对数百万种商品的各种数量的无穷组合进行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偏好判断的。而这正是在心理实验中发现那些事先没有设定效用函数的人们的选择缺乏传递性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只有隐含地假定效用函数的存在，才能证明效用函数的存在。从而西方经济学所证明的是这样一个定理：假定消费者的偏好是用一个能够被数学证明其存在性的连续效用函数来代表的，那么就可以证明存在着这样一个能代表该偏好的连续效用函数。而这种自我循环证明是不足为凭的。进一步地，上述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定理所“证明”的效用函数是连续性的，从而是基数效用，而不是非连续的序数效用。也就是说，序数效用的存在性并没有得到任何证明。而基数效用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定“效用单位”。对于一个“效用单位”到底是多少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始终没有回答。实际上，从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用函数存在性的“证明”过程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将各种商品的组合都与单位消费束e的某一个倍数相对应，因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隐含地将一个单位消费束即所有商品各消费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消费效用作为一个效用单位。但是，富人是不会去吃穷人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这种汤带给穷人的效用为正，而带给富人的效用为负。从而，穷人和富人有不同的消费集，也就有了不同的单位消费束。那么应当按哪一个消费束来算呢？尤其是对于那些财富的数量每天在变动的人，比如今天还是白领，明天就失业成为穷人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商品的消费单位如何计算？比如，对于水和粮食，如果都用吨来计算，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形：假定对某个消费者来说，3吨水和0.1吨粮食是其在某个沙漠地区生存一段时间所必须的。用x=(3,0.1)来表示此消费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只考虑一个简单的二维消费空间，其中的一维代表水，另一维代表粮食。于是，按照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用函数存在性的证明，存在某个0.10。对于上述并未被数学所证实的效用函数形式，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考虑一个又饥又渴的人。设x,y分别代表水和面包的消费量，则上述效用函数意味着，给这个消费者一粒面包屑和无穷多的水，或者给这个消费者一滴水和无穷多的面包，都可以让该消费者得到无穷大的效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上述两个消费束带给这个消费者的无穷大效用还不如两杯水加两个面包带给他的有限效用，后者更能适合他的需要。这个例子表明，西方经济学不仅滥用了所谓效用函数的存在性，甚至无法给出一个不与人们的现实感受相冲突的具体的效用函数形式。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的效用概念甚至连人们的主观感受也谈不上，纯粹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二、序数效用与无差异曲线前面已经说明，西方经济学效用函数的存在性定理并没有证明序数效用的存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无差异曲线的性质来加以分析。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局部非厌足性假设，即给定消费集X中的任意消费束x和任意ε>0，消费集X中总存在消费束y，满足|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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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幻影”下的西方经济学
作者：[韩毓海]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月]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正是受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法则支配的，这个法则的核心就是资本在流动中扩张，是资本在投资中的积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围绕着资本的扩张进行，并服务于这个唯一目标。因此，他是资本扩张法则支配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但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是受“市场”支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里，居于支配地位的“神”是市场法则，而不是资本法则。他们竟然还天真地认为，市场的运行完美体现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因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原理来描述现实的。所采用的那些范畴都是极其抽象的，是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原型的，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康德所发明的“先天综合判断”支配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成为这门学问的真正基础。“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⑤。因此，经济学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康德的传记作家库恩曾经说，康德反对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却又认为数学可以有效应用在哲学里。 实际上，马克思也是如此。马克思既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采用计算工具，同时又反对用数学的方法代替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并不是受数学和逻辑法则支配的，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但它完全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我们只要从现实观察而不是从“心的冒测”出发，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乃是资本投资活动，这种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活动，并不是受形而上学的法则支配的，而是受资本积累法则支配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内，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法则还与现实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相对立，并集中表现为社会上的劳资对立。由于这个极其简单的发现，马克思区别了资本法则与抽象的市场法则，这正如康德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那样。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的生产既然是受资本积累法则支配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取决于资本投资者的判断。因此，评判商品的“价值”，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要看它能够给资本投资带来多少利润和回报。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承认。他们反而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该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体现为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这个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又是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计算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仅是过于表面化的认识，还是十足的荒谬见解。如果按照这种计算，靠“延长劳动时间”就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话，那么，奴隶主和封建主会比资本家更容易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他们就更能够积累剩余价值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了实现资本投资的利润，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不但可以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可以干脆让工人失业，更可以通过生产停顿、消灭劳动产品的方式，使得商品价格被人为抬高。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方面，采用完全脱离社会观察特别是金融资本分析的数学计算方法，是十足的书生之见，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或投机活动，是不受数学法则、逻辑法则支配的。 在历数了马克思的思想成就之后，恩格斯曾经这样感叹：“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⑥。在这里，恩格斯特别提到了数学。而根据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北京大学马克思数学手稿翻译组编译的《马克思数学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数学方面的造诣是怎样令专业人士叹服的。这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数学才能的赞美是准确的，绝非谀辞。 不过，马克思研究并思考数学，并不是像后来的经济学家那样，把数学当成客观、明晰和透明的学问，并以数学的客观、明晰和透明来维持经济学的科学性，即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以数学为手段来论证经济学模型的不可动摇。恰恰相反，马克思研究数学，就是为了质疑数学。当然，并不是质疑数学这个学科的正当性，是质疑它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之有效性。数学思维方式的神秘之处其实是：在“质”上不同的东西，在“数”上可以相等，在“量”上可以比较。因此，数学意义上的平等，就是无差异的等同，绝不是差异的平等。数学方式所描述的，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对抗性的世界，是一个无差异的世界。马克思说：“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⑦如果在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人类劳动之间可以画上数学的等号，那么，一个无矛盾、无差异的抽象世界就产生了，一切交换也就成了“等价交换”。但是，如果世界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换利润产生，交换活动如果不能产生利润，“商人”这个行当就根本不会存在。那么，交换利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交换利润产生于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在交换过程中不能被抹平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剩余价值。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什么被视为“等价的”呢?实际上，只要抹平了不同的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异性，使得它们在“数”上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就看不见了。这样，交换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就看不见了，同理，交换产生的利润也就看不见了。商品交换就是这样成了“等价交换”。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通过把“不同的人类劳动”等同于它们的“劳动产品”，从而在“物”的意义上抹平了不同的劳动之间的差异，进而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这些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数和量的关系。这样，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也就变成了客观的数学法则对劳动成果的支配(对产品的理性计算)，而真实世界中的劳资对立也就这样被“等价交换”的数学法则掩盖了。了解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活动秘密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是如何采取了形而上学法则支配社会这种“虚幻的形式”。马克思说，在宗教的时代，人们在自己头脑中造出一个上帝的形象，让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却造出一个抽象的市场，让它用“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生产和交换，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现实世界是由“资本”投资法则支配的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马克思说：“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⑧ 资本主义社会崇拜的是“资本”，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却说它崇拜的是“劳动产品”，是“物”，是劳动产品的堆积处——商品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形而上学(逻辑和数学)的地位代替了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法则之“客观公正性”，也就是建立在数学法则的“客观公正性”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资本法则被置换成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所以，人们就很难怀疑它，甚至很难发现资本社会其实是用数学的法则来代替了资本的逻辑，也正是数学法则的客观透明性掩盖了劳资关系的对抗性。如果马克思不是一个批判的哲学家，如果马克思的知识不是如此之广博深邃，如果他对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形而上学传统没有如此精深的了解洞察，那么，仅仅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资本论》，他或许能写出的只是《市场论》而已。那样一本著作，或许会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奉为“圣经宝典”。但是，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然后，又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这正如从不同的树木中抽象出“树”这个范畴意义，其采用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式，是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因此，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想象和幻想。例如，卢梭认为人生来平等。但马克思指出人生来平等，这绝不能理解为“人生来是相同的”，因为人生来平等，这是一个政治命题，而人生来相等或相同却是个数学命题。“人生来平等”并不等于“人生来都是相同的”，因而是“相等”的。这是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完全相同，这种事情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出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卢梭自己也承认自然差异性，即人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只有被还原于数字才能等同，正如每个人只有在逻辑上被还原为“抽象的人”才能“等同”一样。而这种还原首先就取消了人，即取消了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性别的人，而那种观念的、数字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实际上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说，“人类平等”这个法则其实是商品社会的需要，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着应该根据“一般劳动时间”的标准，无差别地支付工资。因此，这种“平等”，不过是将不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不过是把人视为“无差别的劳动力”，并在“劳动力”的意义上抽象地等同起来罢了。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即“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⑨要把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人类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就需要一个“公约数”，即马克思所谓的“一般等价物”，而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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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和补充（黄佶）
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和补充（黄佶）教了七个学期的西方经济学，对它的理解加深了，同时也发现它存在很多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想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文章的内容将陆续发布，欢迎大家批评批判。一，人类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资源有限”，而是“欲望无限”“稀缺性”即“资源稀缺”、“资源有限”，是西方经济学的起点。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合理的分配使用。但是人类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并非没有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资源造成的，而是现有资源根本不敷人类使用。实际上，资源是否有限，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的。如果欲望有限，那么，较少的资源也足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也不会显得稀缺。如果人的欲望无限膨胀，那么再多的资源，也会被耗尽。虽然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应用越来越合理，效率越来越高，但人类欲望的膨胀速度更快。因此，在人类即将耗尽地球上的资源之前，最重要的是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克制人的欲望，尤其是生活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此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欲望，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人类早期或目前尚处于贫穷阶段的人，可以有较高的欲望，并积极发展生产，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生活足够富裕之后，人类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转向对精神和文化享受的方面。虽然经济学并不负有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责任，但它作为最有影响力、最具可操作性、被人们寄予了最大希望的一门社会科学，它至少首先应该转变自己的基本思想，在强调“稀缺性”是经济学的起点的同时，也要强调稀缺性是相对的，除了合理配备资源之外，克制和减少人类的欲望，也是解决稀缺性问题的重要方法，而且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在研究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时，这个“理”中应该增加一条：“抑制不必要的欲望”。例如应该区分各种需求，分辨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需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应该改变“出价高者先得”这一似乎天经地义的基本思想，而应该考虑让欲望过高者付出必要的额外代价，以抑制其欲望。经济学在阐述“价格”是合理指导资源配置的信号时，也应该强调价格可以用来抑制过度的欲望，抑制不合理的需求。经济学可以“入侵”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人类的非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无法与人类的其它活动割裂开来，政治、文化、哲学和宗教等都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经济学也应该积极配合或带动其它学科一起来解决人类面对的经济问题。复兴和弘扬“知足常乐”的文化，传播“自我克制”的宗教思想，鼓励追求精神幸福，推动政府制定各种抑制欲望的政策法规，促使各主要工业国家达成自我节制的国际共识，开创新的人类发展哲学，等等，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宗教是一种不科学的迷信，至少其理论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尚未得到验证。但如果它能在抑制人的欲望方面达到和科学理论同样的效果，那么它也是有价值的。宗教鼓吹存在死后世界（天堂和地狱）或来世（投胎重生），信奉者对自己在死后或来世受到的待遇非常重视，因此可以把现世的清心寡欲和死后或来世的较高待遇挂上钩。在人类社会早期和不发达阶段，世界上存在很多空间，有很大的资源裕度，人类可以以扩张和拓荒为主，不断改造世界，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此阶段人类活动的规模和深度还很小，对于地球这个庞大的系统来说，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地球也有能力恢复正常。但现在，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量变引起了质变，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空间已经接近饱和，人类活动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因素，地球也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恢复人类破坏造成的损伤。因此，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人类自身欲望的大小，是人类选择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西方白人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弱肉强食，得寸进尺”。这种文化思想在人类拓荒时期和发展初期，是合理的，是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西方白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示范效应推动这种思想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思想。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尤其在发达地区，这种思想必须有所改变了，应该逐步转变为“适可而止，知足常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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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普及知识(24)—清华大学博士生与“专家”的选择不一样，看出西方经济学是残废经
经济学普及知识(24)—从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选择与“专家”们的选择不一样，看出目前的西方经济学是缺只胳膊少只腿的残废经济学经济学普及知识(24)—清华大学博士生与“专家”的选择不一样，看出西方经济学是残废经济学近日有个新闻，一个清华博士生毕业了，导师苦苦留他在学校搞科研，可是该博士生却到一中学教数学去了。很多“专家”都认为该博士生大材小用了，太可惜了，是浪费人才。在“经济学普及知识(23)”中我们分析了博士生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与专家的选择不一样，因为他们选用的标准不一样。“专家”们用的经济学就是目前普通的西方经济学，目前西方经济学解决的就是如何配置社会资源，让这些社会资源产出最大的物质福利（物质福利谁占有又是另外的问题）。在中国的大地上，西方经济学已经被用得炉火纯青，用到了极致。大量的污染（物质资源充分利用），大量的过劳死、大量的工人无法忍受生活现状跳楼自杀以及即将到来的在工人的生命最后阶段，榨取可以榨取的一点点物质福利（工人延迟退休）（劳动力资源），使中国大地上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获得了“最佳配置”，最充分的利用。在清华博士生问题上，“专家”用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如何把清华博士生这个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让他能够尽可能多的生产物质福利，推算的结果就是在清华大学搞科研。可是清华博士生自己也对这个问题用自己的经济学进行了精密的推算，推算的结果就是到中学教书。那么清华大学博士生心中的经济学是怎样的经济学呢？我们称它为健全经济学。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健全经济学原理。很多人，生活在人间，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劳动成果，然后用劳动成果养活自己以及家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由三部分组成：自己的工资、所在企业的利润以及上交政府的税收。其中上交政府的税收包括：工人购买消费品时上交的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增值税、资源税等等，以及工人在工厂工作时，赚得工资所交的个人所得税、政府向个人收取的各种费，以及表现为企业所交，实际由工人创造的企业所得税、企业营业税以及政府向工人所在企业收取的各种费。工人创造的价值（J）用公式表示为：J=G（工人工资）+L（企业利润）+S（政府税收以及各种费）残废经济学（我把目前的西方经济学命名为残废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配置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达到（L+S）值最大化。目前的西方经济学我之所以称它为残废经济学，是因为该经济学只考虑人类的物质福利，没有考虑经济学很重要的另一福利----精神福利。残废经济学在第一章分析人的效用时，提到了精神福利的概念，但从此就把精神福利概念丢到无人知晓的深山沟里去了。健全经济学（我把清华博士生心中用的经济学称为健全经济学）认为，人类的福利有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健全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配置资源，让人类社会总的福利最大化。对于每个工人个体，其总福利（Y）由两部分组成：物质福利（Y2）（工资福利）和精神福利（Y1）。用图表示为精神福利曲线Y1：在O点时，精神福利为0，这时人付出为0，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无聊。这时该人会找一些事干，比如义工或者找个工作等，随着人的付出增加，他的生活越来越充实，精神福利越来越高（越来越幸福），直到E1点，这时我估计相当于每周工作4天，每周工作4-5小时状态（我估计可能不准）。再增加付出（也就是劳动量再增加），精神福利越来越低，直到G3点，进入负精神福利值阶段。在负福利值状态，个人休闲时间少，工作繁重，睡眠时间少，压力大，个人对人生没有希望，自杀现象和过劳死现象频繁出现，就如华为公司与富士康公司工人的状态。物质福利曲线Y2：就是工人幸福度与工资数量之间关系的曲线，我们假设工人付出与工资呈线性关系，于是物质福利曲线就变为幸福度与付出呈线性关系的Y2曲线。工人付出越多，获得的工资越高，幸福度也越高。可是工人的总福利是精神福利与物质福利的总和。即总福利Y=Y1（精神福利）+Y2（物质福利）。由于物质福利曲线对精神福利曲线的干扰，使总福利曲线的最高点从E1推高到E2，总福利最高点的付出从G1变为G2。这就是企业中用奖金刺激工人多付出，多干活的原理。可是物质福利曲线是呈线性增加。而精神福利曲线在过了最高点后，呈加速下降，并迅速进入负精神福利状态。同时迅速把总福利曲线也拉入负福利状态。中学老师与清华留校这两个工作在总福利曲线上分别位于点EZX和EQH两点。“专家”以及普通人（只会用别人的付出或者别人的物质福利来衡量）因为看到GQH>GZX以及Y2QH>Y2ZX，也就是选择清华留校，该博士生付出（也就是为社会的贡献，也就是最终可以转化成的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和得到（博士生工资以及待遇）都比选择当中学老师的付出和得到大，用残废经济学分析，物质福利最大化是目标，于是残废经济学毫不犹豫地引导大家选择博士生应该留校工作。可是，博士生潜意识里的健全经济学，却发现，FZX>FQH，所以博士生用健全经济学原理，做出了与用残废经济学理论武装头脑的“专家”们截然不同的选择----选择当中学老师。以上分析的是普通工人的健全经济学，下面分析一下富二代以及古代皇帝们的健全经济学。古代皇帝以及富二代的福利曲线如下：富二代和古代皇帝的福利线，起点在O1点，因为皇帝和富二代不劳动也可以获得大量物质福利。并OO1的高度越高（古代皇帝与富二代不劳动就能获得的物质福利越高），那么在工人（或说民众）福利线上的Y2直线斜率越小（也就是工人付出同样劳动，得到的物质福利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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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和补充（二）
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和补充（二）二，理性人经常不理性，非理性人是另一种理性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能够正确地判断商品的价值，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理性人据以判断“有利”与否的依据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边际效用。但人们在考虑“成本”时，往往只考虑了货币成本，却忽视了寻求最低价所耗费的时间等比较隐蔽的其它方面的成本，以及有关的机会成本；或只考虑了经济成本，却忽视了生态成本和政治成本。一些工业项目能够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往往造成巨大的污染或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和技术，虽然向外国购买的费用低于自己开发和生产，但在政治上具有很大风险，可能导致受制于外国的局面，在与该国或其盟国发生对抗或战争时，将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阿根廷海军使用的导弹是从法国进口的，在与英国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作战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在英国为这些导弹头疼时，法国把有关导弹的机密透露给了盟国英国，使英国舰队成功地躲过了导弹，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在大飞机、尖端武器、集成电路和软件操作系统等战略性产品上，即使花费再大的经济代价，也应该建立起独立的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和小国有本质的区别。大国无法投靠其它大国，大国也不可能愿意保护其它大国，大国对其它大国唯一肯做的事情就是分裂它，使它成为众多小国，不再威胁自己。绝大多数人的决策依据是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当前的利益。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后来不得不花费巨大的力量整治环境。这本来可以作为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前车之鉴，社会舆论也强烈呼吁不能“先污染、后整治”，但人们被眼前利益所诱惑，仍然把发展放在首位，导致严重的污染和生态灾难。金融衍生产品导致了“金融海啸”，使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但之前并非没有人警告过金融衍生产品的危险，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也未必不知道其潜在的危害性，但为了眼前的经济发展利益，却进行了错误的选择。实际上，人类有个通病：“不撞南墙不回头”。由于信息不全，即使完全理性的人也可能进行错误的决策。股市、期货和债券等的投资者都是会避害趋利的理性人，但因为信息不全，无法获悉全部市场动态，无法掌握庄家的心思，虽绞尽脑汁仍然常常亏损。因此，“理性人”的内涵并非不言而喻，怎么样算“有利”，怎么样算“不利”，是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的；而且一个理性人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未必真的对他有利，或只是现在有利，但长远是不利的，而且长远利益的损失可能要大于最初获得的利益。有些人的理性标准与大多数人的不同，这些少数人是不是就属于非理性人呢？例如在大多数人都积极买进股票时，某人却开始抛售手里的股票。也许其他人认为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但他却认为自己的行动时理性的，因为他判断股市已经过热，即将大幅度下跌。另一方面，经济学只研究理性人的理性行为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非理性行为，例如冲动型购买：仅仅因为价格便宜或有礼品赠送，人们就买了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如果经济学只研究理性人的理性行为，就无法全面了解人的经济行为，无法解释很多经济现象，消弱了自己的价值。有的人为了某种爱好可以倾家荡产，有些人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地追逐娱乐明星。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人是非理性人。但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研究他们，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也是理性人，只是他们的理性标准体系（偏好序列）与众不同而已。例如，绝大多数普通人把生存、生活、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工作收入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走火入魔的追星人把亲近明星放在了最前面，所以他们愿意牺牲正常的生活去追星。因此，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行为完全是理性的。因此，是否理性人，不应该以大多数人的理性标准去衡量，而应该用其它方法去判别，例如他是否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其行为是否和其目的一致。走火入魔的追星者知道去香港找刘德华，而不是去连云港找刘德华，就说明他是一个理性人。总之，经济学只简单地说“理性人”是不够的，对“理性”应该有准确的定义、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划分，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的经济活动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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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讨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代理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代理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路爱国，2006；张鹏飞等，2007）。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