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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亚当·斯密最先研究了有关价值的问题，并把把价值分成了两部分：“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1]这种区分是很客观的，即使现在看来也像是没有太多的异议。因为任何物品的价值总要表现出一定的交换能力或曰购买力，这种购买力除了用交换价值表示之外还可以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价格来说明：即价值越大的物品，价格越高；反之，则价格越低。不过价值与使用价值又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其中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正像斯密早就注意到的那样：“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钻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2]
这就是所谓的价值悖论，从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我们还能举出使用价值很“大”、交换价值也很大的物品，例如原始时代的弓箭、现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等等。一句话，不能简单地用使用价值的大与小来衡量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大与小。这让人感觉到，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三者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确定的量度关系，只是价值与交换价值有着明显的、密不可分的比例关系。正因为此，斯密把价值分成了两部分，重点研究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衡量问题，从而把使用价值独立出来并放在了一边。
在斯密看来，价值由劳动构成并可以用劳动衡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3]对此斯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4]不过斯密也注意到了劳动并不是衡量价值的直接可操作的标准，因为很明显，生产各种物品的劳动并不一定相同，价格未必与劳动中的某种定量比如时间、数量等严格成比例，所以斯密认为：“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量；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5]这种议价实际上就是在调整着商品间的交换比例，正是基于市场的这种自动调整作用，一定会把两个不同的劳动量通过货币反映出来，由此斯密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6]
这一结论很有用，起码澄清了价值的观念问题，作为具有价值的财富确实由劳动创造而不可能从交换中得来。但在具体的交换过程中，当要按照不同物品的不同价值完成彼此间的交换时，这一结论就显得缺少实际指导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可度量的量去衡量不同的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数量的价值进而又是不尽相同的价格，所以从劳动过渡到价格之间的数量关系必然会脱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可行的、准确的综合衡量价值的数据或方法，自然也就无法构建出一套以价值为基础的衡量价格的数据以及可操作的具体方法。
但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换却非常耐人寻味，情况总是这样：我们不清楚、也未必非得清楚价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并该怎样计量，可价格决定出的各种交换比例却都十分精确。多少钱能购买什么品质的以及多少数量的物品比如面包，又能买到什么样的以及数量的衣服等等，人们往往对于这些结果并不会存有太大的异议；即便是有异议或者说有怨言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到时还得接受一切。由此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市场上的“议价”到底议的是什么，“大体上两不相亏”又包含着什么具体的内容？当然，既然是两不相亏，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这一定是人们的付出与所得相当。其中的付出就是劳动，可问题在于：劳动该怎样衡量？进一步我们还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所得到底得到的是什么，这能量度吗？斯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为了确定价格的具体数值，斯密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商品的生产过程分析了价格的实际组成部分，得出了另一种决定价格的结论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生产收入决定论。但工资通常反映出就是劳动者的价格问题，地租和利润也一定要先有商品的价格才能求出相应的数值。如此论证的结果不论用什么样的“真实”与“名义”加以区分，必然要陷入到循环论证中，价格的具体数值也就不可能确定。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正是萨伊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物品的有用问题，并把价值和使用价值都理解成是物品的效用。萨伊认为：“人们所给与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有用的东西能维持人的生命，有用的东西可制为衣服，有用的东西可能给人抵御狂风烈日如房屋等，有用的东西能满足人的嗜好和虚荣。后两者也是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东西大抵是装饰品。当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有用性。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用的东西，谁也不肯给与价值。现在让我把物品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我还要接下去说，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7]正因为如此，所以萨伊认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生产所提供的效用估计。”[8]但在怎样衡量效用的问题上，萨伊并没有专门去研究，而是从生产的角度对生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此来探讨价值的决定问题。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是很充分的，正像萨伊阐述的那样：“懂得价值或更确切地说可交换价值这个性质的根据，就能了解它的由来。社会财富项目所以带有价值，是因为要获得它们必须付出代价，而代价就是在生产方面所作的努力。”[9]
确实，没有需求就没有必要去生产，而生产势必会遇到生产方面的各种问题。但如何把这两方面的因素联系到一起，这正是决定价值的关键之处。不过萨伊没有给出定量的结论，只是得出了一个定性的说明：“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一种货物的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减少而比例地上升；反过来也是一样。换句话说，物价的上升和需求成正比例，但和供给成反比例。”[10]这就是供需决定论，似乎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把效用和生产问题都考虑进去。
李嘉图认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11]这样李嘉图就基本上否定了效用的作用，是单一地坚持着劳动决定论的观点。李嘉图同斯密一样认为没有区别劳动性质的必要，理由也是市场会自动加以调整，但李嘉图把劳动的涵义扩大了：“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正比；这里所谓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12]为此李嘉图举了一个评定袜子的交换价值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但问题在于，怎样具体地把一切器具或机器上以及其它形式的劳动分摊到生产出来的每一个商品中呢？假如真的能够分解，从理论上就能推断出各种物品的交换比例完全可以按照计算出的真实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进而证明劳动衡量价值论是正确的；否者就说明还暗含着别的因素，价值的大小不能单由劳动时间或者劳动量决定。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证明机器在生产中的作用，看看这种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假设劳动用生产率（单位数量/小时）表示，符号为w，这样就能得到每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设为t）为：
t = (机器寿命＋机器制造时间)/(w×机器寿命)。
从中不难看出，当机器制造的时间相对机器寿命不是很大时，通常也就是这样，机器寿命总是机器制造时间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其数值就变成了t = 1/w。这就说明，机器制造的时间对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的影响不是很大，机器的劳动时间在其中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改变作用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加上原材料和工资等情况也基本如此）。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没有机器，只用简单的工具劳动的话，那生产率将很低，正因为有了机器设备等才使得其生产率成倍地提高，可这种提高的意义不是简单地只用累加进去的机器制造的时间就能表示清楚的。当没有机器时，生产率（w）中的时间无疑会很大；有了机器之后，时间将减少，但要增加相应的机器制造的时间，这样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t的减少程度就变得很不确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确实创造了具有价值的物品，但不能简单地用劳动时间去直接衡量价值。全部的问题在于，劳动或生产总与具体的物品有关，抽象的劳动并没有实际意义，想要用劳动时间的多少不可能直接代表价值的大小。马克思正因为把生产只抽象成了用劳动时间来表示，作为交换价值“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13]，这样就严重脱离了现实。后来边际效用论者又想用物品的效用去直接衡量物品的价值，这同样也不全面。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惟有把效用和生产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才是求得价值的根本出路。用穆勒的话来概括就是：“价值的两个条件：效用和获得的困难。”[14]
不过关键又在于，该如何对效用和生产进行量化呢？不论是穆勒的综合还是马歇尔的的综合其实都是试图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来解决价值进而是价格的决定问题，以求得到某种原理性的东西。但正因为其中的供给和需求的定量并非是最基本的事实，所以从中只能得出供需平衡论或是供需均衡论；这些都是定性的表示而不是定量的结论，也就不能成为基本的原理。这样我们的任务和突破口就比较明确了，这就是要深入研究效用和生产的量化问题。本文正是从效用量化和生产量化的角度入手，要探讨需求、生产、价值、价格等等这些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变量的内在关系，进而为经济学重新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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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页。
[2] 同上，第25页。
[3] 同上，第26页。
[4] 同上，第26页。
[5] 同上，第27页。
[6] 同上，第28～29页。
[7] 《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9页。
[8] 同上，第59页。
[9] 同上，第320～321页。
[10] 同上，第325～326页。
[11]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页。
[12] 同上，第19页。
[13]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页。
[14]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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