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组织生产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下产生,而生产过程的发展又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他对手工工场向工厂制度变迁的分析,为生产组织变迁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但是英国生产组织后来的发展与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1]。原因在于:(1)马克思没有看到英国生产组织内部熟练工人影响技术的能力。熟练工人通过车间工会[2],巩固了他们对原子状生产组织内部劳动分工、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安排和流动、劳动支出与工资之间关系的控制能力,甚至还支配了新技术的应用,即马克思忽视了特定的劳资关系对生产组织应用技术和进一步分工的限制。(2)竞争和信用促进资本集中需要其它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3]: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容易维持相当容量的市场以维持小规模生产组织的存在。商业银行偏好负债和中间业务,根本不重视资产业务如投资和长期信贷。产业资本家融通资金主要通过自身积累和银行借贷,使股份制度在英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依据当时德国或美国生产发展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垄断问题。但是他们着重分析的是垄断资本形成所引起的经济关系变化和经济、政治矛盾的加剧,并把它与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联系起来,而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发展。他们对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垄断生产组织发展到国家托拉斯直至消灭生产组织内部分工,仅仅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推理:技术进步既提供了生产集中的必要,也为生产的分散化趋势提供了可能。如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力、多用机床、化学和卡车以及战后的各种新材料、新动力、电子技术等等。扩大生产产生规模经济要受到技术本身、管理能力、运输成本和各种风险的限制。(高峰,1996,31-38页)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专用性机器、设备,不可能由大规模生产本身生产出来,即存在着工业二重性。所有这些技术和经济因素都对垄断组织规模的扩大起制约作用。
[1]1830年,曼切斯特的夏普·罗伯特工厂公开了自动走锭纺纱机,并对其购买者宣称,这一机器可以由没有技术的机器操作者最终代替有技术的纺纱工,从而使纺纱工工会消失。当时的工业顾问——尤尔将夏普·罗伯特工厂的宣称当作一种事实而到处宣扬。马克思接受了尤尔的观点,认为机器大工业使纺纱工成为机器的“看管者”,工厂主对劳动过程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而经济史的事实表明,纺纱工在生产中既是监督人,又是招募人,远比机器制造者、工业顾问和理论家所想象的复杂的多,工厂主对劳动过程或车间控制能力要比他们所想象的差很多,熟练工人的工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新技术上获得更大的控制权。(Lazonick,1990)实际上,马克思的对机器大工业内部劳动过程的分析更适用于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历。(布雷弗曼,1979)
[2] 英国的工会具有典型的行会组织性质,参加某一工会的主要是特定行业的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参见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59)
[3] “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要素”。(马克思,3卷,1975,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