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人大经济论坛与机工华章“品书赠书”活动（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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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与哈耶克，隔着一道巨大的深渊，凝视着彼此。这道深渊，拉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轰轰烈烈的经济学之战：ZF是否应当干预市场。两人同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终其余生，两人始终无法认同对方的观点。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历史上最经典最著名的经济学决斗，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和生计的争论。世纪论战，百年恩怨，凯恩斯与哈耶克，低增长时期，谁是中国经济的救世主？
【活动方式】
活动时间内，直接于本帖后回复，发表你支持的观点或书评。
【获奖条件】
若爱情是文学家的钟爱，那自由放任和ZF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最爱的主题。在追随者看来，哈耶克代表前者、凯恩斯代表后者。你是哈耶克派？还是凯恩斯派？你认为低增长时期，谁会是中国经济的救世主？即有机会获赠图书。

【活动时间】
        2013年4月10日--4月24日

【本期奖品】

        机工华章畅销新书《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本，本次共赠送六本。

【评奖单位】

       由人大经济论坛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共同评选，结果将于4月25日以后于本帖公布

推荐序一 现代经济学争论之源

梁小民

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史。最早的重商主义是主张国家干预的，以后的主流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其间，德国历史学派又回归到国家干预。近代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则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一直到今天，经济学的争论涉及了广泛的内容，但主线仍然是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可以预见，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经济学存在，这种争论就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的“源”当然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但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争论的“源”还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20世纪3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凯恩斯和哈耶克争论的中心是市场经济是否完善。凯恩斯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但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因此需要ZF进行适当的干预，这就是“市场与ZF的结合”。哈耶克则坚定地相信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各种问题都是市场运行中由于货币、投资的问题所引起的，但市场经济完全有能力自己纠正这些问题，因此不用ZF来干预经济。他们在30年代都提出了解释自己观点的资本投资、货币和周期理论，而且围绕这些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他们双方提出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复杂，对方的驳斥也不无道理，但争论的中心始终如一。了解双方的观点，对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极有帮助。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国家有各种调节经济的政策；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就应该让市场经济自我调节。30年代之后，现实问题迫使ZF不得不干预经济，因此凯恩斯始终占了上风，哈耶克及其支持者影响日益减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哈耶克失败了。随着国家干预问题的显现，70年代之后哈耶克的影响又日益增强，他不仅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把哈耶克及其支持者的主张运用于政策，形成了“撒切尔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如今，这种争论仍没有谁胜谁负的定论。可以说，以后某个时期一种观点会占上风，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

本书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为中心，实际上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论及其对政策的影响。要了解当代经济学，本书应该是必读书。

推荐序二

何帆

想象一下有一个买卖思想家股票的股市。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都可以上市交易，他们的行情有涨有落。有些经典的思想家是蓝筹股，他们的沉浮主导着时代的精神。也有些风光一时的思想家很快就被人遗忘，甚至被迫退市。有时候，会出现一匹“黑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受到热捧。活跃在股市的交易者有的是投资者，坚信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对自己信仰的思想深信不疑；也有些交易者是投机者，他们并不看重思想家的内在价值，而是更关心同一时代的人们更偏爱哪个思想家，只要站队站得准，他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要以为这个股市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行情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家即使在死后也难以得到清净，后来的崇拜者和反对者会不断把他们抬出来，或是祭奠，或是鞭笞。我们想要完全做到特立独行亦是难上加难。思想界就是一个江湖，江湖多恩怨，有时候你已经得罪了别人，自己还莫名其妙。

     哈耶克和凯恩斯是经济学界两个最大的蓝筹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家最喜爱的主题，那么自由放任和ZF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最喜爱的主题。尽管他们心里也知道争来争去争不出个什么，但从来没有什么话题能够如此激发经济学家的狂热。在追随者看来，哈耶克就是自由放任的代表，而凯恩斯则是ZF干预的代表。你是哈耶克一派的呢，还是凯恩斯一派的？你必须要做出选择。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他们之间的恩怨，甚至超过了金庸小说中华山派“气宗”与“剑宗”的门户之争，而是达到了“正教”与“魔教”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正如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的，“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其实也说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读读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或许能给我们更大的启迪。在作者的笔下，凯恩斯和哈耶克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身。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要想把他们的思想分歧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比哈耶克年长16岁。尽管哈耶克同凯恩斯一样，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和凯恩斯相比，哈耶克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凯恩斯身上有一股高高在上的贵族气质，他当时已名满天下，而且辩才无碍。哈耶克则从奥地利刚刚来到伦敦，连英语都讲不好。他跟随米塞斯学习的奥地利学派，在英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知晓。就像作者所说的，这是一场龟兔赛跑，一开始，凯恩斯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冲了出去，而哈耶克还在起跑线慢慢地爬。但哈耶克自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进行了四场讲座，招招指向凯恩斯刚刚萌芽的经济学新思想。之后，哈耶克又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猛烈批评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上。这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激怒了凯恩斯，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并在文章中顺带着把哈耶克几年前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批了个体无完肤。这样的辩论丝毫无助于学术的进步。远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奈特关注着这场辩论，他倍觉失望。他说，根本弄不明白这两个人究竟要争论什么。

凯恩斯很快就休战了。不是出于绅士风度，而是因为他正在构思一部更宏大的著作，那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凯恩斯发现他无法赢得政策决策者的支持，也无法说服像哈耶克这样的同代经济学家，于是他希望借助这本《通论》，在年轻学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本《通论》尽管晦涩难懂，但它很快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校园，《通论》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凯恩斯的新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入侵到太平洋的一个孤岛部落，所有的人都被传染上了。比加尔布雷思他们年长的经济学家汉森起初怀疑凯恩斯的思想，后来成了坚定的支持者，他写了一本《凯恩斯理论指南》，俨然成为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在传播凯恩斯主义方面比萨缪尔森的贡献更大，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几代经济系的学生。希克斯原本是哈耶克阵营的大将，后来改投凯恩斯阵营，正是希克斯发明了IS-LM框架，把艰涩的凯恩斯思想用图形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哈耶克也失去了和凯恩斯争辩的兴趣，他转而开始了对极权体制的批判。他在1944年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此书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反对ZF干预的学者将此书视为一颗重磅炸弹。但在当时，哈耶克的思想仍然显得与时代脱节。1947年，哈耶克邀请了60多位好友在瑞士佩尔兰山顶的杜帕克酒店开会。这些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站在阿尔卑斯山巅，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疏离感，犹如圣人遭到了宗教迫害，才躲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佩尔兰山学会，由于佩尔兰是朝圣的意思，因此佩尔兰山学会又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参加第一次朝圣山聚会的大家包括：哈耶克的长期支持者、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教授，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芝加哥大学年长一代的奈特教授以及年轻一代的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哲学家波普等。朝圣山会议之后，哈耶克的个人生活陷入低谷。他因为离婚之后赡养开支增加，急于到美国找一个薪水更高的教职。原本他希望能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但遭到了拒绝。一些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说，《通往奴役之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受这样的罪。最后，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学教授。

哈耶克是那种坚持己见、一肚子不合时宜思想的学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当时蒸蒸日上的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他已经完全过时。奇怪的是，极右派，如极其活跃的安·兰德也说，哈耶克是“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支持他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他的思想。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政治主张上力挺哈耶克，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套路却直接师承凯恩斯，他一上来就是货币总量的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有总量的概念呢？另一些支持哈耶克的学者，尤其是在东欧等地的学者，满怀激情地支持哈耶克，但并不清楚哈耶克赞同的只是个人自由，而对所谓的民主制度忧心忡忡。《通往奴役之路》刚刚问世，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芬纳就写了一本《通往反动之路》，声称哈耶克的著作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芬纳说的是对的，民主制度中天生含有大ZF的基因。

哈耶克苦苦等了40多年才扬眉吐气。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了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结果是两头不讨好。哈耶克发表获奖演讲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缪尔达尔则谴责颁奖给哈耶克。不管怎样，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彻底重生，多年的抑郁症转眼间消失。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补药吃得太多，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难题，反对ZF干预的经济学思潮再度占了上风。当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大刀阔斧地反对ZF干预，实行私有化，创造出奇迹般的辉煌。撒切尔夫人把哈耶克奉为精神导师，说她上大学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20世纪90年代后苏东解体，原来的计划体制纷纷转为市场经济，更是让哈耶克名声大噪。

风水轮流转。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体会到当年哈耶克经历过的遭人冷遇和嘲笑的感受。直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其他经济学家一定会用鄙夷的眼光看你。一批凯恩斯主义学者打算自己办一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最后发现，这个杂志的缩写将是JOKE（玩笑）。这可谓经济学家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加尔布雷思曾经说过的，只需要再来一场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复活。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到来了，一时间凯恩斯的股价又开始飙升。

    本书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凯恩斯读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他给哈耶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不无善意地提醒哈耶克：“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是你从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画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但和别的学者不同的是，他随时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他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放弃一些“外围工事”是可取的。总之，我们一定要干些什么。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天知道。但我只知道的是，大部分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都与凯恩斯和哈耶克无关。

中奖名单：babull，凯恩斯常数，听风的絮语，食神，FLD，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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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或许是20世纪经济学思想两大巨头之间常年厮杀角力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耶克一起，或是独自一人，整夜站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小教堂的屋顶上。1他们的任务是凝视天空，提防德国轰炸机飞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小城市上空倾泻燃烧弹。

1942年春夏两季，为报复英国轰炸了德国中世纪城市吕贝克（那里是U型艇的老巢）和罗斯托克（制造亨克尔轰炸机的地方），德国飞机轰炸了一连串毫无战略价值的英国城市。埃克塞特、巴斯和约克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城里的古建筑危在旦夕。英国新闻记者想出了“贝德克闪电战”（The Baedeker Blitz）这个词，因为德国空军的指挥者似乎是按照贝德克这本德文旅游指南（根据城市的文化价值为其评分）来选择英国的空袭目标。尽管剑桥的重要军工企业寥寥无几，但它有创办于中世纪的大学，所以它铁定进了纳粹的破坏名单。

夜复一夜，国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铁铲作武器，轮流站在华丽的哥特式教堂顶上巡逻（这座教堂的基石，是1441年亨利六世铺下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火警员发现，燃烧弹一旦爆炸，那就无计可施了；可要是燃烧弹落在屋顶上还没被引燃，赶紧把它扔到屋檐的墙壁外边去，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年近60岁的凯恩斯和41岁的哈耶克，双双把铁铲靠在石灰石护栏上，坐在屋顶上静待德国人的空袭。他们都担心自己不够勇敢敏捷，救不了剑桥脆弱的石头房子。

此情此景，跟两位素来反抗纳粹威胁的经济学家分外相衬。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暴政的到来和希特勒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是国王学院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员，他应征加入了英国财政部，从华尔街替协约国筹措资金。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18年，英国财政部留下凯恩斯，要他建议怎样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来。

在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令凯恩斯震惊。正当获胜的协约国领导者在复仇心的怂恿下，用严厉的经济处罚给德意志民族降下苦难时，凯恩斯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蓄意让德国这样一个现代贸易国家沦入贫困境地，会让它的国民陷入赤贫，为极端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条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回到祖国之后，他掏笔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痛斥了协约国领导人的蠢行。这本书畅销全球，将凯恩斯以“平易近人的经济学家”身份送上了国际舞台。

哈耶克同样具备凯恩斯刻薄而犀利的雄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奥地利军队的年轻士兵，从意大利前线回到几乎成为废墟、民众信心尽失的维也纳。没过多久，哈耶克和他全家经历了席卷奥地利经济的可怕的通货膨胀，他亲眼目睹双亲的积蓄荡然无存。此后，凡有人主张用通货膨胀修正破碎的经济，他无不厉声反对。他打定主意要证明棘手的经济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逐渐认识到：以大规模公共开支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不但会带来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会带来政治暴政。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有着默契的看法，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争论未来的经济走向。分歧之处包括政府本身的角色、政府干预经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等。这场辩论逐渐升级，甚至蒙上了宗教世仇的气息。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后，就如何帮助糟糕的世界经济恢复健康一事，两人给出了南辕北辙的意见。到了最后，尽管两人已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一事做到泰然处之，可即便两人故去多年，他们各自狂热的信徒仍然继续论战。

2008年9月，华尔街出现了另一轮崩溃，新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表面上支持哈耶克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实际上却要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要么静观其变，哪怕市场要经历一场可跟80多年前相匹敌的大萧条，也坐视不理、袖手旁观，等它自个儿消停下来；要么，迅速采纳凯恩斯的补救措施，用政府借来的几万亿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一想到纵容自由市场不断恶化会带来怎样触目惊心的前景，乔治·布什来不及多做考虑，就放弃了哈耶克，投入了凯恩斯的怀抱。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督导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举债，把借来的钱注入经济。但刺激资金还没完全花出去，茶党运动就发起了暴力抗议，反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债务水平，要求政府改弦更张。2008年10月，茶党支持者萨拉·帕尔（Sarah Pal）斥责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听好了，美国人民不喜欢政府到处紧急援助。”2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恳请美国人民重读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这一举动重振了哈耶克的声望，早已遭人遗忘的奥地利人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凯恩斯过时了，哈耶克当红了。

是自由市场好还是政府干预好，各方观点争论之激烈，毫不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80年来，这个问题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划为两大阵营。时至今日，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本书尝试对此问题给予解答。

1.迷人的英雄　凯恩斯怎样成为哈耶克的偶像，1919～1927年

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辩论始于一个小小的借书请求。1927年年初，一位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写信给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借一本写于50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所著的名字怪怪的《数理心理学原理》（Mathematical Psychics）。凯恩斯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

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哈耶克，找到了尽人皆知甚至可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呢？对凯恩斯而言，哈耶克的请求无非是他胀鼓鼓邮袋里的一封寻常来信罢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异闻录里并未收入哈耶克的请求，可他本人却早有自觉，深知自己大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会给后代留下馈赠，颇有先见之明地留下了每一份潦草的笔记、每一封简短的信件。他过世后发表的论文，尚在编辑时就足足有13卷。而且，哈耶克当时似乎就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借书请求的重要意义。他把凯恩斯平淡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如今，这张明信片留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哈耶克文存里，它确凿地证明：有关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经济之命运这一激烈辩论，发起第一轮试探的是哈耶克。

哈耶克之所以对埃奇沃思感兴趣，是因为后者详尽探讨的一个主题，后来也吸引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的视线：稀缺资源怎样能最好地将“追求愉悦的能力”发挥至最大限度。书名令人望而生畏，叫《数理心理学原理：数学在伦理学中的应用》（MathematicalPsychics：An Essay on the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Moral Sciences），出版于1881年，是埃奇沃思最出名的作品。它预料到下个世纪经济学家缠斗不休的大量辩论主题，包括“自由竞争”、“博弈论”等概念，以及经济将达到每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都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信念—这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漫长战斗的最重要议题。埃奇沃思还是货币理论及货币体系的早期论述者—在这一领域，到1927年时，凯恩斯和哈耶克也分别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有一个促使哈耶克向凯恩斯求助的小借口：1911年，凯恩斯接任了埃奇沃思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职位。

但哈耶克为什么会认为凯恩斯家里囤积着《数理心理学原理》，就好像后者偷偷藏了一地窖埃奇沃思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原因实在很难揣测。虽说哪怕英国经济学家也没几个人记得住埃奇沃思，可《数理心理学原理》这本书并不难找。英国经济学派（以凯恩斯在英国剑桥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中心）2和欧洲大陆经济学派（以资本投资理论为焦点，以哈耶克在维也纳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首）3固然有着深刻的分野，但两大阵营的接触却很频繁，误解也不浅。马歇尔的经济学以对这门学科的常识性认识和企业实际运营为基础，源自将英国造就成历史上最成功商业国家的浓厚重商主义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诸多概念则更侧重于理论和机理，源自对企业如何运作的智性理解。

奥地利人大多懂英语，熟知英国传统，甚至为之折服；而英国人基本上不懂德文，也忽视奥地利和德国理论家的作品。但对学者们而言，国境线并不能阻挠思想的交流。书籍和期刊的交换往来，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不曾中断，哪怕学者们置身战壕的两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凯恩斯在剑桥的朋友，又是哈耶克的远亲，4他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意大利前线。当时，他写信给凯恩斯说：“你能不能寄一本剑桥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新书给我，等仗打完了我付钱给你。”5凯恩斯及时地照办了。6

就算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藏书无数的图书馆里找不到《数理心理学原理》，接下来就向素昧平生又举世闻名的凯恩斯伸手，也未免有失分寸。凯恩斯可不仅仅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研究生经济学的普通教员。42岁时，他因代表英国财政部出席巴黎和会而名满天下。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凯恩斯向公众揭示了巴黎和会上弥漫着强烈的排外心理和民族仇恨，他不光在英国成了名人，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奥两个战败国也成了名人。

凯恩斯对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的成熟认识相当引人瞩目，英国1914年9月刚一宣战，政府就延揽他去跟美国债权人磋商一笔巨额贷款。这笔贷款数目极大，不仅是因为英国在全世界的战争活动都靠它资助（那时英帝国的领地覆盖了半个地球），还因为美国银行家不信任法国和意大利能偿还贷款，所以宁可把钱借给英国，让后者去给协约国撑腰。凯恩斯的努力极为灵巧，又懂得在官僚机构里迂回跳跃，到战争结束时，他加入了顾问团，建议德国人如何为巨大的战争伤亡和损失进行赔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在历史上达到了巅峰。德奥同盟国和英法俄（后来美国也加入进来）协约国的斗争根源，是国家版图和世界贸易。短短几个星期，双方挖出了绵延上千英里、距离近得喊话都能彼此听见的阴冷战壕，发起自杀性突击。这场战争标志着骑士时代的终结、摩登时代的到来。骑兵和刺刀肉搏慢慢让位给了坦克战、化学武器攻击和空中轰炸。恐怖的4年过去，德国人因为饥饿而无奈投降，到1918年停战时，数千万军人战死沙场，还有800万人“失踪”，2100万人受伤，近700万平民罹难。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不是死了，就是成了残疾人。

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是“我们中欧人的英雄”，7因为他勇敢地谴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领导者对战败同盟国的人民课以沉重的战争赔款。《凡尔赛和约》签订短短几个月之后，凯恩斯就拿出了声讨巴黎和会的《和平的经济后果》，瞬间引发全球轰动。它猛烈抨击了协约国的领导者，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8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9都有不敬之语。凯恩斯预言，沉重的赔款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极端政体，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是相当一针见血的批评，而且最终应验。哈耶克第一次和凯恩斯通信时，并不了解这位年轻的剑桥导师背叛资产阶级立场的前因后果。

凯恩斯出生于学术之家。他的父亲内维尔写过有关经济学的书，是剑桥大学的行政管理员。他的母亲佛罗伦斯也是知识分子，是剑桥纽纳姆女子学院早期的毕业生，也是剑桥的第一任女市长。凯恩斯比自己的父母拥有更多独立和原创的心态。从伊顿公学（英国最出名的贵族中学）毕业后，凯恩斯成了国王学院的本科生，钻研数学。他父亲的导师白胡子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很快将他收为弟子。马歇尔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的作者，在书中，他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给满足需求时价格就出现了均衡，以及物体的用途决定了其价值等。马歇尔对凯恩斯的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劝他放弃数学，把精力转到经济学上来。

在剑桥，凯恩斯和一群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波西米亚的思想成为他余生思想和行为的指引。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10的构成包括未来很快就成名的几位作家，如李顿·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11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2E.M.福斯特（E.M.Forster），13还有视觉艺术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14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15罗杰·弗莱（Roger Fry）16等人。这些人都钦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道德哲学家G.E.摩尔（G.E.Moore）17的思想，摩尔高度重视个人友谊和审美的价值。这个小圈子抛弃了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习俗，尤其是它清教徒式的性道德，圈子里的成员会说一种自创的语言来排斥他人。圈中人错综复杂的爱情生活是它的凝聚力所在。他们门对门地住在伦敦广场布鲁姆斯伯里街区（小圈子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有时也住在英国南部乡下的复古寓所里。

凯恩斯长得不帅，也自认没有魅力，但他有一副存在感很强的好身板。他身高差不多有1.97米，略微驼背—他小学时就这样了。离开伊顿公学时，他就留起了一蓬大胡子。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双深邃、温暖、流露出关注之意的栗色眼睛。男男女女都为他倾倒。他醇厚的嗓音，连那些刻意抵挡他魅力的人都不禁入迷。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这些人运气好，有幸亲眼见到了他。他才华横溢又健谈，兴趣广泛兼有一副好嗓子，很快就折服了我们。”18

凯恩斯和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人走得不那么近，倒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癖好—他狂热地收集当代绘画，是个多产而雄辩的作家，而是因为他所选择的领域。其他人可以欢天喜地地在传统社会之外过艺术家的生活，肆无忌惮地嘲笑既定秩序，但凯恩斯的经济天赋却让他很受战时政府的欢迎。这一点，他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同伴们从不讳言：凯恩斯跟他们鄙视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了。和这个小圈子里不少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一致，凯恩斯认为，政府想要明明白白的决定性胜利，但这个算盘恐怕会落空。要阻止战壕里每天都上演的血腥厮杀，必须承认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尽快休战。

1914年11月，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凯恩斯就发现西线的战事惨烈得几乎让人无法容忍。“我彻底地痛苦难耐，”他写信给斯特雷奇（指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家Lytton Strachey，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成员），“日复一日地看到年轻人走上屠宰场，让我忍无可忍。这所大学已经有5个人，还是本科生，甚至刚毕业的，阵亡了。”19随着战争陷入僵持，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丧命的消息传了回来。“昨天传来消息，我们学校的两个本科生死了，他俩我都认识。”他写信给自己某段时期的秘密情人邓肯·格兰特。“今天，鲁珀特死了。”2028岁的诗人鲁珀特·布鲁克在前往加里波利战场的途中阵亡，这一消息震惊全国，他在国王学院的朋友们尤感悲痛。

尽管凯恩斯有着浓重的和平主义倾向，他仍然乐意把自己的智慧借给战争活动，倒不是说他特别爱国，而是因为他对战时公共政策难题感到好奇。较之其他特别任命的官员，凯恩斯在战争期间所扮演的角色都更为重要。他做得也很好。替他写作传记的R.F.哈罗德（R.F.Harrod）21解释说：“他在协约国的跨国经济活动中占据了关键地位，无人能挑战。他思考政策，实际上，还要承担决策的最终责任。”22这是凯恩斯人生与哈耶克最大的不同点：哈耶克单纯地沉浸在经济理论当中，刻意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凯恩斯感兴趣的却是应用经济学，改善他人生活。

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15年，凯恩斯在财政部的职位和他“战争非道义”的信念发生冲突，逐渐影响到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里的友谊了。1916年年初，他在压力之下，和他们一起做了拒服兵役的登记，以免应征。23斯特雷奇（他的情人格兰特移情别恋了凯恩斯）极为直率地表达了对凯恩斯职位的不满。财政部财务秘书埃德温·蒙塔古发表了一篇针对德国的血腥演说之后，斯特雷奇剪下一篇报道评论，放在凯恩斯的晚餐桌上，并附了纸条说：“亲爱的梅纳德，你怎么还在财政部呢？爱你的，利顿。”24斯特雷奇还对弟弟詹姆斯说，“我本来要写信给他，正巧他跟我同在戈登广场用餐，所以我就把信搁在了他的盘子上。他真该辞职。”斯特雷奇接着说，“他还幻想着为这种人帮忙吗？有什么用？……这可怜的家伙觉得这事儿挺正派，他还承认，有能力把事情干好，让他感到愉悦，这是他留在财政部的一部分原因。他好像还以为，每个星期帮国家省下几百万（英镑），是为国家做了不起的贡献。”25

压力让凯恩斯考虑辞职，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帮他拒服兵役的朋友们开脱，免得他们被送进监狱。但他仍然相信，他参与战争管理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的努力带来了更温和的政策，要是把他的工作交给别人做，恐怕更糟糕。到1918年11月，和平终于降临，他很高兴自己顶住了不负责任地辞职回国王学院的念头。但战争结束并没卸下他肩上公职的担子。1919年1月，他以英国战时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动身去参加巴黎和会，为首相劳埃德·乔治提供谈判策略方面的建议。

凯恩斯对会谈并不心存幻想，他的态度和他为自己参与战争管理的辩解一样：如此密切地参与国家事务，他感到很愉快。他认为，如果有他参加，会谈结果会更公正、更文明。他对自己喂养了战争机器这么久一直心怀愧疚，他希望确保条约公平，借此释怀。诚如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所说26：“他一直在为自己寻找赎罪的办法。”27

协约国最关心的是要让“德国人用土地、海洋甚至空气，补偿因其侵略行为而对协约国平民及财产造成的所有损失。”28在瘦高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的率领下，法国人最为固执地坚持，要让发动战争的战败国偿还对物质和人力造成的破坏，但协约国很快就陷入困境。它们越是要求没收德国的国内资产和海外投资，清算其煤炭和钢铁行业、商业船队等，德国人就越是不可能偿还每年的现金赔款。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竞相独立（它们从前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领土，会把盈余物资送往帝国首都），进一步削弱了战败国的还款能力。

其他的并发症也不少。冲突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在俄国，先是孟什维克民主党人结束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与轴心国和谈，接着布尔什维克又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孟什维克的民主政府。如果协约国对战败国一味搜刮，很可能会破坏战败国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在德国战败看似不可避免的1918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刚遭废黜，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就领导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us League）发动了革命，挑战新成立的民主政府。29然而，协约国还是继续为极端分子创造着滋生的条件。他们一面为怎样榨干魏玛政府而争吵不休，一面继续对德国实行封锁。不久，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席卷了德国和奥地利，民众的苦难为革命者拉拢人心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在巴黎，凯恩斯成了战败国的无声支持者。他认为，不应该把德国给活活饿死，又进而着手确保奥地利得到更仁慈的待遇（维也纳人都知道这件事—年轻的哈耶克也刚从意大利前线回来）。凯恩斯结识了卡尔·梅尔基奥（CarlMelchior）博士，30后者是汉堡沃伯格家族银行（M.M.Warburg）的合伙人，也是德国在巴黎的首席谈判代表。两人秘密会面（此种行为是协约国严禁的），谋划了一笔交易：只要德国商船队向协约国投降，就送粮食到德国去。

1918年5月，凯恩斯代表奥地利挨饿的妇女和儿童提出恳求。根据奠定梅尔基奥协议的会议纪要，“凯恩斯先生声称，对奥地利所处的可怕情况，他但愿自己能设身处地地加以设想。民众大规模地挨饿，（英国）已经借给他们大笔资金来购买食物，还有大量民众没有衣服穿。人民置身绝境，他们已经为参与战争遭受了可怕的惩罚。”31面对奥地利人民的困境，凯恩斯反对战胜国，反对《凡尔赛和约》，这让他在哈耶克和维也纳的朋友们中获得了英雄般的地位。

凯恩斯相信，庞大的赔款会给欧洲带来灾难般的影响，让永久和平的前景越发黯淡。“我彻底筋疲力尽了，一部分是因为工作，另一部分是因为邪恶围绕着我，让我感到抑郁。”他给母亲写信说，“《凡尔赛和约》太离谱，根本做不到，只会带来不幸……我想，我已经成了这一切邪恶与愚昧的帮凶了，但现在它很快就会有个了断。”32他写信给当时假作农场工人逃避征兵的格兰特，说协约国的领导者“本有机会以仁慈甚或宏观长远的立场看待世界，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33他写信给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首相要把我们带入毁灭的泥沼。他提议的欧洲战后安置计划会扰乱经济，让数百万人送掉性命。这场悲惨的闹剧，你指望我怎样为它出力呢？”34此前的一个星期，张伯伦曾表示，“我强烈感觉，您目前继续为国家出力，极为重要。”35但这一回，财政大臣未作回应。

凯恩斯搬出了财政部谈判团队所住的马捷斯蒂克酒店，在巴黎市西边毗邻宁静的布洛涅森林找了处公寓躲了进去。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写信给母亲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只在和财政大臣、财政大臣的盟友，要求对战败国施以惩罚性赔偿的南非战场元帅J.C.斯马茨（J.C.Smuts），36首相劳埃德·乔治会面时才起来……上个星期，我真的到了极限了，我完全不喜欢那样的前景，直接睡到了床上。”37因为深信自己再无法让条约恢复理智了，凯恩斯写信给劳埃德·乔治要求辞职，“我应该让您知道，上周六，我从这场噩梦里开小差了。我在这儿帮不了更多忙了……战役输了。”38

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让凯恩斯难耐心中的怒火，他决定把这次经历好好利用起来。他躲到格兰特和妻子瓦妮莎·贝尔在东萨塞克斯郡查尔斯顿的一间农舍，于短短两个星期里，他热烈地写下《和平的经济后果》，以冷静、全面、无情也略带打趣的口吻，揭露了战胜国索赔主张危险至极的荒唐。他的整体观点是，和谈与和平无关。贪婪地复仇，渴望看到德国永远臣服脚下，有可能会唤起另一场导致世界冲突的“欧洲内战”。39“受疯狂的妄想和鲁莽的自利所打动，德国人掀翻了我们所有人居住其上、建设的根基。”凯恩斯写道，“但法国和英国民众的代言人，却还要冒险把这片废墟毁得更彻底些。”40

凯恩斯希望读者们理解，协约国对德国施以重罚犯下了弥天大错，德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其条约义务。他从斯特雷奇的讽刺作品《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这是一本揭穿英国偶像真实面目的书，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中涌现的护士英雄佛罗伦萨·南丁格尔等）汲取了灵感，对齐聚在威尔逊总统巴黎会客室里的人物做了一番刻薄的白描，调动了公众的想象力。克列孟梭，“一位年迈的老人，平时总把力气留给重要的场合……常常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靠在椅背上，带着灰色手套的双手环扣，搭在前面。”41法国总理的态度是“你绝不要跟德国人谈判，不要安抚他们，你必须对他们发号施令”。克列孟梭相信，“公正公平的和平条约太宽宏大量了……只会减少德国人恢复元气的时限，加快它东山再起、再次蹂躏法国的进度。”42

凯恩斯对劳埃德·乔治的评价同样尖刻，尽管他在母亲的劝说下，省略了一段辞藻华丽的形容：“（劳埃德）这塞壬女妖，这山羊脚的诗人，这半人的访客，从凯尔特巫女横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的时代。”43但凯恩斯仍然保留了如下批评：劳埃德·乔治为确保自己所在的自由党政府获胜，竟在巴黎和会谈判的过程中召开换届选举，而后又跟保守党对手竞相投标，赌谁能最快让德国一贫如洗。

对凯恩斯而言，和约的邪恶之处体现在细节当中。德国要把它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占领的煤炭基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给法国，还要让出本属于自己的产煤大省萨尔和上西里西亚。凯恩斯判断，“没有了煤炭，德国的工业会遭到破坏。”44此外，德国还要把莱茵河等可通航的河流交给一家国际机构，放弃自己的商船队还有大部分的铁路。他认为，“欧洲工业的未来为黑暗笼罩，革命的前景大好。”45

还有赔款。凯恩斯揭穿，法国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德国再度沦落为贫穷的农业国，同时，法国和意大利还有一个次要目标：挽救本国破产的经济。虽然人人都知道，德国业已破产，破产导致了它的投降，它本身再也无力通过税收或借贷来筹集资金，可这没关系，没人在乎。凯恩斯指出，恨意深重的协约国复仇心切，“德国偿还能力的预测值，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期待。”46条约坚持的数目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能力。“事实上，德国是把自己的盈余产能永远地交给了协约国。”47凯恩斯断言，条约“年复一年地剥削着（德国的）民众”，未来终将证明，《凡尔赛和约》“必定是文明史上残忍胜利者所做出的一轮最残暴行径。”48

1919年11月，《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手稿交到了出版商麦克米伦手里，次月付梓上市。就连把情人格兰特输给了凯恩斯，又爱对朋友的文学成就吹毛求疵的斯特雷奇也掩盖不了内心的喜悦。“亲爱的梅纳德，”他写道，“你的书昨天送到了，我一口就把它给吞了……它绝对惊人、绝对可怕。”49凯恩斯半开玩笑地回答，这本书的反响是“它淹没在了……如洪水般的赞美里”，他写道，“每一位内阁大臣都来信说，书里的每一个字，他们都深表认同，等等。我猜隔不了多久，连首相大人也会告诉我，这本书代表了他的观点，写得妙不可言。”50

强硬的大众媒体指责凯恩斯亲德，说他不明白狠狠教训德国人有多么重要。一家报纸建议给凯恩斯授铁十字勋章，那是德国最高的英勇奖励。凯恩斯的东家张伯伦斥责他不忠，“坦白说，我很遗憾，人坐在一个凝聚了如此之多信任的职位上……竟然如此冲动地歪曲他的祖国所扮演的角色。”他写道，“我不禁担心，这样的评论恐怕不会让我们的外交路线变得更顺畅。”51这本书，哈罗德形容是“最优秀的一部英语论战之作”，52斯基德尔斯基则称之为“20世纪文学史上最独特的个人声音”。53它注定要改变凯恩斯的生活。从那以后，他成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宠儿，媒体争着要他对和约、对任何世界贸易与经济的相关事件加以评论。

这本书的销量证明了一切，美国初版的两万册立刻卖得精光。到1920年4月，英国总共售出18500册，美国售出70000册。它被译成了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以及俄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日语和中文。到6月，全球销量超过了10万册。更让凯恩斯高兴的是，它还被翻译成了德语。它的德文版在维也纳大受欢迎。正如哈耶克所说，“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让他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还出名了。”54

2.帝国的终结　哈耶克亲身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1919～1924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战争经历和年长他16岁的凯恩斯非常不同。1914年战争爆发时，哈耶克不过是个15岁的中学生，可惜他个头挺高，陌生人看到他，总问他为什么不入伍。冯·哈耶克一家都是爱国的奥地利人，19世纪末维也纳的完美产物，毫不怀疑皇帝要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的决定。不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要到1917年3月快满18岁时（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才进了部队当上军官。

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是名医生，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大学讲师，因为没能成为全职学者，总怀着一种失败感。为了安慰自己，他在维也纳大学兼职教授植物学。和凯恩斯家族一样，哈耶克一家也多是知识分子。奥古斯特的父亲古斯塔夫是中学的自然老师，他的岳父弗朗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奥地利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奥古斯特受挫的雄心似乎遗传给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入伍服役时，打算一恢复和平就努力到大学当讲师。“我小时候一直怀着这样的念头—人生中没有任何职业比大学教授更崇高，虽说我并不清楚想要钻研哪个科目……我甚至想过当个心理医生。”他回忆说。1

和学业出众的凯恩斯不同，哈耶克是个差生，两次被学校除名，他坦言：“（那是）因为我跟老师惹出了些麻烦，我本来有能力，但懒惰，显得缺乏兴趣，老师生气了……我始终不做作业，指望着上课攒够足够的分数，好胡乱应付过去。”2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哈耶克发现，超群的智力让他在军官训练班上脱颖而出。“虽说没什么特别的天赋，甚至还有点笨手笨脚，但我在七八十名候补军官里总能排进前五六名。”3到他训练结束时，战争已进入最后一年，他到意大利前线当通讯官。他至少有4次差点送了命，有一回，弹片割开了他的头盖骨。另一次，他完全暴露地去攻击南斯拉夫的机枪阵地，事后，他干瘪瘪地形容说，（那是）“挺不愉快的经历”。4他从观测气球里往外跳伞，却忘了摘下耳机，差点儿给勒死。他搭乘的侦察机遭意大利战斗机的狠狠开火。

但大多数时候，战争意味着无止境的等待、拖垮人的无聊。哈耶克通过阅读寻求慰藉，他读完借来的经济书之后，找到了自己激情所寄的学科。“（我碰到的）前两本经济书……糟糕透顶，没把我的激情永远浇灭，倒叫我惊讶。”5他说。哈耶克感到好奇，当自由市场让位给国家需求，和平时期的经济怎样转化为战时经济。他读了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的著作，瓦尔特本来是经济学家，后来进入政界，负责奥地利战争期间的原材料供给。“我认为，他关于如何重组经济的设想，是我对经济学发生兴趣的源头，”哈耶克说，“这些想法，都绝对有些轻微的社会主义倾向。”61

“我从来不算正式的社会民主派，但要是在英格兰的话，我会被算成是费边社会主义[url=][1][/url]者。”7哈耶克回忆说。故此，他比终身的自由党人凯恩斯偏左。自由党是一个呼吁在社会民主主义（目标是以民主的方式在主要产业中引入公有制）和保守主义（以追求自由市场为目的）之间走中间路线的进步党派。“马克思社会主义从没吸引过我，”哈耶克说，“拉特瑙笔下温和的德国社会主义，是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诱因之一。”8轮休时，哈耶克到维也纳大学登了记，一等战争结束就去修读经济学。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哈耶克回到了维也纳，但它不再是哈耶克记忆中那座丰富多彩、成熟而自信的城市了。战争让哈耶克变得身体欠佳。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他染上了疟疾。战败之后，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的皇帝卡尔一世隐匿起来，不再领导以前领土残存的疆域。战争结束后，分裂主义运动在混乱中抢占了优势，独立国家相继成立。奥匈帝国70%的领土都变成了新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匈牙利也脱离了奥地利，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国。剧变甚至影响了冯·哈耶克家族的姓氏：按照奥地利新共和ZF的法令，名门望族不得再使用“冯”这个姓氏前缀。

《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EN-Laye）之于奥地利，并不比《凡尔赛和约》之于德国更轻松。奥匈帝国解体后残存的“德国人的奥地利，”就像是一具没有身躯的头颅。战胜国禁止它把自己称作“德语地区”，未经国联许可，它不得与德国结盟。奥地利人民因为轴心国在战争冲突中破产而遭到掠夺，可战争结束后，这掠夺却变本加厉了。哈耶克回忆说：“维也纳，欧洲最伟大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之一……成了农民和工人共和国的首都。”9没了帝国的供应线，维也纳很快用光了匈牙利小麦和捷克煤炭的储备；面包和电力等基本商品价格奇贵；妇女和儿童上街乞讨。

就在这场地狱般的风暴里，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降临，让哈耶克和朋友们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一如既往，凯恩斯怀着减轻痛苦的愿望，形容奥地利人经受的贫困是战后安排明显最不平等的地方。他控诉协约国领导者对奥地利人的困境冷血地袖手旁观。“在他们眼里，欧洲的饥饿和瓦解问题，不可能唤起（协约国）四巨头的兴趣。”10他写道。四国成员彻底痴迷于复仇，对战败国陷入混乱和革命风潮似乎视而不见。“我们面临的危险，”凯恩斯写道，“是欧洲群众的生活标准，已经降到一些人真正会挨饿的地步（俄国已经到了这一步，奥地利大概也快了）……这些痛苦的人，恐怕会推翻ZF的残余，淹没文明本身。”11奥地利人没有能力偿还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债务，“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凯恩斯写道。12在奥地利，“饥荒、严寒、疾病、战争、谋杀、无ZF状态，就是实实在在的现状。”13

凯恩斯援引了德国ZF的观点：赔偿金会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让德国回到前工业化经济，只能维持当前人口比例中的一小部分。“签署这份条约的人，就是签署了数百万德国男女的死刑判决。”他写道，“对奥地利人的处置结果，和德国人至少相当。”凯恩斯援引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社论：“《圣日耳曼条约》的每一条款，都充斥着残忍无情的气息，觉察不到人类的同情心，践踏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意义，是对人类本身、对一群饱受苦难和折磨的人的犯罪。”凯恩斯评论说：“我对奥地利条约的细节很熟悉，起草它时，我也看过部分条款，但我很难反驳（奥地利人）这股怨气里的正当之处。”14

凯恩斯指出，物价飞速上涨威胁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市民社会。就连哈耶克这样的战前维也纳小康之家，也免不了生活水平大打折扣。1913年一双卖12马克的鞋，10年后转手竟然卖到32万亿马克。一杯啤酒需要10亿马克。百万元的大票子用来点炉子。由于生活用品价格飙升，哈耶克这样家庭的现金积蓄变得一文不值，不动产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忠诚而爱国的奥地利人买下的战时ZF债券，更是成了废纸一堆。

对19岁的哈耶克来说，战争的结束让他的事业道路发生了变化。尽管他在维也纳大学注册了经济学，但他还穿着军装时，也为避免战争“无限期”持续而安排了备用计划。15他打算从前线的危险里光荣逃生：参加奥地利外交使团。他申请转移到空军，漫长的培训过程给了他充分的时间研究外交学院的入学考试。“我不希望做个懦夫，所以我最终决定，志愿参加空军，证明我不是懦夫。”他说。“如果我在战斗机里活得了6个月，我想我就有资格退伍了。现在，一切都因为战争的结束泡汤了—匈牙利分裂了，外交学院消失了，光荣退出战争的动机垮了。”16

哈耶克回到了自己先前的打算，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当时，法律系教经济学。他开始熟悉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奥地利学派还不像它后来那么特立独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学派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它开始大力宣扬自由市场的美德，要对经济采用放任自流的方法。奥地利学派特别关注价格，尤其是产品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竞争货品时可选择的替代品。如果有人买了啤酒，而放弃了买红酒；如果有人拿钱进行投资，而放弃了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人变卖投资，而放弃了投资稍后可卖到的价格—后者就是他们选择前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诸如此类。这就是蕴藏在资本理论背后的机会成本概念：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生产者为稍后提供更有价值的货品而放弃了制造另一种货品。哈耶克最开始读的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7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社会学方法探讨》（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of Social Sciences）。门格尔最先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商品的数量越多，人们就越觉得它价值不高。哈耶克师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后者主张：价格是理解市场运作的关键，企业家是确保开拓新市场取得进展的关键环节。

对哈耶克来说，战后的维也纳是一个探讨经济的完美所在，他免不了要受身边汹涌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影响。他的父亲是医生，可以随行就市，上调出诊费，供得起儿子上大学，但没有闲钱资助他到别处游学了。1919～1920年，由于取暖燃料短缺，维也纳大学整个冬天都不开学，哈耶克到瑞士苏黎世过了8个星期，出钱的是他父亲的植物学家朋友们。哈耶克说，这些朋友“想对营养不良的德国和奥地利孩子表表心意，给老朋友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儿子帮帮忙，他虽然不需要养活，但也同样得了疟疾”。19

“1919年到1920年的苏黎世，让我在战后时期头一回品尝到‘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维也纳仍处在通货膨胀和半饥荒的阵痛当中。”20哈耶克说。因为仰慕在慕尼黑大学执教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21他曾打算到那儿去修第二学位。可1920年6月，56岁的韦伯因为流感过世，这个计划泡汤了—虽说这并不是哈耶克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他解释说：“到了奥地利通货膨胀的后期，我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付不起让我去德国留学一年的费用了。”22但失望里也带来些好处。他没去巴伐利亚读一年书，而是尽力找了份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对他人生和事业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人，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讲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在奥地利ZF有些过硬的关系，得以研究席卷全国的涨价。米塞斯鼻子长，性格自恋，难打交道，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后来成为市场经济之父，为相信经济体中货币数量是理解通货膨胀关键的后世学者带来了灵感。

哈耶克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学习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律（他认为法律是自己的“副业”），1921年11月，他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拿到了学历，从大学毕业。老师维塞尔把哈耶克推荐给米塞斯，到监管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之间战争债务处置问题的ZF机构去做法律助理。故此，哈耶克得以在一个类似凯恩斯的领域里工作。哈耶克与米塞斯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维塞尔在推荐信里对米塞斯说，哈耶克是个“有前途的经济学家”，而自负的米塞斯却对哈耶克说：“有前途的经济学家？我从没在我的讲堂上看到过你。”23但不管怎么说，米塞斯还是把工作给了哈耶克，1921年10月，哈耶克正式上岗。

每个月领薪水支票的时候，哈耶克都要领受一番奥地利失控的通货膨胀。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5000旧克朗伦（奥地利的旧制金币），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拿到了15000克朗伦，作为币值下跌的补偿。到1922年7月，哈耶克的薪水涨到了100万克朗伦，才跟得上超级通货膨胀的脚步。24短短8个月里，哈耶克享受了200次涨薪。1919年1月，1美元可兑换16.1奥地利克朗，1923年5月，1美元则可兑换70800克朗。25为了跟上需求，奥匈银行（Austro-Hungarian Bank）夜以继日地加印钞票。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指出了通货膨胀失控造成的威胁，但他所用的语言日后遭到了哈耶克及其“健全货币”追随者的驳斥。凯恩斯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货币与黄金价格挂钩的固定关系，但由于ZF超发货币来为战争提供资金，这种关系业已失效。凯恩斯提醒读者，货币破产相当于在邀请革命的到来。凯恩斯写道：“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ZF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没收相当大一部分的国民财富。”26他写道：“要颠覆现有的社会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货币更微妙又稳妥的手段了。”27按凯恩斯的推算，1918年11月，“俄国和奥匈帝国（印刷钞票）进入这个阶段后，货币对外贸易的目的其实已经没用了。”但凯恩斯告诫说：“然而，用法律的力量进行价格控制，维持货币的虚假价值，本身就孕育了经济最终崩溃的种子。”28对像哈耶克那样蜷缩在公寓里，因为买不起燃料而裹着冬天大衣的人来说，凯恩斯的警告是完全真实的。

凯恩斯又把思路转到物价通胀和币值猛跌的实际补救措施上。《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的编辑C.P.斯科特（C.P.Scott）委托他编辑了系列副刊，建言解决欧洲重建的问题。很快，凯恩斯提出的这套新论点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副刊翻译成了德语等其他语言，哈耶克、米塞斯和其他学者热切地拜读了每一卷。

“我们全都热切地捧读他的名作……他在《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凯恩斯1923年出版的书，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他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预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发现，叫我更是好生钦佩。”29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预料”到的“小小发现”指的是将货币价格跟黄金挂钩，也就是“黄金本位”，国内价格就会出现波动，并无法控制。各国ZF都面临着以下选择：是要价格稳定的货币，还是要稳定国内价格。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外部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价格水平和汇率。我们必须做出选择。”30这时候，凯恩斯和哈耶克是顺着同样的线索在思考（或许是同时冒出了灵感）—尽管米塞斯警告哈耶克，凯恩斯“在用一些非常糟糕的经济论据支持一桩善良的事业。”31

凯恩斯接受了《卫报》副刊极其优厚的报酬。C.P.斯科特常常在面对凯恩斯时感到挫败，他说凯恩斯是“才华横溢的原创思想家”，但同时“是我遇到的最顽固、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32凯恩斯说服了一大群名人供稿，其中有英国的战时首相H.H.阿斯奎斯（H.H.Asquith）；未来的英国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日后连任三届法国总理的莱昂·布鲁姆（Leon Blum）；英国费边社会民主运动及伦敦经济学院创始人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33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牛津历史学家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和G.D.H.科尔（G.D.H.Cole）；德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甚至还有罗马尼亚的王后。凯恩斯又为这事儿增添了一丝布鲁姆斯伯里的花边：他委托邓肯·格兰特和凡妮莎·贝尔绘制图书的封面。

在1922年4月出版的第一期副刊里，凯恩斯独自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都收入了《货币改革论》。文章的主题激起了战败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自1914年以后无不大幅贬值。凯恩斯认为，要是这些国家将货币恢复战前的币值，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建议，这些货币以当前价格和英镑挂钩，英镑每年价值上浮不得超过6%。34这和英国财政部及英格兰银行的意见相反，后两者都希望英镑恢复战前币值。

货币回到战前汇率的代价是巨大的通货紧缩（价格持续下跌），此外还伴随着高利率，进口多少商品就要出口多少商品。正如凯恩斯所说，“辛苦工作，如同奴隶。”尽管米塞斯心存疑虑，但哈耶克赞同凯恩斯绝大部分的分析。凯恩斯主张，只有价格稳定，才能让欧洲家庭避免更多不公正的伤害—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和通货紧缩都做不到。事实上，他笔下所说的“很少花钱，也不‘投机’，为‘家人提供适当的储蓄’……这样的人却遭受到最沉重的打击，”35这正是哈耶克一家的遭遇：爱国心把他们带到了近乎赤贫的状态。

凯恩斯在增刊中推荐的补救措施第一步，是由ZF管理经济。这一思路，让他与米塞斯、哈耶克及其他自由市场信徒区别开来。欧洲ZF被迫要在通胀和通缩之间做出选择。在凯恩斯看来，这证明了放任政策不再合适。他主张，ZF要采取行动，避免价格波动。

米塞斯以及后来哈耶克相信，市场走向“均衡”的“自然力量”能够让波动的经济恢复秩序。对凯恩斯而言，“袖手旁观”以及受“因故意取消中央控制而带来的机会”敲打，这样的做法不可接受，因为它会严重伤害不可动摇的价格水平。凯恩斯认为：“我们必须摆脱对‘有意识地决定监管价值水平’的深刻不信任。”36

凯恩斯无情地批评了美国为维持美元币值而将之与黄金挂钩的做法，他说：“兰德的矿工们辛辛苦苦地把黄金挖出地面，华盛顿却又把它埋进了白宫。”37与此同时，他评论了自由市场与管制经济的相对优点。根据他的推算，金本位（即货币价格与金价挂钩）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它的交易价格是由中央银行规定的。“现代世界使用纸币和银行信贷，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没人能离得开‘管制’货币。”他辩称，“（货币）可兑换成黄金，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黄金本身的价格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38未来的哈耶克亦采纳了这一思路。

凯恩斯还着手检验了经济会随时间达到休止点、人人都上岗就业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这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传授给他的“真理”，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信条。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价格随时间推移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说，“就长期而言”，系统内的货币数量和稳定价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恒定的关系。然而，“这一长期，对当前事务而言起到了误导作用”，39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价格与货币数量关系的是货币的花销速度（“流通速度”），它能调整价格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均衡状态固然取决于“长期”，但他话锋一转，给出了自己最出名的一句评论，“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40

尽管凯恩斯旨在观察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但他发现，对所有意图评估均衡理论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人来说，“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虽然要到几年后凯恩斯才逐渐放弃对均衡理论的信念，但此刻的他，找到了一种解释的途径：为什么理应出现的均衡状态无法治愈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均衡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总会达到人人都就业的状态，凯恩斯却发现，长期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时限，总是设定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这就像棍子上拴着胡萝卜哄驴往前走一样，长期永远遥不可及。所以，当后来者提出，长期而言，用公共支出解决失业率会造成通货膨胀，用凯恩斯的这句话来还击方便又好用：“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说到汇率在决定通胀中所扮演的角色，凯恩斯的观点对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学派信徒尤为切题。大多数欧洲ZF允许货币自由浮动，视整个大陆是否能恢复到1914年的经济状况而决定，奥地利ZF却打算立刻提高克朗伦的币值。ZF以削减公共开支为条件（包括削减70000个ZF岗位，取消食物补贴），从国际联盟贷到了一笔款项。1925年，克朗伦以高币值和金价挂了钩。凯恩斯的《卫报》文章点明了包括汇率管理在内的原则，哈耶克和同事们则从近距离见证了提高克朗伦币值等举措带来的惨痛后果。

哈耶克很快感到不安，决定亲自到美国去看一看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运作。多亏了ZF薪金一直按通货膨胀加以调整，他的收入跟得上涨价的步伐，还能省下来一点点。1922年春，米塞斯把哈耶克介绍给了纽约大学教授耶利米·惠普尔·杰肯斯（Jeremiah Whipple Jenks），后者正随同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群金融专家访问维也纳，他们受德国ZF的聘请，为如何稳定马克币值提供建议。41杰肯斯打算写一本有关中欧国家经济饱受战争蹂躏的书，便邀哈耶克到曼哈顿做该项目的研究员。

因为手头的钱太紧了，哈耶克买的是横跨大西洋的单程票—往返票他买不起。为了节省电报的费用，他也没告诉杰肯斯自己到的日子。1923年，哈耶克口袋里揣着仅仅25美元，在曼哈顿西城的客轮码头下了船，赶到杰肯斯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接待人员却告诉他，教授暂时联系不到。哈耶克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身无分文，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决定在杰肯斯回来之前先找份工作，就到第六大道上的一家餐厅去洗碗了。他刚把双手埋在泡沫里一个小时，就接到了杰肯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经济学家回来了。这是哈耶克最后一次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他活了整整92个年头，从来没为私营部门工作过。

哈耶克立刻有滋有味地在美国展开了新生活。他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J.D.迈吉（J.D.Magee）手下进修博士；参加了商业周期（即经济快速增长、兴旺繁荣的时期过后总跟着经济衰退、经济活动收缩的时期）权威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大受欢迎的讲座；42还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德国社会学家J.B.克拉克（J.B.Clark）举办的讲座。哈耶克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诡秘运作很感兴趣，凯恩斯曾详细说明了该机构囤积黄金、操纵货币的做法。接下来，哈耶克还为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短期工作过，索普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经济顾问。这一时期，他收集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业绩效波动信息，并开始对商业周期的性质和可预见性展开思考。

1924年5月，用光了金钱和运气，哈耶克再度起航横跨大西洋。刚回到家，他便收到一封授予自己洛克菲勒奖学金的信，要是这封信来得早些，他还能再在美国多待一年。但奖学金来得太晚了。接下来的25年，哈耶克都没回过美国。

（哈耶克+凯恩斯）/2

诶，我去，先给楼主一本，这打这么多字不容易啊。这本书怎么就用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不是自由主义vsZF干预？用两个人来说明会不会指代性不足？其实自由主义与ZF干预的争论由来已久，纵观经济学史，也没有谁对谁错的结论，无非是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决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当然不否认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状况。好比在大萧条时期，是由于之前的自由放任导致的，然后就有了国家干预，随着干预的深入就出现了滞涨，这个时候自由主义好像有了机会，于是又被重新提起，但我们知道当时是供给学派给出了解决的办法，而里根同学很谦虚，同时使用自由主义，供给党派和凯恩斯理论来搞活经济，不过最后是赤字越来越多……这个虽然不是凯恩斯的赤字政策，但是是由于减税导致的，所以说，是自由主义还是ZF干预，还是其它，要看经济是什么状况。

都需要
关键看社会经济处于什么状况
实事求是分析  才能确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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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ZF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凯恩斯认为，标志着一个周期结束的大规模失业和困难，可以靠ZF开支来缓和。凯恩斯的主要经济理论有就业理论、工资和货币、物价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如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充分就业的社会。但是，充分就业并不排斥两种失业的存在：一是摩擦失业，二是自愿失业。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凯恩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论述，把分析的重点由供给转移到需求，把总需求函数视为决定就业量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有效需求原理实际上是一种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
      哈耶克主义主张：社会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有意设计之产物。由于人类理性是有边界和限度的，在世俗社会中，没有一个全知全能者能够掌握人类全部真理，为所有人安排一种生活方式，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因此必须赋予个人以自由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哈耶克认为，改变经济的自然平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哈耶克的主要经济理论有消费者主权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货币非国家化的政策主张、自由主义思想等。 如哈耶克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经济和自由经济，如果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是由私人经济提供的，那么私人经济必然会按照交易的实际需要来提供货币，如果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剥夺了私人经济自行提供交换媒介的可能性，那么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大规模失业；一方面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发生，也是因为ZF垄断货币发行权，滥用这种权利制造财政赤字的结果。
      凯恩斯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启示主要有：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特别要注重经济运行过程中制度和结构的相应变化，尽可能做到政策和体制联动，财政支出要向有利于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转换方向的项目倾斜，缓解那些经济中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哈耶克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启示主要有：其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所造成的种种弊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凯恩斯主义；哈耶克关于重视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主张生产应当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的思想，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借鉴作用；哈耶克提出加强法制建设，反对个人极权的问题，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一定的启示；哈耶克准确地把握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对我国ZF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他重视法律对经济的规范作用，反对人治，倡导限制ZF权力的滥用，主张在公共部门领域引入竞争反对垄断等观点都具有现实意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ZF；相反，它需要在ZF的法治之下方能平稳运行。
       二者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既需要ZF的管制和调控，也需要创造它所管制和调控的自由市场。投资本没错，看它是否投在最符合价值观念的地方，都需要制度的制约。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应明确职能和衡量标准，以维护市场经济运行为准绳，从形式上符合法治的要求。明确了这一基本理念之后，我国ZF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应有很多活动空间，并且应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哈耶克的理论单纯强调法治的原则，没有顾及必要的社会正义。ZF除了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外，还应提供一些政策支持，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以维护社会安定。正如本书中所说，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其实也说不出来。而在本书中凯恩斯和哈耶克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身，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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