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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论文范文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试论中国遗产旅游研究进展探讨来源:人大经济论坛论文库 作者:郭品超 时间:2014-10-14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


试论中国遗产旅游研究进展探讨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遗产旅游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整理,对国内遗产旅游的研究进展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遗产旅游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中国 遗产旅游 研究进展 结论与评述 

  截至2012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3项,其中自然遗产9项,文化遗产30项,双重遗产4项。“申遗”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学者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近年来,遗产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关于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国外对遗产产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刘庆余等,2005),其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较为成熟,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案例研究为支撑,保障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国在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组织之后,开始对遗产进行研究。遗产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但人们对遗产旅游的概念还很陌生。直到1999年,王大悟在诠释生态旅游和遗产旅游概念的时候,首次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概念,他指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遗产资源和自然遗产资源两个方面,并且包含了生态旅游概念。此后,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逐渐展开。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遗产旅游业的发展逐步进行,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遗产旅游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为下一步的研究及我国遗产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及思考。 

  1我国遗产旅游研究综述 
  1.1遗产旅游基本理论研究 
  1.1.1遗产旅游的概念 
  遗产旅游的概念,在国内外是有争论的。由于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内容也不尽相同。对于遗产旅游的概念研究,国外学者对于遗产旅游囊括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存在争论,他们对遗产旅游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其文化属性方面,而我国学者的定义更多的是倾向于对遗产旅游的解释性说明和保护开发。谢朝武(2003)认为,文化遗产旅游是以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物质遗存作为主体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邓明艳(2005)认为对世界遗产旅游的定义要考虑到旅游者的动机和旅游吸引物,她将世界遗产旅游定义为:以世界遗产为吸引物,到遗产地去欣赏世界遗产的景色、体验或学习世界遗产文化的旅游活动。罗佳明(2004)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了遗产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区别:遗产是历史保存下来的,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遗产旅游仅仅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遗产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的回归自然和历史的旅游。刘庆余等(2008)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将遗产旅游定义为:以遗产资源(目前主要是世界级遗产)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去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氛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动,使旅游者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体验。王镜(2011)认为遗产旅游概念的内涵是旅游者从事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和愉悦等旅游体验活动,这些旅游体验活动与遗产文化有关,是对遗产文化价值和内涵的体验。关于遗产旅游的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一一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黄亮,2006)”。 
  1.1.2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 
  近年来,旅游对遗产地环境、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众多的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对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对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作为遗产地的保护、规划、管理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亦保证了旅游者在遗产地的体验质量。崔凤军(1997)采取静态模型研究方法,对泰山主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作出了系统测算,揭示了其时空分异规律,剖析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资源的利用强度,提出了旅游调控策略。章小平(2007)从生态容量、资源容量和地域社会容量三个视角对九寨沟的环境容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并对九寨沟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定量分析,最终得出一系列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的结论。张钦凯(2010)通过对制约石窟类景区容量的要素进行分析,提出了影响石窟旅游环境容量的各项因子以及使用权重分配法来确定最终容量的思路。 

  1.2遗产旅游地研究 
  1.2.1遗产地的旅游资源及其保护利用研究 
  探索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确定、调整它的利用方式及方法,是遗产旅游基础性、关键性的工作,也是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的核心问题。崔凤军(1999)在论述泰山宗教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泰山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了其宗教旅游特征,提出了不同主题的旅游开发策略;吴有训(2002)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黄山冬季旅游气候资源,提出了发展冬季旅游的建议;胡善凤(2002)分析了黄山旅游资源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对黄山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措施;陶建军(2009)对湖南省衡山和雪峰山旅游气候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的研究;万寿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李星,2011);武当山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颜丽丽,2010)。总之,这些都是在对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保护与开发策略。 
  1.2.2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研究 
  对遗产地生命周期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遗产地旅游规律,了解市场需求,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延长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实现遗产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地,其生命周期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规律。近年来,遗产旅游业逐渐兴起,许多学者越来越关注于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
  杨效忠等人(2004)以普陀山为例,探讨旅游地生命周期与产品结构的演化关系。孙根年等(2007)以秦俑馆为例,对其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秦俑馆入境旅游呈波浪式的“扇贝型”增长,国内旅游呈“主循环—再循环”模式,两者的生命周期呈现出不同模式。丁健(2000)等对建水燕子洞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研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和衰落阶段。他们还分析了影响该洞旅游生命周期的各主要因素,并提出重振建水燕子洞旅游业的对策和建议。程晓丽(2008)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对九华山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九华山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目前正处在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延长其旅游生命周期的具体对策及建议。 
  1.2.3遗产真实性问题研究 
  发展遗产旅游,利于筹集遗产保护资金,强化遗产保护意识,然而,遗产作为旅游产品,必然被商业化以适应市场需求。在实践中,遗产地发展旅游导致过度商业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五类问题:遗产地“改名风”、“为遗产地命名”、“在遗产地建设旅游设施”、“在遗产地进行旅游展示,在讲解中以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传说和神话,代替基于文化、历史、科学的介绍”,以及“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产品复制”(徐嵩龄,2003)。遗产的过度商业化进而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原真性对于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体现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本质属性(阮仪三,林林,2003)。许多研究者指出原真性能够提升遗产旅游的品质,同时,原真性是把遗产和旅游联系起来的关键点。原真性对于遗产旅游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作为推力,对于个人的遗产消费决策很重要;作为拉力,对于遗产目的地的吸引力很重要(陈勇,2005)。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的偏好(徐嵩龄,2008)。然而,我国遗产地在原真性的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徐红罡等(2012)以西递宏村为例,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指出:由于政府本身的角色和身份的影响,原真性理解和执行受到了其角色的限制,是一种高速经济增长和满足各级部门保护要求的目标纯粹、手段单一的方案,完全缺乏了对居民的声音的考虑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对遗产的更全面理解。


1.2.4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研究 
  在自然遗产的可持续研究方面,骆培聪(1997)以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区域,对该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彭翔(1999)指出了旅游业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影响及成因。徐嵩龄(2002)对黄山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全华(2003)通过实地监测并全面分析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演变趋势,证实了景区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影响因子和最脆弱的环境因子。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面,陈峰云等(2007)以平遥古城为例,系统总结了古城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了这对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卢松等(2005)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对象,在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展开分析,计算了西递景区不同季节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保继刚(1987)对“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探讨。翟向坤等(2009)对北京“世界遗产”旅游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1.3遗产旅游管理研究 
  1.3.1经营管理模式及体制研究 
  “世界遗产”的市场化经营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经营和股份制企业经营两种模式(孟华,2005)。两种经营模式的实质是产权的改变,二者均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保护权与开发权或完全分离或不完全分离。正因为如此,引起了产权问题的争论。经营管理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移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另一种是提出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徐嵩龄,2003)。朱建安(2004)指出: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在我国缺乏实施的财政、行政管理和法治条件,所以说第一种模式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王兴斌(2002)提出遗产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护权分离与制衡(简称“四权分离与制衡”)。然而,徐嵩龄(2003)认为“四权分离”是不恰当的,对遗产价值、遗产保护和管理标准、遗产事业使命缺乏完整而准确的理解。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遗产旅游业制度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1.3.2利益主体研究 
  李凡等(2007)以广东省大旗头古村为例,应用利益主体理论,在对利益主体调研的基础上,将古村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密切型、中间型和疏远型3种。张伟和吴必虎(2002)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并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苏明明(2012)以慕田峪长城为例,研究了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社区参与管理的重要性。黄昆讨论了景区利益主体的含义,探讨了各利益主体对景区环境管理的影响,提出各方要共同参与景区环境管理。周年兴等(2005)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为例,列出了风景区规划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运用相关关系矩阵分析了他们之间利益关系,最后确定了主要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规划和行动决策。 

  1.4遗产旅游者体验研究 
  作为体验时代的遗产旅游,是遗产保护、利用和遗产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实现高水平的遗产旅游,实现游客对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并获得愉悦,旅游体验应该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层研究内核(王镜,2011)。黄耀丽等(2006)以沙漠旅游为例,从旅游者切身感受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沙漠特色旅游体验的形成机理来认识旅游开发及服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沙漠旅游发展的途径:树立一切从“旅游体验”出发的理念,贯穿于开发规划、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之中。罗佳明(2010)探讨了遗产地精神与体验旅游的融合;王镜(2011)在调查了600多名西安市遗产旅游者的基础上,从三个视角对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遗产旅游者普遍在旅游后产生了“对西安遗产文化了解”的自我评价降低的现象,反映了遗产旅游体验对于重游的特殊要求;张建忠(2012)通过对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体验旅游的开发研究,提出了游客对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两个核心层面:原真性真实与结构性真实。 

  1.5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 
  遗产旅游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考价值,然而普通游客难以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些遗产的重要价值,这就需要在遗产旅游资源和游客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遗产旅游的发展依赖于旅游解说系统,一个完善有效的解说系统能够提高游客的游览质量,从而增强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 
  国内对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解说的内涵与功能、解说系统的介绍、解说存在的问题等。作为旅游休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认识解说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学者对解说形成了不同的理解。陶伟认为解说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现象的“翻译”,以便于观众(如:游客、参与者、任何接触到的人)能够更好的理解和享受。张明珠(2008)认为旅游解说系统是指通过运用沟通媒体帮助游客了解特定信息,达到保护资源、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源、游客、社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关于解说系统的功能及作用,邓明艳(2010)认为,解说具有扩散旅游客流的功能。陶伟(2009)认为解说是一种重要的遗产保护策略,能够通过影响游客的知识重组和行为意图,帮助达到旅游可持续发展和遗产资源有效保护的双赢目标。闵庆文(2012)指出:“科学性解说”是遗产旅游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2结论与评述 

  国外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关注实践,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增加了案例研究的实用性和深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因此,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借鉴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较为广泛地涉及到遗产旅游的概念定义、系统理论、关系和影响,加强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结合我国遗产旅游地实际情况,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相关遗产理论。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加强遗产理论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二是实践研究中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深化与结合。对于定性研究,研究人员在案例调查的过程中要深入、系统,拓宽定性研究的视野;对于定量研究,研究者应加强在数据来源和分析检验等环节上的严密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紧密结合,做到持续、系统、深入的跟踪研究。 
  三是加强对遗产旅游者的动机、行为特征、体验等方面的研究。遗产旅游者是遗产旅游的主体,加强对旅游者的研究,有助于旅游把握市场需求。将遗产旅游资源的研究引入到市场化、产品化的方向,适应当前和未来旅游市场的需求,是需要我国遗产旅游实践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是加强对遗产旅游市场营销的研究。目前,国内遗产地旅游营销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遗产地遗产资源,以后的研究应重视挖掘遗产地的特殊价值,在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属性、利益、价值、个性及旅游群体等方面多开展深入的研究,同时要加强对产品定价、遗产地旅游形象、市场及营销策略的深入研究,促进遗产旅游业健康发展。 
  五是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重立法与管理,紧密追踪实践,而国际遗产旅游研究重行业和市场营销的研究特色,相信是不同社会背景和遗产旅游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应该以发扬特色、积极创新的态度,结合国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促进研究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并发挥研究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


参考文献:
   《跨国购并的迅速发展及其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5期。《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内直接投资的回顾》,《外国问题研究》2001年3期。《发达国家IT产业的衰退与世界经济的连锁危机》,《学习与研究》2001年6期。《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郭连成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中国财政出经济版社2001年6月出版)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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